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评《地图在动》｜现代诗与诗人的位置

《地图在动：现代诗的源流》，王璞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512页，89.00元

让我们开门见山吧！王璞是我在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期间的学长；记得我在博士第二年的时候，参加了他为了求职而进行的模拟面试（mock interview），不久后他便顺利在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找到教职并任教至今。在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次派对上的交谈中，王璞曾不止一次向我提到，他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学者。迄今为止，他也出版了不少中文诗集，有些还获了奖。而王璞的博士论文所谈论的对象，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派诗人郭沫若。在这个意义上，如今王璞在中文世界里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围绕“现代诗”展开，可以说毫不令人意外。相比之下，稍许有些令人意外的一个小插曲是，不久前王璞将这本厚达五百多页的著作送给我的时候说：“我半辈子的写作都在这里了。”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诗歌不仅占据了王璞的创作和身份认同的中心，而且占据了他的学术研究的中心。

的确，凡是打开《地图在动：现代诗的源流》的读者都不难发现，这本厚重的文集不仅在论题上涵盖了威廉·布莱克、荷尔德林、惠特曼、波德莱尔、鲁迅、兰波、卞之琳、勃洛克、穆旦、张枣等中西方现代诗人和思想家，而且写作跨度长达二十年之久。不过，除了“附录”所收录的四篇文章，构成主要章节的文章并没有按照写作年份或发表时间排列，而是按照王璞拟定的“内在逻辑”（17页）被分成了三个部分，也即“新源”“世界内外的路线”和“急流”。显然，王璞并不希望读者按照写作顺序阅读这些文章，更不希望读者按图索骥地梳理出某种“王璞思想发展史”；倒不如说，王璞对于读者的期待是，“细心的读者自会发现各章之间的相通、应和乃至重合，而联系起来所有批评的线索也如地图般浮现”（同前）。那么，让我们不妨在“共时性”的意义上（虽然我并不确切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将这些文章拢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本进行阅读。

回到本书对于这些文章的划分和归类，王璞对此给出的说明如下：

第一部分，题为“新源”，从欧洲的大革命和中国的二十世纪展开现代诗起源的开放动态，提出诗学也是一种政治的开放性乃至激进性。第二部分“世界内外的路线”，用一系列具体个案来描画诗歌在现代世界的展开路线，而这种展开也包括着诗歌在现代性中的受困，诗歌也要求对世界的革命性克服，向“世界之外”爆破。第三部分“急流”中，诗歌成为中国“革命世纪”以及“告别革命”的文化政治急流的一部分，本书也由新诗来总结现代诗内部的语言革命及其危机……（同前）

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确定这些论述能否宁帖地适用于三个部分中的每一篇文章——也许这一工作要留待更为“细心”的读者进行。但无论如何，从上述说明不难发现，贯穿全书三个部分，乃至贯穿王璞在过去二十几年内的思考的一条具有统领性的问题线索，就是现代诗（或者说现代文学）与现代政治（尤其是革命政治）之间的关系。于是，书中随着王璞所讨论的一众中外诗人而一同浮现出来的历史，或者说，始终与这些诗人和诗作密不可分、互为前景和背景的历史，恰恰就是包括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俄国革命、辛亥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等事件在内的现代革命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历史。所以，本书开宗明义地写道：这些文章的聚焦点在于“现代诗和现代史（现代世界转型）的内在关联，现代诗和革命政治的内在关联”（第3页）。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副标题“现代诗的源流”的意思，恰恰与它可能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相反：王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说的“源流”与一切流变史、流派史、发展史都无关，与影响史、交流史、“交游”史也无关，而是意味着“从不断重新开始的‘源’所引发出来的诗歌变革的流动状态，这种流动无法被定型为方向、方法或主义”（16页）——毋须多言，“源”在这里的意思借取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论述，即并非一个固定的、静态的“起点”，而是一种始终蕴含着不断自我更新、恢复、突破之潜力的开放动态或势能。

本雅明画像

于是，乍看起来颇为奇特乃至大胆的是，一本副标题为“现代诗的源流”的著作，既没有为读者勾画出现代诗歌流派或风格的发展和变化，也没有重点考察（例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诗作如何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技巧和语言。更进一步，它甚至没有为“现代诗”做出明确的定义。是的，或许对王璞的这本著作来说，迄今为止在学科领域和诗歌研究规范的意义上显得必要的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不必要且不合时宜的（如果不是“反动”的话），因为在作者看来，“现代诗的源流即现代诗的语言革命和历史修辞”（第2页），而后者根本上无非意味着诗歌的作者和诗歌的语言在面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情境，尤其是被革命政治所规定的历史情境时做出的应对、思考和种种语言实验。这些实验拒绝学科意义上的分类、框定与合并。甚至不妨让我们说得再极端一些：现代革命规定了现代诗，现代诗无非就是语言对于革命政治的回应本身——但这里的回应指的不是宣传、再现、表征或意识形态上的否定，也不是诗人基于自己的脆弱而美丽的现代心灵的无力呢喃，而恰恰是诗歌在语言层面上与政治所构成的一种近似相互搏斗、对峙和攫取的关系。例如，王璞写道：

在围绕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诗的修辞及政治所展开的一系列诗歌批评中，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一方面，我们必须注重和梳理现代诗和革命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具体历史联系，包括一切对位和错位，通感和对峙，以及相关的文本再现细节和社会—文化生产条件；但另一方面，现代诗的政治并非仅仅来自作品的历史题材、表征对象、经验质料和意识形态表述，而更集中于指涉历史的语言本身所经历的突破、搏斗和变化，在“诗歌语言的革命”的内部。所谓“关联”，发生在语言的“身内”而不完全在“身外”。（第3-4页）

一方面，这种“突破、搏斗和变化”的经验发生在诗歌语言内部，突出呈现了诗歌语言乃至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状况；另一方面，正因如此，作为现代诗歌的读者，我们必须打开或拆开由此衍生和固定下来的各种诗歌形式、表现方式、风格，必须从这些文本中读出“修辞可能是现代诗最大的政治”（第4页）。于是，对于现代诗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关联着对于革命政治的思考，关联着对于语言与政治之关系的思考。——不仅如此。仿佛诗歌和革命的上述关系仍然容易导致无形中在两者之间引入一个时序的前后关系，仿佛“回应”一词仍然彻底误解了现代诗的“源流”，仿佛他要试图将现代诗重新确立为让革命成为革命本身、让革命的事件性明言化（articulate）的那个文化—政治的“起源”，王璞紧接着写道：“现代诗内在地创制着——而非仅仅分享着或抗辩于——现代革命的逻辑，而反过来说，真正的政治也要在现代诗的修辞中去寻找”（第4页）。这句话在书中还有一次更为激进的重复：

只有落实为一种诗歌语言，革命史和中国当代经验才算真正得到有效书写。也只有在诗歌语言的内部，我们才能建立新诗和社会变革的联系。（423页）

换句话说，只有通过执着于现代诗的语言内部，只有通过打开现代诗的形式和修辞，历史经验——不仅包括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而且包括我们自己置身其中的当代历史——才能找到自身的语言，或者说，历史才能凝结为一种明确稳定的、可辨认的经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诗歌作品代替历史叙述，更不意味着诗人可以或必须为历史经验赋予意义或规定历史书写的模式。毋宁说，无论人们如何理解这些引文，正是在提出了上述有关诗歌语言和革命政治之关系的激进论断之后，《地图在动》这部著作的真正论题才浮出水面。简单来说，我认为王璞并不试图论证现代诗和现代革命政治的同构性（遑论同一性）；恰恰相反。对于王璞来说，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是：“在革命的发生现场，有诗的位置和可能吗？”（217页）或者，换一种说法：诗人如何通过诗歌语言与当下在场的革命发生关系？

诗歌和政治密不可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等同于政治家。众所周知，诗人写诗，政治家搞政治。（即使政治家也写诗，这也决不意味着他以诗歌的方式搞政治。）尽管或正因为“诗歌的革命性新鲜因此并不是对历史分期的否定，相反，它在打破线性时间的同时提供了政治主体性的断代逻辑”（15页），我们也不能把这里的“政治主体性”直接等同于诗人的主体性。——换言之，这里的问题在于：当承认或洞察了现代诗和革命政治之间在语言层面的复杂缠绕关系之后，当辨认或断言诗歌语言对于革命和历史经验的规定之后，如何处理诗人和他所处的历史之间的具体关系？这种关系足以被诗歌语言和形式层面的革命性敉平或消解吗？

值得注意的是，王璞在《“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漫谈新诗的文化政治》一文中直接处理了上述问题，并将“诗歌现代性”和“革命现代性”的关系归纳为两个“交点”：

第一个交点是抒情主体性（尤其是浪漫主义自我）和革命主体性（包括政党政治人格）的局部同构。从雪莱的“西风”到高尔基的“海燕”，抒情机制要求语言主体成为“时代精神”和历史变革的预言者和化身，又使得这一主体完全消弭于历史必然性的崇高之中。（413页；强调为引者所加）

诗歌现代性和革命现代性的第二个交点，则涉及审美和政治的同构，也即“先锋文艺”和“先锋政党”的问题。……新诗的先锋性和中国革命政党的先锋性，如果有重合，那么也像是切线和圆，只有一点点相交。……中国先锋政党并不能接受一种先锋文艺的“同路”关系，转向对先锋派的持续质疑和规训，在批判中也经常不区分左翼的先锋派和“高峰现代主义”。（414-415页）

这两段话实在是饶有兴味，因为王璞的论述直接走向了它们的反面。关于上述段落中的“第一个交点”，毋宁说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抒情主体性和革命主体性不同构的部分：无论是“西风”还是“海燕”，甚至是郭沫若笔下的“留声机”，这种抒情机制在试图直接与“时代精神”相合一的同时，恰恰使得诗人（而非诗歌中的主体或主语）“消弭于历史必然性的崇高之中”——而实实在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埋藏在这句修辞性话语下的种种沉默，始终抵抗着任何一个“时代精神”的化身。至于“第二个交点”，则随着王璞论述的展开而立即变成了“切点”，并进而发展为革命政党和先锋文艺之间的对峙。

卞之琳

“抒情主体性”和“革命主体性”的这种紧张关系，更具体而详细地体现在王璞对于诗人卞之琳做出的一系列阐述中——顺带一提，关于卞之琳的论述不仅在整本书中占据了最大篇幅，而且“地图在动”这一标题也直接借取自卞之琳（与此同时，它也是收录本书中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据说，《地图在动》是卞之琳在1938年“内迁”至成都后在自己主编的刊物《工作》上发表的文章，它“以速写方式记录了抗战爆发后出现的‘地图热’，肯定了中国人在迁徙、撤退和转移中所产生的崭新觉悟”，并体现了诗人在当时感到的“社会流动为中国现代文学所带来的各种新的实践可能”（292页）。不过，在考察了卞之琳于1930年代末的前方之旅后，王璞对于卞之琳做出的判断并不是全面肯定式的：

一方面，卞之琳借此完成了对抗战的历史实践的亲历，乃至见证，但另一方面，真正的“历史”却仍然被放在了“外部”。“风景”的发现乃至发明，与其说是一种“内心化”的过程，不如说是一种“外部化”的机制。当然，“历史进步”的抗战叙事也是“预先”给定，并内置于“镜框”之中，它指引着“取景”，并给予风景以意义。（256页）

也就是说，卞之琳在前方所采取的观察者的视角和姿态，非但没有为正在进行中的新的革命政治的可能性提供恰如其分的语言，反而“解构了历史的在场和在场的历史”（257页）。这是因为，不同于雪莱的“西风”或高尔基的“海燕”，卞之琳的诗歌试图将他所看到的历史现场框定在描绘“外部风景”的诗歌语言中，以至于“形式上的完美有时已经‘压倒’了诗歌的抗战内容，而成为了实质上的更重要的‘内容’。相反，‘慰劳’的政治抒情，反成为‘形式’”（311页）。最终，王璞认为，卞之琳的诗作“在向历史致敬的姿态之下，追求格律的精湛渗透出了回到形式自律性的政治无意识”（312页）。而造成诗歌语言和现实历史的这种张力的因素，根本而言是“诗歌对历史的承担”的内在使命与诗歌语言内部包含的“纯文学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

现代诗歌的抱负中，本就包含着历史对诗歌的召唤和诗歌对历史的承担。然而，遥遥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是诗歌的纯文学意识形态：诗歌的自主性神话足以构成另一种召唤，要求诗歌退回到自身的肯定性；也就是说，诗歌本身才是“证明”诗歌的“自身正确性的力量”。（267页；强调为引者所加）

关于王璞对于卞之琳的阐述，我们的引用似乎已经太多了。这么做是因为，我的确认为有关卞之琳的阐述最具症候性地呈现了这部著作中有关诗人和革命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王璞同情性地强调和考察了卞之琳在1930年代所经历的“转向”及其对延安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卞之琳的前方之旅归来后的诗作，还是对于他在1950年代末对于新诗格律的坚持，王璞的阐述都试图呈现出其形式的政治性层面的限度。然而，同样是根据王璞的阐述，所谓的“纯文学意识形态”或“政治无意识”，在卞之琳的诗歌中其实并不源于（例如）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或思想和认识的局限，当然也不源于诗人的才华或能力的局限；毋宁说，“纯文学意识形态”作为另一种同样内在于诗歌的对于诗歌创作的要求，也即王璞所谓的“退回到自身的肯定性”的要求，事实上同样来自“诗歌对于历史的承担”，甚至恰恰体现了诗人对于这种历史承担的遗产的忠贞。关于这一点，王璞在另一篇讨论卞之琳的文章中的阐述很能说明问题：

（卞之琳）将顿作为共同基础，也就是在弥合他所代表的诗歌立场和新民歌之间的矛盾，并为新诗传统以及口语化的新诗实践提供合法性。……卞之琳的这种格律理论表述，也是在凸显民歌形式及其价值的同时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保留更丰富的可能性，尤其是保留“五四”以来新诗所开创的道路。而且，他也只能“退守”在格律这一点上来进行争论，有所坚持。（384页）

换言之，卞之琳面对“新民歌”而坚持新诗的格律，在王璞看来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形式而形式，或拘泥于某种小资产阶级精英主义式的诗歌趣味，而恰恰是在策略性地保留“‘五四’以来新诗所开创的道路”的结果，也就是坚持和保留曾经的文化革命为现代诗歌和现代文学语言创制的“源流”的结果。而如果“作为祖国和母语，诗歌内部本身就充满了本土和异域的错乱，并在最为错乱处自我消解、自我扩张、自我成就”（89页），如果任何一种诗歌语言都在其内部充满了“异域之考验”——问题只在于诗人自己是否对此有所自觉——那么我们就必须说，恰恰是卞之琳这样对语言内部的“异域”有所自觉、有所坚持、有所抵抗的诗人，才有可能将我们带向现代汉语内部的“最具革命性的‘源’”（同前）。

无论如何，正是在这个标记着“新诗传统”的“日益狭小”的空间内，在卞之琳所坚持的“隐晦‘支点’（也是‘底线’）”（385页）上，我们不仅看到了诗人个体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态度，更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语言之间的对峙和交锋。

毫无疑问，当时与卞之琳所继承和坚持的“新诗传统”构成正面交锋的，正是1950年代末的“新民歌”运动。在《从早期鲁迅到“新民歌”运动》一文中，王璞重新阐释了“新民歌”的政治意义和诗歌语言层面的激进性，指出“新民歌”所提倡的“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直接“等同于积极性和生产力”，以至于“大跃进也就成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生产斗争’中‘突变’的‘人民’共和国”（356页）。王璞进一步写道：

在新民歌运动中，主观能动性直接变为语言，又从语言直接变为实践乃至现实。也就是说，“质变”要求一种主观能动性的无限饱和。在这种无限饱和中，我们看到了大跃进一切试验的“强度”，更看到了其“限度”。起源既是“质变”的结构性的直接可能性，但也标识出自身的不可实在化、非即时性的状态。（364-365页；强调为引者所加）

当然，就这篇文章的论述而言，王璞并没有充分展开这段话中提到的“限度”。不过，如果导致“新民歌”最终以挫折告终的“限度”关乎一种“不可实在化、非即时性的状态”，那么我们不妨说，这种限度其实丝毫不神秘，也不带有任何的形而上学色彩或政治本体论困境，因为它无非源于一个不可能的前提，即“主观能动性的无限饱和”。毋须多言，这种将能动性、语言、实践、劳作、历史等等全部连通乃至“等同”起来、取消其中任何的区分、对立、延迟、中介的想象，这种近乎“量子纠缠”式的想象，并不符合任何一个试图以具体的诗歌形式和语法介入、理解、思考现实的诗人的文学实践，哪怕仅仅是因为：包括诗歌语言在内，语言无非一种踪迹。我想，王璞最终也会同意我的这一判断，因为他在书中明白无误地写道：“坚持诗歌语言的踪迹，不论多么缥缈，也就是坚持主体性。”（240页）

王璞著《革命的可译性：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

不过，与卞之琳和“新民歌”运动的关系相对，在整本书中还有一个似乎截然相反的例子，呈现出诗人、诗歌和历史经验的同向乃至同一的运动：那就是郭沫若的诗作。王璞从“呼语法”的角度重新探讨了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充盈着的各种呼唤，指出这些诗歌对于一个新的政治主体性的询唤和想象。例如，王璞关于郭沫若的《女神》写道：

抒情的呼语排比要把我们“催眠”进一个“醒来”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历史想象的“晨光”。从“晨风”到“晨光”，这首诗圈定了“五四”新文化中正在展开的历史世界、正在扩张的意识形态宇宙。在这个意义上，《晨安》是属于“五四”中国的“世界文本”。“千载一时”，则点明了终极的共时化。呼语法在语言层面就已经使任何历时性的序列成为不可能，问候是唯一的指认自我和世界的事件，而所有的被问候对象都被统一进了这“千载一时”的想象性的此时此刻。这种呼语法的共时，也是在询唤一种新的集体性，一种尚不确定的历史主体。（140页）

凭借一种“共时性”的“呼语”，郭沫若将诗歌的主体或主语、某种意义上也是将诗人自己投射到一个“醒来”的时刻，将自己认同于一个崭新的、有待出现的、“尚不确定”的历史主体或集体。不仅如此，郭沫若将进而通过“留声机”论而将诗歌主体的“无我”或“‘我’的工具化”推向极端——仿佛在“诗人与革命”的关系上，郭沫若笔下的最终答案将是对“诗人”的具体性的彻底消解。正是通过取消和否定自我，现代抒情主体实现了“文学的绝对”：

一切召唤都是在召唤历史决定作用的即时显现，都是在召唤一次参与、分享和成为历史变革的契机。……现代诗的抒情主体甚至准备了历史主体或革命主体的某种前提，因为抒情主体的认同、内转、扩张、强化、工具化和灵活变化，（作为语言仪式和修辞特效）排演了革命文化和革命政治的能动性。如果由此引申，我们也可以说：现代诗的革命—浪漫主体性是历史想象力的机缘与表征。（156页；强调为引者所加）

但也正是在这里，王璞有意无意地使用了施米特（Carl Schmitt）在批判德国浪漫派时使用的一个词：机缘。众所周知，根据施米特的论断，德国浪漫派众人虽然侈谈复古和革命，实则既不古典也不革命，因为能够决定这些文学家的政治态度和立场的唯一因素就是偶然的“机缘”。我们在此不必重复施米特的批判，而且王璞也在这本书中针对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做出了回应。毋宁说，我想强调的是，如果“现代诗的革命—浪漫主体性是历史想象力的机缘与表征”，而这种“机缘与表征”的呈现形式将是诗歌主体性的自我取消，那么我们最终恰恰又回到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一次，让我们稍微改变一下问法：

在一切政治的发生现场，有诗人的位置和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