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2年：君子是怎么落入派系之争的？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2年，大宋元祐七年，大辽大安八年。

这一年，大宋哲宗皇帝虚岁17。他当年即位的时候才9岁，这一转眼已经是大小伙子了。在古代，这可就是该娶媳妇的年纪了啊。其实，早在两年前，哲宗皇帝的奶奶，就是现在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就已经开始替哲宗物色皇后了。

刚开始挑中的是狄青的孙女。狄青，是名将，也当过枢密使，家世很好。但是这个女孩子有个缺点，就是庶出，而且是由伯父养大的。这就带来一个麻烦，如果这个女孩当了皇后，将来在皇家的族谱上，皇后的父母到底该写谁呢？是写养父母，还是生父母？如果写生父母，那是写嫡母，还是生她的庶母？老太太和宰相们一商量，算了，不惹这个麻烦了，换一位。

到了这一年，高太皇太后又物色了一个女孩子，这是大将孟元的孙女。这位是嫡出，但是找人一算，又坏了，她和哲宗皇帝两个人阴阳八字不合。这一次，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再换了，管这位孟氏八字合不合，就她了！宰相们也只能站出来背锅，说是我们几个觉得八字不合不重要的，太皇太后也是听了我们的话，才选了孟氏，外人就不要瞎嘀咕了。孟氏就这么成了哲宗的皇后。

不过，我要先预告一下，这位姓孟的女子，一生是既坎坷，又传奇，她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延伸到南宋。我们《文明之旅》节目今后会多次提到她，今天暂且按下不表。

皇后选完了，哲宗皇帝随即大婚。在古代，一个男子结婚了，也就意味着他成年了。那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皇帝什么时候能亲自执政啊？

有人试着上了一封奏疏给高太皇太后：您孙子已经结婚了，人间的事儿往前迈了一大步；今年冬至南郊大典也是他亲自祭祀了，天上的事儿他也会办了，哪儿哪儿都准备好了，老太太您这么多年也是太辛苦了，要不然把政权还给哲宗呗？结果，老太太没理他。

这个话题，暂时在宰相群体里也很难讨论起来。你想，现在的宰相，无一例外都是高太皇太后提拔的。谁都知道，只要哲宗亲政，宰相马上就会全班下岗。所以，除了沉默，他们也没得选。但是，在中层官员那里，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不站队什么时候站队？

比如，在今年冬至的南郊大典的礼仪问题上，朝廷就出现了重大分歧。有一派官员就说，不按我们的来，我们就不干了，放我走！欸？就为这点礼仪上的小事，至于的吗？当然至于。重点不在于哪种礼仪正确，而在于哪种礼仪是谁定的。高太皇太后最后定下来的礼仪，是更早的宋仁宗时代的祭祀传统，而那些撂挑子不干的官员坚持的礼仪呢？那是神宗皇帝定的规矩。看出来了吧？表面上争的是礼仪，实际上呢？表达的是对神宗皇帝生前决策的态度。

大家都心知肚明，哲宗皇帝这个时候虽然没有亲政，但小伙子可在旁边看着呢。谁对他爹神宗什么态度，一笔笔账也没准儿都在拿小本儿记着呢。果然啊，几年后哲宗亲政，马上就把这次礼仪之争中辞职的官员请来，说要重用他们。

但这毕竟都是未来的事，是天边的一朵乌云。眼下政坛正演着一场大戏，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党争”。简单说就是三拨人：“蜀党”、“洛党”、“朔党”之间的大乱斗。

我们《文明之旅》节目讲过好多党争，比如宋仁宗时期的“景祐党争”、“庆历党争”，还有宋神宗以来的“新旧党争”。我们还提到过唐朝的“牛李党争”，以后我们还要讲明朝的东林党争。但是回头一看，在所有的党争中，这几年发生的“元祐党争”不是最激烈的，但确实是最奇怪的一次。

我这里只说一点：争得最厉害的两派，你能想得到吗？一派的首领是一辈子嘻嘻哈哈的，所谓“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的苏轼苏东坡，而当时的苏轼，也不过就是一个笔杆子，手里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权力；另一派的首领就更奇怪了，是中国儒家历史上的一个响当当的大思想家，“二程”之一的程颐。那这个程颐当时的官儿有多大呢？从七品。你没听错，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一点。

就这么两个人，就这么大的官儿，怎么还能掀起一场党争呢？那今天这一期，我就帮你捋一捋宋朝历史上这场奇怪的“元祐党争”，我们来看看这场大乱斗背后的政治逻辑到底是什么？

洛蜀党争

我们要把一场政治冲突叫做“党争”，那至少得有两个特点：第一，分得清楚人。两个党嘛，阵营之间，得泾渭分明。第二，分得清楚立场。党派之间总得有个政治观点的区别吧？

但是，如果你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要讲的“元祐党争”，你会发现，面目一团模糊。所谓党争，拢共就两个字，一个“党”字，一个“争”字，而这次“元祐党争”是一个也说不清楚。

来，请你给我一点点耐心，我给你简单捋捋是怎么回事儿。

所谓“洛党”，核心人物是程颐。程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有个著名的典故“程门立雪”，说的就是他。有两个弟子去拜见他，程颐正闭着眼睛静坐呢，两人就恭恭敬敬站在旁边等。等程颐睁眼，发现门外的积雪已经一尺深了，这俩人还没动。后来说学生求学心切，恭敬师长，就总用这个典故。

那为啥程颐叫“洛党”呢？因为程颐是洛阳人。但是请注意，追随程颐的那些学生，可不见得是洛阳人。所以，“洛党”只是一个地图炮的标签。

至于“蜀党”，就更是这样了。“蜀党”的领袖，是我们的老熟人苏轼苏东坡，他是四川眉山人嘛，所以叫“蜀党”。但是蜀党里的骨干呢？就拿其中两个名人来说，黄庭坚是江西人，秦观秦少游是江苏人，跟四川也不挨着。“蜀党”就更是一个地图炮标签。

至于第三个党“朔党”，所谓“朔”，就是北方的意思，也就是一群北方人，有河北的、有山东的。你看，这是不是实在起不出合适的名儿了，勉强叫了个“朔党”？至于“朔党”的那个旗帜性人物，叫刘挚，他在元祐时期做过台谏官，也做过宰相，你可能没听说过这个人。没关系，你知道一下有这么个人就行，他算是司马光的小弟，也是司马光政治遗产的坚定继承者。

这三个党，都有什么政治主张上的区别呢？其实谈不上，大家都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派，都同属于保守派阵营，甚至也都跟司马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朔党的刘挚不用说了，他本来就是司马光的衣钵传人。蜀党的苏轼，也是因为司马光的举荐，这几年才一直升官，成为朝廷的第一号笔杆子。那洛党的程颐呢？其实也是司马光举荐到朝廷的。程颐虽然学问大，但是没考中过进士，本来不是官场中人。是司马光当政之后，把他推荐给年幼的哲宗当老师，这才有了一个从七品的职位。

你看，大家都是司马光这条藤上结出来的瓜，有什么了不得的恩怨要搞党争呢？

我看过很多讲“元祐党争”的论文，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程颐和苏轼，这俩人有矛盾。请注意，这跟政治路线没有啥关系，纯粹就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没想到吧？程颐和苏轼，两个我们印象中的正面人物，他们居然是有那么深的矛盾。那你说，谁是谁非呢？我把俩人闹矛盾的过程说给你听，您自个儿判断。

巧了，这事儿也跟司马光有关，确切地说，跟司马光的葬礼有关。司马光去世那会儿，正好赶上朝廷举办明堂大礼。文武百官只能优先顾朝廷这头，先去庆贺明堂大礼，然后再一起赶去祭奠司马光。结果，程颐不干了，说这哪儿行？明堂大礼是吉礼，吉利的吉，祭奠司马光，是丧事，属于凶礼，一个喜一个悲，这两件事怎么能同一天干呢？《论语》里不是有一句话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老夫子就是这样啊，一天之内哭过，就不再唱歌。

可是苏轼听了就摇头：你程颐咋能这么迂腐呢？刚哭过，马上就乐，可能不合适。但是刚乐过，没说不能哭啊？

程颐气不过，就跑去跟司马光的儿子说，大臣们来吊丧，你们都别接受啊。他们刚刚参加过吉礼，怎么能跑来吊丧呢？苏轼就讥讽程颐：哟，你是叔孙通呀！——就是当年替汉高祖刘邦制定礼仪的那个叔孙通——这么懂礼仪？不过啊，你程颐是一个低俗版、乱糟糟版的叔孙通。你想，苏轼那张嘴，那个才子性格，那种轻佻玩笑的口气，在场的人当然是哄堂大笑。程颐和苏轼之间的梁子，据说就这么结下了。

还有几个类似的故事，大致的意思差不多，都是程颐死守一些儒家礼制，而苏轼看不惯，出口讽刺，结果俩人矛盾越来越大。你想，这个时候程颐60了，苏轼也56了，都是在朝堂上有辈分、在江湖里有地位的人了。他们互相之间有点心结，很正常，但是看在他们的追随者眼里，尤其是程颐的学生眼里，自家的老大被人羞辱了，那还行？这就演化成了群体性的矛盾。程颐的学生开始对苏轼穷追猛打，上奏疏！告苏轼的状！一会说他诽谤先帝，一会说他对朝廷不忠，甚至只要是苏轼举荐的人，他们一概都要出手攻击。比如，文学史上有所谓的“苏门四学士”的说法，就是黄庭坚、秦观那几个人，听起来好风雅，能跟苏东坡在一起玩。但其实，这些人都吃了苏轼的挂落，在党争中被攻击，一辈子都仕途不顺。

那苏轼对程颐呢？苏轼曾经说，自己这辈子，“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看谁都是好人。但是对于程颐，苏轼一直不原谅。甚至还直接用一个“奸”来评价他，就是“奸臣”的那个“奸”字，可见这个梁子结得有多大。

总之，程颐和苏轼这两拨人互相斗来斗去，最后是两败俱伤。程颐原本不是给哲宗皇帝当老师吗？闹成这个样子，这老师也干不成了，朝廷安排他回洛阳老家工作；苏轼呢？也是被人骂得待不住，元祐四年，不就去杭州当知州了嘛。

所谓“元祐党争”，最核心的矛盾，也就是这么点子事儿。你看，这里面哪有什么政治观念的冲突啊？甚至连私人利益的冲突都谈不上。就是个意气之争，话不投机半句多，性格不合导致的。

还有一点：既然是“党争”，谁属于什么党，这总应该是清楚的吧？但是你看这“元祐党争”，这也是一笔糊涂账。

举个例子，大词人李清照的公公，叫赵挺之。这个人是苏轼的死对头，找机会就要骂几句。那你说他是哪个党呢？有人说，甭问啊，赵挺之的妹夫是程颐的学生啊，所以他肯定是程颐的“洛党”啊。后来又有人攻击所谓“朔党”的领袖刘挚，划拉了一个30人名单，其中也有这位赵挺之，那他又算朔党了。但其实呢？你真要看赵挺之的履历，发现他压根就不是这拨的，所谓“朔党”、“蜀党”、“洛党”，那都是保守派内部的区分，而赵挺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法派。你看，这是把一条鱼混到一窝鸟里去了，压根就不是一个大类啊。你说乱不乱？

宋史专家王曾瑜老师专门写过一篇论文，把这个阶段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纷争一条条捋出来，捋了上十条，最后的结论是，要用“洛党”、“蜀党”和“朔党”之间的党争来解释这个阶段的政治，跟史实相差太远，根本就解释不了。

你看，尴尬了不是？一个历史名词“元祐党争”硬梆梆地放在这里，但是哪儿哪儿都对不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你要是在一些大单位待过，难免听到过一些闲言碎语：谁是张总的人，谁是王主任的人，谁跟谁都是一个大学毕业的，是“某大派”，谁跟谁是老乡，这叫“某省派”。话传得多了，大家就难免真的用这些派系名词来解释人事矛盾的格局，这些所谓的派系也就半真半假在空气里飘着。而派系这种东西，一旦有了名字，生命力还挺强。为啥？因为用派系的符号解释他人的行为，甚至是用派别的帽子攻击他人，那是既省力又好使。但是你真要去跟每个人聊，会发现很少有人打内心里承认自己是哪个派系的，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元祐年间的所谓的党争，可能也就是类似的情况。朝廷里的各种闲人津津乐道这个派、那个党，说得跟真的似的，但至于真相是什么，始终是在一片迷雾之中。

那怎么解释这个阶段大宋政坛的乱象呢？像苏轼这样的文坛领袖，像程颐这样的儒家宗师，怎么会被攻击得这么厉害呢？这总得有个解释啊。

直到我看到这本书，方诚峰老师写的这本《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它就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框架。

这就是读书的乐趣了：面对一堆事实，总觉得原来的解释有点说不通，突然，读到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事实还是原来那堆事实，但是马上有了新的意义，立即觉得一片天朗气清、判然有序，那一刻，真是恨不得要倒上一杯酒，遥遥跟这书的作者碰个杯。

好，咱们还是回到大宋元祐年间，这个时候的政坛大乱斗，如果不是党争，那还能是什么呢？

房间里的大象

大宋元祐年间，为什么苏轼和程颐这样的人饱受攻击？如果这种大乱斗不是“党争”，那又能是什么？我们先从苏轼自己的一个感受说起。

苏轼说，只要我一到朝廷的要职上，马上就有人对我穷追猛打。而我只要一离开这个职位，去当地方官，就没人搭理我了，台谏官们的攻击也消停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对啊，如果是党争，那要斗的就是你苏轼这个人，管你在朝廷还是在地方呢？要把你斗倒斗臭，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再过几年，新党斗苏轼就是这样的。那才叫党争。

而这元祐年间，打击苏轼的人，好像被一个开关控制着，只要苏轼不在开封，大家马上偃旗息鼓。这一点也不像那种把人往死里整的党争啊。

那解释只有一个：大家的目标不是要把你苏轼这么样，而是你苏轼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只要苏轼到朝廷担任什么翰林学士或六部尚书，只要他到了这个位置，当他距离宰相只差一步的时候，大家就要上前拉扯。说白了，当时有一个潜在的共识，苏轼不能当宰相。

这不是猜测啊，有人把话说得很直白：苏轼的学问高不高？高。文章好不好？好。但是，他也就是能当当笔杆子，千万不能让他当宰相。为啥？想想当年的王安石。王安石学问也好啊，但你看他当宰相之后，把国家祸祸成什么样？要引以为戒啊。方诚峰老师的这本《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梳理了这个阶段对苏轼的批评，很多都是这个论调。

其实，骂程颐的人，理由也很类似：你程颐看起来是个老百姓，但你哪是老百姓？你是一个儒家的大学者，是一个自以为掌握了圣人之学的帝王师。你看你那副自以为品行高尚，自以为真理在手，自以为毫无私心的样子。这么骂程颐，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是一听就懂弦外之音。上一个这样的人，拿到了宰相位置，但是祸害了天下的人是谁？王安石啊。

你看，为什么是这两个人挨骂？苏轼是文章的魁首，程颐是儒学的宗师，你们这两个人都有成为下一个王安石的潜质。因为你们在士大夫中有高度的号召力、在学术上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性格上有鲜明的魅力。一定不能再让这样的人物介入高层政治，否则你们就会胡来。不是你苏轼、程颐本人有什么问题，而是你们一旦当权，不会安分的，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控制得住你们。大宋朝已经出了一个王安石了，不能再有这样的事儿了。所以我们要严防死守。

请注意，这还不是哪一个帮派的人的说法，这是当时的一种主流的政治情绪。只要是站在新法派对立面的人，包括南宋时候的朱熹，这都隔了上百年，朱熹还说呢：当时跟着苏轼混的那帮小弟，就是秦观那帮人，轻薄无行啊。如果那帮人当了权，天下还不乱了套？你听朱熹的原话：“但教东坡作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你品品，这量词用的，“一队”，这是形容街头小混混的词儿啊，居然用到了苏门学士的身上。

隔了将近一千年，我们其实很难理解这种情绪。至于的吗？至于这么害怕出现第二个王安石？苏轼也好、程颐也好，在总体的政治倾向上，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属于你们保守派阵营啊。你们至于对自己的队友这么不宽容吗？

这个问题，我本来也觉得很困惑，但是后来我想起了一本书，才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就是这一本：《小集团思维》，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的一本名著。

作者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决策失败了，是因为决策者都是一帮笨蛋，那也就罢了。但是很多情况下，做决策的人都很优秀，而他们最后做的决定，往往愚蠢得不可思议，比如美国历史上珍珠港事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等等。这是为什么呢？

这本书得出一个结论：很可能是因为决策群体陷入了一种“小集团思维”。只要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小集团，找到了一种在道德上孤芳自赏的感觉，那紧接着就会有一系列的幻觉。

首先大家会认为，我们这一派是好人，对方是坏人，我们终将胜利，对方终将失败，会莫名其妙地高估自己。接下来的幻觉是：我们是有凝聚力的，我们内部是没有分歧的。没人说话，就代表一致同意。那顺理成章也就有了下一个幻觉：如果有分歧呢？谁分歧了，那谁就不是自己人啊。那就不要怪我们在集团内部做自我净化了。再接下来呢？集团内部自然会有人承担起一个责任，叫“思想卫士”，谁有不同意见，他们就会上去施加压力：你这么想是不对的。

那可想而知，在这种小集团内部，任何一个小念头，都会被放大成大家坚信不疑的真理，而且还没有纠错机制。到了最后，即使是一帮聪明人也一定会做出糊涂透顶的决策。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小集团思维说的美国那帮政客，和中国大宋元祐年间的政局有什么关系？有一点关系，那就是——元祐时代的政坛，本质上不是一个完整的执政团体，而是一个——“小集团”。

对啊，偌大的朝堂，虽然现在都是旧党保守派的天下，但是，从宰相到台谏官，大家心里都明白，自己只是一个小圈子。虽然凭借高太皇太后的力量，暂时把新党压住了，但是新党“人还在、心不死”啊。他们虽然不在场，但他们像幽灵一样存在着，他们是背景、是气氛、是隐藏变量、是天边那一朵越来越大的乌云。

我帮你简单推演一下，现在朝廷里的这些掌权者的感受：高太皇太后虽然还在垂帘听政，但老太太毕竟60了，说撒手就撒手；而另一边呢？小伙子哲宗皇帝已经17了，又刚娶了媳妇，随时可能要亲政。

所有人都知道，哲宗亲政之后会发生什么。按照当时的政治伦理，哲宗皇帝应该遵循他爹神宗皇帝的改革的政治路线，至少三年内不能变，这才符合孝道。论语上不是说吗？“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好，那等到小皇帝哲宗亲政之后，甭问啊，现在台上执政的这批保守派旧党可能全部都要倒台，甚至会被清算。政策肯定得来一个猛踩刹车、立定向后转。眼见着一场绝大的政坛风暴正在酝酿中。

这不是我们在瞎猜。其实早在元祐元年，高太皇太后刚刚掌权的时候，就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说，现在我们要废除神宗皇帝的新法，满朝大臣都在观望。为啥？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神宗是谁？那是先帝啊，是现在哲宗皇帝的亲爹啊。咱们把小伙子亲爹的方针给改了，将来他要是亲政，我们这帮人还不都得有罪？

第二，我们废除新法，说新法对老百姓太苛刻，搜刮得太厉害。好了，新法废了，但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那些用项还在啊，钱从哪儿来呢？

还有一条，您看看您现在用的这人，司马光，又老又病，他还能干几年？这个政策连续性也不够啊？

你听听，当年的这些担心是不是都挺有道理的？尤其是第一条，哲宗皇帝将来一定会恢复新法，这是房间里的大象，不能假装看不见啊。

那问题来了：你司马光也是个大儒啊，你在小皇帝哲宗的朝廷里改先帝的既定方针，这不符合儒家伦理啊。司马光是怎么应对这个局面的呢？

“凛冬将至”

司马光当年是这么解释的：

首先，儿子是不能改老爹的方针，但那是说于民无害、于国无损的事儿可以不改，如果是既害民又害国的事儿，咋能不改呢？

然后，如果有人拿论语里面那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来说事，说不用着急嘛，等三年不行吗？司马光说，不行，现在形势很危急，要改就得马上改。

再说了，司马光说，你们看看现在是谁掌权啊？是高太皇太后啊，她老人家是神宗的母亲啊。这不是儿子改父亲的路线，这是当娘的改儿子的路线啊，“以母改子”，有什么不能改的？这个角度找得巧妙，一下子就把孝道的问题给破解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司马光也得面对：神宗毕竟是先帝，改他的政治路线可以，但是不能否定神宗本人。这就需要非常高超的政治技术了。司马光拿起手术刀，做了两层剥离：

第一，司马光说，神宗是被蒙骗的。当年神宗确实有富国强兵的意愿，只不过他的良好愿望，被奸臣给利用了，这才有了祸国殃民的新法。

第二，神宗晚年是后悔的。宋夏战争失利以后，神宗非常后悔，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行动，他就去世了。

且慢。我们要问：司马光这套说法有依据吗？其实也勉强得很。神宗是不是被奸臣蒙骗了？这个见仁见智吧。神宗晚年悔过了吗？这个得靠大家一起上阵去脑补。

比如高太皇太后就描述了一个场景，说神宗晚年非常后悔，后悔到什么程度？一个人在皇宫里面抹眼泪！深宫里的事儿，当娘的老太后都这么说了，其他人反正也无从查证。同样搞脑补的人还有苏辙，他从神宗晚年发布的一道大赦诏书中抠了四个字出来，叫“洗心自新”，你看看，神宗自己说的，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这还不是悔过的铁证吗？但你要是去看这道诏书的原文，确实有“洗心自新”这四个字，但那是神宗对被赦免的罪犯说的话，而不是说自己的。你看看，断章取义了吧？扭曲事实了吧？

咱们得体谅：司马光这一派的人也是没办法。既要走回头路，又不能违反儒家伦理；既要反对神宗路线，又不能反对神宗本人。是不是够难的？

更要命的是，不管司马光们怎么解释，大家心里也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权宜之计。又不是只有我们这帮人长着嘴，那些新党人物，什么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等等，都还在啊。他们都是当年神宗皇帝亲自提拔的人，他们会同意神宗是被奸臣蒙骗的吗？他们会承认神宗晚年后悔了吗？哲宗皇帝还小，现在是不会说啥，但是他将来当家做主，他会认同你司马光的这些解释吗？

当时，还真有人问了司马光这个问题：如果那帮新法派的人，将来哲宗亲政之后，就是拿父子大义来蛊惑皇帝，就是要恢复新法，那我们不就大祸临头了吗？司马光的反应是，把脸一沉，说，“不怕！如果老天爷保佑我们大宋朝，一定不会有这种事。”你听这话说的，既体现了司马光的勇气，也暴露了司马光的无奈啊：老天爷会保佑我们的！但句话你翻过来一看，就是另一行字了：最后的答案，只有天知道。司马光这句话，既是一声倔强的怒吼，也是一声悲愤的长叹啊。

今天，我们推演了元祐年间政治乱象的内在逻辑：

表面看是一场党争，实际上呢？是一个政治小集团，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在面对未来的焦虑中，被倒逼出来的内部清洗行动。程颐、苏轼，虽然是我们这条船上的人，但是只要他们不完美，那就要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排挤掉。

在我们后人看来，这种强烈的攻击性和过于亢奋的道德感，好像毫无必要。但是在元祐时代的政坛上，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刚需啊。

你想想大家的那个处境：海面虽然暂时平静，但是大家只要一俯身，就能看见海底的那头大鲨鱼的阴影越长越大；天气虽然暂时晴朗，但是大家只要往地平线上眺望，就能看见一场暴风雪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扑来。

怎么办？这个时候，大家只能调用“小集团思维”：我们是一伙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在道德上是完美的，我们对于有缺陷的领袖也是冷酷无情的。这样做了，大家至少会感觉到更有力量一些。现在这个处境下，好像这是唯一的安全感的来源，即使代价是小集团失去了政治弹性，也在所不惜。

有一句话说的好，要想判断一个人的格局，你看他以什么人为对手。

对一个政治集团也是这样，如果这个政治集团的对手，是制度建设的难题，是大众苍生的福祉，那他们的格局就大，如果你一个政治集团的对手，是等着上台的敌人，他们只是想逃过命中注定的这一劫。那不管他们自以为多么地正义、多么地君子，他们都会陷入一场格局狭小的乱斗。这就是小集团思维的总根源和致命伤。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解释框架。和原来的“党争”相比，我更喜欢“小集团思维”这个解释框架。

为什么？因为“党争”是一场闹剧，里面没有好人，因此我们什么也学不到；而“小集团思维”，则是一出悲剧，它讲述的，是一群贤良君子如何因为焦虑，而沦为自身偏见的囚徒的故事。

我自己从中学到的是：如果我持有的某个观点，不是因为我有充足的事实依据，而是因为我属于某一个小群体，那我就要警惕了；如果这个观点给我带来了在小群体里的融入感和安全感，那我的警惕就要加倍；如果我发现自己居然有要把这个观点表达得更极端一些的冲动，而且居然身边没人给我踩刹车，那我就一定要停下来，再三反思。

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句让我们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的话，他说，“我不会为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我猜，他要表达的，可能也是这层意思，是担心自己陷入小集团思维。

好，这就是在公元1092年，我为你讲述的大宋政坛的故事。明年，1093年，我们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部老电影，《十二怒汉》。

这部1957年的黑白电影，讲的是12个陪审员在一间闷热的房间里，决定一个少年的生死。开场的时候，11个人都认定少年有罪，只有8号陪审员，举手说：等等，我不确定。

请注意，他不是说少年无罪，他只是说：我们是不是太快下结论了？我们能不能慢下来，再想一想？

就这么一句话，在11比1的压力下。你想想那个场面，11双眼睛盯着你，有人不耐烦，有人讥讽，有人愤怒。但8号陪审员还是说了那句话。

电影的最后，他一个人扭转了其他11个人的判断。

这部电影里有一段话，我想读给你听——

"面对这种事，要排除个人的偏见真的很难。

不论去到哪里，偏见总是遮蔽了真相。

我真的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想应该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

我们九个人现在觉得被告是无辜的，但我们只是在赌一个可能性，或许我们错了，或许我们会放走一个杀人犯，我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有合理的怀疑。"

你听，"偏见总是遮蔽真相"，"或许我们错了"。

这不就是元祐年间那些君子最缺少的声音吗？在小集团思维的笼罩下，没有人敢当那个8号陪审员。

雷金纳德·罗斯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自己刚刚当过陪审员。正是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群体的压力有多么可怕，而一个人的勇气又有多么珍贵。

有意思的是，《十二怒汉》后来有多个翻拍版本，出自法律制度完全不同的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和中国。这也说明，每一个文明内部的警醒者，都试图提醒人们，我们也许缺少一点不那么确认的勇气。

致敬《十二怒汉》，致敬那些敢于在群体压力下说"等等，我可能是错的"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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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

（宋）孙及口述，（宋）刘延世笔录，杨倩描等点校：《孙公谈圃》，中华书局，2012年。

（宋）邵伯温撰，李剑雄等点校：《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

（宋）佚名撰，赵维国整理：《道山清话》，大象出版社，2019年。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

（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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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文·贾尼斯著，张清敏等译：《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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