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见天心：《诗酒精神》读札

《诗酒精神》，朱承著，商务印书馆，2025年11月版

杨国荣教授于《酒的文化意义》中曾有精辟之论：“酒既是一种物（实体），又不仅仅是一种物；它同时呈现为一种文化符号，或更广义地说，一种精神现象。”这一洞见，精准地捕捉了酒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双重面相：它既是可触可饮的日常之物，又是承载着宇宙观照与生命体悟的形上媒介。朱承教授新著《诗酒精神》（商务印书馆，2025年）承此精义而深拓之，不仅确认其为“精神现象”，更将其建构为中国哲学中一条通向“审美形上学”的自觉路径。此书之要义，非在考据酒器之形制或罗列诗篇之典故，而在揭示一种独特的“安身立命”之法：即如何在入世的困顿与出世的向往之间，借由诗和酒的审美体验，达成一种既不沉溺于功利、亦不遁逃于虚无的圆融境界。书中指明：“中国哲学的思想，除了通过哲学家以提出新概念、新判断、新命题等方式呈现之外，还可能将对宇宙与人生、性与天道的领悟通过对文学、艺术等方式表达出来，而诗酒文化就是这种文艺表达的主要内容之一”（《诗酒精神》，页16）。此一论断，从根本上扭转了我们对诗酒的理解——它不再是风花雪月的点缀，而是士人用以思考宇宙、安顿生命的哲学实践。

中国思想之精微，向来不囿于概念的推演，而常寓于日用伦常与感性直观之中。《诗酒精神》开篇即探讨“诗酒中的美好生活”，其意并非指向物质的丰盈或感官的享乐，而是揭示一种在平凡日用中体认天理、安顿身心的生活智慧。酒在此处，是沟通人情、凝聚社群的媒介，是“礼”之温情的体现。无论是亲朋故旧的宴饮，还是节令时序的共酌，饮酒活动本身便构成了一种公共生活的仪式，它在觥筹交错间维系着伦理秩序，在推杯换盏中涵养着共同体的情感。这种植根于日常交往的“美好生活”，其根基在于一种对现世价值的肯定与珍视，而非对彼岸世界的虚妄想象。作者敏锐地指出，诗酒并非士大夫阶层的专属，其精神内核早已渗透于民间的公共生活之中，成为塑造社会情感结构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力量。

然而，士人的诗酒情怀，远不止于日常的温情脉脉，更常常激荡着宏阔的家国天下之思。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李白的《将进酒》，便能窥见诗酒精神更为雄浑的哲学维度。历来论者多将“斗酒诗百篇”归为浪漫性情流露，朱承教授却从中读出了对个体价值的绝对肯定与对历史命运的深沉叩问。“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开篇即以浩瀚时空为背景，将个体生命的短暂置于宇宙的永恒流转之中。这并非消极的哀叹，而是通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宣言，在有限性中确认无限的价值。酒在此刻，成为对抗世俗功利评判的武器，是诗人宣告精神独立、寄托“济苍生、安社稷”之壮志的载体。其“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的呐喊，实则是以醉境为舟，渡向一个超越物质羁绊、与大道合一的精神自由之域。这种“狂放中的自我确认”，将个体生命融入宇宙大化，于刹那的醉意中触摸到永恒，从而获得超越现实困境的磅礴力量。如此解读，将李白的诗酒从文学的浪漫主义提升至哲学的本体论高度，彰显了其作为“大道之行”追求者的深刻面向。

如果说李白的诗酒是向外喷薄的生命力，那么苏轼的诗酒则更多了一份向内收敛的圆融智慧。《诗酒精神》中以“放达型儒者”这一精当概念，重新诠释了东坡。东坡之饮，并非醉眼朦胧的消极避世，而是于密州抗旱、黄州治疫的务实担当之外，另辟一精神回旋之场域。其“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乃是将个体命运置于浩瀚时空坐标下审视后所获得的从容。酒在此处，化为一种催化剂，促使其从“求而不得”的焦虑中抽身，转而与天地秩序相契应。《前赤壁赋》中，“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在酒兴与哲思的交融中，他看清了“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历史真相。这份洞察并未导向虚无，反而催生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的通透与豁达。此种“和解”，是儒家入世情怀与道家宇宙视野的精妙融合，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入世而不沉沦”的典范。其哲学根基，在于一种动态的平衡智慧：既不因现实的挫折而放弃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亦不因理想的高远而否定现实生活的价值。诗酒，正是调和这两种张力的审美中介，使其在困顿的现实中依然能保有心灵的澄明与自由。朱承教授通过对苏轼诗酒书写中从“功利焦虑”到“审美超越”转向的细致捕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现实政治与精神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的生存范式。

及至南宋，辛弃疾的诗酒情怀则浸染了更为浓烈的时代悲慨与英雄失路的苍凉。稼轩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志，却屡遭排挤，壮志难酬。他的酒，常常是“醉里挑灯看剑”的孤愤，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无奈。然而，朱承教授指出，即便在如此深重的忧患中，辛弃疾的诗酒亦未曾滑向绝望的深渊。其词中既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物我相悦，亦有“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的古今神交。这表明，诗酒对于辛弃疾而言，不仅是宣泄块垒的出口，更是连接历史、寻求精神共鸣的桥梁。通过对陶渊明等前贤的追慕，他将自己的个体命运纳入一个更为悠远的历史意识之中，从而在现实的挫败之外，寻得一份精神上的归属与慰藉。这种“诗酒中的历史意识”，使得个人的悲欢离合不再孤立无援，而是与千载之下的士人精神血脉相连，共同构筑起一个超越时空的意义世界，揭示了诗酒如何成为士人在历史断裂处缝合精神创伤、重建价值坐标的独特方式。

此书之精义，尤在于其将诗酒文化置于中国哲学“安身立命”的根本议题之下，并与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李泽厚的“情本体”等现代哲学话语展开深度对话，从而构建起一种独特的“审美形上学”。冯友兰先生将“天地境界”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认为需经由理性的“觉解”方能抵达。朱承教授则指出，诗酒精神提供了一条更为感性、更为切己的路径。无需遁入山林、皈依宗教，亦不必进行艰深的逻辑思辨，士人只需在杯酒诗行间，通过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审美体验，便可实现从“功利境界”到“天地境界”的跃升。这种“审美路径”，打破了“天地境界”只能通过哲学思辨达成的固有认知，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哲学的实践维度。李泽厚先生的“情本体”理论强调，审美情感是建构人生意义的根本。《诗酒精神》以丰富的文人个案，为此理论提供了生动的历史印证。诗酒交融的体验，并非单纯的感官愉悦，而是士人将个体情感与宇宙意象、历史情怀相融合，从而实现情感升华与精神安顿的过程。唐珙“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意境，正是这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最高体现。在此境界中，个体意识消融于宇宙的浩渺，获得了刹那的永恒之感。这证明了，诗酒既是文人的生活方式，更是其哲学思想的感性表达，是“道成肉身”于日常审美的绝佳例证。

这一“审美形上学”的建构，对于身处现代性困境的我们，具有强烈的回响。当“精神内耗”成为时代的普遍症候，当消费主义将“诗酒”简化为社交资本与生活美学的空洞符号，朱承教授的著作如一声清越的晨钟，提醒我们回归其本真的精神内核。他告诉我们，传统诗酒精神的本质，是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是现世自我超越的生存智慧。面对职场的失意，我们可以效仿东坡的豁达，“也无风雨也无晴”；面对理想的受挫，我们可以汲取太白的自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即便身处稼轩般的困局，亦能于历史的长河中寻得精神的共鸣。诗酒精神所倡导的，正是这种“现世超脱”的智慧，它教我们在庸常的生活中，为心灵开辟一片自由的天地，将古典智慧转化为疗愈现代心灵的精神资源。

诚然，朱承教授在《诗酒精神》中明确将研究重心置于唐宋文人（李白、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涉酒诗词，对魏晋名士“把酒言玄”的玄学思辨与李清照等女性文人的涉酒体验未作重点展开，但书中对汉魏诗酒传统的提及与对诗酒精神“艺”与“道”结合的界定，已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若能纵向梳理从魏晋的“自然”到唐宋的“和解”与“确认”，再横向纳入性别视角的考察，诗酒精神的谱系会更趋丰满立体。

掩卷沉思，在快节奏的数字时代，诗酒所承载的古典智慧是否仍有其可能？如在新书分享会上读者所提问的：“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饮酒，酒文化会不会衰亡？”朱承教授并未给出简单答案，反倒直言“得意忘酒”——我们与古人的对话，可以不必借饮酒来完成。书中更以历史为镜，为我们昭示了一条路径：诗酒之真义，不在盛宴华章，而是在日常中的“自觉”——那是一种于平凡中“诗意栖居”的能力。此“自觉”无关外在形式或物质丰俭，唯系于心灵向度。杯酒虽微，可映天心；诗行虽短，能通古今。正是在这种现世的审美体验中，个体得以跃升至“天地境界”，实现精神安顿。这恰是朱承教授所建构的“审美形上学”之要义所在：它不离日用，却指向超越；根植此岸，而照见彼岸。《诗酒精神》不仅是一部关于诗酒的文化史，更是一份献给所有在喧嚣尘世中寻求心灵家园者的哲学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