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爪与教鞭——美洲学校与美国在拉美的军事规训体系

美国的对外干预史几乎和它的立国史一样长。美国国会研究处（CRS）报告《美国海外用兵史1798-2023》（Instances of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broad, 1798-2023）细数了过去两百年间美国数百次布武海外的历史。这些行动所标称的目的五花八门，除了正式交战外，还有打击匪盗、保护美国公民及商业利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然而其深层动机往往是干预他国内政、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一模式在冷战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拉美地区日益倚重与当地军队的合作来维持影响力。在此过程中，美洲学校（SOA）成为美国实施间接干预的重要工具——虽然其培训活动并非直接的军事行动，却实质性地加强了对拉美国家军事体系的渗透与塑造，从而以相对较小的成本维持了霸权控制。

美国范德堡大学人类学教授莱斯莉·吉尔（Lesley Gill）通过《美洲学校：美洲的军事培训与政治暴力》一书，探究了美洲学校如何在西半球充当拓展霸权利益的工具。此书通过一系列实地调查和大量访谈，考察了美洲学校如何将国家支持下的暴力制度化，以及它给拉丁美洲带来了何种灾难。

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

冷战时期，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存在一个明显倾向，即非常热衷于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干预他国内政，卷入了多场地区冲突。在各类干预行为中，美国使用的具体手段千差万别，如直接的军事部署、外交胁迫、经济制裁等各种手段。而干预的结果有时甚至并不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美国政府这些“出类拔萃之辈”（借用大卫·哈伯斯坦的书名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策划出的一些行动有时是反理性的，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敌对，或出于对美国利益受到威胁的错误知觉。

美洲学校累计培训了超过6万名军警人员，其中大多数学员都来自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学校主要提供针对所谓“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战争的军事技巧和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协助拉美地区的右翼政府镇压共产主义和左派进步人士。大量记录表明，许多美洲学校的学员在拉美广泛参与了抓捕、刑讯、谋杀和政治压迫等行动。

1946年，美军在巴拿马运河区设立了该校的前身“拉美训练中心-地面师”。此时正值杜鲁门第一任期，杜鲁门政府（1945-1953）将美拉关系“由反法西斯同盟转变为反共政治军事联盟”。在拉丁美洲，美洲学校通常被称为“培养暗杀者的学校”（School of Assassins）或“培养军事政变者的学校”（School of Coups），两者的缩写也都是SOA。1963年，学校开始使用美洲学校的名称。1984年，学校迁移到了本土佐治亚州的本宁堡（Fort Benning）。

20世纪90年代，一些调查者公布了一份曾受训于该校的部分学员名单，他们在拉美可谓臭名昭著，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位：玻利维亚的乌戈·班塞尔（Hugo Banzer），他通过一场血腥政变夺取了权力；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阿根廷军政府将军，“肮脏战争”（Dirty War）策划者之一；罗伯托·德奥布伊松（Roberto d’Aubuisson），萨尔瓦多处决队的首领；米盖尔·克拉斯诺夫（Miguel Krassnoff），智利秘密警察组织国家情报部（DINA）军官；埃弗林·里奥斯·芒特（Efraín Ríos Montt），危地马拉独裁者，曾对原住民进行大屠杀。联合国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调查发现，有60名该国军官应该对“肮脏战争”中的暴行负责，他们之中超过三分之二毕业于美洲学校。

乌戈·班塞尔

1983年，一份名为《人力资源榨取手册》（Human Resource Exploitation Manual）的手册解密，里面除了常规的严刑拷打等手段外，还记载了感官刺激剥夺（deprivation of sensory stimuli）、麻醉（narcosis）和催眠（hypnosis）等刑讯方法。这本手册内容直接来自另一份1963年的中情局手册。这一清晰的证据表明美国对拉美反动军人的培训久已有之。1996年，几份共计千余页的教学手册进一步曝光，其恶劣事迹逐渐为更多人所知。根据这些手册，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会鼓励学员在“反叛乱”战争中使用拷打、勒索、绑架和处决等手段。美国国防部称这些“令人讨厌”的内容只不过是“断章取义”，持续否认教学内容中存在侵犯人权的教唆。手册还显示，学校还会教授人口控制、大规模社区注册、审查、渗透、监视以及其他“镇压暴乱”的方法。

面对社会的压力，美洲学校开展了一系列“公关战”来提升自身形象。此外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它的功能逐渐由反对进步主义和共产主义变为反毒和反恐。由于持续遭到民间团体和一些政府内部人士的强烈反对，该校在2001年更名“西半球安全合作学院”（WHINSEC），同时还重新修订了课程大纲，提高对外界的透明度，冀图以此摆脱恶名，但它犯下的累累恶行无法抹除。

莱斯莉·吉尔正是利用了这一国际环境变化的历史契机，抓住了机会窗口，通过一些此前阙如的近距离接触和访谈，对美洲学校这一特殊机构进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她接触到了相当数量的美洲学校管理者、教员和学员。她还去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采访了参加过美洲学校课程的退役军人，以及一些作为美洲学校受害者的古柯农户。

莱斯莉·吉尔认为尽管学校的名称、所在地和课程大纲都发生过变化，但它一直在美洲地区扮演“帝国维护者”的角色。学校不仅会教授军事技能，还同时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该研究不仅揭示了美洲学校在制度化国家支持暴力方面的作用，还通过围绕“帝国维护者”这一概念搭建的叙事框架，分析了其在巩固美国霸权中的关键地位。

美洲学校的学员会学习到最新的战斗、情报和反叛乱知识，除此之外，还有心理战、隐蔽行动、喷洒橙剂的“落叶”计划（defoliation）、应对大规模集会、线人的使用、盘问、测谎和侦察摄影（intelligence photography）等方面的技巧。

除了恐怖术和杀人技，学校的培训还包括“生活方式”的浸润。吉尔展现了美国人是如何通过消费主义社会的理念和所谓的“美国梦”，将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世界观灌输到了拉美最具野心的军官脑海里，让后者成为反毒战争或“反叛乱”战争的代理人。学校将来自拉美国家的学员从他们本国军事环境中抽离出来，放置于美国打造的新环境中。在这种新环境中，学员把美军的纪律和先进技术与美国的“优越性”联系在一起，同时通过共享一种消费主义文化，将美式“良好生活”的定义内化于心间，从而慢慢地被美国人灌输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美国人正是通过推广所谓的“美式生活”（American way of life）理念，对学员完成文化层面的洗脑。

这些课程强化了拉美国家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依赖，也强化了他们对美国人眼中所谓“暴乱分子”的定义。这些学员结业归国后，认为自己在名望和能力方面已经“高人一等”，他们由此会去推行一种种族和阶级秩序。学校的军事训练中最为顽固的一条价值观就是“有罪不罚的神圣性”（sanctity of impunity）。美洲学校承认，许多学员犯下了暴行，但由于其特殊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学校仍在不断地教育学员，让他们相信自己比同胞们更加高贵，让他们对政治透明和公民政治等概念保持怀疑。美国对拉美军人的培训没有让他们在军事上“更加专业”，只不过是加强了他们“使用武力的意愿”。

吉尔认为美国通过美洲学校和其他一些机构和项目计划，将拉美各国的反动军事力量变为“美国自身力量在拉美的延伸”，同时“将国家支持下的暴力行为在整个美洲国际化”（第7页）。美洲学校将拉美的军事力量形塑成了美国控制下的代理力量（proxy force），由此，美国进而控制了该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

美洲学校的美国教员还将拉美军人的残酷性归结于拉美暴力文化的内在，借此将美国在“肮脏战争”和一系列人权暴行中的角色完全掩盖了。由此，美国对拉美的军事干预史，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就这样“消失”了。比如将一生奉献给维护美洲学校声誉的格伦·魏德纳上校在一次演讲中称“在危地马拉的农村社会里，发生了一系列让人无法理解的暴行”。言下之意，仿佛美国对此完全不知情，危地马拉军方的行为倒是让自己“友邦惊诧”了。

按照美国人的看法，“巨额的军事援助和数十年的‘反叛乱’培训在创造一批凶残嗜杀的拉美军事力量的过程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第32页）。其中一个受访人还直接谈到了在美洲学校学到的严刑审问和处决犯人等手段。（第99页）有一个受访者在首度见面数月之后，偷偷告诉吉尔，他听过的一些事“让他极度抓狂，简直想扯掉自己的头发”（第130页）。

吉尔还分析到，在冷战时期，美洲学校着力于破除拉美学员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壁垒，把各国学员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美国领导下的反共跨国同盟。美洲学校连同其他机构和计划，比如拉美军事独裁政权之间的“秃鹰计划”（Operation Condor）等，一起推动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军事网络的形成。

在拉美各国中，玻利维亚是美洲学校的一个重要“客户。”历史学家赫伯特·S.克莱恩（Herbert S. Klein）曾说过，“美国训练玻利维亚军队主要是为后者镇压国内暴动的反叛乱政策服务的”。1962年到1963年，一共有659名玻利维亚军官参加过美洲学校的课程。1963年到1964年，玻利维亚军队中军阶最高的23人中有20人曾赴美洲学校参观考察。1967年10月，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就是在美国训练的玻利维亚游骑兵部队和美军特种兵的联合行动中被捕牺牲的。

书中还专辟一章，讲述了安第斯地区的反毒战争，即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政府与古柯种植者以及准军事组织的对抗。冷战时期，凭借“打击共产主义”这一极具弹性的范畴，几乎能将任何对现状的批评者纳入到镇压框架里来。但是这一概念在苏联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毒品战争扩大的后冷战时代变得过时。美军南方司令部（SOUTHCOM）热烈拥抱毒品战争，因为它使得南方司令部能够扩展与整个半球盟国军队的关系。反毒品训练提供了加强与伙伴国地方安全部队联系的机会，而中北美洲使用的低强度作战策略很容易被调整为禁毒战争。在安第斯地区，“毒贩游击队”（narco-guerrilla）这一术语短暂取代了“共产主义者”的位置后，又被听起来更具威胁性的“恐怖分子”（terrorist）所取代。

吉尔将对美洲学校的考察放置于对霸权的剖析中，将美洲学校定位为美国帝国主义机器的一个齿轮。尽管已问世二十余年，它几乎仍然是研究美洲学校的唯一一本专著。作者通过大胆的访谈，揭示了拉美政治暴力背后的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诞育自美国人刻意创造的一种教学环境。即拉美反动军人犯下的人权暴行背后都有美国人的影子。

其实在拉丁美洲各国，反对之声一直存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中情局希望想要将美洲学校巴拿马校区的租约延长15年，诺列加将军予以拒绝。该校在尼加拉瓜主要用于继续培训暗杀小队和右翼反动军官。诺列加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即使美国并不乐见这种情形，我们依然坚决并骄傲地坚持托里霍斯将军留下的理念。美方希望继续延长或重新商谈美洲学校的设立方式，随着中南美洲与日俱增的战备需要，他们仍然需要这个机构。然而，美洲学校却对我们造成了困扰，我们不希望杀手及右翼军队的训练基地出现在这块土地上。”

2008年2月，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宣布以后将不再派遣军官参加美洲学校的课程，称“我们将陆续召回在美洲学校学习的军人……他们在教我们的军人如何对付自己的人民，让他们把社会运动当作大敌”。此举也是对玻利维亚国内群体以及国际社会的一个回应。阿根廷、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国已经在玻利维亚之前宣布退出美洲学校。

源于“半球防御”理念的美洲学校是美国冷战时期对控制拉美的工具。它的目标是塑造拉美国家的军官群体，使其成为美国安全学说、反共主义、反叛乱战略以及后来毒品战争理念的传导带。这是一种通过精英社会化来实现的统治方式，而非直接的领土控制。通过训练拉美军队，使其内化由美国界定的“威胁”，美国得以减少直接军事干预的需要。从霸权逻辑看，美洲学校是一个投入少、收益大、效率高的霸权维持项目。那些经过美式洗脑和军事训练的独裁者与刽子手，正是霸权主义者对拉美这片土地上自主探索的残酷否定。

美洲学校的历史证明，美国所输出的并非它标榜的民主自由，而是一种不允许“后院”有任何异质性存在的帝国意志。这种粗暴干涉不禁令人想起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诺奖感言。他说道：“为什么西方在文学上可以毫无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在社会变革方面就要怀疑和否定我们所做的艰难尝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