政治寓言还是心灵按摩？《疯狂动物城2》的内涵与局限

在这座外人眼里繁华而梦幻的大都会中，霓虹灯的流光溢彩却难以掩盖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摩天大楼的阴影是犯罪与腐败的温床，民主制度的脆弱面纱下政治阴谋正在酝酿。人们能够自由地追求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多元的文化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但各方势力也肆意撕扯着这座城市，掌权者不满足于已经到手的果实，败亡者也暗中谋划着反攻倒算。正如《圣经》所描绘的古巴比伦那样——文明辉煌与道德颓废并存，倾倒的巴别塔象征着不可调和的社会撕裂，一切繁华似乎不过昙花一现。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来自制度边缘、对内情知之甚少的警探，起初只是试图追踪某些寻常犯罪的线索，却意外踏入了权力、财富与贪婪所编织的巨网，最终打破了这座都市中危如累卵的平衡并揭示了令人不安的真相。

这个故事发生在《巴比伦柏林》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柏林、《银翼杀手》里赛博朋克未来的洛杉矶、《火线》里毒品泛滥的当代巴尔的摩，以及……《疯狂动物城》系列中的动物城。

如果说《疯狂动物城》第一部的叙事尚局限于种族平等与文化多元这类老生常谈的美国“自由派”价值观，那么第二部的信息则更加深入而复杂：平日里慈眉善目的大财团，实则在幕后像傀儡师一样操纵着台前的政客们；邪恶势力不仅窃据另一个族群世代生活的土地，还要将其污名化为危险分子再踏上一万只脚。如此纷繁的线索自然触动了许多有心观众的神经，一些评论者更是将动物城第二部视作“激进的政治隐喻”，或是看到了所谓跨国财团操纵民主政治的“深层政府”，或是将林猞猁家族解读为对以色列“定居殖民主义”的讽刺。不过，这类影评只有一个问题：像华特·迪士尼公司这样一家与西方主流文化深度绑定的跨国传媒巨头，当真会斥巨资制作一部如此具有批判性甚至自身都属于讽刺对象之列的电影吗？

“领地性动物总是忍不住扩张领地的欲望”

《疯狂动物城2》剧照

借动物城地下世界的教父“大先生”之口，电影用动物本性解释了反派的动机。贯穿《疯狂动物城2》全片的反派是一家加拿大猞猁，现实中这种动物就像其他猫科动物那样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一片区域通常只能存在一只雄性猞猁，只有雌性猞猁与其后代间才有一些社会性联系。在电影里，心狠手辣的林猞猁家族曾经设计陷害蛇类、将它们从动物城驱逐到另一片大陆，故事的时间线中又推动对水生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社区“沼泽市场”的拆迁改造，目的都是扩张自家所居住的冰原土地。更恶劣的是，林猞猁们将蛇类污名化为危险的杀人凶手，成功在整个动物城营造出了一种对蛇类乃至爬行动物的厌恶和排挤，倘若没有主角一行努力赢来的翻案昭雪，那么似乎永远也不会有人质疑猞猁们血腥的原始积累了。

林猞猁家族身上的“既视感”或许太过明显了。外国影评网站Letterboxd上一条获近四千赞的热门影评写道：“迪士尼是被骗来拍了一部支持巴勒斯坦的电影吗？——可不是嘛（敬礼）”。这种犀利的解读显然难以登上主流媒体的大雅之堂，但在国内外网友中绝不少见，因为自2023年巴以冲突重燃以来，这桩历史重案在国际社会和舆论上已经激起了太多争议和同情。人们在动物城的故事里看见了“定居殖民主义”的阴霾，一个族群用武力赶走了另一个族群，剥夺并占有后者世代生活的土地，甚至连他们存在的痕迹都要被抹去——动画里的蛇在动物城居民的记忆中定格为罪犯，他们的社区则被埋在冰原区厚厚的积雪之下；而在现实里，在那些1947年联大决议划归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在被称作“纳克巴（Nakba）”的持续了七十余年的难民潮中，近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许多昔日的阿拉伯村庄和城镇早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犹太人定居点和希伯来语地名。

与电影中林猞猁家族的动物习性“领地意识”类似，以色列将领土扩张视作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就在2025年5月，以色列政府批准了近年来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合法领土上最大的一轮定居点扩张，以国防部长伊斯雷利·卡茨称此举旨在“建立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区，以预防一个必将威胁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在舆论战场上，猞猁们把蛇构陷成一百年前杀害乌龟女仆的凶手，好让动物城的居民同情自家的领土兼并，而以色列的宣传机器则全力宣扬哈马斯的恐怖组织性质及2023年10月7日被绑架的人质，却极少直面以国触犯国际法的行径和以色列国防军的战争罪行，仿佛对手的一次袭击就能将自家的历史包袱一笔勾销。

不过，“索隐派”解读当然少不了被泼冷水。在Letterboxd的那条热门影评下就有人回复，“你真觉着一家亲以色列的公司会制作一部支持巴勒斯坦的电影么？”实际上，两部动物城主角兔子朱迪的配音演员吉妮弗·古德温（Ginnifer Goodwin）本人就对巴以冲突持有争议立场：2023年冲突爆发后，古德温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声援以色列，声称席卷全球的声援巴勒斯坦示威将威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区，还与不少亲以的右翼活动家偶有往来，她的亲以立场导致《疯狂动物城2》一度在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左翼网民中遭到抵制。迪士尼公司虽然更少直接表达政治立场，竭力避免争议话题而维持与其IP和作品一致的无害形象，但2023年冲突伊始迪士尼给以色列提供的两百万美元捐款，依旧导致这家传媒巨头在左翼网民心中被贴上了亲以色列的标签。要将这种背景下制作出的电影解读为对以色列的讽刺，着实需要一些对编剧们春秋笔法的大胆想象。

在中文互联网上，另一种解读是蛇类或爬行动物代表了华裔：以开发为名侵占爬行动物社区的行径象征着美国各大城市历史上对唐人街的粗暴拆迁改造，而蛇类的污名化反映的是上个世纪在西方流行一时的“黄祸论”，主要论据是盖瑞·一条蛇的配音恰是美籍越南华裔演员关继威。电影中蛇类最早设计了对动物城的繁荣至关重要的气候墙，却被林猞猁家族窃取果实后全面驱逐，而现实中自19世纪末陆续抵达北美的华裔移民为开发西海岸和建设太平洋铁路付出了血汗，等来的却是数次针对华工的屠杀和一纸《排华法案》。

抱团取暖的华人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大城市建立了唐人街，但美国政府对基本权利和正常经营的重重限制导致许多华人转向非法勾当，老唐人街成为了帮会、鸦片、赌博和风俗业的沃土。伴随地下产业而来的污浊与混乱又为政府侵犯华人社区提供了理由，华人在1900年的旧金山瘟疫中被视作疾病之源，当地政府以防疫为名全面封锁了唐人街、肆意查禁店铺乃至焚烧华人的个人物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洛杉矶为了建设新火车站“联盟站”，以华人社区市容脏乱、“会给旅客留下极坏的第一印象”为由，整体拆迁了唐人街并强制迁移了华人居民。今天，唐人街的旧城改造依旧牵扯着北美华人的切身利益：2023年，费城的NBA篮球队“费城76人”计划在该市市场街（Market Street）投资13亿美元新建一座巨型体育场，但相邻的费城唐人街则将因此部分拆迁改造，当地华人社群和同情华人的进步组织反应迅速，组成了“保卫唐人街阵线（Save Chinatown Coalition）”，在接下来的两年间采取从街头抗议到法庭申诉的各类手段阻止建设计划，时至今日这场抗争仍在进行时。

《疯狂动物城2》剧照

身为熟知北美华人血泪史的中国观众，我们当然会对这样的解读更加感同身受，但倘若从这种共情的视角抽离出来，动画对蛇类和爬行动物的描写似乎又不大可能独属于华人。据《前进报（The Forward）》的影评分析，动物城中被猞猁侵占的沼泽市场更明显的模板是美国南方、尤其是新奥尔良地区：温热潮湿的气候与沼泽地貌，浓重的口音，以及地下酒吧里的爵士乐，而当地的黑人社区同样屡屡遭到白人政府和财团的排挤与侵占。电影中蛇类和爬行动物角色的姓名则更接近于拉美裔：盖瑞·一条蛇的姓氏de' Snake化用了罗曼语（如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常见的表示贵族出身的助词de，而主角一行在地下酒吧遇到的荷苏蜥的名字Jesús则是常见的拉美人名。如此，电影更明晰的指向是美国语境下传统的“政治正确”，即对非裔和拉美裔社区不公待遇的关切——至于这种关切有什么局限，本文稍后会继续探讨。

“深层政府”还是阴谋论？

一些评论者指认《疯狂动物城2》有着某些激进政治隐喻的另一重证据，是该片描绘了身为大财团的林猞猁家族将政治与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幕后操纵动物城的民选政府和理应维护正义的警察局，反映了所谓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面纱之下金权政治的腐败内核。动画所描绘的林猞猁家族与第一部中戏份更多的黑道教父大先生不同，后者的权威依赖于地下世界的非法暴力，因而对代表了法律与秩序的警察避之不及；但林猞猁家族的势力植根于对正式体制的利用，先是伪造文书窃取专利、使自身作为发明家和资本家的地位得到法律认可，又扶植民选政客作为代理人的白手套，间接操控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合法暴力机器。

这也是一些人再度将林猞猁家族与以色列或犹太民族联系起来的依据：在常见的阴谋论中，以色列不仅是一个屡屡侵犯国际法的主权国家，其势力更凭借所谓“跨国犹太财团”超出国界、间接操纵或影响着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诚然，现实中的以色列通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等合法游说团体和其他非正式渠道对美国的政治过程施加了巨大影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在其著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中提出，亲以力量不仅持续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就连在舆论和学术界一定程度上都有着操控议程的力量。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的亲以团体也与美国政府形成共谋，积极参与了要求大学校方遏制校内反战学生运动的施压，最终形成了以“肃清反犹主义”为名的席卷高等教育界的文化运动。

但是，这种影响力显然并不等于刻板印象中的“深层政府”。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参与政治过程并不是某几个国家或团体的专利，无论一国采取何种政体，政府和政治权威都远非一般想象中的铁板一块，各个部门、政党、政府层级和执政集团的内部派别总会形成“政出多头”的现象，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总是充斥着利益集团的角力，美国有成规模的游说集团和政治献金，别的国家也有，只是一些国家的国情、历史背景和制度设计导致一些特定的团体暂时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以色列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同样应从这种结构性的角度理解，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将其称为“一个由个人和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包含了一系列利益考量和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以色列政府关联机构、犹太裔美国人社群、特定企业和商界团体、智库或传媒、新保守主义者和福音派基督徒，与其说这些彼此间缺乏共同语言的多方势力有什么办法暗中操纵美国政府，不如说他们是与美国政府中的鹰派和右翼人士一拍即合、进而形成了共谋与共生的关系。

至于《疯狂动物城2》中的林猞猁家族，大抵更符合那种更传统、也更不真实的阴谋论形象，即一些家族或秘密团体制订了一套暗中统治世界的计划，利用或明或暗的手段扩张财富和权力，并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功实施了这些阴谋，把政治变成了烟雾缭绕的小房间中的一场游戏。倘若将这种叙事与现实中的以色列对号入座，就落入了一条比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更古老的危险滑梯：过度夸大跨国犹太社群及其政商活动的影响力，很容易就成了“某国沦为犹太人的傀儡”“犹太人密谋操控世界”等阴谋论的论据，而这些阴谋论历史上又曾引向更血腥的欧洲排犹运动乃至纳粹意识形态。一些以色列公民或海外犹太人拥护以色列政府及国防军的罪行，但无疑也有许多人积极反对这些罪行，将前者上升至整个民族而忽视后者的存在就陷入了种族主义的颟顸。

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内在矛盾进行政治经济分析，与指认某个幕后黑手的阴谋论叙事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边界：我们不难为前者找到翔实的证据，诸如现实存在的游说团体的活动、政党或政客收到的政治献金、媒体或智库等机构间的利益网络、一国外交或内政政策中统计意义上的偏见等等，但后者往往只能依托些在既视感与对号入座基础上的自由心证。因此，迪士尼再次显得十分“无辜”，毕竟动物城只不过做了其他欧美影视作品都会做的事，即塑造一个有些现实基础、却不影射任何具体对象，在艺术加工后近乎全知全能的家族或财团，作为剧情设定中的“大boss”——《继承之战》的洛伊家族、《阿凡达》的RDA公司、《生化危机》的保护伞公司、《黑镜》里五花八门的科技企业、当然还有动物城明确致敬的《教父》的柯里昂家族。有心的观众也许会从这些主流电影和剧集中品出某些抽象的反思，却极少会将大反派们视作对现实里具体的人、团体或国家的讽刺和批判，毕竟出品这些作品的传媒巨头们本就构成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迪士尼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未讲述的故事与和解的神话

行文至此，我们解构了动物城系列的所谓进步政治隐喻：并没有什么切实证据表明迪士尼对以色列、殖民主义或金权政治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批判。但我们还未回答，动物城真正的政治内涵到底是什么？这部动画电影当然不仅仅是为儿童观众定制的合家欢。早在2016年《疯狂动物城》第一部上映时，导演之一拜伦·霍华德（Byron Howard）就在采访中表示，即便电影制作之初他们并未打算传达任何政治倾向，但政治主旨却“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来了（evolved very organically）”。次年另一场采访中，霍华德承认恰恰是制片过程中现实世界里的政治风波促使他们在这部动画中呈现了一系列政治信息：

“那时世界局势并不乐观。弗格森事件及其他类似事件接连发生。……我们感到自己触碰到了当下某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以最诚实的方式呈现它。后来随着选举和竞选活动的展开，真正出现了以恐惧施政的趋势——这正是我们整个第三幕的主题，我们的反派角色利用恐惧来制造分裂。”

（注：“弗格森事件”指2014年8月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弗格森镇发生的一系列抗议和骚乱，起因是当地警察射杀了手无寸铁的黑人嫌犯迈克尔·布朗；“选举和竞选活动”指2015年起特朗普宣布参选美国总统后的一系列竞选活动及言论。）

因此，电影的第一部清楚传达了不受偏见束缚、而是如主题曲般敢于“尝试一切”的多元价值观，而第二部的信息虽然更加复杂，却也明确指向了历史上被剥夺了土地的社群的“转型正义”。上文指出，剧情中被侵吞的蛇类和爬行动物社区在地貌与气候、角色姓名和艺术风格上都更接近现实中美国的非裔和拉美裔社区被排挤或拆迁的历史，但又更接近于模糊的寓言而非具体的影射，使观众难以对应到某个具体的族群或事件。导演在电影第一部大获成功后同样在采访中指出，他们并非意在探讨现实里单个具体的对象，而将聚光灯指向了诸多不同议题、事件、族群与社会问题的交叉。如此，通过跨议题、跨族裔甚至跨代际的模糊指向，动物城系列意在让更多元的观众群体获得共鸣，也传递更丰富的政治意味和积极价值观。

但是， 真正的意识形态往往隐藏在未言说的内容中。作者们自然会将自己试图表述的观点清晰、连贯地呈现在作品中，但那些被轻易默认而一笔带过的要素，往往蕴含了更多未经审视的内在断裂或矛盾，进而反映了创作者心中毋庸置疑、无需赘言、天然或向来如此的那些价值观。因此，路易·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应对文本进行“症候式阅读”，通过那些被作者默认、实则难以自圆其说的东西去挖掘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控制的功能。这段话听起来颇似“文科黑话”，但不妨考察一些动物城系列中的具体例子：

《疯狂动物城2》剧照

“动物城警局（ZPD）”的形象是自电影第一部以来就饱受争议的元素。在动物城宇宙中，警局只会暂时被坏人蒙蔽双眼，但其本意永远是维护正义与秩序，或者借用朱迪常说的台词，“使世界更美好”。但在现实中的美国，尤其是动物城所基于的纽约、洛杉矶等美国大城市，NYPD与LAPD这些警察的形象显然并不美好：他们确实致力于维护城市的秩序，但却也同样面临着警察暴力、选择性执法、过度军事化、低效而开销巨大、腐败乃至与黑社会勾结等种种批评，更中肯的评价或许是毁誉参半。在导演霍华德明确提及的影响了第一部制片的“弗格森事件”里，警察正是在缺乏证据、也没有受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直接开枪打死了嫌犯，进而引发了严重的种族冲突；而在第二部的制片过程中，更是发生了从反对过度执法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到围绕巴以问题爆发的校园冲突等一系列涉及警察的巨大争议。但两部动物城中，即便整个社会都因食草食肉动物之争或排挤蛇类与爬行动物而陷入撕裂，作者依旧不假思索地将警察放在绝对的正派一方，即便林猞猁家族能够构陷主角一行而暂时误导警局，但却永远无法像操控马市长或媒体舆论那样腐化警局。如此，动物城系列在近十几年美国社会围绕着警察暴力的争议中悄悄地选边站队了：警局的本意总是好的，我们所见的龌龊只是暂时被坏人蒙蔽了，或者只是一两个坏分子混入了队伍中。

另一个更深层、但一定程度上也更被曝光关联至如今国内公共讨论的主题是“优绩主义”。是的，两部动物城都在讲述平等与多元的故事，兔子朱迪通过自身努力克服生理差异、战胜他人偏见。但现实中的不平等总是会自我再生产，并非每个人都享有努力就会成功的机会，而夸大个人努力的作用往往则忽视了阻碍个人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乃至于将未能克服社会不平等归因为个人不够努力（“你穷就是你不努力”）。一座更写实的兔窝镇可能极度缺乏教育资源，警校和名牌大学的招生指标相当有限，甚至朱迪们都无从得知招生中五花八门的规则和政策。更进一步，警察的职业特性意味着即便动物们有不同的习性与特长，设置统一而严格的招考标准也十分合理，但现实中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虽然需要各类不同的特质和专长，人们所享有的成长环境和资源也大相径庭，却常常采取“一刀切”的选拔机制，也许动物城中同样存在着“猴子与鱼参加同一场爬树考试”的最公平的高校招生考试。虽然动物城第一部喊出了“你能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anyone can be anything）”，第二部则在主题曲中唱着“我们充满野性而永不被驯化（We'r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但其内核却似乎是一个相反的观点：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天赋与背景如何，只有努力通过那场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选拔考核才能证明你自己。

类似的拷问可以延伸到第二部中主角战胜反派的“精英叙事”及对制度问题的忽略：没人质疑为什么征地拆迁只消林猞猁财团大手一挥即可推进，没人责问为什么城市的民选政府如此轻易就能被操控，没人追究警局被反派蒙蔽而为虎作伥的责任，只要主角一行凭信念与友情打败了反派、揭露了阴谋，拨乱反正就能来临。这样的剧情与我国传统民间曲艺中的“青天大老爷”故事如出一辙，即政治体制总是设计良好的，政治权威总是真诚良善的，政治危机与矛盾则总是由一小撮坏分子的阴谋所引发，只等某个清正廉洁、能力超凡的主角站出来为民请命，公道就会得到主持，秩序就会取代混乱。在电影的最后，所有警员再次齐聚一堂欢庆胜利，那些一度参与了追捕主角一行的警员并不需要在法庭上自辩为何没有“枪口抬高一寸”或者声称“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这再度确认了体制的不容置疑。

公平地说，面向全年龄观众的动画电影难免需要大团圆的结局，但描绘一场什么样的和解依旧是一个反映了意识形态的抉择。《疯狂动物城2》有意传达的主旨是被剥夺土地族群的转型正义，因此电影的结局中凭着主角找到的法律文书，被驱逐的族群恢复了历史权利并回到了祖先的土地。但这个看似大团圆的和解结局却遭到了来自两边的质疑：在保守一侧，《华尔街日报》的影评认为电影所倡导的驱逐现居民、将土地还给原居民的解决方案并不正义，毕竟不难想象，在现实中要将士绅化的少数族裔街区乃至被侵占的原住民土地上的白人现居民悉数赶走，既不具有可操作性、道义上也并不一定合理；而在另一侧，电影中通过发现一纸尘封的文件便能让行不义者伏法、被冤枉者昭雪在人类世界中近乎是痴人说梦，无数案例中的殖民者、开发商和强征土地的政府的罪证早已世人皆知，转型正义、哪怕只是有限的补偿却都依然遥遥无期，与血淋淋的现实对照之下，电影的梦幻结局仿佛是在暗示“你们的证据还不够决定性，还不够使人信服”，否则人们早就该像动物城的居民一样把土地拱手相还了。

《疯狂动物城2》剧照

动物城确实触及了许多棘手的政治与社会争议，在引导成年观众严肃思考背后的影射与象征这一意义上，它确实比一般的迪士尼动画电影承载了更多公共价值。但是，这部电影依旧与迪士尼的整个童话世界一样，用温情脉脉的艺术语言给观众呈现一场内核保守的心灵按摩：要么是友情，要么是爱情，要么是真诚和善良，要么是个人的努力，要么是不服输的信念，总归只要主角有了这些特质，人间的春天就会来临——但再多的问题就不必追问了。在这个意义上，迪士尼依旧是那个文化建制的中流砥柱，向下一代观众潜移默化地传输“现存的体制便是好的”。唯一的问题是，巴以冲突、金权政治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与争议实在离观众太近，一部电影只要浅尝辄止地触碰了某些相关的要素，有心的观众就不能不产生“既视感”，进而朝着那些主流传媒公司不会言说的方向联想。虽然我们并不认为动物城存在什么激进内涵，但将其朝着那些更富争议的方向解读，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呢。最后，笔者想分享《雅各宾》杂志在“阶级与儿童电影”一文中揶揄《冰雪奇缘》的一个笑话作为结尾：

两个中世纪的农民站在一场暴风雪中。一个农民抱怨着春天迟迟不来，而冬天却越来越长：“我的孩子们会挨饿受冻的！”

另一个农民解释道，“两个公主正在北方学习什么才是姐妹情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