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行政证据如何审查？如何转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高法解释》）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从这条规则来看，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并不当然具有刑事司法证据的证据资格。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依然要按照《高法解释》第八十二条到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八种法定证据的审查与认定规则，进行证据能力审查和证明力判断。

至于如何审查和转化，例如，行政执法人员采取了一些明显与刑事诉讼法要求不相符的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手段，由此所获取的行政证据照样应被否定其证据能力。又如，对于这些行政证据，公诉方一律应当庭进行举证、接受辩护人对这些证据的质证并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辩论，未经控辩双方的质证，这些行政证据是不能转化为定案根据的。再如，对于这些行政证据的来源、收集、提取、保管过程，公诉方有义务对证据保管链条进行证明，以便向法院证明它们的真实性和同一性。

不得不承认，实践中部分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理解存在偏差，将此处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等同于“可以直接作为定案根据”，或者将此处限定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后的“等”扩大到“行政言词证据”的范畴（例如行政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鉴定意见或者专业性意见等等）。对行政执法证据缺乏实质性审查，将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据直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的情形。

司法机关目前基本确立了“行政言词证据确实无法重新收集可以直接转化”的原则。在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的“王某余、秦某英容留卖淫案”中（入库编号2024-18-1-371-001，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通中刑终字第13号刑事裁定书），法院明确：通常情形下，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重新收集。在特殊情形时，如果言词证据确实无法重新收集，但有证据证明取证程序合法，并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可以例外纳入《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等证据材料”中加以解决。

实践中需警惕将上述指导案例确立的例外情形异化为原则，如果把行政询问笔录、专业性意见等言词证据随意纳入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等证据材料”范畴，跳过刑事实质审查。这种做法违背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纵容程序违法证据合法化。在辩护工作中，应聚焦行政证据转化资格与程序合法性审查，对不符合要求的证据坚决主张排除或不予采信，坚守证据裁判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