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既可以被视为西方文明中的一个次级文明，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它与西方关系密切，但在是否属于西方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我已在内心发誓，以后再也不说拉丁美洲这个词了，因为我们的拉丁性几乎完全是一个神话。”

——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一封未发表的信件》

当下，全球化浪潮与身份政治日益凸显，一个区域的名称远非简单的地理标签，而是凝结了历史权力博弈、文化想象与自我认同的复杂符号。“拉丁美洲”这一名称饱受争议，它既被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经济实体的通用代号，又被质疑为一个强加的、遮蔽了内在多样性与真实历史根脉的“神话”。从塞缪尔·亨廷顿将其置于“西方文明”底色之中，到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对其摒弃，这一名称已经开始逐步解释该地区历史轨迹与身份危机。

一、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崛起

美洲的“被发现”，始于一场命名的错误。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坚信自己抵达的是印度东缘，于是“西印度群岛”（Las Indias Occidentales）成为这片土地的初称。这个充满东方主义幻想的名字，不仅抹去了原住民数千年的存在与他们对家园的称谓（如库纳人的“Abya Yala”——成熟之地、盛开之地），更预设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这是一片等待被识别、被归类、被纳入旧世界知识体系的全新空间。

然而，历史转折点悄然而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开发银行（CAF）秘书长亚历杭德拉·克拉罗斯在《追溯“拉丁美洲”的名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历史》一文中对“拉丁美洲”地词源及发展作出详细梳理。她认为，佛罗伦萨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在1499-1502年间的航行与随后发表的《新世界》信件，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提出，这片土地并非亚洲边缘，而是一个独立的大陆体块，一个“新世界”。韦斯普奇的论述在欧洲知识界引发轰动，其影响力超越了哥伦布的初次登陆。1507年，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在《宇宙学导论》及所附世界地图中，决定将这片新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加”（America），取自“亚美利哥”的拉丁化[1]形式。这一命名，与其说是对个人的纪念，不如说是新兴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制图学权力结合的产物：旧有的谬误被不完善的科学观察所修正，命名权从冒险家哥伦布转移到了更具“科学”色彩的观察者韦斯普奇与瓦尔德泽米勒手中，并经由印刷术的传播而固化。

西蒙·玻利瓦尔安第斯大学的恩里克·阿亚拉·莫拉在《拉丁美洲名称的起源与19世纪的天主教传统》一文中印证了殖民时代的三百年间，宗主国的视角主导着称谓。对于西班牙王室而言，这片广袤疆域是其海外行省，统称“西印度”或“印度诸王国”，在法律与行政文书中，“西班牙印度”或“西班牙美洲”是正式名称。葡萄牙对其巴西领地的称呼也类似。冈萨罗·普列托则延续了前者的研究，在《拉丁美洲名称的由来》一文中提出基于此框架下，出生于此的欧洲后裔——克里奥尔人，虽在法律上仍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但地理的间隔、利益的矛盾以及殖民地社会的独特经历，催生了一种渐趋明晰的“美洲人”意识。他们开始将伊比利亚半岛出生者略带贬义地称为“半岛人”，而将自己视为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这种区别意识为日后的独立运动埋下了伏笔。因此，在独立战争前夕及之后一段时期，“美洲”（América）或“我们的美洲”成为克里奥尔精英表达新身份与政治抱负的常用词，西蒙·玻利瓦尔的“大哥伦比亚”梦想正是其政治体现。此时，“西班牙美洲”或“伊比利亚美洲”虽仍在使用，但已逐渐褪去殖民色彩，更多强调文化语言渊源。

二、“拉丁性”的诞生：19世纪的地缘政治与文化发明

真正的概念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América Latina）一词的诞生与流行，并非该地区内部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外部力量干预与内部精英接受相互作用的产物，其核心推动者是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

亚历杭德拉·克拉罗斯在文章《追溯“拉丁美洲”的名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历史》中强调了法国在“拉丁性”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怀揣着重建全球大国地位的野心，在美洲，法国面对着以英美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强大势力，为了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与之抗衡，法国知识分子与政客巧妙复活并推广了“拉丁性”（Latinidad）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罗马故地、使用罗曼语族语言的国家塑造为一个基于共同文化遗产的“拉丁家族”。将其投射到美洲，则讲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前殖民地，与法国（其在美洲仍有圭亚那、马提尼克等领地）便同属“拉丁美洲”，与讲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形成对立。

法国借此进一步达成其战略目标——为干涉美洲事务提供合法性。1861年，拿破仑三世以索债为名，联合英国、西班牙出兵墨西哥，随后单独扶植马克西米连大公为帝，建立“墨西哥第二帝国”。其宣传口径之一，便是捍卫“拉丁兄弟”免受盎格鲁-撒克逊势力的侵蚀，并领导“拉丁种族”在新世界复兴。尽管墨西哥人民在华雷斯的领导下最终驱逐了法国军队，但“拉丁美洲”这一术语，却伴随着法国的宣传机器和欧洲知识界的讨论，迅速传播开来。

同时，亚历杭德拉·克拉罗斯也列举了另两位关键人物使用“拉丁美洲”的案例，哥伦比亚诗人何塞·玛丽亚·托雷斯·凯塞多和智利学者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几乎在同一时期也独立使用了“拉丁美洲”一词。他们在诗作《两个美洲》或演讲中，用此概念来凝聚西语、葡语美洲国家，以对抗美国日益明显的扩张主义和文化优越感。“拉丁美洲”一词在19世纪中后期被接受，内部存在着一种“反抗的双重性”：既是部分精英用以对抗北方强邻、寻求内部团结的工具，又是对欧洲强加的文化分类的某种接纳。它取代了更具殖民遗痕的“西班牙美洲”，以一种看似基于平等文化渊源的“兄弟”关系，重塑了区域认同的话语基础。

三、批判、解构与本土意识的复兴

马希米亚罗·萨梅拉斯在《拉丁美洲：殖民时代的起源地名称？》中系统地梳理了“拉丁美洲”一词的演化过程，其固化始终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批评与质疑。这些声音主要从历史真实性、文化代表性和意识形态遮蔽性三个层面发起攻击。

首先，从历史真实性的层面分析，许多学者指出，“拉丁性”是一个严重失实的文化标签。秘鲁历史学家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指出：“我们的文化既非拉丁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印欧-伊比利亚混合文化。”美洲文明的基石是数千年的印第安文明，本身即融合了基督教、犹太、伊斯兰和罗马等多种元素，其后叠加了伊比利亚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混合文化，再加上非洲文化的深刻烙印。将如此复杂的混合体简单归结为“拉丁”，无异于抹杀了印第安与非洲两大根基。西班牙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1941年也作过类似比喻：因英语属日耳曼语系而称美国为“日耳曼美洲”是荒谬的，同理，“拉丁美洲”亦不准确。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则更感性而决绝地斥之为“神话”，她所认同的，是更广义、更深厚的“希腊罗马”或“西方”古典传统，而非19世纪法国人发明的、带有特定政治目的的“拉丁”概念。

其次，从文化代表性的层面，“拉丁”一词本质上指向欧洲，它突出的是殖民者的语言遗产，却系统性边缘化了该地区真正的文化主体——印第安人、非洲裔以及无数混血族群（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等）的文化贡献与存在体验。用“拉丁”来冠名，仿佛这片土地的历史始于欧洲人的抵达，其主体是欧洲后裔，这无疑是一种文化殖民的延续。阿根廷历史学家何塞·路易斯·罗梅罗在其《拉丁美洲：城市与思想》中，虽使用该词，但旨在批判以欧洲为模板、以港口-首都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如何压迫了广大的内陆与乡村民众，其中就包括被边缘化的原住民和非洲裔社群。

最后，从意识形态遮蔽性的层面，批评者认为，“拉丁美洲”概念是欧洲中心主义学术与地缘政治的共谋。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区域研究”中，“拉丁美洲研究”成为一个重要领域。某种程度上，这一学术建制延续了将南方邻居视为一个同质化、有待研究和管理的“他者”的视角。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拉丁美洲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次文明，或者被看作是与西方有紧密联系、但在它是否属于西方的问题上有分歧的独立文明。[2]”这种外部界定，常忽略该地区内部巨大的差异（如南锥体国家与安第斯国家、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之间的迥异）以及其自身能动性。

正是基于这些深刻的批判，自20世纪后半叶起，尤其是随着印第安运动、非洲裔文化复兴运动的勃兴，重返本土命名的呼声日益高涨。恩里克·阿亚拉·莫拉在《拉丁美洲名称的起源与19世纪的天主教传统》中提到“Abya Yala”这一库纳语[3]词汇，它被越来越多的原住民组织和社会活动家采纳，作为对“美洲”或“拉丁美洲”的替代与抗议。它不仅仅是一个名称，更是一种认识论和政治立场的宣言——它要求承认前哥伦布时代文明的延续性与合法性，要求从原住民的视角和智慧来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未来。它象征着对命名权的夺回，对单一叙事的反抗，以及对一个更具包容性、去殖民化身份认同的追求。

“拉丁美洲”这一名称的历程，是一部微缩的全球史。它始于欧洲探险家的误认与学者的再命名，历经殖民行政的固化，在19世纪帝国竞争的熔炉中被“拉丁性”这一文化-政治概念所锻造，继而成为区域一体化与学术研究的通用标签。然而，其表面稳定的背后，始终涌动着激烈的论战与深刻的身份焦虑。

“拉丁美洲”并非单纯描述地理或文化的术语，而是一个经历史层累逐步构建的意义空间。它既交织着外部势力的权力渗透与区域内部的策略性接纳，又背负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遗产，同时还催生了去殖民化的批判思潮与本土意识的觉醒复兴。今天，当我们使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这一更显中性的官方术语时，或许我们同时在使用“Abya Yala”聆听另一种历史回响。名称之争，归根结底是关于谁有权讲述历史、定义现实和想象未来的斗争。拉丁美洲的名字来源及其争议本身，比任何单一的叙述都更真实地揭示了这片土地的复杂本质：它始终处于被定义与自我定义的动态过程中，在继承的标签与发明的传统之间，在历史的伤痕与未来的可能性之间，持续书写着关于自身身份的未完成史诗。

（作者：蒋宇辰 上海大学博士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注释：

[1] 拉丁化：“拉丁化”指将非拉丁语词汇或表述依照拉丁语的构词规则、拼写范式进行改造，使其在形态上趋近拉丁语的过程。拉丁语曾是古罗马的官方语言，也是近代欧洲知识阶层的通用学术语言。（译自《剑桥词典》 “latinization” 词条：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us/dictionary/english/latinization）

[2]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3] 库纳语（Cuna &Kuna Language）：库纳语隶属于中美洲奇布查语系，在巴拿马东南部和哥伦比亚西北部有超过5万人使用该种语言。（译自美洲原住民语言网站中 “Cuna &Kuna Language” 词条：http://www.native-languages.org/cun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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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