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读竺问史（四）：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筹备——从苏步青到华罗庚

《竺可桢全集》，竺可桢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

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最初下设各研究所在接收与整理原国立中央研究院（下简称中研院）、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基础上成立，因此一般而言，原各研究所领导自然是新设各所主持人候选人。1950年3月开始筹设的数学研究所，筹备主任候选人最初为中研院数学所所长姜立夫，6月筹备处正式成立时主任改为苏步青。1951年1月，政务院任命华罗庚为所长。其间的人员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科学政策的趋向，也与科学家个人境遇密切相关。

一、筹备主任候选人

民国数学科学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特别是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的研究成果都曾引起世界瞩目。1945年任鸿隽在《五十来年的科学》中说：“我国数学近年也有惊人的发展。这大约是为抗战期间，实验科学多受影响，而数学一门较易进行的原故。目下我们的几个数学专家如华罗庚、陈省身等，都被外国的数学大师约去共行研究，将来对于我国数学，乃至对于全体科学，有极好的影响是不用说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87页）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中，姜立夫等五人各以下述理由当选：

姜立夫：圆与球的几何之研究，曾主持南开大学数学系

许宝騄：数理统计之极限分配、近似分配等研究

陈省身：微分几何、积分几何及积分与拓扑学之关系等研究

华罗庚：分析数论及方阵几何学等研究

苏步青：卵型论与投影微分几何等研究，主持浙江大学数学系

五人中姜立夫和苏步青有担任大学数学系主任的行政经历（候选院士理由除学术成就外，另一资格为主持学术机构在五年以上并卓有成效者），其他人完全以学术成就当选。浙江平阳人姜立夫（1890-1978），候选院士的学术成果仅1945年发表于《科学记录》上论文一篇，属于胡适所说回国后就不从事学术研究的典型代表，主要以推动学术发展当选。姜立夫1911年以第三届庚款生留美，1919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创建南开大学数学系，培养了陈省身、江泽涵等数学才俊，也影响了吴大猷等物理学人才。1941年3月中研院数学所筹备处成立，兼任筹备处主任，购买图书资料、聘请各大学教授兼任研究员等，积极筹划。战后数学所迁上海继续筹备，姜立夫访美，以陈省身代理所务。1947年数学所正式成立，姜立夫任所长，陈省身继续代理。1948年底，姜立夫奉命将数学所迁台，然后只身回大陆，栖身于岭南大学。可见，姜立夫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与中研院数学所所长的行政历练，充分显现了他的行政能力，应该是中科院数学所筹备主任的当然人选。竺可桢与姜立夫过从甚密，同为浙江人，同是二届庚款留美，又在哈佛大学同学，还是南开大学同事，也是中研院评议会自始至终的评议员。担任中科院副院长后的竺可桢，每次去广州都要寻找机会与已院系调整到中山大学任教授的姜立夫、陈寅恪见面，他们之间的私人感情由此也可见一斑。因此，竺可桢以曾任中研院数学所所长职位推荐姜立夫出任筹备主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体。

中研院院士选举数学学科正式提名一览表

同为浙江平阳人的苏步青（1902-2003），是姜立夫的后辈，姜立夫筹备中研院数学所时曾聘他为兼任研究员。他候选院士虽有主持浙江大学数学系这一理由，但作为中国放射微分几何创始人，在射影曲线、曲面论、高维空间共轭网理论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并曾以《曲线射影概论》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届学术奖励一等奖，完全可以学术成就当选，主持机构不过“加分”而已。苏步青1931年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任教浙江大学数学系，1933年接替陈建功担任系主任，他擅长几何学、陈建功专长函数论，两人一起将后起的浙大数学系办得风生水起，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很快成为可以与北大、清华相提并论的数学重镇。可以说，苏步青浙大数学系主任的历练，也显现了他的行政才能，也完全可以作为中科院数学所筹备主任人选。作为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期间的“左膀右臂”，苏步青曾任教授会主任、训导长等职务，两人关系之密切也可想见。

当然，候选理由中无行政经历的院士并不表明他们未担任过行政职务。作为姜立夫学生的陈省身（1911-2004），在姜1946-1948年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学期间，一直代理中研院数学所的筹备主任和所长。在任期间聘请胡世桢、王宪钟等人才，并培养吴文俊、廖山涛、陈国才、杨忠道、路可见、张素诚、叶彦谦、曹锡华、周毓麟等奇才，其中吴文俊、廖山涛、周毓麟当选中科院院士，王宪钟、胡世桢、陈国才、杨忠道荣膺台湾“中研院”院士。因此，在国际学术界声誉甚高、年富力强的陈省身自然也是筹备主任的绝佳人员（他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办理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的成就也显示他的行政才能），可惜他早于1948年12月离开中国去了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张奠宙（1933-2018）与王善平合著《陈省身传》是目前最权威的中文传记

自学成才的华罗庚（1910-1985）此前虽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但曾任他助教的计算数学、组合数学家徐利治晚年曾说，华罗庚对政治很感兴趣，“对政治上的权位、职位很看重”，“如果你让他当国家副总理或总理，他也是愿意当的”，因此而放弃数学也是可能的。徐以为除“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影响外，“恐怕与他的家庭出身很有关系”（袁向东、郭金海《徐利治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25-226页）。可见，华罗庚虽然没有行政经验，但他有行政欲望，后来也证明了他确实有行政才能。与他们相比，世家出身的许宝騄（1910-1970）倾心于学术，从无外骛。徐利治以为陈省身、华罗庚属于入世派，而许宝騄属于观世派，他“淡泊名利，凡是权位、官职一概都不放在心上”，“专搞学问，是很清高的”。

位于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内的许宝騄塑像。

可见，首届中研院院士五人中陈省身离国他去，许宝騄不屑于世物，其他三人都可以成为新筹设的中科院数学所主持人，不想实际情况是他们“轮番上阵”。

二、姜立夫变为苏步青

中科院筹备期间，曾多次召开会议确立科学工作委员会人选，数学学科初定八人，后因天文无人，在竺可桢的主张下将张钰哲加入。这样，1949年10月29日确定的工作委员会数学组有姜立夫、苏步青、陈建功、许宝騄、周培源、王竹溪、张宗燧、钱伟长、张钰哲等九人，其中仅姜立夫、苏步青、陈建功、许宝騄四人为数学家，周培源、王竹溪、张宗燧、钱伟长四人为物理学家（第11卷，553页）。华罗庚此时还在美国，名单中无他。四位从事力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进入数学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数学研究注重应用数学的趋向，也自然是“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科学发展理念与道路的显现。

1950年3月20日，竺可桢与钱三强商讨中科院各所所长事宜，经钱与郭沫若讨论确定原子物理所等十七个研究所正副所长，并确定设立心理、数学和地理三个筹备处名单，数学所筹备处主任姜立夫，成员周培源、华罗庚和许宝騄（第12卷，55页）。数学所最初的筹备名单中没有浙大系统的苏步青和陈建功，姜立夫、周培源和许宝騄属于科学工作委员会数学组。1950年2月回国的华罗庚，从商讨成立筹备处伊始就是其成员。

台湾地区“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保存的首届院士照片之姜立夫

此后数学所筹备处仍处于商讨阶段，各路人马“各显神通”。3月25日，与华罗庚同船回国、浙大数学系毕业生（陈建功指导的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副教授的程民德看望竺可桢，竺可桢告知同为浙大毕业的、留学英国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张素诚已到香港，中科院“甚有意约他至数学研究所”（第12卷，59页）。4月1日，中科院召开数学座谈会“讨论如何恢复数学研究所”，段学复、张禾瑞、申又枨、张宗燧、王竹溪、钱伟长、周培源、庄圻泰、华罗庚等九人出席。这些人都是清华大学（段学复、王竹溪、钱伟长、周培源和华罗庚）和北京大学（张禾瑞、申又枨、张宗燧、庄圻泰）教授。科学工作委员会数学组四位物理学家张宗燧、王竹溪、钱伟长、周培源全部出席，四位数学家姜立夫、苏步青、陈建功、许宝騄都未与会，姜立夫、苏步青、陈建功在外地，时间上可能有问题，但许宝騄是北大教授，而且还是数学所最初的筹备处成员，未与会原因不得而知（据中科院报告，中科院举办了八次座谈会，上海、南京、杭州、青岛等地专家先后来北京。可见外地数学家未能与会，是数学学科的“特殊现象”）。所谓“恢复数学研究所”其实就是筹设数学所。会议中，清华数学系主任段学复提出，旧刑部街有卢木斋所捐清华数学研究所房屋，“现为教育部留学生招待所”，可以作为筹设中的数学所用房，但周培源“以为教育部必不肯让”。张宗燧提出要注意应用数学的研究，段学复提出大学与科学院合作研究，钱伟长提议翻印旧期刊（第12卷，64页）。后来中科院在报告这次座谈会时，专门强调了张宗燧的意见：

数学家的意见是希望数学研究所，除了纯粹数学的研究外应将应用数学包括在内。纯粹数学是自然科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我们是应该重视的。但是应用数学过去常常被忽视，应用数学的范围是不容易很明确的。大致可以说理论物理是偏重基础观念的研究，等到基础观念的研究明确以后，在实际的情况中应用时，就要应用数学做工具来解决问题。理论物理上，弹性力学、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电动力学、电磁波动和相对论等方面的基础观念已经明确了，但应用到工程上去的时候，还有些技术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数学是占很重要的地位的。弹道学、声学、光学设计，亦和数学密切有关。应用数学着重的是高等分析、微分方程、变数计算、向量分析和张量分析等。从应用数学目前迅速发展的趋势来看，或是从工程设计上迫切的需要来看，都有特别加强这一部门的必要。（简焯坡、胡金麟《新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前奏—近代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物理化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地理学、地球科学、心理学、数学座谈会综合报告》，《科学通报》第1卷第1期，第14页）

由此，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为什么在数学学科掺入如此多理论物理学家的缘故了。4月4日，竺可桢与丁瓒、钱三强商定数学、心理和地理所筹备委员会名单，数学所筹备委员会拟议名单为：姜立夫、周培源、江泽涵、华罗庚、许宝騄、苏步青、陈建功、段学复、钱伟长、张宗燧、常迥等十一人（第12卷，66页）。与3月20日名单相比，新增江泽涵、苏步青、陈建功、段学复、钱伟长、张宗燧、常迥等七人，科学工作委员会数学组物理学家周培源、钱伟长、张宗燧成为筹备委员，而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家王竹溪出局，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教授常迥替代进入。可见，竺可桢三人拟议的这个数学所筹备处成员，除四位物理学家（常迥无线电专家也可归入物理学）外，仅有七位数学家，包括四位首届中研院院士、两位首届院士正式候选人江泽涵（候选理由“分析与拓扑学之研究，主持北京大学数学系”）、陈建功（候选理由“傅氏级数、正交函数等研究，曾主持浙江大学数学系分析组”）和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段学复。这个名单除物理学家们外，数学还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许宝騄、江泽涵代表北京大学，华罗庚、段学复代表清华大学，苏步青、陈建功代表浙江大学，这是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三大数学基地，而姜立夫则代表已经搬迁到台湾的“中研院”数学所。

5月2日，科学院开会讨论各学科专家名单，确定数学组十人：江泽涵、周培源、姜立夫、段学复、陈建功、许宝騄、华罗庚、闵嗣鹤、钱伟长、苏步青（第12卷，87页）。相比之前科学工作委员会数学组名单，物理学仅剩下周培源和钱伟长，数学增加江泽涵、段学复、闵嗣鹤。牛津大学博士、主要从事数论研究的清华教授闵嗣鹤第一次出现在名单之中，这样清华数学系就有华罗庚、段学复和闵嗣鹤三人，加上物理周培源、钱伟长有五人之多，占据半壁江山。

6月7日，数学所筹备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文津街3号，公布名单与竺可桢等商定名单有所出入：主任苏步青，副主任周培源、江泽涵、华罗庚、许宝騄，委员姜立夫、陈建功、段学复、闵嗣鹤、钱伟长、张宗燧、常迥（《本院最近工作概括》，《科学通报》第1卷第2期，93页）。原来竺可桢等拟定的主任姜立夫变成了苏步青，委员新增闵嗣鹤，一共有十二人之多，其中清华有周培源、华罗庚、段学复、闵嗣鹤、钱伟长、常迥等六人。

台湾地区“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保存的首届院士照片之苏步青

姜立夫从竺可桢等最初确定的筹备处主任降为委员，可能与他将“中研院”数学所搬迁到台湾并偏居岭南有关。后来学部委员推举中，华罗庚反对姜立夫的理由之一就是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实是极大损失”。当然，更与他本人态度有关。4月，竺可桢致函姜立夫，邀请他来京担任主任，未获允准。5月8日，院长郭沫若亲自致函邀请：“本院数学所亟待成立，组织进行，端资擘画，筹委会一职，仍盼俯允。”24日姜立夫回复称：“课务在身，碍难北上。主任之职，实不相宜。若有咨询，愿尽所能。”（王扬宗等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简史》第1卷上，科学出版社，2010年，78页）苏步青被任命为主任，可能与他对新政权的态度有关。苏步青家里人口众多，浙江省政府给予他一百二十单位的额外补助（“单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一种以实物代替货币的策略。一个单位不同时间价值不一样，有时可能相当于十六元，有时可能相当于十五元），以维持家庭开支，因此他“已大改昔日故我，满口颂扬政府”（第12卷，21、49页）。当然，可能与他长期担任浙大数学系主任这样的行政经历相关。竺可桢在其间的作用如何，其日记没有记载，不得而知。

三、华罗庚担任所长

1950年6月20-26日，中科院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各研究所负责人和著名科学家二百余人与会。姜立夫未与会，来函说暑假来北京一次。直到8月7日，竺可桢终于见到了来京的姜立夫，他全家都在广州，“岭南天气于彼相宜，因胃病天寒不相宜”。翌日晚上，姜立夫来，说他在台湾仅逗留半年，他手中还有中研院数学所美金二千元可以交给数学筹备处（第12卷，155-156页）。此后，姜立夫虽然名义上是筹备处委员，但事实上可以说完全与数学所没有什么关系。

数学所的筹备正加紧进行。6月20日晚八点开筹委会，与会的竺可桢“因精神不支即回”。第二天，从苏步青、陈建功处得知，将调1943年毕业于浙大数学系的秦元勋（1923-2008）来京管理筹备处日常事务。竺可桢以为秦“年事尚青而做杂务殊可惜”，劝他“致力于科学研究”，他自己“亦有此意”，陈建功也赞成（第12卷，125页）。到6月27日，筹备处已开会商量多次，决定向北大、清华、浙大各合聘教授两人，还是约请秦元勋来北京主持日常事务，而张宗燧在会议中“随口批评华罗庚，毛遂自荐愿当所长”。其间，华罗庚已于24日与吴有训、王淦昌等赴东欧访问（第12卷，129页）。

浙江杭县人张宗燧（1915-1969），张东荪之子，清华物理系毕业，庚款留英，1938年获剑桥大学博士，曾在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所、瑞士高等工业学校与玻尔、泡利等物理名家共同研究。1945-1948年在剑桥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等从事访问研究。致力于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研究，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理论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对建立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特别是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场论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当时国内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并与国际学术界能对话的少数理论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出身的他，强调数学所注重应用数学研究，不仅契合了当时国家科学政策，也与自己研究密切相关。华罗庚很少参加筹备处会议，而筹备处会议记录表明，与会者对华罗庚业务都很佩服，但对他是否适合担任数学所领导却有异议。段学复就说：华先生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同事，我很佩服他的学问，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袁向东、郭金海《徐利治访谈录》，213-214页）。

作为张东荪次子，张宗燧遭际可想而知。1952年调北师大，1956年调中科院数学所。1955年未能当选中科院首届学部委员，1957年第二次选举荣膺。1969年6月30日自杀。

7月22日，中科院开第七次聘任委员会，筹备中的数学所开始招聘科研人员，龚昇、越民义、田方增、胡海昌等获聘（第12卷，145页）。1938年参加中共并于当年从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的田方增，1950年5月留法回国，6月进入筹备处任秘书，此次获聘副研究员。虽已有专职科研人员被招聘进入筹备处，但数学所的筹备并非一帆风顺。12月9日，竺可桢与恽子强专门讨论数学所，“以华罗庚急于成立所，且自愿担任所长，步青现为筹备主任，但张宗燧、陈建功均不主张步青为所长”。可见，数学所筹备过程中，主任苏步青被想当所长的张宗燧和自己多年同事陈建功“排挤”，同时华罗庚又与张宗燧一样“毛遂自荐”，但正如前面所言，华罗庚欲任所长也受到委员的“杯葛”。事情正在起变化。

第一，中科院主事者对华罗庚看法的改变。“最初钱三强等对于华罗庚亦极不赞同，但近来颇渐了解，故院中近颇属意于华。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写文，故子强意欲余示意于步青，请其自让”（第12卷，235页）。华罗庚的异军突起，自然与他的一系列作为有关。1950年2月，华罗庚在香港发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公开信》，呼吁留美学生们回国参加国家建设：“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3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送了“公开信”。当月16日，华罗庚一家回到北京，重回清华园担任清华数学系教授，并积极投入数学所的筹备工作，担任筹备处副主任。自东欧访问归来，四处演讲报告，极为活跃。

第二，清华数学系同人希望华罗庚彻底脱离清华。12月16日，竺可桢请苏步青、程民德在家吃午饭。已升任清华教授的程民德说，“清华对于华罗庚不甚满意，故甚欲其专任科学院事”。北大的许宝騄、张宗燧也从旁助力，“力促其成”；中科院具体管理相关事宜的副院长吴有训和恽子强“均为所动”。“华近在报上作诗，到处演讲，颇为活跃”，“故数学所所长遂将华莫属矣”（第12卷，239-240页）。

也就是说，清华大学相关人员和筹备处成员的力推、中科院领导层的接纳两个方面都对华罗庚出任所长极为有利。而竺可桢与苏步青谈话，苏步青对他在浙大的工作“不甚痛快”，又缺乏研究用书籍与期刊，“故颇愿来，但以工资太薄为虑”。他在浙大可得二百八十单位，省政府另贴六十八单位，共得三百四十八单位，而中科院所长只有一千三百小米而已，“因此怕不能维持生活”（第12卷，235页）。苏步青虽然还徊徨于研究工作与维持家庭基本生活之间，但时势已变，让位于华罗庚已成定局。

12月23日，筹备处举行第七次会议（自6月20日第一次会议以来，已召开过六次会议，第五、六两次苏步青没有出席，由江泽涵、华罗庚代替主持），苏步青以主任身份主持，提出他在浙大工作已很繁重，主张数学所应由年富力强者主持，并表示赞成华罗庚出任所长。意见通过，随以筹备处名义致函郭沫若，说第七次筹备会议结论：本院数学所可以早日成立，所长以华罗庚副主任为最恰当。郭沫若同意，上报政务院。1951年1月26日，政务院正式批文任命华罗庚为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简史》，78页）。去职的苏步青致函中科院，“谓数学所既决定以华罗庚为所长，渠能专心留南方自是最好，但渠不愿再兼任合聘研究员云云”（第12卷，278页）。当时筹备处除正副主任兼任外，有合聘研究员段学复、沈元（与清华合聘）、陈建功（与浙大合聘），专任副研究员田方增、张素诚，专任助理研究员王寿仁、孙以丰、林鸿荪、罗时钧，专任助理员万哲先，专任研究实习员杨明洁、胡海昌、龚昇（《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简史》，78页）。

华罗庚被正式任命为所长之后，数学所还是处于筹备状态，其工作不时被非议。1951年12月1日，竺可桢向陶孟和、吴有训、丁瓒报告他南下召开中科院座谈会结果，苏步青、陈建功对数学所都不满意，陈建功“对于数学所作事不与专门委员商量大不满意”（第12卷，474、480页）。中科院思想改造运动中，1952年1月6日，“数学所某君提出数学所是筹备处还是所？”（第12卷，534页）当然，身负使命的华罗庚正积极筹划数学所的成立。他曾就中国数学的过去与现状、数学所的奋斗目标、办所方针、研究方向、人才培养等向中科院提出一份报告，明确提出“创造自主的数学研究所”，三大研究方向为：基础数学方面，“逐步地开展现代数学中所有的重要部分的研究工作”；应用数学方面，“逐步增加直接用在工业上和适用于其他连带有关的科学部门中——物理和技术科学——的题目”；技术数学方面，“这是重要的但空白的部门，必须发展，现在应该是积极准备的阶段”（《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简史》，79页）。6月23日，华罗庚报告数学所情况，“说数学研究对象是数与形，……数为广义的计量系统，加以运算是为代数，加以无穷和连锁是为分析，再加空间的观念是为几何。……罗时钧谈应用数学的部门，计有十四种之多。说应用数学是物理概念应用数学方法，拟先注意流体力学、气体动力学、塑性体力学、弹性体力学云……。最后华罗庚谈数学在中国有光荣历史，近来苏步青在微分几何、陈建功在分析亦有供献，许宝騄在数学统计亦然”（第12卷，643页）。

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S·A·Ramanujan，1887-1920）

华罗庚

作为中国科学史上的传奇人物，华罗庚引起国际上众多数学史家兴趣。有人曾将他与另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度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S·A·Ramanujan，1887-1920）相比较：“两人主要都是自学成才的，都得益于在哈代领导之下，在英国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他们之间又有截然不同之处。首先，拉马努金并没有全部完成由一个数学天才到一个成熟的、训练有素的数学家的转变，他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数学的原始性，甚至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猜谜性质。然而华罗庚在其早期数学生涯中，就已是居主流地位的数学家了。其次，拉马努金与哈代的接触更直接，更有决定性意义。……虽然华罗庚在英国工作时得益甚大，但他与哈代在数学方面的接触显然不是这样特别集中。”（吴文俊主编：《世界著名数学家传记》（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677页）

1952年7月1日，数学所正式成立。到翌年1月，科研人员有：所长华罗庚，研究员陈建功、苏步青、段学复、吴文俊、张宗燧、胡世华、吴新谋、闵乃大，副研究员关肇直、田方增、张素诚，助理研究员王寿仁、庄逢甘、冯康、林鸿荪、孙以丰、越民义，助理员万哲先，研究实习员胡海昌、陆启铿、王光寅、丁夏畦、张里千、邱佩璋、许孔时、王元、何善育、孙和生、龚昇、胡和生（王元《华罗庚》，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0-191页）。无论是研究员、副研究员还是助理研究员、助理员、研究实习员，都有不少人在中国当代数学发展史上声名赫赫，他们克服各类外在险恶环境，做出了各自独特的专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