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森·马克谈日本占领爪哇、荷兰殖民帝国与二战史的去殖民化

伊森·马克（蒋立冬 绘）

伊森·马克（Ethan Mark）现任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历史学副教授。他的研究聚焦于日本帝国主义史，以及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史。2019年，他出版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据爪哇：一部跨国史》（Japan’s Occupation of Jav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Transnational History）。此书突破传统国别史的视角，将日本占领爪哇视为一场复杂的文化遭遇，并揭示了这段历史如何在爪哇社会留下长远的阴影。该书于2019年入围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ICAS）最佳图书奖短名单。

除了对日本占领爪哇史的深入研究，马克还积极参与公共讨论，反思荷兰殖民帝国的遗产，推动将二战史研究置于全球化与去殖民化的语境，以突破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叙事。

近日，《上海书评》特邀莱顿大学的曹茗然专访了伊森·马克。他探讨了自己对帝国主义史、后殖民史的诸多思考：印度尼西亚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荷属东印度的种族秩序、华人社群与印尼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日本在爪哇的“泛亚主义”宣传、荷兰殖民遗产的长期影响，以及如何在学术与公共领域推动更加全球化、去殖民化的二战史书写。

您是怎么开始研究二战期间日本占领爪哇的历史的？为什么选择爪哇，而不是日本侵略的其他地区？

伊森·马克：我本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在加州有很大的存在感，于是我开始学习日语。与此同时，我也喜欢历史——我在一个学术家庭里长大，父亲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土木工程与建筑史教授。我在学习语言的同时选修了现代日本史课程，最后决定主修东亚研究，以日本语言与历史为重点。

1984年，我去日本交换了一年。这段经历有些复杂，也伴随着文化冲击。我成长于越战时期，家里属于比较进步主义的，对美国在亚洲行为持批判立场。同时，我也注意到日本经常被刻板化、浪漫化、东方主义化。在美国，它既是对手，也被视为异类。我想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国家。在那段时间，我去泰国旅行，也开始关注到东南亚与日本的关系。后来，我当过一阵导游，还在纽约的日文报社工作了几年。

家庭背景、对海外的兴趣、对美国历史的批判理解，这些对我的学术道路都很重要。但最关键的契机是我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她是荷兰印尼人，出身背景很特殊。很多在荷兰的所谓“印欧人”（Indos）或“欧亚人”（Eurasians）是殖民时期荷兰男性与印尼女性的后代，而我妻子贡达（Gonda）的家庭不同：她父亲是印尼人，曾在印尼革命中抗击荷兰殖民主义者，五十年代赴荷兰留学；母亲是有社会主义背景的荷兰女性，批判殖民主义，并在婚后加入了印尼国籍。这样一个家庭在荷兰相当少见。他们后来又回到印尼生活，我妻子出生在那边。之后全家再次回到荷兰，但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印尼身份认同。

和她结婚后，我们去印尼度蜜月。之后不久，我决定回到学术界，1990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日本史博士研究生。当时我已经有了将日本史与印尼史结合的兴趣。二战日本占领爪哇期间正好是两者最紧密互动的时期。这一主题自然吸引了我。再加上我对二战、欧洲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问题长期有兴趣——而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往往被刻板解读，所以我想尝试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据爪哇：一部跨国史》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印尼人与日本人在战时的文化遭遇。在二战爆发前，印尼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的？尤其是在荷兰殖民统治以及华人社群强势存在的背景之下。

伊森·马克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据爪哇：一部跨国史》

伊森·马克：如果我们同时考量印尼人、荷兰殖民者与华人社群之间的关系，有几个因素非常关键。印尼的反殖民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逐渐兴起，到二十年代愈发强劲，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潮流有相似之处。但它有一个独特面向：印尼人与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部分原因在于，荷兰的殖民政策故意制造分裂，把两者置于竞争关系。荷兰人赋予华人某些特权，比如在税收与鸦片专卖中的角色。华人长期被荷兰用于行政与经济管理，由此许多印尼人把他们视为竞争者，而非天然的盟友。

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高涨，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这种民族意识传播到荷属东印度的华人社会，华人开始积极争取改善法律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印尼人：如果华人都能争取到更多权利，印尼人也应当如此。再加上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击败俄罗斯，被视为亚洲现代化成功的榜样，这也进一步影响了印尼民族主义的形成。

随着印尼民族主义的壮大，荷兰殖民政权在二十到三十年代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政策，力度超过其他殖民地。部分原因在于荷兰对印尼的经济与心理依赖极深。到了大萧条时期，越来越多日本人作为行商进入荷属东印度，尤其在基层经济层面上与华人店铺竞争。这些日本商人售卖廉价商品，态度友善，给许多普通印尼人留下了积极的印象。因此，当1942年日军进入爪哇时，不少印尼人最初是盲目欢迎的，寄望他们能带来繁荣与友好关系，却未曾料到军国主义统治的真实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日矛盾在1910到1930年代不断升级，相当一部分印尼人对中国的同情并不多。大多数人单纯把华人视为经济对手。只有少部分左翼分子，如共产主义者，经过共产国际的号召，理解到日本是法西斯国家，正在侵略中国，主张与中国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这只是少数派。大部分印尼人并没有这种立场。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在殖民世界，日本一度被视作罕见的非西方强权，一些人看到它站出来对抗西方。在东南亚，二战期间对中国抗战缺乏同情的态度，反映了更深层的紧张关系，这些关系受殖民秩序、经济竞争以及不同族群之间深刻分歧所塑造。

印尼人最初对日本的印象，在日军占领爪哇期间是如何逐渐转变的？有哪些关键事件或转折点？

伊森·马克：很难指出某个单一的事件能让印尼人对日本的态度发生彻底转变。印尼人逐渐对日本感到疏离，但那是一个复杂而渐进的过程，而不是哪一刻突然翻转。传统史学往往会强调某个节点，说“从这一刻起，印尼人彻底失望了”。但如果回到历史本身，会发现情况远比那复杂。

举个例子：日军占领爪哇六周后，突然宣布禁止悬挂印尼国旗、禁止演奏印尼国歌。要知道，在入侵时，日本人自己曾升起过印尼国旗，还在电台里播放过印尼国歌。这是赤裸裸的矛盾与虚伪：一方面声称“解放印尼”，另一方面却压制民族象征。所以，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说印尼人当时“本该知道”。但这种说法其实很轻巧——英语里称之为“20/20 hindsight”，也就是事后诸葛亮。回过头来看我们很容易说，日本人本质上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他们当时是在撒谎：他们只是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利用印尼民族主义，一旦掌控了局势，就立即予以压制。这是一个简单的叙事，但现实要复杂得多。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战争中也能看到，比如越南战争，或者美国入侵伊拉克。以伊拉克为例，美国人也带着宣传来到当地，号召人们“解放”伊拉克，但一旦真正开始统治，又是另一套逻辑。这是一种类似的模式。

1942年，日本人掌握了印尼的控制权。随后，日方的保守派掌权，要求禁止国旗，禁止国歌——因为他们不想助长印尼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更复杂的是，许多印尼人当时也听信了日本人的解释。比如，日本人说：我们禁止印尼的国旗和国歌，但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现在我们要打一场全面战争，要共同对抗西方，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如果我们输给西方，你们也会一起失败。所以你们必须信任我们。政治的事情现在不能讨论，但我们依然是你们的盟友，站在你们这一边。这样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了作用，让印尼人觉得：要耐心等待。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日本人自己深信宣传。他们真的相信这是一场“亚洲解放战争”。这与美国在越南、伊拉克的处境很像：一边明知战争是出于本国利益，一边又不得不以“解放”的名义来动员。因为殖民主义在二战时期已经越来越失去合法性，不可能再赤裸裸地说“我们来剥削你们”。所以，他们必须强调反殖民、反帝国主义，要以“兄长”的姿态号召印尼人加入。其中当然充满了自相矛盾，但在当时却具有极强的动员力。

为什么日本在印尼如此重视宣传？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日本在中国完全没能赢得人心，遭遇了惨痛的抵抗。这让日本人意识到，如果在东南亚重蹈覆辙，他们不可能赢得战争。于是，他们在印尼必须维持至少表面上的合作，哪怕只是避免爆发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抵抗。

在印尼，日本占领当局的宣传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日本军人粗暴、傲慢，街头常有暴力。但与荷兰人相比，印尼人还是觉得日本“更亲近一些”，更有可能带来希望。尤其是日本在1942年仅用一周就击败了荷兰，这让印尼人深感震撼：数百年来无法撼动的殖民秩序竟在瞬间崩溃。那种冲击力非常大，也让印尼人更愿意相信日本的宣传。

因此，并不存在某个单一转折点。相反，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最初带有浪漫化期待的亲近，逐渐伴随失望、恐惧、怀疑，但直到战争结束，仍有不少印尼精英选择与日本合作。甚至苏加诺本人，虽然逐渐对日本心生戒备，但到战争末期仍坚信日本会赢，而他和许多印尼人一样，觉得继续押注日本，比重新依赖荷兰要好得多。

即便在日本占领当局犯下了大量暴行,制造了饥荒与物资短缺之后，仍然有不少印尼精英选择与日本合作。您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伊森·马克：我觉得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精英”这个概念。原本在荷兰殖民秩序下地位最高的那批精英——那些与荷兰人紧密合作的王公、士绅阶层，对日本的态度往往更为怀疑，因为他们习惯于与荷兰殖民当局打交道。相反，出身于社会中间阶层的民族主义者，例如苏加诺、哈达，他们的反荷情绪强烈，与日本的关系反而更近。

其中一个让人深感不适的事实是：富有民族主义情结的印尼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被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所吸引。这里说的法西斯，并非完全等同于纳粹式的种族主义，而是一种亚洲化的版本，更强调文化与文明的概念，而非种族意义上的纯洁。

这就是所谓的“泛亚主义”。在我看来，印尼民族主义者之所以被它吸引，是因为它承诺了一种独特的路径：能够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同时，不必真正发动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换句话说，它是一种“保守主义革命观”：既具有反西方现代性的姿态，又避免了真正的阶级斗争。二战期间日本当局宣传的逻辑是：印尼可以在日本的带领下“复兴”自己古老的亚洲文化，同时走向现代化。日本是“兄长”，印尼是“兄弟”，大家一起回到民族精神的本源。这种浪漫化的叙述，正是法西斯主义常见的动员方式：宣称通过“民族本质”“战士传统”来超越阶级与资本的冲突。

在1945年之前，日本的军事进展仍然让人印象深刻。对许多印尼民族主义者来说，日本似乎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既能摆脱西方殖民，又能避免彻底的社会革命。这种蛊惑性，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人。

日本的所谓“泛亚主义”宣传在爪哇是如何具体展开的？您在书里写到“爪哇宣传班”（Java Sendenhan）。他们的宣传究竟有效吗？都有哪些日本人参与其中？

伊森·马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印尼人后来普遍回忆，日本的宣传“很狡猾”。在亚洲其他地方，也常有人记得日本人是高明的操纵者，虽然谎言连篇，却极其善于利用文化手段。

原因在于，日本在东南亚投入了真正的文化精英来做宣传。与在中国时不同，日本吸取了教训：他们看到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如何高效，于是意识到必须追赶。自1941年起，日本军方开始大规模征召文人：记者、作家、小说家、电影人、漫画家、画家、剧作家、音乐家、诗人，组成所谓“文化人”（bunkajin）部队。这些人并非普通士兵，而是日本文化界的佼佼者，一些人甚至有“左翼”背景。军方之所以容许他们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正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素养高所致。于是，当“爪哇宣传班”随军进入印尼时，他们不仅为日军士兵制作宣传材料，更是直接面向印尼民众开展工作。他们的作品水准极高，传递的讯息往往“真诚”而有力。许多人深信这是“亚洲解放战争”。

1942年5月中旬，日本爪哇宣传班成员与来访画家小矶良平、吉冈坚二一起启程，前往爪哇和巴厘岛的战场及文化历史遗址参观巡访。底排从左到右依次为：吉冈坚二、小矶良平、画家南政善、作家阿部知二、落语讲述者松井翠声，以及漫画家小野佐世男。

我第一次接触这些宣传材料时，身为一个自认为属于进步主义阵营的美国学者，也觉得相当震撼。它们批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甚至借鉴了左翼思想资源对西方现代性的诊断。唯一的区别，当然是他们将日本排除在外，把日本描绘成“慈爱的兄长”。今天看来，这完全是虚伪的，但在当时却极具说服力。当年日本诉诸的逻辑是：“这或许看起来像帝国主义，但实际上是解放。”关键在于，那些制造宣传的人，往往自己也真心相信这些说法。当然，宣传班成员也并非全然愉快。他们常因日本政府的政策与他们的宣传口径矛盾而感到挫败。例如，日本在1943年给予菲律宾和缅甸“名义独立”，却拒绝给予印尼同样待遇。苏加诺和哈达后来得知这件事时非常愤怒，觉得印尼被羞辱。这也是印尼民族主义者逐渐对日本产生失望的重要契机之一。

由宣传班成员创作的漫画《杀虫剂的威力》。印尼人：“如今我们的血不再被这种蚊子吸走，我们晚上可算能安稳睡觉了。”小野佐世男（Ono Saseo）是被征召进入爪哇宣传班的两位知名漫画家之一。这幅漫画中“两只蚊子”的身份一目了然。

但总体来说，渐进的幻灭才是主线。日本宣传既压制民族主义，又在无意中助长了民族主义。矛盾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不断积累。

您的日本占领爪哇研究中，始终有荷兰殖民主义的影子。您曾在莱顿大学做过一场题为“半场战斗：将荷兰作为帝国来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Half the Battle: Remembering the Netherlands as an Empir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的演讲。在您看来，荷兰殖民主义如何塑造了今日的印尼与荷兰社会？为什么我们当下仍需继续铭记荷兰殖民主义？

伊森·马克：这个“半场战斗”的说法非常关键，我的核心论点是：荷兰人很少把二战记忆为一场“帝国的战争”，而更多把它纳入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来讲述。他们强调自己是纳粹德国占领的受害者，是日本在东印度群岛暴政下的受害者。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纳粹德国和日本的确残暴，但这种记忆同时遮蔽了另一面：在二战期间乃至此前，荷兰本身就是一个帝国。要理解帝国在战争中的含义，就必须从殖民地臣民的视角出发，比如印尼人。

在演讲里，我重点谈到了苏里南最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安东·德·孔姆（Anton de Kom）。他是非洲裔，1898年出生于奴隶后裔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是奴隶。1934年，德·孔姆出版了一本荷兰文著作《我们苏里南的奴隶》，这是本令人震撼的书，直到最近才被翻译成英文。在2020年我发表那场演讲时，德·孔姆（de Kom）仍然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物。但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荷兰人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殖民史，他变得越来越广为人知了。作为一位苏里南民族主义者，德·孔姆在荷兰遭受压迫，就像印尼民族主义者在二战前所经历的那样。战争期间，他留在荷兰，积极参与反抗纳粹的地下运动，最终被盖世太保逮捕，在集中营中去世。他既是反殖民民族主义者，也是荷兰反抗运动的英雄。所以，这里有这样一位人物——一位荷兰黑人，荷兰帝国的臣民，出生在苏里南，却成为荷兰抵抗纳粹德国的民族英雄；同时，他又是一位反殖民民族主义者，强烈批判荷兰殖民主义。这样的故事如何启发我们理解二战呢？

我在那场演讲，以及收在《形象化法西斯主义：二十世纪全球右翼的崛起》（Visualizing Fascism: The Twentieth-Century Rise of the Global Right）这本文集里的文章都探讨了这个问题。荷兰倾向于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描绘成一场民主荷兰与纳粹及日本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但问题在于，荷兰帝国本身并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它是一个专制的、种族主义的帝国体制。所谓“民主”，仅限于白人和拥有荷兰国籍的人；对印尼人、苏里南人来说，他们只是臣民，几乎没有权利。这一体系在根本上是种族主义的，与当时所有的殖民帝国一样。

文集《形象化法西斯主义：二十世纪全球右翼的崛起》

在1930年代的荷兰，法西斯主义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力量。人们通常记得的是那个通常简称为NSB（Nationaal-Socialistische Beweging）的法西斯组织，它在战争期间成为了纳粹的傀儡。但人们往往没有记得的是，NSB在荷属东印度非常受欢迎。事实上，它是当时殖民地荷兰人中最受欢迎的政党。它承诺要保卫帝国免受一切威胁，包括来自日本的威胁，也包括印尼民族主义者的挑战。他们宣称荷兰有足够的力量抵御所有敌人。可以理解，该政党对生活在殖民地的荷兰人来说极具吸引力：它代表着“爱国”和“保卫”。但换个角度，想象一下这在印尼人或苏里南人眼中是什么样子：荷兰人口口声声谈论民主与自由，但在他们的殖民地，许多人却是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

所以，当日本人在1942年入侵荷属东印度时，荷兰人号召印尼人一同去抵抗“日本法西斯”时，其中充满了讽刺意味。印尼人的回应是：“什么法西斯？你们才是法西斯。”我还讨论过荷兰历史上的一个人物：范·赫茨（Van Heutsz），他在1900至1905年间担任荷属东印度总督。在荷兰国内，他被视为英雄人物，因为他“镇压”了亚齐（Aceh）的抵抗运动。但实际上，他的手段极其残暴。1904年甚至爆发了一场丑闻，揭露他屠灭整座村庄的暴行。尽管如此，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仍然十分崇拜他，因为她偏好一个强大的帝国。范·赫茨于1924年去世。到了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荷兰社会几乎出现了一种对他的狂热崇拜。他们接连为他建造纪念碑。1927年他在阿姆斯特丹重新安葬时，陵墓上布满了法西斯式的装饰，甚至还有“束棒”（fasces）的图案。他的儿子，一名坚定的法西斯主义者，参与了设计。整个国家都在庆祝范·赫茨，将他塑造成帝国伟人的形象。1932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又建了一座纪念碑；1935年，阿姆斯特丹又竖起了另一座大型雕像。殖民地的精英与荷兰本土的上层阶级纷纷捐款，为这些纪念工程提供资金。这一切充分说明了1930年代荷兰社会浓厚的帝国怀旧情绪。在大萧条的背景下，荷兰人对未来充满恐惧——害怕失去帝国，害怕苏联，害怕日本，也害怕印尼民族主义者。他们感觉四面楚歌，于是抓住了范·赫茨的形象，把他视为荷兰骄傲与帝国力量的象征，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

伊森·马克拍摄的荷属东印度总督范·赫茨陵墓。范·赫茨的遗体于1927年在此隆重下葬。左侧人物手持象征“束棒”（fasci）的一捆木棍，这也正是“法西斯”（fascism）一词的来源。

那些荷兰境内的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着。这与荷兰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和平、中立、民主、在二战中被纳粹侵略的受害国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荷兰人记忆中的自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小国：有海牙、和平宫，一战中保持中立，致力于“文明”行为的国家。但对印尼人和苏里南人来说，荷兰的形象完全不同，他们认识的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荷兰。因此，当二战结束时，荷兰人实际上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他们忙于自怜，自我感伤；他们说服自己相信印尼人依然爱他们，相信可以恢复到1942年之前的那种殖民秩序。结果当然是失败的。但他们仍然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反民族解放的殖民战争，持续了将近五年之久。这场战争之所以结束，唯一的原因是美国最终出手干预。

美国是不是威胁要停止马歇尔计划中对荷兰的资金援助，从而迫使荷兰让步？

伊森·马克：确实是这样。实际上，荷兰当时还向印尼方面索要战争赔偿。当他们最终同意给予印尼独立时，竟要求印尼支付六十亿荷兰盾的“损失费”。这再次说明，荷兰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坚信荷兰帝国是一个“好的帝国”，是独一无二、值得骄傲的。直到今天，民调结果仍显示：在前殖民帝国之中，荷兰人对殖民历史的“自豪感”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这种情况略有变化，随着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兴起，人们对奴隶制、剥削和种族主义的认识逐渐加深。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荷兰人，尤其是上过大学的年轻一代，开始意识到荷兰并不特殊，也不例外。但这个转变是缓慢的。荷兰社会仍然存在强烈的“荷兰例外论”情结：认为他们的帝国是仁慈的，为东印度群岛带来了基础设施和现代化，与印尼人有着“特殊关系”。

这种幻想之所以长期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荷兰社会几乎听不到来自印尼的反叙事。在荷兰，印尼人数量极少。虽然有庞大的“后殖民群体”，但所谓“来自印尼”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印尼人。他们是在荷兰于印尼独立革命中战败后迁来的群体，也就是殖民地的前居民，相当于法国所说的“黑脚”（pieds-noirs）社群。在荷兰，这个群体主要是殖民时期的欧亚混血群体及其后代。他们并不认同自己是印尼人，事实上，他们往往不喜欢印尼。他们怨恨印尼，因为印尼让他们失去了故土，摧毁了殖民秩序。许多人至今仍批评印尼，对苏加诺尤为反感。这与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拥有规模庞大的后殖民移民社群，是殖民地人民的后代。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他们逐渐取得社会地位，接受教育，并开始在公共舆论中发声。以英国为例，如今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大谈“大英帝国在印度多么伟大”，就必然会面对来自南亚裔后代的质疑与批评。

欧亚人群体在战后回到荷兰，据估计有大约四十万人。

伊森·马克：在当时一千万人口的荷兰，这个比例很高，占到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在5月4日的全国纪念日发声：我希望改变叙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战争。这种视角的转换不仅适用于荷兰，更适用于整个二战史。我们往往过于欧洲中心主义。

您的新研究计划名为“全球视野下的二战：帝国危机与忠诚的角逐”，能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这个计划吗？

伊森·马克：这与我之前的演讲一脉相承。“半场战斗”这个标题直接反映了我当时论证的核心观点：如果从反殖民民族主义者，或者像苏里南、印尼这类地区的人民的视角来看二战，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无论是日本、德国，还是意大利的形式，都是共同的敌人，必须抵抗。许多印尼人当时就是这样理解的。例如安东·德·孔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的政治背景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支持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其反帝国主义、反殖民的立场。就此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仅仅是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斗争，更是一场帝国之间的战争。对殖民地的人民来说，打败轴心国只是战斗的一半；另一半的战斗，是打倒继续存在的帝国主义体系——而这场斗争在1945年之后仍在继续。

如果只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二战，我们就会问：某人是“合作者”还是“抵抗者”？但对殖民地人民来说，这些标签并不适用。比如苏加诺，在荷兰人眼里他是“法西斯合作者”，但在他自己看来，首要目标是印尼独立。若与日本合作有助于独立，那就与之合作。这是我们必须转换视角的地方：从殖民地多数人的立场讲述二战，而不是仅仅复述美、英、德、日这些大国的故事。举个例子：北非战场通常被描述为隆美尔与英军的对决，但从埃及人的角度看，两方都没有合法性。我们需要问：埃及人如何理解这场战争？这种转向的结果，才是真正的“全球二战史”。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曾说：“你问我支持纳粹还是英国？这就像问一条鱼愿意被黄油煎还是被人造黄油煎。”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殖民地人民的处境。

当然，许多殖民地人民确实选择支持同盟国，因为他们认识到法西斯代表了更加赤裸的帝国主义。但这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理解这种灰色地带，正是我研究的核心。

除了全球二战史之外，您未来还有什么研究方向？

伊森·马克：目前我计划把“半场战斗”的演讲扩展为一本荷兰语著作，希望推动荷兰社会正视帝国历史，实现历史的去殖民化。这种工作在当下尤其重要，维尔德斯和他的荷兰自由党在荷兰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他所代表的那种带有殖民怀旧和排外情绪的政治力量，正是殖民遗产在当代政治中延续的体现。这类政治人物公开拥抱帝国过去，把殖民史包装成“民族自豪”，而社会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和批判却远远滞后。

另一个长期计划是继续研究日本占领印尼的遗产，特别是它对冷战的影响。二战后，日本在寻找自身定位：一部分人主张与美国结盟，另一部分希望中立。1955年的万隆会议就是一个关键节点。许多日本人因占领历史而对印尼抱有“补偿”心理，形成所谓的“印尼游说”，既有浪漫情结，也有经济利益考量。美国则希望通过加强日印关系来遏制共产主义。

与此同时，印尼军队的许多成员在日本占领时期接受过日方训练。这些军官往往倾向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其中也包括反华情绪。这是一个敏感话题，然而，这种情绪本身正是荷兰与日本殖民统治遗产的延续。随着时间推移，印尼军官群体与苏加诺之间逐渐产生了疏离，尤其是在苏加诺与共产党走得更近的时期。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在军方主导的政变中达到高潮，苏加诺被推翻，并引发了大规模屠杀。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军事训练的作用往往被忽视。有些人认为日本帮助了印尼实现独立，但很少有人讨论日本究竟教给了印尼什么？答案是：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不舒服的话题，但如果不理解这一遗产，就无法真正理解冷战时期印尼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