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珈宝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诗人是真正的历史之子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易彬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丨艺文志，2025年2月版，654页，128.00元

文学作品是史料吗？很少有历史学家会爽快地给予肯定的回答。尽管《小说鉴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等具有分量的史学著作已经证明，文学作品蕴含的历史信息远比想象的要多，但它身上的主观色彩甚至虚构特性始终难以被人忽略。相对于现实主义小说与历史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葛，相较于古诗或史诗研究中形成的“诗文证史”传统，现代诗似乎完全与历史学无缘：它蕴含了作者太充沛的主观情感，它的形式又太过自由，甚至可能成为作者蓄意编织的语言游戏，因此不能反映现实历史进程。现代诗作家的身份也往往被固定在文学领域。他们所处的政治—历史背景也不会轻易与作品本身发生关联——这被认为是文学研究得以与历史学相区分的一大关键要素。

正是由于现代诗和历史学之间的隔膜，撰写诗人传记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诗人通过创作诗歌来表达自我，因此意欲把握诗人的心灵史、还原其精神原貌，传记作者就必须熟稔文学理论、诗歌批评等议题，并掌握高超的文本细读技巧。另一方面，传记毕竟不同于诗人的作品系年。它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钱永祥认为，传记“有超乎传主一己生命的客观意义”。传记所记的当事人，“有意识地指认出了他所处的社会及历史空间的特质，然后以随俗从众的幸福和安逸为代价，用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表现出人性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有什么样的机会、受到什么样的限制、面对什么样的力量和挑战、以及如何去处理和-—最重要的——超越这些不断企图主宰、淹没自己生命的外在力量。”记录这类“生命典范”的传记，“对读者有最大的启发和感动作用，因为它为人性的可能性，留下了一次客观的诠释和见证”。

《幻想底尽头：穆旦评传》（以下简称《幻想底尽头》）是一部对诗人传记内部蕴含的文学—历史张力极其自觉的作品。它以大量历史资料为基础，通过讲述穆旦的生平，展现了大时代下一位诗人的“丰富与丰富的痛苦”，进而探讨了个体在面对时代变迁时的复杂情感与自处方式。

一、“穆旦”的浮现与介入时代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20世纪中国，正是一个展演了“企图主宰和淹没生命的外在力量”的历史空间。1918年，查良铮出生于浙江海宁，属海宁袁花镇查氏。查良铮出生的时代，正逢家族破落的凋敝之时，其文学才华虽然在幼年稍有显现，但对诗歌的兴趣却在远离家乡之后才逐步成长起来。1929年，查良铮考入天津南开学校。自此，查良铮通过从事文学创作，开始深刻卷入20世纪中国这个多变的历史空间，和他所处的时代发生着难以预料的复杂纠葛。

南开学校既是查良铮介入时代的起点，也是“穆旦”浮现的开端。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及日本侵华行动的步步紧逼，南开学校爆发了爱国主义学潮。对于查良铮而言，国难成为了时代的标志，而作为一名写作者，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笔为刀。1935年，查良铮在南开学校纪念册上发表《谈“读书”》一文，抨击当局所谓“读书救国”论，号召学生以实际行动救国于危难之中。

与此同时，查良铮也开始用“穆旦”作为笔名发表诗文。作者敏锐地指出，诗人在不断累积创作经验的过程中，“逐渐把住了艺术表现的方向，作出了初步自觉的、个人化的艺术选择”。进一步来看，这种“个人化的选择”也受到时代风格的浸染。穆旦接受的语文教育更多地表现出“过渡时代”的特征。白话文的新兴与国文传统的执拗彼此拮抗，书报等新式文化媒介承载的公共知识，还有同时代引入的西方文学等多重思想资源构成了穆旦的知识背景。在主动组合、扬弃的基础上，穆旦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创作调性，甚至表现出普遍意义上的代际特征，即形成了所谓“穆旦一代”：在传统和新式教育发生嬗递的历史时期接受文学教育的一代人。

1935年8月，穆旦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救国的时代命题依然未变，甚至更为急迫。“一·二九”运动中随同学一起上街、呼吁抗日救国的游行经历展现着穆旦的少年情怀。青春激情的轻盈与时代命题的沉重之间的不断变幻，是青年穆旦诗歌中的一组变量——从作者分析的这一时期“慕旦”（仰慕光明）“穆旦”（黑暗与光明对照）两个笔名的交替使用中亦可见一斑。

全面抗战爆发后，穆旦的文学创作更深地卷入了时代，在地理空间辗转迁移的过程中，其生命体验被迅速扩大，其诗歌也再次展现出了青春与时代的双重变奏，夹杂着青年学子奔赴远方的欢快，却又表露出对国族沦亡的担忧。南迁组建西南联大的长途跋涉中，“底层见闻”成为一个新的同时也是更为复杂的表现主题。途中所见百姓的民不聊生和残酷的战争暴力映入诗人眼帘，造成的是一种直观的“恐怖”；但诗人又赞美、歌颂他们强大的生存韧性。也正是在这里，诗人对大众无知和愚昧的“痛感”，对自己知识人身份的“矜持”，与对他们身上可贵品质的“希望”交织在一起，作者用“滞重”形容这一形象的暧昧和多面，是极其恰当的。

充任翻译随远征军入缅的经历则令穆旦以最直接的方式目睹和体验了暴力与死亡的恐怖。在精神遭遇的强大冲击下，穆旦坚定地站到了“人”的立场上，亦即“诗人试图以个体之良心见证时代……努力打破种种外在因素对于个体生命的规约，以不断冲破现实个体严峻的生存境遇，‘突围’。”这段话精到地诠释了穆旦那时积极介入时代的高扬姿态——但也标志了这一介入的终点。

二、“穆旦”的犹疑与回缩

如果说穆旦南迁跋涉中的底层见闻显现出了知识人与大众之间的亲缘与隔膜，那么这一时代主题在惨酷的抗战经历之后，又一次浮上他的心头：作为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知识人，他和同时代人一样深刻地自觉于以文化开民智的时代使命。抗战胜利后，穆旦返归北方，筹办《新报》并任总编辑。作者明确指出，穆旦放弃大学教职转而办报的行动包含了他对时代、对自身担负责任的深刻理解，即表达了诗人希望“通过现代媒介而将个人自由的理想转换为切实的文化实践活动，表达自由信念与民主诉求、倡扬社会公义”。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导致了穆旦与时代的关系发生了质变，这是因为，诗人越来越感觉到现实生活中那种浓重的“黑暗”——它否决了此前青年时代那种对于光明的乐观。1947年，深涉政治旋涡的《新报》因其大胆的言论风格遭国民党当局查封，为筹集留学所需费用，穆旦重又被抛回了琐细零碎的日常生活中。四处奔走之后，他先是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处任口译，又在美国新闻处当英文编辑。在供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恶劣的外部社会环境催逼下，穆旦很难在内心深处获得“安定”，其职业化的写作也一度陷入停滞。尽管如此，穆旦还是在文坛故交的帮助下通过出版诗集、杂志副刊写作等方式进入了当时的主流文化网络。

也是在这种对于时代前景的不确定和犹疑中，1949年，在好友支持下，穆旦赴美留学，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诗坛的认可。可仅仅四年之后，怀抱着对祖国的爱和新希望，1953年，穆旦便冲破重重阻碍返回大陆，希望以自己的文学才华与译诗向新生的共和国献礼。然而，这次他面对的时代语境已经完全超越了此前所有历史经验的总和。作为成长于“过渡时代”的诗人，20世纪5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新”“旧”对峙和非此即彼的立场选择对于穆旦来说无疑是陌生事物。政治缓慢但不可阻挡地渗透到了诗人的笔端。

正如作者所概括的那样，归国之后，政治磨难紧紧伴随着穆旦，换句话说，时代语境给这位诗人造成了强大而复杂的压力。在这部传记中，最令人意外的同时也是最引起人注意的一点，是“穆旦”和“查良铮”的共存与转化。简而言之，作为“过渡时代”诗人的“穆旦”，在文化惯习和语言风格上必须加以改造，因此时时处在自我与时代相扞格的内在紧张中，从而忽隐忽现。与之相对，一直从事英、俄语文学翻译事业的“查良铮”却始终活跃在文坛。两种形象的并存，与其说是时代压力人为造成的“人格分裂”，不如说是在诡谲多变的时代语境中，个体寻求生存的一种应对方式，也是和时代发生关联的隐秘通道。

政治浪潮席卷下的穆旦在晚年越来越向内回缩，不再主动介入和参与时代，但后者显然在其写作和行动方式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和笔友的书信往来中，他叮嘱对方将信阅后即焚，以免招惹麻烦。穆旦，一位处在边缘的诗人，不再能够把握和预测时代进程，相反，那些偶然的苦难——好友的离世、意外的腿伤——都能令他陷入忧郁，促使他写下“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这样凄凉的句子，最终在矛盾而悲哀的心境中告别了他的时代。

三、诗人的传记

《幻想底尽头》是一部真正的诗人传记。首先，本书没有止步于叙述穆旦的生平经历，并按照其生命历程中所具备的不同经验给以恰当的历史分期。这种叙事往往把诗人的生平淹没在了他所处时代的环境中，难以突出诗人奇崛独异的心灵面貌。作者并未单纯以叙事形式讲述这位“穿行在黑暗之境的诗人”的生涯，而是用一组问题统领了传记的全部内容，那就是：动荡纷乱的时代语境如何改变和压抑了个体的思想与行动；与此同时，面对促狭的时代语境，个体又如何表现出一种充满了纠葛、挣扎与矛盾的“时代境遇”？更简练地说，本书通过叙述穆旦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的生命历程，进而在一般意义上探讨了个体与时代之间存在的复杂关联。在穆旦身上，他与时代关联可以概括为“介入—犹疑—回缩”，但时代向他展开的方式却表现为日益紧密地把他卷入时代的逼仄。

其次，本书没有把诗人的文学创作视为洞悉传主心灵的唯一材料。或许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作者的生存环境、生命体验与作品内容及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直接关联。然而，正如作者所言，这部穆旦传记的核心问题在于讨论个体行动与时代压力之间的纠缠，这就意味着，需要把穆旦的生命历程置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的观察视阈中，去重新构建一个贴近历史真实的穆旦形象。

为此，这本传记援引了数量翔实、种类丰富的历史材料，以多面、立体地展现诗人的面貌。其中最主要的材料有：穆旦的交代材料、穆旦本人的书信与日记、穆旦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与忆往文字、作者对穆旦同时代人的口述访谈等。从种类上看，这些材料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常用史料。作者不仅仔细全面地搜集了与传主相关的历史资料，并给以恰当的排列，更运用了精当的考辨功夫对纷繁复杂的史料予以比对、甄别、考订，使其叙述的关于穆旦的事实更为确凿可信。

最后，这本传记不仅突显了穆旦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地位，更留下了点明这位诗人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的线索。作为翻译家，穆旦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之一。经他翻译的普希金、雪莱和拜伦的诗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热爱世界文学的读者。穆旦的经历表明，即便在一个政治高压持续不断的年代，尽管大规模的知识流通受到极大限制，文化的全球交流在那些愿意坚持的“燃灯者”手中却始终没有断绝，这些隐微的思想火种为人文知识再次趋向开放和流动提供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穆旦在他生涯中后期表现出的那个诗人—翻译家的形象，对于读者而言，始终有一种隔雾看花的朦胧。自穆旦南开时期始，到他远赴美国为止，在同时代人回忆文字与文学刊物等史料的参证下，诗人的形象非常清楚，甚至围绕着穆旦而形成了一个“少年中国”的人物群像。同时，作者对穆旦这一时期创作诗歌的细读也构成了外在人物形象的补充，丰富了关于穆旦内心世界的“深描”。然而，这种清晰与深刻在1949年后关于穆旦行动及形象的叙述中却难以发现。这一部分中，固然是由于资料本身匮乏所造成的客观局限所致，作者以交代史料辨析过程替代了对穆旦形象细节化的描绘，使得构建穆旦形象的任务无形中被移交给了读者。但在这层层覆叠的史料对读中，读者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极具心灵冲击力的历史细节：1966年，面目憔悴、在满屋碎纸中翻找《唐璜》译稿并把它紧紧握在手中的穆旦；1970年，在寒风中步行数小时，只为和妻子说几句话、送几包花生米和糖的穆旦；1973年，历经苦难却仍然谆谆教导子女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穆旦，等等——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生动的晚年穆旦的形象。

尾声

诗人痖弦曾云：“诗人是真正的历史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穆旦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用自己的一生活出了时代的矛盾。穆旦曾用进取和积极介入的面貌应对时代。然而，随着生命阅历的增加，诗人介入时代的态度发生了动摇，艰难维持生活的愁苦与忧虑越来越频繁地浮现在诗歌语言中。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让穆旦感受到，一个新希望在中国诞生了。这是他在短暂远离中国时代语境之后的“归来”，同时也是适应一个全新的时代语境的开端。在这个个体被迫消隐的时代中，饱经沧桑的穆旦最终吸收了政治磨难留给他的沉重遗产，在腿伤带来的忧郁情绪中退避时代，选择向内心回缩——那是一片黑暗的领地，随着穆旦走向那里，他的生命也逐渐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如果说今天我们通过回顾穆旦的一生还能获得一些教益的话，那无疑是他对写作的坚持。不论生活境况多么艰难，不论时代压力如何迫近，穆旦都没有放弃写作，不管是诗歌、社论甚至和好友的书信往来。写作不仅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更是确立自我以抵抗虚无的方式。竹内好曾把鲁迅的文学写作指认为一种与政治相对立的、自我生成的行动。我们不妨说，写作本身就是生成自我的一种行动。写作者借此保持着和时代之间的连接，同时又和时代保留了距离。而那被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思想的秘密，总是像美丽的珍宝一般，留待后来的有心者去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