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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90年:老人家的价值是什么?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0年,大宋元祐五年,大辽大安六年。
熟悉“元祐”这个年号的朋友都知道,这是大宋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阶段,主要的特征就是走回头路。神宗皇帝在的时候,要改革;神宗皇帝一死,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说你那新法都是胡闹,很快废除了神宗时期的大部分新法。妈妈改儿子,那不是理所应当吗?所以,过去这几年,大宋朝廷大体都维持着这种从新到旧,“全体向后转”状态。
但是,到了今年,朝廷里的气氛还是有点微妙的变化。为什么?因为赵煦,也就是哲宗皇帝,今年也虚岁15岁了。15岁的男孩,长得快着呢,乍一看已经有个小伙子样儿了。今年高太皇太后就已经在为哲宗操心婚事,让有关部门把皇帝大婚相关的礼仪都找出来,随时要用得着了。
大家嘴上虽然不提,但是心里都知道,哲宗皇帝亲政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到那个时候,朝局难免会出现重大变化。哲宗是神宗的儿子,按照那个时代的道德准则,儿子得继承父亲的遗志,所以,哲宗亲政,很可能就意味着神宗时代政治路线的回归,表现在人事上,就是新党又要回来执政了。到了元祐五年,很多人就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了。比如,这一年宰相们就开始安排一些新法派的官员升官,收买人心——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们千万别记仇。
但是,高太皇太后不乐意啊,我人还没走呢,茶就凉了?我的政治路线就不算数了?有一天,老太太就把宰相们叫来,发下来一张纸:你们给我念念,上面都写的啥?
这是苏辙写的一份奏疏。大概意思就是,不要天真地以为,新旧两边的人都用,这就是宽容了。这两波人,正邪不两立,搞不到一起的。等念完了,老太太说,我觉得苏辙说得对,你们觉得呢?那宰相还能说啥?对对对,您说得也对。
这就是这1090年,元祐五年的大致氛围。
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是对后来的历史来说,有两个人,一来一去,值得注意。来的人是谁啊?秦桧啊,害死岳飞的那个秦桧啊,中国历史上名声最糟糕的人。没有之一吧?这一年,秦桧出生。他的故事,咱们得到下一季的《文明之旅》再展开了。
那走的人是谁啊?仁宗时代的老宰相、神宗时代的老枢密使、现在这个时候的“平章军国重事”——这官儿在名义上比宰相还要大——文彦博,这一年,他退休。
但是请注意,这不是文彦博第一次退休了。他在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那可是七年前,就已经退休过一回了。那年他78岁。后来他81岁又复出,到了今年,又以85岁高龄,再次退休。退休之后,这位老人家居然又活了7年,92岁才去世。你想,一个宋真宗时代出生的人,居然差一点见到了宋徽宗上台,这辈子简直要纵贯北宋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活这么长的人本来就没多少。自诩好几百岁的道士不算哈,那基本都是吹牛。而像文彦博那样,不仅活得长,而且还能担任宰相级别的高官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人,那就更是绝无仅有了。
92岁,在古代,那是什么概念啊?生命奇迹啊。
你想,当时可没有现代医学。一个人生下来,能闯过婴儿期,就很不容易。什么难产、脐带感染、天花、麻疹、百日咳……婴儿的死亡率往往能达到20-30%。
等孩子大一点了,冒冒失失的,外伤的风险又很大。那个时代,一点点的伤口感染,都有可能致人死命。
40多岁的时候,又一个大难要临头了,就是牙齿的问题。那个时代30岁之后的人基本都有龋齿和牙周炎的问题,40多岁牙齿普遍开始脱落。牙一掉,当时也不能种植牙,进食就是问题,长期营养不良,引发贫血和免疫力下降。
50岁以上的人,大量心脑血管的慢性病又扑上来了。我看古籍上,很多人岁数大了,都有腿脚上的毛病,比如白居易、欧阳修、富弼、司马光、苏轼、朱熹、陆游,生命的最后阶段,都是腿脚不行,有的是麻木,有的是长疮。我怀疑其中很多人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你就看这一关关的,真是难过啊。要不怎么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呢。文彦博那么长寿,神宗皇帝其实问过他,你怎么养生的?文彦博说了一通什么要宽心,不要被外面的事打扰内心安宁,凡事适可而止之类的话。但是,这种话咱们也就是听听而已。心境平和的人有的是啊,但能像文彦博这样,不仅活到了92,而且还能出门做官,这也太罕见了,肯定还是因为他有着惊人的个体禀赋再加上惊人的好运气啊。
那今天,我们就来送别一下传奇人物文彦博。顺便也思考一个问题,年长者在人类文明中,到底贡献的是一份什么样的价值?

文彦博其人
先简单介绍一下文彦博其人。
他是山西介休人,出生在1006年,那还是宋真宗的时代。他这一辈子,不仅每一段路几乎都很顺,而且等每一段路快走到头了的时候,他突然又能找到一条新的路继续往前走。那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他是在22岁那年中的进士,这读书够顺的了吧?然后,地方官、京官、地方官转了一大圈,到了43岁,就当到了参知政事副宰相。只用了20年啊,就从普通进士升到了官场最高层,这仕途也是够顺的了吧?
一般人到了这一步,也就停了。但文彦博还能继续往上,在宰相班子里,又从副宰相干到正宰相,从排名第二的正宰相当到首席宰相。等到了这个地位,那是高处不胜寒啊,要不就长期当宰相,要么就要栽跟头。文彦博没能长期当宰相,但也没有栽跟头,他居然又转了个赛道,去当枢密使了,也就是大宋朝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也是宰相级别的官儿。这枢密使他一干就是八年。
枢密使虽然地位很高,但毕竟不是中书省的宰相,按说对一般的朝政的发言权就要弱一些了。但是文彦博,又遇到了一个机会。
这是什么时候?王安石变法啊。依着王安石的脾气,只要是反对他新法的人,一律得想办法撵出开封。他撵走了欧阳修、富弼、韩琦、司马光,但最后就剩这么个铁杆反对派文彦博撵不走,待在枢密使的位置上岿然不动。我们分析过,这可能也是神宗皇帝有意的:就是要在朝廷里面留这么一面反对派的旗帜,多少起到一点制衡王安石的作用。所以你看,文彦博在枢密使这个偏一点的位置上,居然成了反对派的旗手,这又进入了朝局的主流。
这个时期的文彦博留下了一句名言。
那是熙宁四年,王安石变法最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次朝堂辩论,文彦博说了一句保守派的老观点,没想到擦出了新火花。他说:祖宗之法都在,不用改啊,改了会失掉人心的。神宗皇帝说,变法,不过是士大夫们不高兴,老百姓又不会觉得不好。文彦博就接了这么一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你皇帝是跟我们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不是和老百姓一起治天下。
现在我读这段史料,感觉文彦博其实也是口不择言,说了一句即使在当时也有点政治不正确的话。传统儒家还是很讲究把民众、百姓放在国家的核心位置的,“民惟邦本”嘛。结果文彦博一着急,把实话说出来了:哎,你要搞明白啊,你皇帝是跟我们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不是和老百姓一起治天下。这也太露骨了。所以,后来有的批判者就说了,你看这保守派,獠牙呲出来了吧?他们是要绑架皇帝,跟他们一起欺负老百姓。当然也有赞赏文彦博的:说你看宋朝时候的士大夫,胸脯一拍,要跟皇帝一起治天下,这是得有多大的自信?
不管是批判还是赞赏,反正就是这句话,成就了文彦博在后世的名气。不信,你可以去网上搜,现在的文章提到文彦博,很大概率都是因为这句话。
说这句话的时候,文彦博已经66岁了。这是什么年纪?你想,宋朝的名臣,活到这个岁数基本也就油尽灯枯了。寇准享年是63,欧阳修活到了66,王安石是66,司马光和韩琦都是68。富弼虽然活到了80,但也是在66岁就辞去宰相不干了。所以说,66岁的文彦博留下这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的硬话,按说这也就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后表演了。
但谁也没想到,他居然又能开辟出一个新的赛道,叫“长寿赛道”。他居然从66岁,一直熬,熬到了神宗的元丰六年,78岁才退休。这应该差不多了吧?不,接着熬,把神宗皇帝熬走,等到了司马光上台执政,居然又把81岁的文彦博请出山做官。
我小时候,老家有一句话,叫“70不留夜,80不留餐”,就是说70岁的老人,关系再好,也别留在家里过夜,80岁的老人,连饭都不敢留他在家吃。风烛残年了嘛,怕出事。而司马光居然还要把80多岁的文彦博抬出来当官。这本来够惊人的了,但传奇还没有结束。文彦博居然又把司马光又给熬走了,到这一年1090年才再次退休。后来,他甚至把高太后也熬走了,差一点还活过了宋哲宗,直到1097年,才以92岁高龄去世。
如果把文彦博的一生划分一下,那应该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当宰相之前的43年,他靠的应该是能力和水平,要不然考不了进士、升不了官儿嘛;第二阶段,当宰相和枢密使,这是26年,这么高的地位能待住,主要靠的,就是政治立场了。而第三阶段,就是卸任枢密使之后一直到去世,这又是20多年,你说他靠什么?应该靠的就是这把年纪本身了。
比如,熙宁六年的时候,文彦博卸任枢密使,以68岁的高龄去大名府当地方官。大名府在河北一带,是当时的北京,也是对大辽的国防枢纽啊。神宗非常信任他,说您啊,虽然不当枢密使了,但是德高望重啊,拜托您帮朝廷看着北大门。
当时一些年轻官员看不惯,说这老头来了有啥用?就有人找皇帝告文彦博的状:报告皇上!他来了之后什么都不干!
神宗在告状信上直接就批:文彦博你就给我踏实待着,小事根本就不用你操心。你身边那些告你状的小臣,这么无礼,看我怎么收拾他们。果然,神宗不久就把告状的人都罢了官。这个态度还不明显吗?朝廷只需要文彦博的存在,不需要他干活儿。
到了文彦博退休之后又二次出山,就更是这样了。那是元祐元年的四月份,司马光的身体已经垮掉了,他得为保守派阵营准备一杆新的大旗,所以又请出了文彦博。
可是文彦博毕竟也81岁了,即使愿意回来,还能让他干什么具体的事呢?当宰相也不合适,于是就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职位,叫“平章军国重事”,相当于国家重大事务总顾问,没有什么责任,但是地位还要高过宰相。准许他六天一上朝,上朝的时候允许家属搀扶。而且,他见皇帝的时候还享受VIP待遇,皇帝要专门腾出功夫,只接见他一个人。
这个阶段的文彦博,也没看他具体干什么说什么。要说他有什么重要活动,那就是不断打报告说,我身体不行了,我要退休啊。但是朝廷的态度是两条:第一,不允许任何衙门接收文彦博请求退休的奏章;第二,如果文彦博的奏章不是请求退休的,照常接纳。双方就这样足足耗了四年,直到今年,85岁高龄的文彦博才终于成功走人。
所以,这次回来的文彦博其实就是朝廷的一个符号,他在这儿待着就行,真的不用具体再干点儿什么了。
文彦博这个人,越到后世,地位越突显。你就看那个历代帝王庙里面,从祀的大臣,也就是有资格陪着他们的皇帝享受香火的大臣,一共79个人,北宋也就分到了11个名额,其中就有文彦博。在后人的眼里,他居然是和寇准、范仲淹、司马光这些人并列。其实你细看文彦博这辈子,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之所以有这样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和他的超级长寿,在政坛上超长待机的独特经历有关。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文彦博的故事,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观察窗口。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老了,不再能具体干活和办事,甚至也不再能贡献知识和经验的时候,他还有什么社会价值?当他什么都不干的时候,为什么世界还需要他?

老者的价值
老人到底有什么价值?
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这代人马上就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医学在持续进步,我们很有机会拥有百岁人生。这是好消息。另一方面呢?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一不小心就落伍了。35岁,就有人说太老了,很多工作岗位就不要了。你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人死得越来越晚,但老得却越来越早。
这意味着什么?将来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老人”。如果按照传统的认知,这可都处在能力持续下行、价值逐渐暗淡的状态里啊。就算咱60岁退休,后面还有黑洞洞的、40年的下坡路。这样的人生也太令人沮丧了。
所以,想清楚老人的价值,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尤为重要。至少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提前做准备。
过去,我们是怎么看待老人的价值的?比如说,我们会这么夸奖一个老前辈:您的经验可是我们事业的宝贵财富啊;您可要做好对年轻人的传、帮、带啊;您是老当益壮啊;您要发挥余热啊,等等。这么说当然没错。但是,这些话背后的逻辑仍然是:老人的价值还是基于他的做事的能力,你得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你得拿出知识、经验帮助别人,那就还是好样儿的。那反过来说呢?就是一句非常残酷的潜台词了:你只要不再干活儿,不再继续发光发热,那不好意思,你还有什么用?
那你试想一下,我们每个人终究会有失能,甚至是失智的那一天,那我们生命的终点就注定是如此暗淡的吗?
而今天我们看文彦博的故事,有趣的点就在这里:80多岁高龄,还被请出来做大官,什么也不用干,朝廷还捧着当个宝,你说朝廷图他个啥?
我先说一个大家在身边都能观察到的现象:很多大家庭,家里老人还健在的时候,儿女们会经常回来聚聚。但老人一旦走了,兄弟姐妹之间也不见得有什么矛盾,但交往就是越来越淡,甚至渐渐地断了来往。从这个场景里,你会发现,这个家里的老人,也一样是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的存在还是有价值,那就是维持了一个社会网络本身的存在。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社会网络的用处。为什么经济危机的时候,有些企业濒临破产,但是国家还是要想法设法地救?按说,市场经济,企业在竞争中失败了,就应该破产啊,把资源释放出来再重组啊,为什么还要救它呢?这不止是怕企业的员工失业,更重要的是,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网络,一旦解体,有些产品、有些工艺、有些人和人之间的协作方式,就再也没有了。2025年就有一篇文章说到,美国在2011年关闭了F22猛禽战斗机的生产线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放在当时看,这个决策可能有它的道理,但是等时过境迁,再想恢复这条生产线,发现原来供应链上的企业都改行干别的去了,再想重启就难比登天了。

回到一个小小的家庭网络,老人的价值也很大。老人一辈子的经营,未必有什么丰功伟业,但他还是会成为某些家庭网络的核心和枢纽。这个节点不用做什么,他的存在本身,就维系了整个网络的价值。很多中年人都知道,只要爸妈硬硬朗朗的,我心里就踏实,爸爸妈妈就是挡在我跟死亡之间的一堵墙。中国人有一句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种网络效应。老人只要健在,家就没散,在有些关系网络里的面子就还在。
而文彦博这样的人,他这辈子活得长,编织的关系网络就更大了。
首先是当了半个世纪的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这个不用说了。文彦博的子女还特别多,他有八个儿子,都当官,据说还有四个女儿。通过子女的婚姻嫁娶,他与前宰相庞籍、吴充,前参知政事程戡,前枢密副使包拯,前三司使蔡襄都结成过儿女亲家。别忘了,他活得特别长,所以孙子孙女的婚事也能做主。比如说,文彦博把他最疼爱的一个孙女,嫁给了老宰相韩琦的孙子。文彦博还有个孙子,娶了前宰相蔡确的侄女。等等吧。
你会发现,文彦博这个节点可真是四通八达啊。文彦博和司马光,表面看起来就是政治同盟的关系,都是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嘛。但其实,他们之间还有一份很隐秘的联系:文彦博有一个亲家,是前宰相庞籍,而庞籍是司马光的恩师,是那种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
再看另一边,文彦博和新法那边的人,其实也有联系。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前宰相蔡确,文彦博的孙子就娶了蔡确的侄女。而蔡确,那可是王安石之后新法派的旗帜性人物之一。再比如,文彦博有一个亲家,是前三司使蔡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蔡襄还有一个族弟,就是蔡京,后来著名的大宋权相蔡京啊。顺着文彦博的关系网,居然也能通到他。
文彦博经营关系网,可不只是靠娶媳妇嫁闺女,他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善于社交的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酒局“洛阳耆英会”,就是文彦博攒起来的。“耆”是老的意思,“英”是精英的意思。“洛阳耆英会”就是洛阳老年精英协会的意思,里面有富弼、司马光、王拱辰、程颢,等等十几个人,是大宋顶级的“退休天团”。每次他们聚会的时候,洛阳城都轰动啊。嚯!这么多须发皆白、衣冠伟岸的长者集中出动,仿佛神仙中人,大家都追着看。你要是平时乐于攒局,就知道,能攒出一个大家都乐于参加的局,那是既看人品、又费心力的事儿,很不容易的。快八十岁的文彦博,居然乐此不疲。
你就想吧,这一辈子,靠政治博弈、靠官场往来、靠血缘姻亲、靠酒局诗会,再加上他活得长,文彦博得经营出一张多么庞大的关系网啊?现在再请你感受一下文彦博的价值:这个老寿星只要还在朝廷里,即使一言不发,新法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都在他老人家的私人关系网络的某个节点上。他在,网络的联系就在,很多隐性的冲突就会有顾忌、有缓冲,很多隐性的合作就会有机会、有空间。

你可能会说,这是不是中国文化的独有现象?中国人比较尊重老人嘛。那可不是。尊重老人,本质上是在尊重老人背后的那张他用一生编织出来的社会网络。这个现象,在所有文明当中都有。
我举个美国的例子:美国1787年的制宪会议。那个时候美国虽然打赢了独立战争,但是整个国家该怎么建设,还没有方案。所以,1787年,来自12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开会,要制订宪法。你想,那可是大夏天,五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因为怕消息泄露,又把门窗关得死死的,就这样开了几个月的会。那会议的气氛,好不了。而且参会的代表,都是来为各州争取权益的,不是来妥协的,否则回去也没法交待嘛。所以,不管与会者口才多好、算盘打得多精,一旦发生矛盾,彼此都很难说服。
那为什么后来还是顺利搞出了第一部美国宪法呢?我读过一本书,就是美国制宪会议的会议纪要,叫《辩论》。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不管年轻人的表现多么精彩,这次会议成功,主要是因为两个老人。

一个是55岁的华盛顿,当时带领美国打赢独立战争的总司令,也是后来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还有一位年纪更大,81的富兰克林,就是那个下雨天放风筝,研究雷电的那位科学家。
那这两位在会议上什么表现?一位是打过天下的总司令,一位是岁数能给在场所有人当爹的老人家,一个摆功劳?一个摆资格?没有。这两个人在会议上几乎是全程不发言。

华盛顿是大会主持人,几个月的会,他只发过三次言,实质性的表态只有一次,剩下两次,一次是开幕时候的简短致辞,一次是会议结束的时候,他问,这会议记录保存在我这儿吗?还是该怎么办?剩下来的时间,华盛顿完全不说话。
那不说话,就没有作用吗?当然不是。你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场每个人的感觉。大家可以分歧,可以吵,但是因为华盛顿在这里,那可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总司令啊,那么艰苦卓绝地赢得了独立战争,大家才有坐在一起开这个会的机会,看在他老人家的面子上,大家不会失态,不会吵到掀桌子的程度。
这就是老人的一个重要作用:谁都在他的关系网络中。老人在,那个隐性的网络的约束力就在。你作为一个点,可以和其他的点闹矛盾,但是,你得控制矛盾的烈度,不能闹得太出格,否则就是对那个老人不尊重,那就是对整个网络价值的破坏,那可就站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为什么动不动就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就有这个原因。一个孝子,因为要顾及父母的面子,不会在社会上胡来的;因为想要光宗耀祖,所以会在各种社会场景里保持体面。你看,孝道不仅可以规训一个人在家庭里的行为,他所有的社会行为,都被这张网络约束住了。
古代王朝为什么动不动就说“本朝以孝治天下”?因为,爱父母是人的天性中都有的东西,朝廷抓住这一点,利用它、强调它、扩大它,把它强化成“孝道”这种意识形态,最终效果是——在广泛地社会场景中起到约束人的作用,从而大幅度地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
这是不是一种很精明、很成功的策略?

第二段生命
刚才说到老人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他脑子里的知识和经验,更在于他背后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的背后呢?我们还可以再深看一层,那其实是某种超越性的价值。
举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汉朝初年的刘邦,曾经想过要换太子。太子这边的人就想了一个办法,请出了商山四皓,“皓”就是白的意思,隐居在商山里的四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请来之后,这四位老人家啥也没有做,就是跑去和刘邦见了一面。刘邦说,当年我请你们出山帮我,你们不肯,现在怎么肯帮我家太子呢?老头儿们说,你这人老骂人,我们不受那个窝囊气,所以躲起来了。但是太子不一样,太子为人仁孝啊,天下人都愿意为他效劳啊,所以,我们就来了。刘邦说,那好好好,你们好好地帮太子吧。完事这四个老头就走了。刘邦就在那儿叹气,这太子是换不成了。为啥?一叶知秋啊。连商山四皓都出来帮太子,说明太子的羽翼已成了,已经动不得了啊。
你看,在这个故事里,这商山四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是给刘邦发的一个信号。
四个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自己也不会求什么功名利禄了,那他们说的话,就多了点儿客观性和超越性,再加上他们见多识广,他们的立场就多少代表了天下人的朴素共识。对于刘邦来说,他不仅要做现实的政治算计,还要考虑天下公论。千万不要小看“天下公论”,在政治博弈中,天下公论和人心所向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在政治博弈的关键时刻,它更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所以,商山四皓的立场,其实就是刘邦感知天下公论的仪表盘啊。
这是老人社会价值的一个更高的维度。他们可以在社会争议中代表一种更客观、更超越的立场。
还记得我前面说的1787年的美国制宪会议上,还有一个老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吗?他那时候已经81岁了,身体也不好,会议发言往往是写成书面的,然后请人代读。他在会议上也是起到类似的作用。各个州的代表,那些年轻人争议的事,他已经没有那么关心了。那他起什么作用呢?有一次,当大家吵得上头的时候,富兰克林说话了:我已经活了一大把年纪。活的时间越长,就越相信是上帝在主宰着人间的事务。而现在看你们吵成这个样子,这证明,人的悟性绝非完美。看来,我们只有祈求上帝保佑了。我建议,聘请牧师,在每天开会之前主持祈祷仪式,让万能的主引导我们前进。
你听,富兰克林的话好像有点跑题,大家吵架呢,搞什么祈祷?但其实,这在争吵白热化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提醒:我不是赞成你们任何一方,我是给你们提供一个视角,一个超越性的“上帝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你们会看到自己理性的局限,看到这一点就好办了,你们就会重拾回到谈判桌前的信心了。这也是《菜根谭》上的那句名言说的了:“从热闹场中出几句清冷言语,便扫除无限杀机。”
回到大宋朝的文彦博,他在朝堂里的存在,其实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新旧两党再怎么吵,也是为了当前的这点矛盾。但是只要看见文彦博——那是谁?真宗皇帝时代的人啊,仁宗皇帝任用的宰相,历经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老臣啊,他现在垂垂老矣、须发皆白,80多岁还在为国操劳,那是一种超越于现实的人格存在啊。大家再吵点什么,是不是也会多一点相忍为国的念头?
你看,经过这么一梳理,你会发现,老人的价值,何止是他脑子里的那点经验和知识?何止是他还剩下的那点行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是一种超越性的、全局性的存在。年轻人的分工,是创造现实的社会价值,而老人呢?他们可以成为一种符号,是人类文明过往一切历史经验和精神价值的人格载体。他们在场,那些历史经验和精神价值就在场,就会参与到年轻人的决策之中,就会有一种力量,让年轻人有机会从世俗的、局限的处境中挣脱出来。这是人类文明演化、传递和延续的一种内在机制。
最后给你推荐一本书,比利时进化学者马克·内利森写的《我们终将老去》。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想过吗?人类是自然界唯一的有两段生命的物种。
人类的第二段生命的打开,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在我们的老祖先,类人猿阶段,寿命通常只有30岁。但是,在大约三四万年前,一个奇特的转折点突然出现了。人类的寿命突然显著延长,活到50、60岁甚至70岁成为可能。为什么?
过去的解释通常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了,生活条件变好了,人自然就活得长呗。但是这本书说,不对。物种的寿命是受基因限定的,一条狗,再好的生活条件也不至于让它的寿命延长那么多。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变化,以至于有长寿基因的人被筛选了出来。简单说就是:有很多老人,对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是利大于弊的。
是的。从三四万年前开始,老人就已经不再用自己的行动能力来为文明做贡献了。他们展开了第二段生命,他们贡献价值的方式和年轻人截然不同了。那这个方式是什么呢?除了传递经验和知识,我们今天还看到了两点:
第一点:编织一个高价值的社会网络,并成为维系这个网络的枢纽。那就要求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与人为善,勤于连接,更积极地识别、帮助优秀的年轻人。
老人的价值还有更重要的第二点:成为人类社会重要精神价值的人格载体,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了,甚至已经不在了,大家提到你,还能精神为之一振。
据说,迪士尼公司内部,如果说某一种行为真棒,他们不会空泛地说“好”、“棒”,而是会说,如果沃尔特·迪士尼先生活着,他看到了,会非常高兴的。沃尔特·迪士尼在1966年就去世了,他的名字,成为一大团很难描述清楚的优秀品质的符号载体。
孔子这辈子也是这样,你很难说他做出了什么了不得的成就,但是他老人家谢世之后四百年,有一个叫司马迁的后生是这么写他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只要一提到孔子,我眼前就出现了一座高山一般的人格,我赶不上,但是我非常向往。孔子即使不在了,他也能成为我心里的一盏灯啊。
我们每个人都注定会老去。老,过去的看法,似乎就是一切价值都在熄灭,一切道路都是下坡路。不,我们就是要找,要在这老境颓唐中去找,找到哪怕一条可以一直向上的道路。
永远老当益壮,不可能;永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没必要。
但是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件事,一是编织一个价值更高的社会网络,二是成为一个更超越价值的人格载体,这是两个终生都可以持续努力的目标。
这是一段怎么走都没有下坡的路。
好,这就是我在公元1090年,为你讲述的文彦博的故事。我们到公元1091年,再见。

致敬
这期节目我们说,老人是某种超越性存在的人格载体。对于人类来说,这个靠想象来对日常生活赋予意义的物种,就是需要随时随地感知到超越性的存在。
比如,中国古代有一种童蒙读物,是教小孩子对仗和押韵的,意象的密集度就特别高。这类读物里最有名的,是《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就算今天城市化了,孩子平时的生活中很多过去的物件已经不见了,但是文明不应该让他们忘却这些物象的存在,这是我们成年人的责任。
我今天给你念一段李渔写的《笠翁对韵》吧。就不念大家都熟悉的“天对地、雨对风”了,念一段稍微生疏一些的:
山对海,华对嵩,四岳对三公。宫花对禁柳,塞雁对江鸿。清暑殿、广寒宫,拾翠对题红。庄周谈幻蝶,吕望兆飞熊。北牖当风停夏扇,南帘曝日省冬烘。鹤舞楼头,玉笛弄残仙子月,凤翔台上,紫箫吹断美人风。
愿这些美好的、超越性的、在日常生活中难得的意象能够陪伴你,让你的生活,时时、处处,都有意义。致敬古往今来,所有为我们提供超越性的文本和人物。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宋)文彦博撰,申纪元等点校:《潞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宋)邵伯温撰,李剑雄等点校:《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
(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
(宋)蔡絛撰,冯惠民等点校:《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
[美]詹姆斯·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译林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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