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鲜血与废墟中阴魂不散的……帝国野心

《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英] 理查德·奥弗里著，谭星译，中信出版社丨新思文化，2024年7月出版，1232页，188.00元

今年5月前后，世界各地举行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八十周年的各种活动，其中有一种混合着不安与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欧洲的许多活动，纪念二战与忧虑当前世界局势甚至对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成为欧美许多政要、时事评论家的主要话题。从各种讲话、访谈和时评文章中不断可以看到属于二战历史的概念、叙事、评判出现在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特朗普的美国转型政策等议题的论述之中，仿佛二战前的战争阴云在时隔大半个世纪后重新积聚在人们的心头。在纪念欧洲胜利日（VE Day）的演讲中，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阐述了欧洲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的双重必要性，他指出俄乌冲突摧毁了欧洲的安全秩序，其帝国主义幻想将乌克兰战争与“伟大卫国战争”相提并论。他接着指出，就连为建立并塑造这一秩序做出巨大贡献的美国也背弃了它，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他认为这是双重时代转折——俄乌冲突与美国背离其价值观——标志着漫长的二十世纪的终结（帕特里克·温图尔《我们是否正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说它已经开始了？》https://news.qq.com/rain/a/20250510）。现在又过了几个月，即将离去的2025年正以美国2025 国家安全战略 （NSS 2025）的出炉、俄乌冲突的继续胶着和多方轮换的谈判会议上的风云诡谲以及加沙地区人道悲剧的无声延续而打上句号。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中，阅读有关二战历史的著作显然有了某种不一般的感觉，似乎历史的后见之明指向了今天的世界。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罗威（Keith Lowe）的《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The Fear and the Freedom：How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ed Us，2017；朱邦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是这样把历史与今天联系起来的：“如今，笼罩在世界之上的沮丧，对研究1930年代战争起因的学者来说非常熟悉。现在和那时一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陷入失业率升高、贫穷不断扩大和经济停滞的困境。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引起的愤怒不断上涨，对外人的怀疑与日俱增，还有最重要的，曾经称为现代性、现在变成全球化的东西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恐惧。”（473页）应该说，在今天笼罩在世界各地的战争风云，对于即便只阅读过几本二战历史著作的读者来说也是并不陌生的。

近日读英国著名战争史专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的《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Blood and Ruins:The Great Imperial War，1931-1945，2021；谭星译，中信出版社，2024年7月，2025年7月二刷），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历史与现实的相似之感，这是过去在阅读二战历史著作时没有过的感受。奥弗里的这部新著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通史写作的一座新里程碑”，来自学界与媒体的好评如潮。读完这本上、下两卷、总共一千两百多页的巨作以后，深感它的确是在我读过的所有有关二战历史的著作中最全面和最深刻的一部，就如牛津大学教授、《中国，被遗忘的盟友》的作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所说的，这是一本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二战史……可能是迄今为止非常全面的单卷本二战史；又如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研究员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所评述的，这是“一部杰出的新历史……其跨度、深度、学术性都令人印象深刻，视野开阔”。

该书中译本的书名“二战新史”是原书名中没有的，不过“二战”明确了该书的论述主题，有助读者接受和选择；“新史”也符合众多评论中所强调的一个重要特征：该书在全球视野、时间框架、因果阐释等方面的确具有新的论述和阐释。但是应该再思考的是原书副标题中的“帝国战争”，这本来也是该书作为“新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将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定义为几十年来帝国扩张和领土野心的合理延续”（来自History Revealed的评述），这一视角和阐释对于思考今天的全球危机局势尤其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该书序章的题目就是“‘鲜血与废墟’：帝国战争的时代”，接着引用了政治经济学家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写于1928年的《帝国主义与文明》（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中的一句话：“19世纪兴盛起来的帝国主义已经走不下去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被和平地埋葬，还是埋在鲜血与废墟之下。”这是奥弗里原书名的出处，“鲜血与废墟”无疑是与“帝国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该书中译本的副标题或应译为“鲜血与废墟中的帝国战争：1931-1945”。这样也更符合作者在该书中提出的新视角和相关阐释：传统的主流叙事中关于二战的定性不再是不可质疑的，“帝国战争”的提法是一种修正主义史观的阐释。

奥弗里在“前言”中首先提出了对于传统的二战历史叙事的重新思考：将这场战争解释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欧洲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军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以及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部视为造成战争危机的原因。作者对这些问题当然提出了新的思考和阐释，明确阐明了“这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新著将基于四个主要前提”（前言，2页）。这四个主要前提实际上就是该书的四个基本核心和叙事主线，它们分别是关于战争的时间框架、空间范围、形态和基本性质，是从根本上提出关于二战的新史观的核心议题。对于读者来说，这就是把握该书的主要内容以及思考对于今天世界局势的借鉴意义的四个关键之处。

第一，关于二战的时间框架。作者明确把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这个观点并非奥弗里首创，在我们的史学界早就有人提出这种观点，在近年来更成为了主流叙事的一个重要依据。问题是对于奥弗里的这个时间始点的理解仍然有不同的角度，奥弗里的书里强调的是把一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作为认识二战起始的长时段框架。他的具体论述是：“在1931年9月18日清晨，布设炸药的是日本关东军的一队工兵，关东军驻扎在中国东北，任务是维护日本帝国在这里的经济利益，他们此举成了发动向中国军事扩张计划的拙劣借口，这场侵略直到1945年才终止。从全球视角看，这只是个小事件，但它的影响大得多。正是在世界经济危机深重之时，用暴力创造新帝国秩序和新经济秩序的第一步由此迈出。北大营的枪声标志着20世纪30年代成为一个新的帝国时代的开端。”（51页）可以看到，他对“九一八”事变的世界性意义的理解是“用暴力创造新帝国秩序和新经济秩序的第一步由此迈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9月18日奥弗里接受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专访，记者的提问是：“为什么你认为二战始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而非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奥弗里回答说：“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全球性的帝国危机。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和日本向海外扩张，征服了几乎所有尚未被接管的世界其他地区。在我看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同样重要，因为那是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开始推行暴力帝国主义计划的时期。1939年是欧洲一场特定战争的开始，但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以及德国在中欧的扩张都是其中的一部分，都属于同一进程、一种对更大帝国的贪婪渴望。而最终，是日本在1931年率先采取了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从那里开始写起。”记者继续问：“你的这一观点在西方世界的反响如何？是否引发争论？”奥弗里的回答是几乎没有受到批评，“西方历史学家对战争的思考正在发生转变，他们现在确实更多地从全球而不仅仅是欧洲的角度思考。当然，总有人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谈论世界大战，从技术上讲应从1939年开始，因为英法两个全球性帝国向德国宣战，导致大规模世界大战爆发。但我的观点是，1939年这场危机的根源，始于1931年开始的与帝国扩张相关的结构性问题，这是一步一步来的，如果你不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你无法真正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那一步的。”（《专访英国学者理查德·奥弗里：重新理解二战起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裴思童，2025-09-18）他在这两段话里讲得很清楚了，是以三十年代德、意、日这三个国家的领土扩张进程作为基本依据。因此，我们应该从多元角度去理解“1931年”作为二战起点的历史叙事。

第二，关于全球史观中的二战。与关于二战起点的全球视野紧密相关的是，“这场战争应当被理解为一场全球性事件，而非轴心国在欧洲被击败是重头戏，太平洋战争只是个陪衬。中欧、地中海地区和中东，以及东亚的区域性不稳定都促成了更大范围的全球稳定性危机，并解释了战争为什么不是仅仅发生于几大列强之间，而是蔓延到了诸如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南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以及加勒比海的岛屿之类的偏远之地。亚洲的战事及其结果对于塑造战后世界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在欧洲击败德国，甚至尤甚。”（前言，3页）这种全球性事件的视野贯穿于该书的全部论述之中，这既可以理解为对西方传统叙事中的欧洲中心论的反叛，但是更应该理解为全球史观的一种阐释视角和论点。放在今天的世界局势中来看，在面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危机局势的时候，无论是美国中心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显然都无法解释和预判全球的稳定性危机。

第三，关于战争的基本形态。过去人们往往更多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和讲述二战的历史，奥弗里则从更多的视角来阐释这场战争的形态。他指出“这场战争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战争形式，它们应该被区别对待”（3页）。国家之间的战争形态是人们熟悉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内战，例如发生在中国、乌克兰、意大利和希腊的“全民战争”，其战争行为的对象和形式更是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形式的战争会与国家之间的战争重叠或融合，同时更依赖对民众的动员，因此也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了“总体战”的性质。

第四，关于“帝国战争”的性质认定。上述的三个方面都基于并且证实了这一性质认定：“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帝国战争。”（4页）这就回到了前面所讲的“将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定义为几十年来帝国扩张和领土野心的合理延续”的问题，这是奥弗里在该书中反复坚持和阐释的一个中心论题，“帝国战争”的提法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修正主义阐释。奥弗里认为长期以来在关于二战的性质讨论中，忽略或掩盖了“领土帝国”在定义这场长期战争的性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应该承认的是，“将所有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战争连接到一起的，正是当时存在的帝国主义全球秩序，这种秩序由英国和法国主导，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野心正是在这种秩序下形成的，其模仿的也正是这种秩序，这些所谓的‘无产’国家想要通过征服更多的土地来保障其国家的生存，并表达其民族认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历史学家主张，轴心帝国想要的其实是建立自己的全球‘关系’以仿效那些它们想要取代的老牌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是之前的帝国主义架构和危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过程设定了框架，而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则宣告了500年来殖民主义的终结并支持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同上）可以看到，在从一战前后到二战结束这个较长时段的框架中，“帝国主义全球秩序”是一个核心问题，它不是理论的、思辨性的概念，而是与国家力量、生存状态、发展前景等现实利益紧密相连的问题。对于作者在该书中的叙事与阐释来说，“‘帝国战争’这一理念为一些专题章节提供了框架，以在更大范围内探讨战争经历中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既涉及数以百万计的参战军人，也涉及承受着总体战的平民社会。”（6页）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动员起所需要的巨量人力和物力资源投入战争中去？人力物力资源在不同的国家的动员效果是怎么样的？在帝国战争性质中的参战军队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对于从军队到普通民众的全社会人员来说，对于战争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与投入的程度，因此国家、政党以及个人如何证明战争行为的正当性？作为个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怎样承受战争带来的所有灾难、代价？在关注国家之间的主战场局势的同时，更要关注那些发生在国内的全民战争等各种形式的战争是如何发展的、并且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应该看到的是，作者提出这些问题的视角以及在全书各章节中对这些问题的阐释都与对“帝国战争”性质的认定和阐释有紧密联系。

在有关帝国的论述中，领土争夺是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了解今天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的的关键议题。奥弗里指出：“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想要的关键是地盘。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法占据地盘，这是帝国的核心诉求。这种‘领土原则’的模型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40年暴力的领土扩张和治安战，而且这些领土扩张和治安战在有些地方还在延续。实际上只有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才能看出东京、罗马或柏林发动的地区性侵略战争的历史意义。对于其他一些因素常常受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分析的关注，如军备竞赛、外交危机、意识形态冲突，但它们是新一轮帝国崛起的结果，而非原因。”（53页）实际上直到今天，这种地区性侵略与领土扩张诉求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毁灭性因素，是在二战的鲜血与废墟中阴魂不散的帝国野心。奥弗里继续追问：这三个国家为什么要把“追求领地”作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挑战原有秩序的基本理念呢？此时已经不同于1914年之前，那时列强能够通过大规模战争征服领地而不会受到外部干涉，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有主权国家和国际联盟成员都会反对帝国扩张，共同安全的理念也会阻挡扩张。奥弗里认为有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为军政领袖的这一代人，是在帝国主义幻想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还深受战争经历和现代民族主义粗暴主张的影响。另外，这三个国家对帝国的追求与实现民族自治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反抗现存国际秩序的限制和约束。还有就是对经济掠夺的野心，建立帝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以获取原材料和粮食来源，并建立起经济集团，集团内的贸易和投资能够由帝国中心而非商业团体控制。（55页）最后能够促成新帝国下决心争夺领土的重要因素是国际协作以及安全联盟体系的崩溃。奥弗里精辟地指出：“全球危机的一个后果便是，国际无法承担充当国际警察的代价而不愿去冒险。国际联盟在阻止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毫无作为，这被解读为一个清楚的信号，集体安全体系在面对国际联盟中的大国时是不起作用的。……4年后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没有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德国在1935年违反《凡尔赛和约》公开宣布重新武装，在1936年3月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也没有被制止。这每一次胜利都让人相信，作为帝国强国和国际联盟主要成员的英法不会阻碍进一步的帝国扩张。”（57页）这不正是近年来人们所看到的区域战争得以不断扩大、延续的根本原因吗？

但是，奥弗里对于绥靖主义的论述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也是我们在今天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应该具体分析其不同的历史语境，而不应简单化和固化地理解它。奥弗里认为，“英法此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对全面战争的普遍恐惧，另一方面其全球帝国也很难应对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政治抗议，维持团结困难重重，因此，降低风险成了20世纪30 年代英法两国战略的核心。这种风险规避常常被称为‘绥靖主义’，但正如其倡导者之一、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后来所说，这是个不幸的词语。西方面对独裁统治时的表现长期遭到大量抨击，‘绥靖主义’成了众矢之的，就连今天西方没能强硬面对安全威胁时，人们都会用它来形容。然而，作为对20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战略的描述，这个词却又是高度错误的。”（98页）他认为政策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反映了多种假设、愿望和期望，这些都会根据环境随时变化，政策制定者们要考虑广泛的可选项以维护英法战略中的关键元素：帝国安全、经济力量，以及国内和平。因此他认为使用冷战时代的一组常用词——遏制和威慑——更适合用来在许多方面描述当时英法两国的战略，它们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软弱和不负责任，而是一种在日益加剧的国际不稳定和保护自己帝国现状的需求之间寻求妥协的长期努力（99页）。我相信这肯定会有争议，但是他的观点提醒人们要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重新思考外交政策的多种面向与复杂性。

从全书的叙事框架来看，作者在前三章主要依据时间为主线，论述二战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第一章“民族-帝国与全球危机，1931-1940”、第二章“帝国的幻想与现实，1940-1943”和第三章“民族-帝国的灭亡，1942-1945”，总共四百多页的篇幅，可以说是以全球视野对二战发展过程所作的既全面又深入的阐释。从内容来看，包含局势中的事件、人物、战役发展过程、各种力量与形势的对比分析以及战事中的微观叙事等，从1931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直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激起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接下来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在更全面、更整体的意义上形塑了二战的对立冲突力量，从美国卷入战争到战争蔓延到北太平洋、南印度洋等地区，一场全球性的帝国战争终于全面展开。

从长时段因素来说，二战爆发的长期因素根源于十九 世纪后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帝国竞争与国家竞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并非不可避免——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对于认识今天地区冲突的全球性影响以及对于未来战争的预判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战后作为战胜国的英法两国所攫取的殖民地利益成为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三个新帝国下决心要夺取的利益，而且是以“生存空间”与民族主义为口号，世界经济危机的刺激下促成了以区域扩张为起点的战争行动。奥弗里指出：“20世纪20年代全球贸易和经济体系的崩溃刚好遇到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越发不稳定，加之民族主义在民众中的兴起，这就导致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并产生了难以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的野心。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危机和机缘巧合，三者相结合，促使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开始寻求帝国主义‘新秩序’，老牌帝国——英国、法国、荷兰，甚至还有比利时——则在1940-1942 年那一连串令人猝不及防的败退后遭遇了巨大的灾难。虽然这些‘新秩序’国家原本是想搞自己的区域霸权而不是去招惹苏联和美国，但它们发现若不能打败或压制这两支力量，它们的野心便无法最终实现，结果便是‘巴巴罗萨行动’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战争也是一个特例，希特勒政权说是这些人密谋发动了全球战争，并挫败了德国人的民族自信。这一部分内容描述了一个国际关系和政治都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帝国似乎有望在美国和苏联的潜在力量被动员起来之前赢得胜利。”（4-5页）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新老帝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区域霸权到全球性霸权的欲望变化，还有就是与帝国的概念紧密相连的是民族的概念，因此作者在标题中多次把“民族”与“帝国”紧密勾连在一起。

接下来的第四章到第十章对这场全球性战争的各个重要面向展开了专题性的论述：面向总体战的全民动员、战争中的军事机器、战争经济的规模及运作与资源分配、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性质之争、全民战争的形态与结果、战争中的个人经验与命运、战争中的罪行与暴行及审判，在这些专题性论述中同样贯穿着“鲜血与废墟中的帝国战争”这个核心主题，在具体论述中更具有微观的和翔实的细节分析。在这些章节中经常从不同角度围绕着战争中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进行论述，揭示了往往被宏大的战争历史叙事所遮蔽的个人叙事的重要意义。例如关于“战争中人们的心理、精神和情绪”，既是相当困难的研究议题，但也是战争史研究中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关于战争带来的暴力和罪行，一方面是对于极为普遍和复杂的罪行和暴力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在伦理学的视角中提出批判性、思辨性的观点。这个问题与前面关于个人心理、精神的研究有着紧密联系，对于认识今天的战争与全球性危机同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第十一章作者全面回顾了这场世界范围的战争如何遏制了新帝国的领土野心，一个以帝国主义的消亡和以民族原则为基础的新秩序终于建立起来。作者自己的阐释是：“在这一部分，新帝国的失败显而易见，却也并非完全命中注定。参战各方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付出了最大的人员牺牲和资源耗费的代价，才最终决出了胜负。1945年之后，随着战争中残留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在帝国和超级大国的野心消退的背景下逐渐被解决——虽然不是全部解决——后续战争的规模便小了很多。这就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传统帝国最终崩塌，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今日世界横空出世。”（5-6页）从帝国劫持着民族作为发动领土掠夺战争的主体力量，到帝国的灭亡和民族国家的真正兴起，最终在大国主宰下冷战局势的形成，这就是二战后出现的那个“今日世界”的基本景观。

最后，想到的是几年前读过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的《历史意识的维度》（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1961；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作者在序言中谈到他的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限度》于1938年3月26日在索邦大学通过答辩，当时正是战争黑云压城、极权风暴将至的时刻，历史哲学的学术讨论被战争及现实政治的紧张氛围所笼罩。当时关键的问题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命运生死难卜，而这位年轻的博士学位申请者竟然认为民主制度可能失败，而他的教授们却仍然相信理性的力量能够战胜制造大规模杀戮的疯狂，以至评审团中的保罗·福科奈（Paul Fauconnet）用“绝望或者说邪恶”来形容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法文版序言”注释2，2页）。用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阿隆当年的设想错了，但是以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却又证实了这个年轻人有着与他的年纪不太相符的深刻的危机意识。雷蒙·阿隆始终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独特的现实眼光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关键性联系，旨在启发读者通过“历史意识的维度”思考和判断当下时代生活的问题和趋向。在今天，在鲜血与废墟中阴魂不散的帝国野心正是我们在二战历史这面后视镜中看到的恐怖景象，这种“历史意识的维度”是在思考今天的全球性危机时不应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