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十章〉整理与研究》——微观史中的宏大叙事

《〈体用十章〉整理与研究》，梁佳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10月版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与科学史的交汇处，西方医学的东渐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移植，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碰撞与学术和话语权的权力博弈。梁佳媛博士的《〈体用十章〉整理与研究》以一部久被忽视、甚至在当年影响力就有限的晚清生理学译著《体用十章》为切入点，通过精微的文本考掘与宏阔的历史视野，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西学东渐”进程中知识、权力与信仰交织的复杂图景。此书不仅是对一部医学文献的整理，更是对近代中国在中西文化张力下如何调适、抵抗与重塑自我的深刻洞察。

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由小见大”的研究路径。作者并未将《体用十章》孤立地视为一部生理学译著，而是将其置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洋格致诸学”对晚清本土社会影响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通过对这一“首部汉译生理学专著”的细致剖析，作者揭示了西学引介过程如何与社会其他思想维度产生互动，进而对近代生理学随西方帝国文化的“东渐”进程做出了重释。这里牵涉面很广，既有西方最新科学知识的传入、西学的“傲慢”，也有翻译者出于传教需要进行的有意“掩盖”、删减、修改，体现出传教士在对华输入现代化知识的同时，如何竭力避免将赫胥黎等人自然哲学以及对神学的看法传递给华人世界。例如该书的底本，梁佳媛博士首先推定《体用十章》英文原书作者哈士烈确为托马斯·赫胥黎，而不是所谓嘉约翰撰写，译者称其底本为Manual of Physiology，则与实际不符。《体用十章》的内容与赫胥黎英文原书第三版（1872）的结构框架完全吻合，文字内容与插图也相一致，但原书为十二章，《体用十章》只有十章，删去了英文原版的第十章和第十二章，并将第十一章改为第十章，改动原因之一，梁博士认为，是因为这部分内容不符合基督教传统教义，“若谓赫胥黎以‘宗教不可知论’架空‘上帝’实存之意义，以‘自然哲学’取代‘自然神学’以为人身诸象作解，博济医局所刊《体用十章》，则藉言周身谜奥为人类智力所不可知，抽空格致之‘穷理’旨趣，以此‘格致不可知论’将人身运作机理之终极诠解复归于‘全知’上帝。宗教由此凌于格致之上，格致为侍女、为途径，上帝为正主、为指归。由此可见，博济医局所刊译书略有假托‘格致’以宣扬基督教义之嫌，虽未知孔庆高彼时信仰作何，然医局此后出版著述之国人译者，皆为基督教受洗信徒，医局整体译著时可见上帝之隐晦表述。”（该书67-68页）

同时作者认为，这也是该书影响力不及《身理启蒙》原因之一，本书第72页：“西医书册之译介活动诚非汉英语体之对应置换，译介策略实以其宗旨为导向，《体用十章》之刊发事宜皆由长老会所主，致此译本思想基调偏离其底本著者原意，此系是籍传布不及《身理启蒙》之另一端由。于格致文本衔接宗教言论，虽为布道之蹊径，然亦为‘反洋教者’所诋諆，自可想社会彼时于此书接纳几何，民族意识较强者，或将由‘造物之说’质诘书中它论皆系蹈空。”

在《体用十章》中，嘉约翰作为校订者，在书中加入了一些不属于赫胥黎原著内容的宗教性论述，将“上帝”凌驾于格致之上，使格致为侍女、为途径，上帝为正主、为指归。作者指出，博济医局所刊译书有假托“格致”以宣扬基督教义之嫌。而且手段更加隐蔽，明末耶稣会士传教“福音直呈”，晚清美国长老会采取了更为隐蔽的策略，利用了晚清中国人对西洋“格致”之学的渴求，这种“假托”格致译介以布道之举，巧妙地将“上帝统御格致”之说寓于科学论述之中。按理说，译著的翻译，很难做出什么新意来，但是从上面列举的这个例子来看，作者很明显善于由小见大，读出纸背后面的文字，螺蛳壳里做道场，方寸之间可腾挪。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民族自尊心的发生与演变是一个核心议题。我本人在《被怀疑的华佗》一文中就曾经涉及此点，华佗在世期间就已经是医学之另类。在他死后，甚至早从魏晋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对其外科术的质疑，视之为神怪传说。这样的负面评价持续一千余年。鸦片战争之后，西医大举进入中国，外科手术技艺令国人瞠目。这首先使得国人对于华佗外科手术的真实性有了确认，另外一方面，出于民族自豪感，他们开始在西学中源论的推动之下，将华佗塑造成了所谓外科之鼻祖，认为洋人不过是盗窃华佗之术继而发扬光大，仅此而已。这就造成了华佗名誉在1000多年时间里的U字形变化。清末西学东渐过程当中，此类现象绝非孤例。梁博士一书通过对《体用十章》书题“体用”的辨析，就深刻揭示了这一文化心理的微妙状态。比如在该书103页，对于孔氏翻译时候有些语句的字斟句酌，她就又发挥了由小见大的考证功底，指出：“如底本第八章第九节标题作Functionoftheepithelium，实应译为‘外肤之功用’，然孔氏译作‘论外肤能抵御外侮’。‘抵御外侮’实为英文标题以外之文意补增。欲究孔氏因何演绎，可察‘外侮’于学术文本语境与社会政治语境下之双重含义。斯词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本指‘蛮夷侵略’，然于生理学文本中，‘外侮’勉可引申作‘外在尘垢’。孔氏似藉‘外肤’‘抵御外侮’之错综并列，令身体承载‘家国’之隐喻象征，外肤所要抵御者，似为‘尘垢’对人身之入侵，实系帝国殖民主义对‘国家’这一‘民族身体’之侵犯。换言之，译者欲藉‘表皮细胞具初级免疫功能’之论述，隐晦传达‘抵御外族侵略’之思想。身体非再被纯粹视作个人之肉身，而作‘家国民族’之肉身。‘外肤’在被赋予‘抵御外侮’之主体性时，相应具有了‘边陲将臣’之隐喻，身体需藉外肤抵御病邪之侵损，家国亦需有识之士守土戍疆抵御外夷侵略。”这里就不难看出，孔氏在做翻译的时候，照样利用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民族情感渗透其中。

本书最富洞见的部分之一，在于揭示了中医思想对西方医学翻译过程的深刻影响。作者指出，由于彼时译介活动参与者并未觉察中西自然哲学思维“不可通约”之本质，西学之汉译实则涉及中西自然哲学与人体观之交互，然中西思维彼此柄凿，故自内在机理至外在术语，皆难以在彼此认知体系中寻得对应，西学思维之表达实受制约。国人译者藉本土认知阐释西学思维，曲解亦在所难免。例如，译者孔庆高在自序中感叹“身体之窍奥百出不穷，位置之营合一丝不紊”，并衍朱子之章句，明此译籍旨在根究人身原委，实儒家循理之道：“天地间一事一物，莫不有其理，有其理莫不有其据。推之以理，证之以据，则事物无不可明”。这种以儒家“格物穷理”的思想框架来理解西方生理学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典型的“以中式认知理解西学理论”。所以书中术语的翻译也深受中医影响。作者整理了《体用十章》所涉专业术语与今称对照表，但许多术语与今天的术语大不相同。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语言演变的自然过程，更折射出中医概念体系对西方医学知识接受的塑造作用。

但是，本书也有一些可以斟酌之处，最明显的就是对于《体用十章》这个书名的解读，“十章”无可讨论，而“体用”究竟何意？作者认为：“英底本题名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以今之白话文体，应译作《基础生理学教程》，然于彼时文言语体，以‘体用十章’作汉译书题则较适宜。一者，‘体用’虽在此取其二字本义，然此名于时世引申之义则作非常。自张之洞《劝学篇》问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系洋务运动之纲领，‘体用’一词遂涉中西‘本末’之隐喻，为时人所谙晓，斯于此做题，实奏‘双关’之效，令潜在读者以此书题之‘中西隐喻’为先见，遂欲开卷以探其究竟。”（该书73页）

作者认为《体用十章》之“体用”具有“双关”含义，既指身体结构与功用，又暗合“中体西用”的时代思潮。这一解读固然深刻，但可能过度强调了其政治文化隐喻，而忽略了其作为科学术语的直接性与准确性。孔庆高等人使用“体用”可能指的就是“人体形体结构（体）与生理功能（用）”。《体用十章》核心内容涵盖人体解剖、血液、细胞、生理运作等具象生理知识。其书名中“体用”的含义，必然紧扣生理学学科语境，指向“人体形体结构与生理功能”，也可以指“实体结构与功能效用”，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关联应该不大。孔庆高《自序》中说：“今夫人莫不有体，而体莫不有用也。以言夫体，则曰人身也，不然则曰四肢，又曰百体耳。抑知身体之窍奥百出不穷，位置之营合一丝不紊，外而肌肤筋骨，内而脏腑津液，机械既极其巧，动用咸得其宜。此固造物之深心，似非智力所可考而知也。”此处之体用应该就是前述含义，从翻译学的角度看，“体用”二字作为Physiology的汉译，恰如其分，切可传达西方“机械唯物哲学”思想。在当时的语境下，“体”指身体结构，“用”指运作机理，这是对生理学研究对象最直接、最准确的概括，清晰指向“人体生理结构与功能”的对应关系，是西方科学知识借助中国传统“体用”词汇实现本土化传播的产物，核心是学科层面的“结构—功能”阐释。《体用十章》所涉及的解剖学层面的器官、组织、细胞等有形之“体”；“用”则对应这些结构的生理功能，如心脏“体”的泵血功能、肺部“体”的呼吸功能、细胞“体”的代谢功能等。这种“形体—功用”的对应关系，与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用”的核心逻辑存在跨文化的共通性，但“中体西用”强调的是文化主次关系。虽然孔氏有可能一语双关，但起码就《体用十章》行文来看，证据略显不足。

而且，以我浅薄的近代史知识而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内核和实践虽然早已存在，但具化成这八个字，似乎要晚到沈寿康1896年之《匡时策》：“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语之出，晚于《体用十章》出版年代，即便是最为人熟知的张之洞《劝学篇》，也晚于《体用十章》出版时间。孔庆高等人翻译时候若能与数年以后出现之口号暗相契合、尤其是以“体用”二字标明主次优劣，似乎不大可能。

尽管在“体用”书名的解读上或有可商榷之处，作者行文笔法有时失于晦涩，但这丝毫不减损本书的学术价值。在翻译史的研究方面，本书是一本佳作，它不仅是一部关于《体用十章》的研究，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研究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用心之作。作者不仅纠正了学界长期存在的史实错误，正本清源，更提出了文化殖民、隐蔽传教、民族自尊、认知调适等一系列富有意义的问题架构，对于所有关心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西文化交流以及科学史研究的读者而言，此书都应该是必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