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奥斯维辛最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人，用写作抵抗遗忘

文 |  罗伯特戈登

现在，普里莫·莱维在我们这个世纪被公认是至为重要的作家。他的两部关于纳粹大屠杀[1]的主要的作品—《这是不是个人》（Se questo è un uomo，1947；英译本标题是If this is a man）是对他在奥斯维辛的“深渊之底”的11个月的节制却灼人的记录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I sommersi e i salvati，1986；英译本标题是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这部随笔集重新面对了40年来那场事件中道德和历史的两难困境，以及对那场事件的回忆—就像是对上世纪最黑暗的历史时刻的人道主义沉思的两根支柱。确实，难以想象还有另外一个具有如此高度的作家，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一直在带着如此平易的节制、智慧和坚持用写作、演讲来表达那些无法承受的事件。

莱维对意大利的阅读群体的巨大影响—也许甚至可以说他对英语世界的影响更大—一直被以不同的方式，有时甚至是颇有争议地被阐述。对很多人而言，他行文中的清晰透彻，还有那种坦然的直接是他的魅力所在，而对另外一部分人而言，是他相当模糊的“非犹太人的犹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份能让他成为沟通“犹太”大屠杀和更宽广的旁观世界的桥梁。然而，随着意大利国内最近对他的作品全集日益关注—以马可·贝波里蒂的工作为首所显示的[2]，这两种解释都不足以说明他的写作的力量和其产生的持续共鸣。存在着另一个莱维，那个和别人为他设定的镇定的圣人形象不符的莱维，那个莱维更加复杂、更加忧虑、更为多元，也带着更多的矛盾性，因此也更为丰富，能给人带来更多教益。至少，莱维身上的多重的身份和声音理应对我们理解他至关重要。这本访谈集向我们呈现了他身上另外的那些身份和角色，这些渗透进他的作品中，并构建了这个我们如此仰慕、洗耳聆听的人。

我首先会将莱维定义成一个写作、谈论集中营的人。我们可以用写作和演讲这样简单的组合来概括这本集子的目的。正如马可·贝波里蒂在后文的《我是一头半人马》一文中所写，莱维作为作家的事业或者职业（Métier），本身是他的工业化学家的主要事业的补充，和他身为对话者的第三种职业一直保持平行，并最终交叉。受访者莱维是莱维对话者生涯的一部分，一个被记录下来的部分。

正如莱维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所写的，幸存者可以被归结为两大类：那些开口的和那些保持沉默的[3]。这两种角色都不是人们主动选择的，他说；这两种角色都有精神病理学的推动。但他从集中营回到家时，那种要开口的冲动盖过了恐惧—这种恐惧是他和他的集中营难友们所共享的，他们恐惧没有人会听他们必须开口讲出来的一切。当在1982年的一次采访中，两位口述历史学家对他提到他们采访过几位只有到现在才选择开口说话的幸存者，莱维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表示怀疑：

莱维：……但至于埃莱娜·雷克纳提（Elena Recanati）或者娜塔利亚·泰代斯基（Natalia Tedeschi）为何选择到今天才发声，肯定是因为人们到今天才发现她们。她们之前是否曾经拒绝过发言？

不，她们说她们从集中营归家后，感觉自己深深地被他人误解，感觉别人不相信她们，于是她们失去了讲述一切的冲动。

莱维：就我自己而言，我没有感觉到那种不被别人理解的状态。正如你所知，《这是不是个人》的出版过程非常曲折。只有当这本书被写出来10年后，它才变得知名。但无论如何，我都能发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讲述我必须要讲述的这些故事时我从没有遇到困难。

确实，在他于1945年10月回到都灵后的几个月里，莱维根本没有经历这种困难，莱维会对所有愿意聆听他的人将自己的故事倾泻一空—无论是朋友们、家人、火车或电车上的陌生人，无论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家里。考虑到他后来是如此谨慎、克制地选择倾诉对象（比如说，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他评价自己从不和自己的孩子讨论这些），这一点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到了某个时候，这些故事会被写下来，汇集成《这是不是个人》。对莱维而言，从一开始，写作和对话就是不可分割的。

在他的作品的第一个阶段，当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对种族大屠杀的共同思考还没有被奠定时，他的故事背后的道德驱动是沉默的，虽然人们逐渐看到莱维作为一位敏感的伦理学者的价值。莱维是那些被遣返回国之后开始演讲或者写作—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的众人中的一员；但他和其他人一样，一开始是想让自己内心的幽灵平息下来，并且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记录，而非号召大家进行道德的追问。因此会有《这是不是个人》前言诗歌《施玛篇》（“Shema”）当中那段有力但简洁的祈使句：“请你们凝神沉思一番”。这首诗歌在一些地方和希伯来语的祈祷词有一些共同点—诗歌也是因此得名，尤其体现在它的仪式性的口头表达，以及词语会反复的训词上（正如莱维所解释的）：“当你们待在家里，或正要走出家门时/当你们正要躺下或正要起身时……”在那几个月里，莱维自己对集中营的谈论在某种程度上和这种口头表达有很多共同点，不仅令人敬畏，同时也带着一种庄严肃穆，正如每一篇“唱诵”不仅重申了那次创伤，同时也治愈了它。

无论如何，《施玛篇》和《这是不是个人》中的声音都埋藏了莱维的写作和对话逐渐具备的道德或者伦理转向的线索。比如说，在《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前言中，他对自己的任务有过这段著名的描述：“对人性的某些方面进行冷静的探讨”。当20世纪50年代中期，莱维找到了一个公共舞台的时候，这一点也变得更加明显。在本书收录的一次采访当中，他暗示道他重新投身写作—也即正在1958年完成了《这是不是个人》的第二版，还有后续的《休战》（1963）—实际上是被他新发现的公共演讲和公共对话的新职业所激发的：

1955年，为了纪念集中营解放十周年，他们在都灵等地组织了一些和流放有关的摄影展。直到那个时候，我对在公众场合讲话仍然非常恐惧。在“二战”期间，以及种族法实施的那些年间，我是都灵的一个规模很小的犹太青年组织的成员，那个组织的任务就是要证明《圣经》与法西斯主义是如何不相容……因为当时除非有警察批准的执照，任何形式的协会都是被禁止的，我们每次开会都有一个当地的警察在场：可怜的人，他坐在角落里，一个词都听不懂，抽着他的烟斗，读报纸或者打瞌睡。

当我起身发言时，我感到一阵惊恐。我笨拙地念着自己讨论反犹主义的文章……当时我19岁，我对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在公众场合发言了，我并不在行。然后我信守自己的诺言，直到1955年，我去了那次展览，向人们解释那些照片的含义。观众里有一个小伙子，他非常热情、热心、友善，我有点不知所措：我发现，哪怕我的书的销量如此令人灰心，它还是得到了传播，留下了印记，打动了一些人。这同样也驱使我开始写作《休战》。［见本书《普里莫·莱维》（1984）中的采访］

再一次地，对话和写作交叉了。这时候，莱维的对话已经不再是精神病理学化的，而是更加道德化的；对话也不再是一种私人的交谈，而更加公共化、“市民化”。它成了一种对话，而不是独白；它成了一种回应，而不只是仪式性的重复。在他对和他进行对话的那些热情的“年轻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事业的这个新阶段—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的作品被选入意大利的课本之后—他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学生们。莱维在学校里、会议上或公开集会上发表的演讲大概有上百次。他会重复自己的故事，但同时也会回答问题，并和他的观众互动。这种交流，从表面来看，和记录、历史以及写下的文字也并没有太多关联，而且事实上，这些交流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被记录下来或者被转录（整理）成文字。但在这些年里，莱维成了一个比较专业的，甚至是一个成熟的对话者。他逐渐开始获得了—部分是通过一种区别于《施玛篇》的礼拜式重复的富含变化的重复—他在节制的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达到的一种平衡，马可·贝波里蒂在后文他对莱维的语言的研究中，也准确描述了这一点。莱维的口头语言就像他的书面语言，而他的书面语言也就像他的口头语言，他带着一种感情和语法的明晰，会让他的读者和听众们与他进行专注、带着沉思的交流。

莱维的身为对话者的事业的前两个阶段 —首先，对话作为一种创伤；其次，对话是为了教育和交流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本书编选的莱维的个人背景。莱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些零星的对谈，在80年代对谈数量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莱维的谈话逐渐以杂志或者报纸，抑或广播电视采访的形式来完成。莱维一直用他写作中常带有的那种讽刺性的准确来评估这新的交流方式。也许对其最重要的思考体现在他的“自我采访”中，那段采访最早刊登在1976年的《新闻报》（La Stampa）上，后以一个更长的版本被用作新版《这是不是个人》的《后记》［见本书《自我采访：〈这是不是个人〉后记》（1976）］。在那篇自我采访里，他筛选了20年来人们向他提出的关于集中营的问题—主要是由一些在校学生提出来的—并自问自答了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最终解决方案”，关于德国和德国人，关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中三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莱维在其中用他标志性的欢快的变调和模仿揶揄了采访这种形式。首先是他在1968年接受《共同访谈》（Intervista aziendale）广播节目的短暂采访，这次采访中实验导演卡洛·夸尔图齐（Carlo Quartucci） 阐释了莱维的一个想法，莱维的设想中会有一段对工厂工人们纪录片风格的采访，这段采访将揭示拉马克主义者（Lamarckian）[4]对工业的反乌托邦立场，那里的工人在工厂里使用的技能都是遗传自他们的父母。其次，也有一系列对动物进行的模拟报纸采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莱维为《苍鹭》杂志（L’Airone）完成了五篇这样的采访。最后，在《故事和散文集》（Racconti e saggi；英译本标题是The Mirror Maker，即《制镜者》）中有一篇故事就叫《采访》（L’intervista），故事中一位在搜集地球信息资料的天外编年史学家采访了刚下夜班的主人公埃利奥[5]。这三个例子都反映了莱维将采访用作一种探询世界、揭开世界表面的程式化的办法；但同样地，在每个例子中，采访本身都有简化的倾向，而被采访者也因为要这样去代表、解释他的工厂、他的族群、他的世界而感到迷惑和不安。我们很容易在这里发现和莱维类似的形象，因为他一直被要求去代表，要去深入浅出地概括集中营黑暗、丑陋而复杂的世界，且同样地，幸存者作为“物种”是很强大的。在那种轻微的嘲讽和严肃的游戏之下—正如我们在莱维的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我们看到了他对自身经历的思考，还有对那种存疑的形式之局限与对可能性的追问，那种存疑的形式在这里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的如此重要的采访。

这本书中编选的采访试图勾勒出他接受的采访的广度和多样性，同时也体现了莱维的回答中的反复的模式以及他对熟悉之物的修订。一个多面的莱维—除了其他方面之外，他对政治、文学、化学、科学、宗教、音乐，甚至登山都有兴趣—与他的核心经历和创作主题所具有的那种压倒性的分量一起浮现在我们面前。就好像他接受的采访象征了一种脱离重心的螺旋性运动—莱维自己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将奥斯维辛形容为“黑洞”—但之后却无可阻挡地向这个重心回归。最终正是这种经由见证，之后超越了见证最终又复归的运动，可以解释我们在阅读莱维的作品时，以及当他和他人交谈时我们与他共处的片刻时间里，所感受到的那种辽阔而丰沛的人性。

生活

对莱维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一个简要的勾勒，可以成为读者在阅读莱维的访谈时有效的指南。

1919年，莱维出生在都灵的一个很小的、广泛被同化的犹太社群里，他在马西莫·达泽利奥高中念书—那所学校曾经以孵化自由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著称。他的父亲切萨雷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和这座城市知识阶层中的显赫的实证主义者圈子过从甚密，在他贪婪的、无所不包的阅读以及他对高中人文教育课程的抗拒方面，莱维也跟随了他父亲的道路。他选择去都灵大学念化学专业。尽管1938年通过的种族法让他的道路困难重重，莱维还是成功地在1941年毕业。他在米兰待了一段时间，1943年法西斯党下台，意大利和盟军签订停战协议后，莱维加入了抵抗组织，反抗意大利北部的法西斯党的残余和纳粹侵略者，但是他很快遭遇了背叛并被逮捕。他选择宣告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而非可能会让他遭受处决的游击队员的身份，他被关押在佛索利（Fossoli）的战俘营，1944年2月，他从那里被遣送到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集中营。他一直被关押在那里，直到红军于1945年1月解放了集中营。1945年10月，在经历一段漫长、颠沛流离的旅程之后，他终于重新回到都灵—这些都被他记录在《休战》一书中。

莱维一回到故土，便开始将他在奥斯维辛经历的那些故事写下来，并且和集中营难友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医生（Leonardo De Benedetti）一起为一份大众医学月刊《密涅瓦医学杂志》（Minerva medica）撰写了一份关于集中营卫生状况的医学报告。他写的那些故事被德席瓦（De Silva）出版社于1947年以“这是不是个人”为标题出版，这部书稿曾经被艾诺迪（Einaudi）出版社的娜塔利娅·金兹伯格和切萨雷·帕韦斯拒绝过。这本书受到了一小部分评论家的称赞和褒扬（包括年轻的伊塔洛·卡尔维诺），但反响寥寥。莱维开始了自己作为工业化学家和管理者的长达30年的职业生涯。他停止了规律的写作，虽然现在一切都很明显—和他自己的说法相反，即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晚期，在他明显保持沉默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在构思、草拟一些故事和诗歌。

1958年，随着大众对大屠杀的兴趣日增，艾诺迪出版社重版了《这是不是个人》，是略作修订的版本，这本书获得了更高的呼声。这本书的成功说服莱维继续写作，在1963年，他出版了《休战》，这本书摘得了一个奖项，并且第一次让莱维进入作家本身的角色。他分别在1966年和1971年出版了两本科幻故事集：《自然故事》（最早是用达米亚诺·马拉拜拉这个笔名）和《形式的缺陷》，这两者收录了莱维在那些年里为消遣写下的那些故事，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1946年的那几个月—就在同样的时间里，他开始谈论、写下关于自己被驱逐的故事。那些睿智但经常是灰色的虚构在那些年里一直在持续，既和大屠杀的作品有隐秘的关联，它们自身的文学价值也逐渐变得鲜明。它们尤其是莱维身为意大利科学和文学这“两种文化”的桥梁的重要角色之焦点。正如他告诉朱塞佩·格拉萨诺（Giuseppe Grassano）的（见第四部分《与普里莫·莱维对话》一篇），意大利文化中的一个悠久的或可以说被人忽略的传统，即自伽利略以降，在这两部分（科学和文学）之间便不存在分野和鸿沟，他坚定地让身为一名作家、一名公共人物的自己扎根于这个传统之中。

1975年，他出版了《元素周期表》（英译本1984年出版）—一本依照不同的化学元素松散组织在一起的自传作品，证实了这种令人满意的组合。每一章都集中描写了莱维生活里的一个特定时期和一种元素的真实的、虚构的或者隐喻性的相遇。这本书在美国备受追捧，索尔·贝娄说它是一本“人人必有的书”—而莱维日益隆盛的国际声誉也正是肇始于这种接受度。相反的，他接下来的一本书《扳手》（英译本1987年出版）在风格和主题上则非常本地化：描述了一个工厂装配工利贝蒂诺·福索内的工作故事，他奇异地融合了皮埃蒙特方言和技术的行话，讲述了他和桥梁、大坝等进行的史诗般的个人抗争。然而，正如一些访谈所显示的，莱维认为《扳手》和《元素周期表》有密切的关联，它们都赞颂了某种特定的、智能的、能解决问题的工作所拥有的可能性，从总体来说，莱维将他最由衷珍视的那些价值都赋予了福索内这个人物和他的故事。

《扳手》的故事背景是莱维曾经因公差拜访过的一家陶里亚蒂的工厂，除了其他寓意之外，它也代表了莱维对自己作为化学家的职业生涯的一场告别式的思考；事实上，在莱维写作这本书时，他同样也即将迎来退休，成为一名全职作家。他唯一完全成熟的虚构作品《若非此时，何时？》在1982年出版，讲述了“二战”中一个犹太游击队的故事，并获得了两个重要奖项，但同样也有一些批评声音认为它对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文化有“过度研究”的重构。整个20世纪80年代，莱维接受的采访次数和他的国际声望都有显著的提升。1981年，《莉莉斯及其他故事》（Lilìt e altri racconti）出版，这本书涵盖了散文、集中营故事和科幻故事；同年出版的还有《寻根》（La ricerca delle radici）—一本迷人的、关于他最喜爱的或者说对他产生了影响的书的评论性选集。1983年，他翻译的卡夫卡的《审判》出版，这个过程中也包含了不寻常的、创伤性的气质间的冲突。1984年，他的诗集出版，书名是柯勒律治的诗句—《不定的时刻》（Ad ora incerta）；第二年，他最具代表性的、不拘一格的、“百科全书式的”（用卡尔维诺的形容）并且古怪的散文集《他人的行当》（L’altrui mestiere）出版。他曾发表在《新闻报》上的更多文章被收录进1986年的《故事和散文集》。

在他去世前一年，莱维把自己对奥斯维辛的思考集结成他最打动人的那本《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英译本于1986年出版）。这些散文—关于记忆、关于交流、关于幸存者的羞愧、关于纳粹“无用的”暴力，以及在受害者和压迫者之间那充满道德模糊性的“灰色地带”—重新探询了很多由大屠杀抛出的道德和历史问题，堪称人道的、伦理的沉思的典范。它们同时包含了真实的痛苦、愤怒和矛盾的时刻。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的出版热潮和他个人公共曝光度的增加，对莱维而言绝非意味着没有压力和焦虑。他因作家的创作低潮而懊恼，也因为他在海外被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扭曲而沮丧（尤其是在1984年后的美国，他知道自己被追捧，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被吸收进欧洲犹太作家的一个模型里—而他知道这个模型和自己并不吻合），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在德国和法国兴起的邪恶的否定大屠杀论和“修正主义论者”。他对同年轻人对话也逐渐感到幻灭：他感觉他们也不再了解他，或者说不知道他的言论重要性何在，更别提他试图去描述的那种充满细节的复杂性。无论如何，他还是保持积极，发表谈话，写作，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一直在构思未来的作品。他于1987年4月去世，大部分人认为他是自杀的，虽然有部分声音一直在争辩说没有足够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自杀的。[6]

注释：

[1] 和很多作家一样，出于一些非常合理的原因，莱维不喜欢“大屠杀”（Holocaust）这个术语，但正如1979年他在接受乔治塞格雷（Giorgio Segrè）的采访时所说的，“这个词现在没法回避”［见本书第六部分《对普里莫莱维的采访》（1979）一篇］。

[2] 马可贝波里蒂不仅编辑了本书的意大利文版《对话和采访，1963—1987》（,，都灵：艾诺迪出版社，1997），他还编辑了一部重要的新版莱维全集《作品》（，第1—2卷，都灵：艾诺迪出版社，1997）以及一本重要的评论合集《普里莫莱维》（，米兰：马克斯与马克斯出版社，1997）。他同时也完成了最新出版的对普里莫莱维的导读《普里莫莱维》（，米兰：布鲁诺蒙达多里出版社，1999）。

[3] 莱维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在讨论“成见”时进行了这种区分，见《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第七章。

[4] 拉马克主义，也称拉马克学说，或是拉马克式演化。由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于1809年发表的《动物哲学》中首先提出，其理论的基础是“获得性遗传”和“用进废退说”，拉马克认为这既是生物产生变异的原因，又是适应环境的过程。（译者注）

[5] 　此处提到的三次采访分别参见普里莫莱维和卡洛夸尔图齐，《共同访谈》（都灵：意大利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剧节目，1968）；动物采访见《作品》，第2卷，第902—904页（《故事和散文集》中唯一一篇），第1325—1327页，第1332—1343页（都收录在英文版的《制镜者》，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6页，第57—61页）；《故事和散文集》中的《采访》一篇见《作品》，第2卷，第863—865页（《制镜者》，第11—13页）。

[6] 见迪亚哥甘贝塔（Diego Gambetta），《普里莫莱维的最后时刻》，《波士顿评论》，1999年夏季刊，第25—29页。

本文摘选自《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普里莫·莱维著，索马里译，三辉图书出品，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