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展细读丨何止仿古——细赏“晚期铜器”的艺术魅力

长久以来，宋元明清铜器因被贴上 “仿古” 标签而未能得到学界充分关注，系统性研究亦相对匮乏。然而，自宋代兴起、并在元明清各朝持续流行的仿古铜器，绝非简单的复古模仿——其跨越数百年的流行脉络、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动因，以及暗藏的时代创新精神，都值得深入探究与重新审视。

上海博物馆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融古烁新：宋元明清铜器的复古与创新”特展，正是首次汇集全球馆藏，依托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全面深入探索 “晚期铜器” 的重磅特展，也是近年来海内外最具规模的宋、元、明、清铜器展。

“晚期铜器”，是西方学者在七、八十年代提出的概念，指宋元明清时代的铜器。由于传世晚期铜器数量浩繁，品质亦良莠不齐。其中佳品绝不亚于同时期其他任何艺术门类，或静穆沉着，或雅致精工，皆能独标高格。但粗制滥造者也不为鲜见，或许正是此类普品拖累了其整体的认知度。

那么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宋元明清铜器中辨识真正精彩之作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鲁克·罗素·阿斯特专席中国艺术主任研究员陆鹏亮提出了“精工、素雅、融通、史证、奇趣”五个标准，称之为“晚铜”五品。本期将结合“融古烁新”特展的部分精彩展品，从五个方面来细赏“晚铜”的艺术魅力。

精工

铜器铸造工艺的精良程度往往有较为直观的视觉呈现。但是若要准确品评某件器物的历史地位、工艺水准，还需要将其与同时期其他工艺做横向对比，并与古代的铸铜技术做纵向比较。

明 错金银仿古纹铜壶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这件仿古错金银铜器，形制温雅，工艺精致，纹饰细若游丝，展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准。长期以来，此类精致的错金银铜器多被归为宋元时期，然而经过大量实物观察与文献梳理，其时间更有可能为明代。宋元时虽已有《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著作零星收录古代错金银器，但对此工艺描述却甚是寥寥，可见其并非当时的主流审美。

铜环上的错金银细节

至明代，随着高丽、伊斯兰等地器物传入，铜器风格受到显著影响。错金银器物表面纹饰趋于绚丽华美，更符合明代追求“热闹”的审美趣味，并逐渐转向赏玩功能。其形制不论大小、体量或线条轮廓，均呈现出温润柔和的特征，与上古青铜器的雄浑庄严形成鲜明对比。值得一提的是，上古战国秦汉的错金银器，铺首衔环的环体部分往往不错金银，而这件晚期错金银器，则连环身亦施加错金银工艺。这种于不显眼处仍倾注心力的做法，反映出其精益求精的态度，也正是这些细节，成就了如此精彩的作品。

明 铜鎏金孔雀明王像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

此尊宣德御制孔雀明王像，堪称精工之典范，宣德铜器的顶峰。其形制恢弘，细节精妙，穷工极巧，对铸造工艺要求极高。在佛像内部以长铜榫深插孔雀腹中，从而保持佛像的稳定性。佛像通体鎏金，金层均匀饱满，与精致铸造的铜器完美结合，看起来金光熠熠。更有意思的是，这尊像融合了汉族和藏族佛教艺术的特点：汉传佛教里孔雀明王常见骑孔雀，一面四臂，而明王的三面八臂又是藏传佛教的风格，是当时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

素雅

南宋 弦纹铜炉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这件铜炉的原型是西汉酒樽。西汉酒器往往体量较大，纹饰繁复，且多配有盖。宋人取汉器之形，但是又加入时代的审美意趣，化繁为简，九根弦纹堪称“以简驭繁”宋代工艺美学的典范。与此同时，其功能亦发生转变。宋代人考其形制，多称之为“奁”，以为是汉代人们盛放化妆用具、针线之用器。今据出土器物及铭文可知，此物应为西汉酒樽。宋代则普遍将其作为炉用，故有“奁炉” “香奁”之名。

北宋 汝窑瓷樽式炉

大英博物馆藏

对比展出的还有一件非常难得的北宋汝窑大樽式炉，它是目前传世同类其器中最大的一件。其精彩之处在于虽仿制青铜器，但已有了自己简练素雅的设计语言。两者放在一起展示，可以感知同一时代下工艺审美的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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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宣德”款铜炉

上海博物馆藏

宣德炉相传源于明宣德年间，当时暹罗进贡一批风磨铜，用以铸造各类精工铜器。后世虽罕有确凿无疑的宣德本朝器物，但这并不妨碍宣德炉成为一种深植于文人生活的文化符号与美学追求。旧时文人朝夕与之相伴，焚香、埋炭、理香，炉体随受热而皮壳渐生变化，色泽日益润泽。铜质本身若足够精纯，经年火养，便会焕发出千变万化的金属光泽，这正是宣德炉的妙趣所在。可以说，它是少数能够与人日常互动、产生情感联结的古代器物，也正是这种亲近性，使其超越了朝代的局限，升华为一种光辉灿烂的文化现象。

因此，对于宣德炉而言，形制的高下至关重要——线条是否柔和流畅，造型是否雅致含蓄，乃至皮壳是否温润如玉，或呈现绚烂的洒金斑等效果，皆决定其能否被视为上乘之作。至此，“宣德”二字已不只是年代标识，更成为一种积淀深厚的审美典范与文化象征。后世所制器物，并非因其非宣德本朝所出便不足取。即便加署“宣德”款识，其价值仍在于形制是否臻于雅正、工艺是否达至精纯。

明 永乐宣德御赐青海瞿昙寺鎏金铜炉瓶

青海省博物馆藏

目前所见唯一确凿可靠的永宣时期官造铜器是青海瞿昙寺留存下来的永乐铜炉和宣德铜瓶。永乐铜炉铸有三种款识：汉文、梵文及藏文的“大明永乐年施”；宣德铜瓶则于两侧分别镌刻汉文与藏文“大明宣德年施”。两器形制硕大厚重，工艺精湛，真切展现了永宣时期宫廷造器的恢弘气象。

融通

融通，实则表现为一种“混搭”的形式，在宋元乃至明清的仿古铜器中屡见不鲜。如这件元代仿古铜壶，体量硕大，纹饰分层而设，颇具意趣。每层纹样或可追溯至商、周、汉等不同时期。以往人们通常会认为这是仿古不到位的体现，时代混杂，不值一提。但是细观之后，更有可能是工匠有意为之。

元 仿古纹铜贯耳瓶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可以想见，宋元明清时期工匠制作仿古铜器，很可能并非直接模仿商周实物，而是多依据《宣和博古图》等图录进行再创造。纹样在转绘与铸造过程中往往发生变形，并常融合不同时代的元素于一体。这种跨时代的纹样组合很可能是匠人有意识的创造，意在同一件器物上融合多种古代元素，形成一种平衡而精美的新的仿古风格。

清 铜海晏河清瓶

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铜海晏河清瓶为清代乾隆时期造办处所制，虽是仿古之作，却融入了鲜明的创新意图。其名中“四系”指瓶身四环，寓意“四喜”；“海晏河清”则以海螺、飞燕与水波纹组合图案，象征天下太平。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四年五月，铸炉处接旨制作此瓶，并由宫廷匠师佛保于六月廿二日完成画样。佛保其人地位重要，堪比陶瓷领域的唐英，负责大量宫廷铜器的设计、监造与古器鉴定。该瓶样稿经呈准后，于九月初六铸造完成，全程仅三月，反映出当时造办处制作铜器的规范流程与高效运作。虽然档案中将其称为“汉海清河晏四喜瓶”，但其实是造办处以古为名的创新器物，体现出清代宫廷对古器的重新解读与再造。

史证

大量存世的铜器中，许多带有铭文或虽非铭文却具传承记录的题记。这些文字不仅为考证器物年代与流传递供线索，更承载着文献所未载的文化信息。通过对实物上这些珍贵痕迹的深入解读，我们得以更为真切地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与文化语境，这也正是铜器研究值得深掘的方向所在。

北宋政和八年 铜豆

赛努奇博物馆藏

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清拓本） 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此为传世唯一完整的宋徽宗御制祭器铜豆，现藏于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该器口沿环刻铭文：“惟政和八年十月戊子皇帝谨奉上真作豆以祀长生大帝君其万年永保用”，明确纪年为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所谓“长生大帝君”乃道教神祇，徽宗自视为其化身，此事可见于“神霄玉清宫”碑刻记载。碑文为徽宗亲书瘦金体“御制御书”，当时曾颁行各地，甚至远至海南岛，足见徽宗借道教神化自身、推行统治理念的意图。这件铜豆正是用于供奉京城长生大帝君的坛庙礼器。这件器物本身或许并非以视觉之美取胜，但它承载了宋徽宗将宗教信仰与政治抱负相融合的独特历史语境，才是其最关键、最重要的文化价值。

元至治元年 中庆路文庙铜簠

大都会艺术博物藏

此件用于祭祀的铜簠现仅存器身，原盖缺失，底有铸款“至治辛酉（1321年）中庆路文庙礼器”。中庆路即今昆明，可知其为云南地方孔庙所铸。尤为可贵的是，元代文献有刘岳申《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详细记载了其制作过程：为云南官方在江西吉安特别定制，依古法铸造，资金来自售书所得，使用纸钞结算。文献还详列了包括簠在内共五百六十八件礼器的名称、用铜量及花费。目前传世同类器物中仅见此件，是为可明确产地的元代铜器，十分难得，为探究宋元时期铜器的制作地点与流通方式提供了重要线索。

朱熹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

《金石索》所录

“宋象物簠”

此铜器的形制承接了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中所载的礼器规范，与其中所绘几乎一致。清道光年间《金石索》曾著录有类似的徽宗时官样礼器“宋象物簠”，可见其传承源流。朱熹的礼器图以宋徽宗朝同类器物为样本绘制，而至元代，江西地区的铜器制作又依循朱熹之图进行仿造。可以说，朱熹所倡导的“州县皆备礼器”之理想，在元代才真正得以实现，此器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

奇趣

明 犀牛形铜水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这件犀牛形水滴设计巧妙，其背部开有一孔，腹部中空，可通过手指按压控制水流进出——此系后世改造而成。早期此类器物多采用虹吸原理，需插入细长的虹吸管汲水滴注。然而此器的价值，更在于犀牛造型本身的生动塑造。工匠以高度写实的手法，精准捕捉到爪哇犀牛独有的短肢与皮肤褶皱的形态特征，形象憨拙可爱，充满意趣，该作品达到了极高的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

元 铜双蟹

福建博物馆藏

这件铜双蟹，原为两个独立的个体，经六百余年地下埋藏，锈蚀相连，遂成今日所见双蟹相连之态。其原本功用应为笔架或镇纸。1954年福建南平窖藏中出土了铜蟹共四件，其中两件相连、两件分离，此次借展了两件相连之蟹，是自然与人工共同的杰作，颇具意趣。匠人对蟹的形态把握极为精到，生动再现了福建沿海沙蟹瘦劲敏捷的姿态。经自然侵蚀形成的锈层尤为珍贵，红斑绿锈交织如璞玉，颗粒莹润似孔雀石，呈现出天成之美。后世仿品多以漆料涂抹模仿锈色，而此器锈迹浑然天成，可谓罕有之奇品。

明高濂在《雅尚斋遵生八牋 》里面讲到当时的仿古铜器：“种种色样规式可观自多雅致。若出自吴守素者精致无让，价与古值相半，其质料之精、摩弄之密，功夫所到继以岁月，亦非常品忽忽成者。置之高斋可足清赏，不得于古，具此亦可以想见上古风神，孰云不足取也？”早在数百年之前，已有有识之士对仿古铜器提出了不同于时代的看法。他们不止看到了“仿古”，更看到了匠心之作，工艺之精。

宋元明清的铜器，恰如一座尚待深入勘探的宝库。通过此次特展，希望更多人能看见那些曾被忽略的精致与雅趣，并由此出发，共同探寻铜器艺术中更为辽阔的新境。

（整理、节选自大都会艺术博物研究员陆鹏亮2025年11月12日上博讲座《何止“仿古”：宋元明清铜器再思考》）

供稿丨教育部

编辑丨崔淑妍

学术支持丨陆鹏亮

初审丨石维尘

终审丨汤世芬

原标题：《特展细读丨何止仿古——细赏“晚期铜器”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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