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3年：奸臣是怎么诞生的？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3年，宋元祐八年，辽大安九年。

这一年，其实是一个多事之秋。但是，很多政治上的纠葛，我们都放到下一年再集中聊。这一年，我们主要关注一个人，他叫蔡确，这一年的一月份去世了。

在《文明之旅》的1085年，我们其实已经讲过这位蔡确的故事。那时候他还是宰相，是宋神宗留下来的宰相班子的头儿。神宗一死，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蔡确当然必须靠边站。但是你看他今年去世的地方，是新州，今天广东的新兴县，当年的蛮荒之地。以一个罪臣的身份死在远离中原的地方，这个命运的落差也是太大了一点。

但是你别急，只要等到明年，哲宗皇帝亲政了，蔡确又开始翻身：恢复名誉、赠官“太师”，而且越来越邪乎，甚至还陪祀太庙、还封了个王。这还不够，到了宋徽宗的时候，皇帝还手写了几个大字，“元丰受遗定策殊勋宰相蔡确之墓”，立在了蔡确的墓前。朝廷想想还不过瘾，来，蔡确的儿子升官、女儿也给个爵位、女婿也给个官做。整个家族算是荣宠到了极点。

你还是别着急。再过些年头，到了南宋，宋高宗上台，把朝廷给蔡确的所有恩赏又彻底剥夺，落得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但这还不是蔡确的终局。又过了200多年，到了元朝人修《宋史》的时候，蔡确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而且是排名第一的奸臣。是的，这才是蔡确面对千秋万世的最终的形象：大宋历史上的第一奸臣。这个第一奸臣，当然不是说他最坏，蔡确不可能比后面的蔡京、秦桧还坏嘛，这是按照时间顺序排的。

那问题又来了：大宋朝建立到这一年，已经130多年了，难不成前面一个坏人都没有出过？凭什么到蔡确才有了这第一个“奸臣”呢？

还有，蔡确也是人，是人就有缺点有优点，那他是因为平生干了哪件坏事，才被列入奸臣传的呢？

我们还可以再跳出来问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嘴里说的“奸臣”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普通老百姓，不用操这个心，看戏的时候，戏台上画大白脸的就是奸臣。但是我们既然都回到了历史现场了，就不妨追问一下，到底什么是奸臣？是说一个人道德品质差吗？还是说这个人对皇帝不忠诚呢？

请注意，“奸臣”这个概念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二十四史》中，什么时候开始有《奸臣传》？是《新唐书》。而《新唐书》是宋朝人欧阳修编的。说白了，是到了宋朝这个时候，“奸臣”的概念才比较成熟，才成了要给一个人做千秋定评的标签。

那今天我们就透过大宋奸臣第一人——蔡确的命运，来一起推敲一下“奸臣”这个概念。

蔡确其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蔡确这个人的经历。

如果你对宋朝历史感兴趣，会发现有几个大家族，名臣辈出，很容易弄混。比如东莱的吕氏，从吕蒙正到吕夷简、吕公著、吕公弼，吕好问，老吕家总出宰相，号称“一门八相”，再加上南宋的一个理学家吕祖谦。还有姓韩的，参知政事韩亿的八个儿子全部中了进士，号称“韩门八虎” ，什么韩绛、韩维、韩缜，都是高官，也容易弄混。

当然了，最有戏剧性的是福建仙游的蔡家，一个始祖，出了好几支子孙：一支出了蔡襄这样的清流名臣，还是大书法家，苏黄米蔡的蔡嘛；一支出了蔡京这样的著名奸臣；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蔡确，也是其中的一支。蔡家祖先在天有灵，看着这一堂的子孙，这一会儿大忠一会儿大奸的，想必也是五味杂陈啊。

但是请注意，蔡确可没有享受到什么家族的照顾，是一个苦出身的孩子。他父亲奋斗一辈子，七十岁了，还是只当到了一个小官，叫陈州录事参军，算是州府的办公室主任，从八品。长官一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本事，你自己辞职得了。蔡确他爹说，别啊，我还有一大家子要养呢。长官说，我这是给你留面子呢，你要是不自己辞职，我可就要上书朝廷罢免你了。没办法，只好辞职，一大家子就流落在了陈州，饭都吃不上。

后来蔡确考中了进士，这家人才翻了身。所以你看，蔡确后来一路当到了宰相，不是靠什么背景，走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的发展道路。

那你说，蔡确这一路发展过来，有什么劣迹呢？既然都被列入大宋《奸臣传》的第一名了嘛，现在看到的正史史料上，肯定是专挑坏事来说。但即使是这样，能说得出来的坏，也不过就是两样：第一是善于揣测迎合皇帝的意图。在一个官僚体制内，这是人性的正常表达，没什么可说的。史书上浓墨重彩说的蔡确的另一项劣迹，是说他待人苛刻，或者干脆说，他就是一个酷吏。

比如说他曾经办过一个案子，他居然给一些官员戴上枷锁，在太阳底下暴晒了几十天来逼问口供。

还有一个案子，他把一群士大夫，塞在同一个大牢房里面，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子，连厕所都没有。中间放个大盆子，饭菜全在这盆子里面，拿勺子搅一搅，像喂猪狗一样。就这么长期关押，也不审问。那你想，只要一说提审，那肯定是问什么犯人就承认什么。这个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嘛。

这两个例子，要是放在汉朝唐朝，根本就算不上什么酷吏，但宋朝是什么时代？是有名的对士大夫宽厚的朝代，是士大夫主体意识觉醒，甚至要和皇帝共治天下的时代，蔡确这么干，在官场的名声肯定好不了。

但是，我要提个醒：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宋神宗一朝，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氛围，其实也不奇怪。神宗皇帝什么性格？非常精明果决，对大臣的要求也严。他兴起大狱，往往到最后是大笔一挥，饶你不死。但是过程中，他就是能制造出这么一种恐怖的氛围，让大臣们战战兢兢，担心小命不保。这就是神宗皇帝的本事，特别能拿捏严酷和宽容之间的分寸。我们以前讲苏轼的乌台诗案的时候，神宗最后也没把苏轼怎么样，但是苏轼不还写过绝命诗吗？有人记录当时在御史台大牢里的情况，“诟辱通宵不忍闻”，审案的官员一宿一宿地不让人睡觉，通宵辱骂。所以可见，这是那个时代审案官员的通行风格，不只是蔡确。

按照《宋史》上的记载，蔡确这个人很聪明，但是好胜逞强、情绪冲动，待人接物上不够谨慎。比如，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被推荐到开封府任职，按说，你一个小官到任，应该对长官大礼参拜。但是蔡确不肯。知府就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那么不知礼数呢？蔡确说，你还以为这是唐朝呢？唐朝的藩镇，下属官员都是自己聘用的，所以有这个大礼参拜的习惯。现在是大宋，我跟你同朝为臣，别拿那些老规矩说事儿！

这样性格的人，如果放在宋仁宗的时代，也许还能成长为一个犯颜直谏的名臣，但神宗时代，环境变了。就算蔡确后来都贵为宰相了，又怎么样？神宗一点也不假辞色，经常找个小错误，罚款。不仅罚款，你受罚之后，还要请你到宫门口谢罪。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皇帝这么不拿宰相的尊严当回事，此前还真没有过。

在这种动辄得咎的的环境里，蔡确这种直愣愣性格，就很可能被引导成一名酷吏。我们平时都说“性格即命运”，其实这话不全。性格，再加上时代的氛围，才能最终凝结成人的命运啊。

从历史记载来看，蔡确的劣迹好像也就这些了。仅凭这些，他就会被认为是奸臣吗？

就算蔡确是个坏人，大宋朝也有对不住这位坏人的地方，这就牵涉到蔡确身上的一桩冤案了。这个案子还挺有名的，叫“车盖亭诗案”，可以和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并称北宋历史上的两大文字狱。

话说那是1088年的时候，蔡确下台，被贬到湖北安州。宰相当不成了，日子还要过啊，所以就去了一个叫车盖亭的地方散心，诗兴大发，写下了十首绝句。没想到被一个仇家拿到手一看，眼前一亮：行嘞，这回有文章做了！太皇太后，微臣在这几首诗里有重大发现——

您看看这句哈，“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唱在沧浪。”你看，他蔡确笑了，哎，今天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哎，朝政清明，蔡确笑什么？肯定不怀好意。您再看这句，“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说眼前就是一条小溪水，不值一提，那大海还有干枯，灰尘乱飞的那一天。这也太明显了吧？就是说太皇太后您日子长不了哦。

你听听，这是不是明显的上纲上线的诬陷？蔡确后来自己辩解：我写的“沧海扬尘”，这是个《神仙传》里的典故。大家经常用啊。苏轼有一次给太皇太后祝寿，还用了这个典故呢。凭什么他能用我不能用？

但是，接下来一招就厉害了，您看这句：“矫矫名臣郝甑（zèng）山，忠言直节上元间。”这郝甑山是谁？就是湖北安州人，是个唐朝人物，曾经拦着不让唐高宗传位给武则天。这安州的名人多了去了，蔡确不怀念别人，偏偏怀念这位郝甑山，什么意思？就是讽刺您啊，高太皇太后啊，同样是女主啊，他这是说您想当武则天啊。

你别看这句也是很扯，但是高太皇太后不仅听进去了，还被成功地激怒了：来啊，把蔡确贬了，知州别干了，一撸到底，去新州待着吧。

这个处分是非常严重的。可以对比一下，当年神宗皇帝惩罚苏轼，是把他安置在黄州，还在湖北，而这个新州可是岭南啊。当时的宰相之一，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看不下去了——请注意，范纯仁可不是什么蔡确的朋友，他纯粹就是觉得这事儿有点过分——他说，因为这种暧昧不清的文字上的罪过，就这么处置大臣，这种先例不能开啊。而且，新州那是什么地方？太蛮荒了，我们大宋朝贬谪官员，已经有七十年不往那地方放人了。要是这个先例一开，今天是蔡确，下回就指不定是咱们中间的哪一位了！

不仅是范纯仁啊，其他的宰相也帮着劝：蔡确的老母亲岁数太大了，照顾照顾呗？至少别去岭南啊。结果高太皇太后在帘子后面冷冷地扔过来一句话：就是你们能把山给挪动了，也甭想给这个蔡确挪地方，说是新州，就是新州！可见老太太对这个蔡确的怨念有多大！

其实苏轼也帮着劝过。苏轼的说法比较艺术，他说我跟蔡确关系不好，我非常讨厌蔡确的这个为人，但是如果就连几句诗都容不下，天下人不会觉得太后您老人家气量太小吗？这样行不行？先以皇帝的名义把蔡确抓起来，显得皇帝对您有孝心，然后太皇太后您呢，再写个小纸条递出来，就说，我宽宏大量，他骂我，但是我老太太不生气，我原谅他了。显得您大人大量。这多好？

苏轼经历过乌台诗案，当然知道这种文字狱的滋味：明明是冤案，但是当事人百口莫辩。所以算是间接出手帮了蔡确一把。

但是，高老太后在气头上，没有理苏轼，还把所有替蔡确说过好话的人，包括范仲淹的儿子，当时的宰相范纯仁，都给贬了官。这是元祐四年的事儿。时光荏苒，到了这元祐八年的正月初六，五十七岁的蔡确在荒凉的新州凄然死去。天下人都知道，他其实是挺冤枉的。

好了，这就是我眼里的蔡确。他不是什么好人，性格上有重大缺陷，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性格缺陷，他才被选出来成了神宗执政后期的宰相。而且，后人都很清楚，在“车盖亭诗案”中，大宋朝是对不住他的，他是受了委屈的。而纵观其一生，也没有什么人神共愤的大奸大恶。那奇怪了，为什么他还是被选中，成了大宋朝的第一号“奸臣”呢？

何谓奸臣？

假如我们在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个中国人，冷不丁问他，什么是“奸臣”？可能会得到一个直觉的回答：“奸臣”就是坏蛋啊。那什么是“坏蛋”呢？坏蛋就是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啊。

这是一个很容易滑过去的结论：一个人之所以是奸臣，是因为他的道德品质有问题。但是你去翻史书，好像又不是这样。宋代从创立到这一年蔡确死，已经130多年了，道德品质恶劣的坏蛋多了去了，为什么都没有列入《奸臣传》？所以看见，道德品质并不是评判奸臣的首要标准。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新唐书》可是开创了《奸臣传》的传统的第一本正史，它的作者欧阳修在这部分写了这么一句话：“木将坏，虫实生之；国将亡，妖实产之。”你听，奸臣是亡国的征兆和原因。所以，奸臣的评定标准不是他本人的道德品质，而是他导致的后果。

在南宋和元朝人看来，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灭亡的原因，所以，参加王安石变法的那帮骨干分子，一个也跑不掉，从今天说的蔡确，到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统统进“奸臣传”。至于王安石变法是不是北宋灭亡的原因，那是另外一个课题，但是奸臣的评定标准，是一个人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而不是他的道德品质，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

蔡确，多少还有一点性格上的问题。而其他几个人，比如曾布，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那可是连这点问题也没有。以至于梁启超在写《王安石传》的时候，呼天抢地地为曾布鸣冤：王安石还有人替他喊冤，这曾布啊，说他是奸臣，那真是冤沉海底啊，万古如长夜啊，我替他喊喊。但是有什么用呢？《二十四史》写在那里，改不了了。所谓史笔如刀，感受到它的厉害了吧？

是的，不是因为一个人道德有问题，所以是奸臣。在宋以后形成的史学传统里，真实的评判逻辑，往往是反过来的：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祸国殃民的后果，记录历史的人于是反过来到他的一生中去寻找私德上的缺陷。如果找到了，那好，就像今天讲的这位蔡确一样，坏人干坏事，说得通了；如果找不到，那就像曾布那样，也不耽误他被写入《奸臣传》。

我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你再来感受一下这个逻辑。

欧阳修写《新唐书》，首创了《奸臣传》，里面一共写到了九个人，其中大家最熟悉的是李林甫，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有一个成语“口蜜腹剑”，当面喊哥哥，背后掏家伙，说的就是他。

那李林甫道德上有问题吗？好像有，但是你去看史料，好像也就是一个政客的正常伎俩，谈不上大奸大恶。你想，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唐玄宗年过50了，既不想多干活，看着长大的太子，疑心病还越来越重，这个复杂的政治局面，换一个心思简单的人，还真是玩不转。

但是有几个问题，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第一，李林甫当宰相时间很长，有18年之多。所谓开元盛世，杜甫诗里写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其实指的就是这一段。对比一下，说到开元盛世，后世往往联想到两个贤能的宰相，一个姚崇、一个宋璟。其实，他们俩给唐玄宗当宰相，各自只有三四年时间，比李林甫差远了。这就奇怪了，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盛世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而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从来不谈他的贡献，反而把他列为奸臣，你有没有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还有一点，李林甫真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当宰相之前，在吏部、刑部、礼部、户部、兵部这样的实权部门都干过，在国子监和御史台这样的清水衙门也干过。当宰相期间，他更是主持了大量的改革，从财政到军事，从科举到法制，一路上政绩斐然。

更重要的一点，李林甫还是一个气场强大的宰相。就说后来造反的安禄山，在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被拿捏得死死的。你想，安禄山是个胡人武将，到长安来的时候，也不怎么懂礼法，但唯独见了李林甫，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毕恭毕敬，哪怕是在冬天，也会吓得汗流浃背。据说，安禄山每次派人到朝廷办事，回来后都会先问李林甫是什么态度。如果李林甫夸他了，他就欢喜雀跃。如果李林甫说，“小安啊，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啊”，安禄山就说，完了完了，这回死定了。

你看，这就是威权人物的气场。当时那么复杂的局面，玄宗和太子的矛盾，边疆和内地的矛盾，没有这么一位有威望的宰相当定海神针，还真就平衡不了。

你可能会问了，这李林甫就没有缺点了？

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缺点呢？但是宰相的缺点往往又是被放大的。你想，俗话说，当家三年狗都嫌，何况李林甫当了18年的宰相。一个宰相，每天都要做大量的决策。只要是决策，就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站在利益受损的人的角度，就很容易质疑宰相决策的动机。你是不是有私心？就拿我们今天说的蔡确来说，那个在车盖亭诗案中诬告他的人，本来两个人关系不错，就是因为蔡确当宰相之后，拒绝关照他，俩人这才翻的脸。所以，当权的人只要做事，就没有不得罪人的。而只要得罪了人，你这一辈子做的所有事，都可以做动机上的恶意猜测。

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替李林甫翻案，而是想说，你不要以为他是因为有缺点、有劣迹才成为奸臣的。真正的原因是，李林甫死后两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一代人从花团锦簇的盛世突然跌入了刀山血海的地狱，大家总是要找原因啊。你李林甫当宰相执政18年，不从你身上找原因从谁身上找？所有的现状的果都起自你那18年里的因，你不是奸臣，谁是奸臣？

《旧唐书》写李林甫的时候，既说他的好话也说他的坏话，那个时候的史学观念还是崇尚秉笔直书。但是到了欧阳修编《新唐书》的时候，已经是宋朝了，对道德伦理更重视，史料的选择就开始有偏向了。

举个例子，《新唐书》说李林甫这个人，蔫坏，阴毒得很，喜怒不形于色。这符合那个成语“口蜜腹剑”的给我们的印象。但是，同一篇文章里，《新唐书》又说了这么个故事：李林甫和其他两位宰相一起等着上朝，一左一右两位都很恭敬，弯着腰，而只有李林甫站在中间，挺胸叠肚牛哄哄的，旁边人说，你看这像不像一只老鹰抓了两只兔子？过了一会，宫里面出来圣旨了，左右两位宰相都被罢免了，李林甫哈哈笑，“还提不提什么左右丞相啊？” 然后怒目瞪着二人离开，哟，把满朝大臣吓得瑟瑟发抖。这简直就是电影里那种没有智商的坏蛋的表现啊，一个蔫坏的、喜怒不形于色的李林甫，怎么会干出来这种事？

但是《新唐书》不管，只要有材料说你李林甫的坏话——没错，这个“一雕两兔”、“哈哈笑”的段子是欧阳修从一本笔记小说里找来的——管它是不是前后矛盾，都给你写上。你看，这才是“奸臣”诞生的真实逻辑：首先咱们确定，你要对祸国殃民的历史结果负责，然后史学家负责反过来找你的个人劣迹。

你可能会说，这对人也太不公平了吧？假设一个人既没有恶意的动机，也没有过错的行为，但就是导致了坏的后果，难道也要承受道德的批判？甚至要带上“奸臣”的帽子？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代问题了。我们今天也经常听人这么为自己辩护：虽然有某个后果，但是我的初衷是这样这样，我有错吗？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只要动机无恶意，行动无过错，我就不承担责任。

请允许我掉一下书袋。我带来了一本书，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学术与政治》，里面收录了韦伯1919年在慕尼黑的一场演讲，叫《以政治为志业》。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是现代政治学的奠基性文献之一。其中提到了两种伦理，一种叫“信念伦理”，一种叫“责任伦理”。

什么是“信念伦理”？简单说，就是动机比结果重要，我有一个伟大理想，动机很高尚啊，所以，我可以做一切符合这个信念的事儿。哪怕做错了，我也不用负责。

韦伯说，你可千万别。

在传统社会，很多人相信，“善因出善果，恶因出恶果”，信念的善恶决定结果的好坏。但是，如果你在现代社会还信这一套，那就太幼稚了。真相可能恰恰相反啊。没听说过那句话吗？善的意图，可能铺就通往地狱的道路啊。所以，作为政治家，你仅有这种“信念伦理”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有一种“责任伦理”。说白了，无论你的动机是什么，你都要对你的行动造成的所有后果负责。

这还不止是对政治家，你不觉得吗？现代社会对我们普通人也有类似的要求。法学上有一个概念，就叫“无过错责任原则”。简单说就是，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哪怕你没有过错，但你对他人利益造成了损害，请承担一部分责任。比如，一辆车正常行驶，是走路的人不小心撞上来受伤了，请问车主要不要赔点钱？大概率是要赔一点儿的。再比如，你养了一条狗，手续完全合法，你也尽到了管理义务，有邻居故意逗你家狗，被咬伤了，请问要不要赔？大概率也还是要赔一点儿的。

顺便说个题外话。在现代社会的职场上，一个人怎么才叫成熟？其实也是跨过了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这条线。

比如，一个年轻人，花了一周时间，改了十遍稿子，还找了专家把关。但是，现实当中，很可能会发生，稿子交上去，领导嘴上说“辛苦了”，转头就让他重写。

你心里会想，人家这么努力领导看不见吗？

但是慢着，这其实不是领导不近人情，这是职场的底层逻辑。客户、用户、我们服务的那些人，他们不会因为我们努力就买单，他们只看交付的结果行不行。是的，什么时候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必须对结果承担责任，这才是在职场上成熟了。

这好像是说远了。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古代的奸臣问题，怎么扯到了现代社会的责任伦理呢？

其实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整合程度那么高，赋予了官僚体系的权力那么大，那自然就会演化出相应的责任伦理的约束机制。既然您位高权重，那好，不管你主观意愿如何，不管你行动有没有过错，如果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那就请你到《奸臣传》里报到吧。

好时代、坏时代

刚才我们讲的是，如果一个位高权重的人造成了恶果，那他就进入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奸臣”的候选人名单。其实这个逻辑还可以再外推一层：一个恶果频繁呈现的时代，就是奸臣辈出的时代。坏人，既是他自己做错选择的后果，也可能是一个坏时代的产物。

这一年正月，蔡确死了；到了秋天，高太皇太后也去世了。有人提心吊胆、有人暗戳戳地盼望的那个时刻，终于还是来了，哲宗皇帝终于要亲政了。从此北宋进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从此，奸臣辈出。这“糟糕”二字，并不是说宋哲宗，而是对这个时代的政坛风气的一个评价。

读宋朝的历史，经常心里会生出一个疑问：北宋前期和中期，有很多名臣，比如寇准、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等等。可是到了末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怎么就没有高手了呢？道德高尚的明白人都去哪儿了呢？

历史学者施展老师给过一个答案，他说，高手其实一直是有的，问题在于高手是否能被恰当地遴选出来。北宋末年，恰恰是人才遴选机制出了问题。这个根子，可能还真就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变法者只要相信自己所行的是正道，什么天命的警告，什么祖宗之法，什么流言蜚语，都不需要去理它，虽千万人吾往矣，大胆往前走就是了，历史会给我一个公道的。我们年轻的时候读到这段话，都觉得说得好，这样的人生才痛快嘛。

但是你发现没有，这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信念伦理”，只要我的初衷是好的，就放胆去做。

与此同时，那些老臣，比如富弼听到这套说法，就叹气，他说，皇帝能害怕的，也就是一个天了，你让皇帝连天都不怕，那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不是把整个社会的刹车给拆了吗？

你听出来了吗？这个观点背后的逻辑就是“责任伦理”：搞改革没错，但是咱们还是更多地尊重传统、尊重习惯，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往前趟，要给所有的行动装上刹车装置。

过去，我们往往会把宋朝这个阶段的新旧党争看成是“改革”还是“保守”的区别，其实更深一层地去看，新旧两派的区别，可以理解成，对信念负责？还是对结果负责？

对信念负责的必然结果，就是不妥协。对啊，信念的价值就在于纯洁啊。要命的是，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是很容易传染给对方的。到了现在的元祐年间，你发现，新党也好，旧党也罢，都发展成了为信念伦理而战的人。他们彼此越来越像。

就拿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来说，刚开始诬陷蔡确的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纯粹是出于私人恩怨。但是，当这个案子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旧党当中那些自诩为君子的人也一哄而上：对对对，蔡确就是讽刺高太皇太后呢。只要我们信念正确，只要能成功打击新法派那些奸党，蔡确那些诗有没有这个意思，他冤枉不冤枉，还重要吗？

还记得我前面说的，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说，哎呀，不要把蔡确贬到岭南去了吧？这个先例一开，将来免不了他们也会这么对我们的啊。真是一语成谶啊。在这一年之前，整个宋朝当过宰相被贬到岭南去的人，只有四个，卢多逊、寇准、丁谓，加上这位蔡确。但是这一年之后，等新党反扑回来之后，你们旧党开的头，不要怪我们有样学样：来，苏轼，贬到岭南的惠州；苏辙，贬到雷州；什么刘挚、梁焘、吕大防，这都是旧党宰相级别的人物，全部贬到岭南。听说苏轼在惠州日子过得不错，那就再加码嘛，去海南岛吧。

到了这个时候，党争的两边，哪里还是什么保守和改革的争议？只剩下两头信念怪兽的生死互搏和无限加码了。大宋的朝政就在这反复地折腾中败坏下去了。这种情况下，在外交的决策上，在对大局的判断上，也往往会被高调的口号给牺牲掉了。北宋就是这么亡的。这是后话，我们将来再说。

到了这公元1093年，大宋元祐八年，蔡确死了，高太后也在这一年死了，一个时代落幕了。

表面上，过去这八年，是保守的旧党上台执政的八年。但是，六百年后的王夫之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说，不对不对，你们不是什么保守派。保守派，也是应该干点正事儿的。但是你看你们这八年，只是在和王安石的幽灵搏斗罢了。你们什么都没有干。天下难道没有水旱灾荒吗？没见你们救济百姓啊。四海难道没有冤狱吗？没见你们清查慰问啊。

你们什么都不干，只是在互相撕扯。是的。每个时代，都会有能人和好人，但是在这两头信念怪兽的撕扯下，什么好人和能人也都遴选不出来了。原本可能会变成好人和能人的人，也可能在这种撕扯下，向深渊堕落，最终走进了——《奸臣传》。

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1093年，大宋元祐八年的关于一个时代落幕的故事。下一年，1094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诗人北岛，还有他那首写于1976年的《回答》。那一年，北岛27岁。我这一代人，太熟悉开头那句了，写得真好。我们一起重温吧——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你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吗？蔡确、李林甫，他们是能臣，也有缺点，有意思的是，写入《奸臣传》，以奸臣的身份被历史记住，这到底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还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首诗写于将近50年前，今天读起来，依然有力量。文明这个节目，并不是非要做翻案文章，而是面对盖棺定论的评价，面对板上钉钉的标签，我们想要回到历史现场，换个角度，换个侧面，再想想，找到有利于我们理解何为中国，何为文明的线索。

致敬北岛，致敬那些敢于说“我不相信”的人。

参考文献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黄士毅编：《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宋） 王明清 著：《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年。

（明）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2013年。

（宋）朱弁撰：《曲洧旧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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