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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面向世界末日之后的……超客体与新人类

李公明
2025-12-25 12:5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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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客体:世界终结之后的哲学与生态学》,[美] 蒂莫西·莫顿著,苏艳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8月版

2025年即将过去。即将过去的2025年充满了动荡、不安和苦难的记忆:区域战争以及核战阴影、人道主义危机、全球气候危机、国际政治秩序的剧变、被强烈撼动的全球经济、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挑战……在这些宏观图景中更让人揪心的是无数个体在今年、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受的苦难:有超过二十亿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有超过六亿人仍经受饥荒的折磨,有五百九十万儿童死于肺炎、腹泻、疟疾等人类早就战胜的病魔。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说“我们正经历一个极其动荡的时代”;在一份关于世界经济未来及机构角色的最新分析报告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团队以“失序感”(dislocation)、甚至是“恐惧感(dread)来描述当前的全球问题。他们在报告中引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1929年写下的这段话:“旧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挣扎着诞生;现在是怪兽的时代。”(Patricia Cohen,‘A Singularly Turbulent Time’: Deeper Uncertainty in Store for Global Economy,2025-12-22)说得非常准确,现在的国际政治真的是进入了一个“怪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势中,那些向世人敲响警钟、提出改变思维方式的著作尤为值得我们阅读和思考。

美国莱斯大学英语系教授、当代著名生态哲学家、首创“超客体”理论的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生态哲学、文学理论、文化与文学批评、十八世纪英国与启蒙研究、十九世纪英国文化、环境人文学科、性别与性文化、动物研究、后人类主义等学科和研究方向。他自己也是艺术创作的实践者,曾创作歌剧剧本《时间,时间,时间》Time, Time, Time,2019),与杰夫·布里奇斯(Jeff Bridges)共同编写并出演关于全球变暖的电影《活在未来的过去》Living in the Future’s Past, directed by Susan Kucera,2018)。可能在传统的学术专业主义者的眼中,莫顿只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但是在当下全球化、人工智能汹涌澎湃的潮流中,这只“狐狸”正因思想之敏锐、跨界之敏捷、眼界之高远而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而且他的“超客体”理论大有对于传统的环境哲学一剑封喉之势,颇有刺猬的专注力度。狐狸与刺猬兼而贯之,的确是很适合向世人敲响警钟的思想者。

莫顿在2010年出版的《生态思想》The Ecological Thought,Harvard, 2010)一书中创造了“超客体”(Hyperobjects)一词,在2013年出版的《超客体;世界终结之后的哲学与生态学》Hyperobjects: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Minnesota,2013;苏艳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 8月)中更全面地论述了关于这个“超客体”思想。在这里要感谢汪民安兄,是他向我推荐和寄来了这部著作。

习惯了主体与客体概念的读者在阅读这本《超客体》的时候恐怕对这个概念不容易理解。莫顿在该书的“引言:存在的地震”的开头这样解释“超客体”这个概念:“用以指代那些相较于人类而言,在时间和空间上大规模分布的事物。超客体既可以是黑洞,也可以是厄瓜多尔的拉戈阿格里奥油田,或者是佛罗里达大沼泽地;超客体可以是生物圈,或是太阳系;超客体可以是地球上所有核材料的总和,也可以只是钚或铀;超客体可以是由人类直接制造的耐久用品,如聚苯乙烯或塑料袋,或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所有嗡嗡作响的机器的总和。也就是说,无论是否由人类直接制造,与其他实体相比,超客体的特点在于‘超级’。”(引言,1页)那么,“那些相较于人类而言,在时间和空间上大规模分布的事物”,这就是“超客体”的基本定义;“在时间和空间上大规模分布”是其核心要素,就如接着列举的那些事物,对于何谓“超级”的客体总能得到一些感性认识。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无处、无时不在的塑料袋,这种人工制造物在今天人类生活中的超大规模存在已经到了极为恐怖的地步。

然后,莫顿列举了超客体的几点共性。第一,超客体具有黏性,即它们“黏附”在与其相关的事物上;第二,超客体是非局部的,任何“局部显现”都不能直接体现超客体本身;第三,与我们所习惯的人类尺度的时间性相比,超客体具有不同的时间性,尤其是一些非常大的超客体(如行星),能够产生时空旋涡;第四,超客体存在于高维的相空间,因此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见的;第五,超客体以客体间性的方式展现效果,换言之,我们可以在物体审美属性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空间中检测到它们。超客体并不属于我们的知识范畴,因为无论是与蠕虫、柠檬或紫外线比起来,还是与人类相比,它们都具有“超级”性(同上,1-2页)。在这些共性中,“黏性”“非局部”的表述很重要也很传神,本来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而会产生的那种感受和思考,总有一种关于事物之间的相互黏附和整体性的联想;把它们用于对超客体的描述,使这个概念与曾经有过的经验语境产生了联系。至于其他三个共性,则还需要有较高的知识背景和思辨能力才能搞明白。

但是,按照莫顿的论述,超客体不是什么与现实无关的理论。“超客体已经对人类社会和精神空间产生重大影响。它们直接导致了‘世界末日’,否定主义和末日环保主义因此都变得过时。超客体已经将人类引入了一个‘虚伪’‘虚弱’和‘跛足’的新阶段……”(2页)作为这个人类新阶段的三个特征,“虚伪”“虚弱”和“跛足”听起来也不难理解。但是作者认为这三个术语在他的研究中有着特殊含义,在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之前,就已经作出概括性的表述:“虚伪”源于导致元语言不可能存在的条件;“虚弱”源于现象与事物之间的差距,超客体使这种差距明显,令人不安;而“跛足”则是因为所有实体都是脆弱的,而超客体使这种脆弱也变得明显。“超客体也在改变着人类的艺术以及审美体验(审美向度)。目前,我们正处于我所说的‘不对称时代’”(同上)。虽然仍然不容易弄懂和理解,但是耐心看下去,其中有些议题是可以讨论和进一步思考的。总而言之,“超客体的巨大规模使得更小的存在者——人、国家甚至大陆——看起来像是一种幻觉,或者是一个巨大的黑暗表面上的一小块彩色补丁。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真实的?真实又意味着什么?全球变暖的威胁不仅是政治层面的,还涉及了本体论。非实体的威胁正是实体本身的标志”(42页)。应该说,巨大规模、真实的幻觉、从政治到本体论层面上感受到的威胁,这些都正是在时下人类的生存体验中不断奔涌的感受。

在写作风格上,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广泛的莫顿充分显示出极具开放性和思辨性的思想风格与表述文体。他形容自己作为被卷入全球变暖这一超客体中的实体,像是胆怯退缩的章鱼,在本体论的阴影中会喷出伪装的墨汁。因此,“本书的思想风格也必然是迭代的、循环往复的,这是因为人们在任何时刻都只能看到超客体的碎片,而思考它们本身就很棘手”(4页)。为了让读者更能置身于有关超客体的思考语境之中,莫顿的叙事修辞具有感性的力量。为了说明我们置身于超客体之中,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在某种意义上都与超客体有关,他的描述是:“当我转动汽车的钥匙点火时,我就与全球变暖有关……然而,我转动钥匙点火也与哲学和意识形态决定密切相关,这些决定源自认识的数学化,以及(笛卡尔和牛顿的)将空间和时间视为平面、普遍容器的观点。我转动钥匙是为了向燃油喷射系统发出信号,从而启动发动机,这是一系列对物体、运动、空间时间所做决定产生的结果之一。因此,本体论是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政治领域,本文将重点聚焦于此。在超客体来势汹汹的阴影下,当代人决定将伦理学和政治学建立在匆忙拼凑起来的过程思维和关系主义的形式上,这可能不仅草率,还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27-28页)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即便对于转动汽车钥匙这一动作有所思考,恐怕都还是属于物理学的。莫顿却由此联想到本体论和有争议的政治领域,想到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存在问题,这是非常感性和敏锐的思维。

莫顿认为超客体不仅仅是其他客体的集合、系统或汇聚,它们本身是一种独立存在,而不是由人类想象和虚构而来的。无论是否有人在思考它们,超客体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既然是无处不在的超客体,那就没有人能够超越于超客体之外地认识它、思考它;“超客体使我们不可能超验地飞跃物理现实‘之外’,而是迫使我们承认思维与物质的内在联系。”(4页)在这样的思考语境中,莫顿在该书第一部分“什么是超客体?”中对这个概念的内涵作了哲学、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阐释:“我从‘客观’描述的角度探讨了存在发生震荡的广度和深度,试图唤起超客体的客体性,这主要体现在它们在思考之前就存在的本质上(29页)。第二部分“超客体时代”探讨了世界末日、虚伪和不对称时代等问题,“从最脆弱的太平洋岛民到最顽固的取消式唯物主义者,每个人都必须估计到日益上升的海平面和紫外线的威力。这个阶段的特征表现为创伤性的坐标丧失,即‘世界末日’”(30页)。在我看来,所谓创伤性的坐标丧失正是对于身心俱陷于超客体之中的人类盲目感的一种描述,人类失去判断事物的坐标之后,一切都失去了可以依赖的根据。

这是比山崩海啸更恐怖的末日之感。莫顿对于“世界末日”的表述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各种末日理论,他的“世界末日”与“超客体”紧密相连:“超客体带来了世界的终结。显然,地球并没有爆炸,但‘世界’这一概念已不再适用,超客体正是导致其消亡的原因。世界终结论在环境保护主义中非常活跃。然而,我认为这种观点无效,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感到焦虑并关心的存在已不复存在。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政治和生态伦理没有希望,远非如此。事实上,正如我将要论证的那样,‘除非我们现在就行动’,否则世界即将毁灭的强烈信念就会矛盾地成为我们全面参与地球生态共存的一大障碍。因此,本书的策略就是要让我们从‘世界即将毁灭’的梦中清醒,因为对地球(真正的地球)采取的行动依赖于我们的清醒认知。”(8页)作者认为现在已经不是担心世界是否会终结的问题,而是必须承认“世界末日已经到来。我们可以出奇精准地确定世界末日的日期”(8页)

在莫顿的世界末日年表上,这个日期要从1784年开始,当时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导致燃煤工业释放的碳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沉积,标志着人类对地球进行决定性的“地球化”的地质时期。下一个重大年份是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喷发和堆积的薄薄一层放射性物质,标志着人类对地球地质的改造力量呈对数增长,“此时此刻人类所面临的正是超客体的侵袭所带来的世界末日”(10页)。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作者把“地质时期”这一极其漫长的时间尺度与1784年、1945年等非常切近当下的人类事件勾连在一起,这是一种与“超客体”概念紧密相关的历史时间观,是把人类史与非人类史融合在一起的历史观与哲学观——“地球的地质周期要求一种地球哲学,而不是简单地从人类事件和人类意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同上)

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就是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的颠覆性改变,是莫顿这部《超客体》给读者带来冲击性认知的基本原因。“事件的这种转变使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写作方式),其中常规的确定性被颠覆,甚至被解构。我的私人印象不再是‘个人的’,不再是‘只属于我的’或‘只是主观的’:它们是超客体的痕迹,又常常不得不被扭曲,扭曲它们的就是它们会在其上留下印记的实体——我。你我都成了超客体时代的试纸,“我”从内部被分离出来了。”(7页)对“个人”“主观”的解构源自对超客体时代的认知和思考,再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主客之分,“你我都成了超客体时代的试纸”,是被融入超客体中的一分子。因此,莫顿说“读者会处处发现,本书总在现象学叙事与科学理性之间来回切换,让人头晕目眩。……我们对超客体了解得越多,它们就变得越陌生”。“故此,本书所寻求的是一种不寻常的生态模仿,它挑战修辞的极限,探索其虚伪性。”(同上)

作为一名生态思想家,莫顿坚定地把世界末日与全球变暖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世界末日与人类世、全球变暖和随之而来的剧烈气候变化有关,虽然确切范围仍不确定,但其真实性已被证实(10页)。说到这里,想到今年广州入冬以来一直冷不下去的气候,每天还可以在艳阳下走走,似乎应该担心这是否就是“世界末日”的一种警示。莫顿非常强调他的用语是“全球变暖”而不是“气候变化”,对于这两种表述的使用语境,他有很敏锐的感受和辨析:“气候变化”比“全球变暖”这一术语更占优势,对社会和政治话语的影响更显而易见。但实际上应该说全球变暖导致气候变化,假如只讲“气候变化”,就是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变暖所造成的巨大创伤的否认。在他看来,用“气候变化”代替“全球变暖”,就好比用“文化变化”来代替“文艺复兴”、用“生活条件的变化”来代替“大屠杀”。“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对特定生态创伤保持适度震惊和焦虑——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创伤,正是定义人类世的本质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在本书中坚持使用‘全球变暖’这个词。”(10-11页)

莫顿的体验与思考极为深刻:“我对全球变暖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意识到它是多么无处不在;我对进化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意识到我的整个身体是如何卷入进化网中的。超客体的症状切近而密切,生动且往往令人痛苦,但又带有一丝不真实感.让我不再确定自己身在何处。 ……我越是努力去理解超客体,就越是发现自己被它们困住了。它们都围绕着我。它们就是我。……每一次试图通过某种认知行为解放自己,都让我更加无望地困在超客体里。为什么会这样?”(36-37页)

看来莫顿在现当代艺术中更能找到最合适的表达与回应:大卫·林奇和奈特•沙马兰的电影,杰克逊•波洛克、约翰•凯奇、威廉•巴勒斯的创作;他在听“我的血腥情人节”乐队的时候,内心受到了一种脉动的冲击,那是一种几乎要把他从地板上掀起的物理力量;凯文·希尔兹的吉他声像X射线一样穿透他的身体,“这些和弦相互缠绕,时而搭调,时而走调,通过不和谐的声音堆砌起一连串的和声。这种畸变将声音捣得支离破碎,使它变成一团团碎石和浓油。尽管如此,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将耳朵移开,音乐是如此美妙,我好奇奥德修斯被绑在桅杆上听到海妖塞壬的歌声时作何感想。我想我听到了那歌声,它宁静而忧伤。……我觉得这音乐能让我的内脏液化,让我的耳朵流血(这确实发生过),让我癫痫发作,甚至能杀死我。被浓烈的美杀死,这真是一种济慈式的死法。我想起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中灾难地带乐队那摧毁星球的音响系统,这引发了厄休拉·海斯探讨星球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血腥情人节’乐队的音乐比代表性的‘自然’音乐更具有真态性,也比安静的环境音乐具有更强的不妥协性。”(39页)因此,“在1945年后的艺术中,当代生态体验恶魔般的品质完全显现出来了。超客体审美痕迹的强度在它极度的明亮性中显得不真实”(42页)。这是在现当代艺术史叙事中难以看到的锐评,是只能从超客体视角中才能感受到的巅峰体验。

莫顿的超客体思想中的艺术审美气质是非常感性、很有质感的。“广岛事件、极端微生物和核糖核酸的故事揭示了艺术作品的普遍属性,从而作品向我们传递来自另一个地方的信息。雪花在诗中飘落,但实际上并未真正落下。读者想知道他们认为自己在诗的背后或内部看到的幽灵般的作者意图。画家生活在社会之中,也许画作是对社会组织享乐方式(也就是经济学)的扭曲记录。或者,我们听到的音乐揭示了无意识世界.它源自原型的某个地方,或源自不可言说的秘密创伤。这里有一首诗,但诗并不在此处。”(69页)在这段话中,他对于艺术审美的普遍性与深刻性的审美描述让我感到惊讶和感动。

莫顿自己也在艺术创作中表达这种体验与思考。前面提到他与杰夫·布里奇斯共同编写并出演关于全球变暖的电影《活在未来的过去》,就是一部以原创思维展现身份政治与环境挑战的作品,将进化、涌现、熵、黑暗生态和“自然终结”主题编织为一个故事,颠覆了常见的思维方式,讲述了有关潜意识动机、意外后果以及我们本性如何影响人类未来的新见解。这部影片很可以作为阅读《超客体》的文艺版本,在审美经验中更感性地体会何谓“对特定生态创伤保持适度震惊和焦虑”。

莫顿发现自己陷入了黏性的陷阱之中,越是用理性与之对抗,就越会发现自己被黏住了。放射性物质就是黏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越想摆脱它们,就越会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它们(47页)。因此,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受和认知就是黏性导致这个世界不再可以区分为“此处”与“别处”,一切都是非定域性的。生活从此不在别处,从此你再也无法做到眼不见心不烦,无穷远方的所有烦时时刻刻都在你的眼前和心里。于是,你在此时此地感受到的雨滴绝不只是恰好落在了你的头上,而是全球变暖现象的体现;天气并非单纯的即时现象,而是整个生态危机时代的呈现。“超客体以其恐怖而又陌生的特性开始对我们造成压迫的时代,我们需要适应这样一个事实:定域性总是具有虚假的即时性。”(63页)他从生活体验中提供了更多的描述:发动汽车的时候,液化的恐龙骨形成的汽油瞬间燃烧起来;步行登上一座白垩丘陵,数十亿远古海底生物的粉末会紧紧黏着鞋子;呼吸的时候吸进的是远古时期某些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细菌污染——被称之为氧气;敲击键盘写下这句话的时候,细胞内躲避氧化灾变的厌氧细菌(线粒体)赋予了能量;打开电视,屏幕上一片雪花中细微的一部分来自宇宙大爆炸后遗留下来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注视石油就是注视着数亿年前岩石、藻类和浮游生物之间某种黑暗而又隐秘的合作成果……(76页)

这些巨大的时间尺度、无时不在的变化和无处不在的关联确实让我们感到震惊,所唤起的既有意义的虚无感,更有风险的危机感。万事万物不断变化,体现的是超客体的力量;从宇宙终结的角度看,最终都被抹平成最大的熵,一切事物都将归于无意义。(70页)同时,这也是生活在风险社会的感觉:“在这个社会中,对风险(比如有毒化学品的风险) 日益增长的科学意识改变了民主本身的性质,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已经脱离了现代性。”(46-47页)关于超客体与现代性的关系,莫顿认为超客体带来了现代性的终结:未来性被强行嵌入当下,终结了在场形而上学;超客体的巨大有限性迫使人类与一个异乎寻常的“没有我们”的未来共处。(125页)

但是,意义的虚无感和风险的危机感并不能让我们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莫顿并没有被自己的超客体思想所压倒。“超客体以全球变暖的形式注视着我。而我正是造成这一切的帮凶。我对遥远未来的生命负有直接责任,因为有两个事实会同时存在:那时的人们将不再与我有实质联系,而我现在最微小的行为也将对那个时代产生深远影响。”(78页)因此,他说现在哪怕只是换一只灯泡,他都得考虑全球变暖的问题:“这是世界末日,因为我能看到人类世界的边缘。全球变暖深入‘我的世界’中,迫使我使用LED灯,而不是带灯丝的灯泡。”(165页)我们也早就换上LED灯了,但是我们未必都会想到全球变暖和世界末日的问题。

最后,莫顿强调我们必须承认“超客体已经出现,我们缓慢但确切地理解了它们早已传达的信息。它们联系了我们。……超客体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所有客体的看法。每个客体都以奇怪的方式成为超客体。但是,我们只能根据生态危机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在生态危机中觉醒。海德格尔说,现在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我们发现自己在一系列巨大的客体中醒来时,意识到他忘了补充一句:我们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神”(268-269页)。听起来似乎有点悲观,连谁才是能够拯救人类的神都不知道。

然而莫顿还是抱有信心和勇气的,他说:“让我们为所谓的‘世界末日’欢呼,因为它开启了历史,终结了人类认为实体只对他们自身有意义的幻想。此刻,我们有机会建立人类与非人类的新联盟,因为我们已然破除了‘世界’的茧房。”(142页)那么,就让2026年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到来吧——迎接它的将是走出了“世界”茧房、对超客体的存在有着深刻认识的新人类!

    责任编辑:黄晓峰
    图片编辑:张颖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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