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剧豆瓣9.3分,但我对它的立场有疑问

曾于里

2019-04-02 16:4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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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年来,台湾电视剧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台剧每年还是偶有佳作,比如2018年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7年的《花甲男孩转大人》,2016年的《天黑请闭眼》《荼蘼》等。这几天又有一部台剧引发广泛反响,是台湾公视和HBOAsia合作的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的卡司非常强大,由执笔过《谁先爱上他的》《出境事务所》的台湾知名女编剧吕莳媛编剧,暌违小荧幕15年之久的贾静雯、金钟影帝吴慷仁等联袂主演。
更难得的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突破了台剧小清新的风格窠臼,触碰到更深刻的社会议题与人性议题。
《我们与恶的距离》海报
一起杀人案的后续风波
该剧根据台湾真实的恶性社会事件改编。李晓明在戏院随意开枪射击,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编剧的视角聚焦于李晓明凶杀案对不同家庭造成的影响与动荡,及其引发的后续风波。所谓的“无差别杀人”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没有仇怨,随机选择作案目标、在作案现场见谁杀谁的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作案是有预谋的,杀人的手段一般也有预谋,只是作案的对象是随机的。
无差别凶杀案
宋乔安(贾静雯 饰)和刘昭国(温升豪 饰)是一对夫妻,在两年前的李晓明案中,他们的儿子被杀害。宋乔安是一家电视台的新闻总裁,儿子被害后,她性情大变,成为职场上公认的“女魔头”;她一回家就酗酒,与丈夫刘昭国的婚姻也陷入危机,对女儿疏于关心,与女儿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宋乔安和刘昭国,他们的儿子被杀害
李大芝(陈妤 饰)是杀人凶手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明杀人后,他的家人因为社会压力与自责心理,都堕入深渊。他们开的面店倒闭,父亲整日喝得大醉,用酒精麻痹自己;原本在上大学且有美好前途的李晓文也一蹶不振。母亲不忍看到李晓文也变成废人,“家里要死,死三个人就好了,不能连你也葬在这里”,帮她改名李大芝,并与李大芝断绝联系,让李大芝隐姓埋名重新生活。但李大芝活得小心翼翼,又恰巧成为宋乔安的手下。
杀人凶手的妹妹李大芝
全社会都希望尽快处死李晓明,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吴慷仁 饰)除外。在公众的认知里,为杀人犯做辩护要么为名利要么不是好人,剧集一开始就是以王赦出场被泼粪开始的。实际上,王赦不为名利,他想知晓李晓明的犯罪动机,为什么整个社会没有接住他?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以杜绝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不出所料,王赦的做法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包括他的家人。
杀人凶手的辩护律师王赦
编剧的野心非常宏大,通过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件,囊括并探讨诸多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议题。比如被害人家属该如何熬过丧亲之痛,该如何重新建立起对生活的希望?比如杀人凶手的家属是否该接受道德和舆论上的“连坐”,他们可以撇清关系自在生活吗?再如是否要废死,赞成废死者认为死刑不能彻底根除罪恶,但这对于受害者家属是否二次伤害?
杀人犯的家属要承担责任吗?
通过种种社会议题,《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后落脚到一个人性议题上: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李晓明无差别杀人是一种最大的恶,但这种恶是如何滋生的?会否在制造大恶的过程中,我们曾是无意识的帮凶?
恶是分等级的
虽然《我们与恶的距离》口碑极好,在豆瓣上评分高达9.3,题材也完全不同于一般台剧,但它的编剧思路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鲜见。美国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非虚构作品《冷血》,就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刻的探索。1959年,在美国的堪萨斯州发生一起震惊全美的惨案,农场主克拉特一家四口全部被杀。不久之后案件告破,凶手是两名白人,随即二人被判绞刑。
卡波特从报纸看到这则新闻,通过走访大量的人物,其中包括被害家庭的邻居,警方的调查人员,被捕后的凶手等等,用纪实+小说的手法,把丰富的素材组织起来,还原和演绎了一场凶杀案的始末。在他的笔下,读者可以看见杀人魔佩里的另一面,他的一生也是被损害、被碾压、被侮辱的一生,因此他的性格敏感又脆弱、自尊又自卑、善良又残忍。在卡波特同名传记电影里,卡波特如是评价佩里:“我与佩里像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只是有一天佩里从后门出去,而我走了前门。”
换言之,在佩里的身上,卡波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善与恶,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泾渭分明,它存在着一个复杂而斑驳的中间地带;那些体现在他人身上的罪恶,与我们的距离也并非遥不可及。这距离也许仅仅就在一念之间,在于我们经历不同、境遇不同,如同你走了前门,他走了后门。
就目前的剧情看,《我们与恶的距离》并没有超越这一思考。只是编剧非常聪明,她知道如果以此来解读李晓明,会引发社会公愤,因此她以另一个潜在的李晓明——应思悦(曾沛慈 饰)的弟弟应思聪(刘修甫 饰),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社会遭遇来体现人性的斑驳,以及众人是如何将他推往“后门出去”的。比如整个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误解、歧视和排斥,比如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是如何标签化、污名化某些群体的,比如公众在网络上不自知的暴力。
应思聪有精神疾病,他“绑架”幼稚园孩子,为的是拍摄片子,没有恶意。
剧中对媒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严厉的批评
但如果《我们与恶的距离》最终导向的结论,是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无差别杀害’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这场‘无差别杀害’过后的人心”,亦或者“因为我们都有罪恶,原谅恶人也是原谅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哪怕评分再高,它也是一部价值立场上高度“伪善”的作品。
这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恶,就是无差别杀人这样的恶(无差别杀人者是“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哪怕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有恶,但他们与杀人李晓明,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恶是分等级,一步的恶与一百步的恶永远不能混淆一谈,就好比闯红绿灯是恶,杀人也是恶,但两者天差地别。不能因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某些恶,所以我们就应该理解并宽宥那种杀人的恶。
这看似是理解人性的复杂,实则是让人性的判别标准陷入虚无,是对极端恶的纵容。
当然,这也绝对不是说,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小奸小恶也是可以的。现实生活中太多惨重的悲剧告诉我们:哪怕是再微小的恶意,都是投向湖中的石子,它可能会荡开恶意的涟漪,最终引发风暴。就比如互联网上的一句匿名恶意,看似无关紧要,可千万个这样的恶意堆积,就会摧毁一个人。
要求人们成为“圣人”,也是道德绑架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我们与恶的距离》在刻画人物群像时存在一个特点,加害者及其家属,是正面的、凄惨的;与之相对的,受害者或者被恐惧绑架的普通人,可能是有人格瑕疵或无理的。
比如最近更新的3、4集里,编剧简略回顾了杀人犯李晓明的过去,他聪明安静,是父母眼中的乖儿子,是妹妹眼中的好哥哥;他的家人也因为他过得多惨,多么生不如死……
编剧希望能够引导观众,对加害者及其家属有更多了解,良苦用心。问题在于,加害者都那么像一个“好人”了,那罪恶如何产生?难道是受害者和社会的责任了?是宋乔安代表的媒体断章取义,是王赦妻子代表的公众的恐惧和不理解?
当应思聪到幼儿园“绑架”孩子拍片子,他的确没有恶意,他的姐姐也像天使一样善良。但他没有恶意,幼儿园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就该承受几个小时的恐慌吗?
可以试图探索恶的根源和动因,但永远不该模糊恶的始作俑者的主要责任,否则这就是一种伪善。可以探索加害者的冤屈,但无辜受害者的冤屈才是最大的。
王赦的妻子无法理解王赦
因此窃以为,王赦的困境(也是编剧的困境和这部剧的困境)有两个。其一:他试图探索恶的社会性根源,恰恰忽略了恶的主观性——所有恶最终是个体做出来的,个体才是核心。通俗点说,他始终在探索恶人作恶的外因,却忽视了内因。
剧集中李大芝的老师曾对李大芝说,不要让别人知道她的身份,“永远不要挑战人性”。换句话说,你永远不知道人性的底线有多低。不该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将社会制度的所有漏洞都填补上,恶人就会绝迹,恶性杀人就会绝迹。很多人哪怕遭受了同样的恶意,他们也不会将更可怕的恶意对向无辜者——李晓明却这样做了,这是他真正可怕之处。
不去限制加害者的作恶,反倒一味呼吁普通人给他们“爱的供养”,或者让渡权利让他们“改邪归正”,不觉得这种“爱最大”非常乡愿吗?
再完善的制度都无法根绝恶,所以需要我们生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
王赦的第二个困境是,他对人性乌托邦的执迷,可惜乌托邦存在吗?在通往乌托邦的路上,会否造成新的伤害?
应该承认,王赦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和坚持,非常令人钦佩。他认为只要找到了作恶的动因,就能根绝恶了;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就是美好的人间了。他自己就是这样的践行者。
只是,一方面人性的乌托邦并不存在。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没有成为圣人的道德义务。完善制度、改良社会的目的,也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圣人——这不可能实现,而是让每个人都成为懂得处理自己恶意、能够与自己的恶意和谐共处的人:我们虽有可怕的恶意,但每当它冒出来,我们都能够把它压下。
不要要求公众都成为没有恶意的圣人。公众有权恐慌,有权憎恨,有权不原谅,有权不为所谓的社会大义牺牲个人利益;只要你不违法乱纪,不作恶,就请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爱你所爱,恨你所恨。这才符合真实的人性。
另一方面,通往乌托邦也可能造成新的伤害,甚至滋生出新的恶来。就比如王赦怀胎六甲的妻子天天为他担惊受怕,因为女儿被“绑架”身陷恐慌时,王赦却责怪妻子是在“情绪勒索”。他尽到丈夫的职责了吗?如果因为对乌托邦的向往,要求那些心怀仇恨的人(比如受害者家属)放下仇恨、选择原谅,这是否也非常残忍?
王赦的妻子生活在恐慌中
这里插一句,编剧对王赦的刻画并不成功。吴慷仁在采访中曾说:“律师们也告诉我,当他们实际去看犯罪迹证、被害者照片,第一时间都会颤抖。但他们仍然需要去为犯人辩护,那个心境该是多复杂?”很遗憾,观众看不到王赦“复杂”的心境,目前这个角色单薄得像“圣母”。
好的制度涵养好的人性。现在很多时候是,最基本的制度建设还未做好,就一味地高喊口号,提出过高的人性要求,甚至以此来约束大多数人。结果,人性乌托邦没有实现,相反造成新的群体撕裂。就如同王赦是在弥合社会矛盾,还是加剧矛盾?至少这部剧中,我看到的是他造成家庭的矛盾,加剧了受害者家属的痛苦,让社会情绪愈发激愤。这其实就是当前台湾许多议题撕裂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掉入的陷阱。
王赦缺乏变通的理想主义,是否也在伤害一些人?是否会滋生出新的恶意?
这部剧虽然引发讨论,但我并不看好它会对台湾撕裂的“废死”议题等有所帮助,因为它太高高在上了,太空大了。它是一部“煽情”的作品——会让观众暂时性地感觉深刻、暂时性地想成为一名圣人,但这种感觉不会长久。因为对普遍人性的弱点缺乏真正的尊重、体认和同情,就不会有真正的建设性。
责任编辑:程娱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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