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莉·凯·黄谈蛛网资本主义：这网保护的是资本，而不是人

越南裔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金伯莉·凯·黄（Kimberly Kay Hoang）是一个很拼的田野人。她写第一本专著《欲望交易:亚洲崛起、西方衰落与全球性工作中的隐秘货币》（Dealing in Desire: Asian Ascendancy, Western Decline, and the Hidden Currencies of Global Sex Work，2015）时，为获得第一手资料，她深入越南胡志明市四家高端酒吧担任女招待，开展参与式观察。这种内部视角让她能够观察到外国投资者、越南当地官员和中间人是如何在酒色的掩护下，编织起复杂的资本网络的。

《欲望交易:亚洲崛起、西方衰落与全球性工作中的隐秘货币》书封

2016年，她开始了新书项目，继续研究前沿市场（frontier market）中的外国投资。

前沿市场是指通常指那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国家，包括一些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新兴市场指那些经济规模较大、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她在《蛛网资本主义》一书中称，18个月里她飞行了35万英里，足迹遍布越南、缅甸、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和巴拿马等地，采访了300多人，包括超级大富豪和帮他们管理资产的专业人士，比如家族办公室的私人财富经理、基金经理、公司董事长、当地企业家、高级战略主管、律师、银行家和公司秘书等。

金伯莉在世界上前0.1%（即超级大富豪，资本的所有者）和占比前1%-10%（即富豪，资本的保管者）的富人之间作了区分，以便说明超级大富豪是如何通过将风险转嫁给高薪的金融专业人士而几乎做到了免于受罚的。

在艰难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她侧写了看似合法的金融体系背后那个隐秘的平行世界，指出腐败并非局部病灶，而是一种全球性的、结构化的“蛛网资本主义”。

《蛛网资本主义：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书封

金伯莉调查离岸公司的年份是2016-2018年。2022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引来众多媒体访问，关注话题多集中在“大蜘蛛”（也就是超级富豪）如何操纵资本网络、攫取财富等等被作者称为“没有灵魂”（has no soul）的硬核部分。然而作者的目标是“通过展示真实的人是如何织就这个蛛网的，进而去为全球资本描摹出一副面孔来”（18页）。2025年末该书中文版上市，澎湃新闻与金伯莉·凯·黄聊了聊她称之为“有灵魂”的内容。

金伯莉·凯·黄（Kimberly Kay Hoang）

一张分散而紧密的全球蛛网

澎湃新闻： 你的研究部分受到 C. Wright Mills 1956 年经典著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的启发，该书描绘了一个紧密相连的上层精英圈子。这让我想到中国文学经典《红楼梦》中的“护官符”。与早期的精英圈画像相比，你的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见解？

金伯莉·凯·黄： C. Wright Mills 描述的是一个相对抱团的精英群体——他们彼此认识，共享制度，拥有相互认同感和集体身份，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嵌入在单一的国家情境之中。而《红楼梦》中的“护官符”同样刻画了一个清晰可见、易于解读（legible）的网络，官员与家族通过血缘、地位和义务相互庇护。

我发现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今天的精英网络是刻意碎片化且全球分散的。权力不再依赖于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也不依赖于稳定的社会团结。相反，它建立在结构性的不透明与战略性的协作之上。每个参与者——律师、银行家、会计师、公司秘书、中间人（fixer）——都只能看到整体结构的一个碎片。这种碎片化并非偶然，它是保护机制的核心。

同时，这个系统依赖于合作与破坏（sabotage）之间的微妙平衡。精英及其中介必须紧密合作，以推动资本流动、获取许可并跨司法辖区进行协调；但他们也把这个系统设计得让任何参与者都无法掌握全部信息或拥有完全控制权。这种局部可见性保护了顶层的人，同时确保风险与责任被向下转移。这里的“破坏”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开背叛，它往往表现为信息隐匿、法律隔离，以及故意制造的模糊性，从而防止任何单一参与者变得过于强大或暴露过多。

如果说“护官符”是一张清晰可读的关系地图，那么“蛛网资本主义”则是一种任何单一参与者都无法完全看清的结构。保护不再主要来自忠诚、共同身份或道德义务，而是来自法律防火墙、离岸实体和司法辖区套利（jurisdictional arbitrage）。精英们之所以受到保护，并不是因为彼此信任，而是因为系统的设计使得信任变得不必要，甚至带有风险。

更重要的是，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受国家边界限制的权力精英阶层。当代的权力精英是全球性的。来自不同国家——即使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精英，通过这些网络交织在一起，并从中获得个人利益。他们在资本积累上的共同利益，常常凌驾于对国家忠诚之上。结果是，前沿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当地居民往往承担社会、环境和经济成本，而利润却在别处被攫取和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蛛网资本主义”代表着一种从国家组织的精英权力，向跨国精英体系的转变，在这种体系中，全球精英的合作恰恰是通过那些分散责任、掩盖问责的结构才得以实现的。

澎湃新闻： 这张“网”似乎能让资本不断流向利润最高的地方，你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还是它已经成为支撑整个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

金伯莉·凯·黄： 我的田野调查让我确信，这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而是其核心基础设施。如今的资本必须持续追求更高回报，而这种回报日益依赖于在那些政治不稳定、监管随意（discretionary）的环境中获取内幕消息和地方网络的渠道。“蛛网资本主义”提供了一套让“模糊化”（obfuscation）成为可能的中心系统。它让风险向下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同时让利润在一群全球精英中向上汇聚并受到保护。

如果没有离岸结构、代持安排（nominee arrangements）和多层嵌套的法律实体，大量的全球投资——尤其是针对前沿市场的投资——根本无法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蛛网资本主义”不仅寄生于现有资本主义体系，它更是在维持着这个系统本身的运转。

澎湃新闻： 书中一位受访者说，“最大的黑道其实在美国”。你以特拉华州的空壳公司体系为例，说明所谓的“法治国家”本身也是这张网的一部分。这一见解是如何重塑你自己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或“透明/腐败”等二元划分的认知的？

金伯莉·凯·黄： 它彻底瓦解了这些二元划分。像特拉华州这样的地方，实际上是全球不透明体系中的关键节点。腐败并不会在法治体系中消失，它只是被合法化、专业化，并外包出去。

区别并不在于系统是干净还是腐败，而在于谁能够获得豁免权（这是本书第五章的主题），以及谁要作为“中间人”（fixers）来承担后果。所谓的“前沿市场”是那些人干脏活、承担名誉与刑事风险的地方；而隐藏在这些网络中的更大的“蜘蛛”，则利用成熟的民主国家为其资产提供避风港。

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澎湃新闻： 我认为“道德困境和合理辩护机制”这一章是本书中最有人味的部分。你在书中反复提到“在灰色地带游走”，同时你也写到有人因为无法忍受良心谴责和有毒的工作环境而选择退出。这一章节中最令你感到撕裂的故事是什么？在“退出市场：盛宴与饥荒”这一章中，你提到许多投资者，无论成败，都没有可以倾诉的人，并且常常需要心理咨询。在这样的蛛网中，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御道德与实用主义的双重压力，不被裹挟其中？

金伯莉·凯·黄： 最令人痛心的故事并非关乎惊天动地的违法行为，而是关于缓慢的道德侵蚀。

一位投资者曾反复告诉我，他所做的事情是“东南亚的行业惯例”，而且他是在为家庭做“终极牺牲”。多年以后，他变得极度焦虑、多疑，并在精神上筋疲力尽。他并没有跨过某一条明确的红线，他只是意识到，自己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一种道德悬置（moral suspension）的状态中。

加剧这种侵蚀的，是构建精英关系的性别化的同性社交联结（homosocial bonding）。许多交易并不是在董事会会议室里敲定的，而是通过男性的亲密仪式——酗酒、带有性色彩的娱乐活动以及共同的越界行为来达成的。这些交际与其说是为了享乐，不如说是为了制造“共同的脆弱性”（mutual vulnerability）。通过确保每个人都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信任，被一种“互为人质”（mutual hostage-taking）的关系所取代。

几位投资者明确将这种环境比作陷阱，一旦参与其中，你就被牵连进去了。正如后来在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案中所揭露的那样，这种“亲密”的关系起到的作用是控制，而非欲望表达。参与（participation），创造了沉默、顺从和依赖，把这些男性通过共同的风险而非共同的价值观绑定在一起。

另一些人最终离开行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得高尚，而是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环境带来的心理毒性：持续的秘密、对背叛的恐惧、嵌入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妥协，以及意识到自己最终只是随时可被抛弃的耗材。这些人的离开感觉不像是自我救赎，而更像是崩溃——在多年背负着这个系统的情感和伦理重量后，他们达到了临界点。在这个系统里，同流合污是获得归属感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采访过的许多投资者，无论他们是赢还是输都极度孤独。他们无法与家人坦诚交谈，也不能向同事倾诉。承认恐惧或怀疑会被视为软弱。成功让他们孤独，失败让他们噤声。

有些人最终意识到（往往是在心理治疗中）他们其实也被困住了。他们曾相信自己是这个体系的操盘者，却渐渐认识到自己也是它的附属品。这本书之所以花了更长时间才出版，是因为我最终不得不直面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张蛛网保护的是资本，而不是人。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本书的灵魂在于那些活生生的人，但一本关于资本的书，从根本上说，注定是一本让人感觉“没有灵魂”的书。

《华尔街之狼》剧照

澎湃新闻： 追问一下，如果一位年轻读者在读完书后对你说：“这份工作是掠夺性的，但薪水太好，我还是会去做。”你会如何回应？

金伯莉·凯·黄： 作为一名教授，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言论。我无权因为学生持有这些观点而评判他们。每个人都处于个人与社会探索的旅程中，我真心相信他们的视角会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

不过，在课堂上，我会通过提供反例来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即那些既能过上丰盈（abundance）生活，又无需做出此类道德妥协的人。我经常分享的一个例子是薇薇安·图（Vivian Tu），她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友，也是一名社交媒体博主，著有《你的富家闺蜜》（Your Rich BFF）和《天生富有》（Well Endowed）。她的工作重点大多在于揭开华尔街的神秘面纱，帮助普通大众理解如何投资，而不是去利用内部特权或不透明的系统谋利。

此外，我还采用一种东西合璧的教学方法，将冥想引入课堂。我希望这种实践能鼓励学生反思自己更高的人生使命，倾听自己的直觉，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寻找尤其是去创造那些既有意义又符合道德准则的机会，以及新的丰盈生活。

不放弃对新社会契约的想象力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写道，“蛛网资本主义”产生了复杂的后果，在受投资国家造成了贫困、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和人口流失。在这样的结构性现实中，你认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学者所称的“新社会契约”（a new social contract）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议程吗？

金伯莉·凯·黄：“蛛网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危害，并非因为其中的个体参与者异常不道德，而是因为该系统就是为了实现“成本外部化”（externalize costs）而设计的。贫困、环境恶化、气候脆弱性以及人口流失并非偶然的副产品，而是一种将利润集中化、同时将风险和责任跨境分散化的模式所导致的系统性产物。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关于“新社会契约”的愿景处于一种微妙而尴尬的境地，介于政治项目与道德愿景之间。在国家层面，其许多组成部分——如累进税制、劳工保护、公共投资、社会保险——是完全可行的，且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作用。问题在于，蛛网资本主义是在超越主权国家的范畴内运作的，而大多数社会契约仍局限于国家内部。

如今，全球资本退出特定管辖区的难度，远低于国家监管资本的难度。离岸金融、代持结构和司法套利使得精英阶层能够从一处的弱监管中获利，同时在另一处藏匿财富。这使得任何单一国家尤其是前沿市场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极难在不冒资本外逃风险的情况下，强制执行“新社会契约”所要求的各类再分配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社会契约目前更多是作为一种“道德愿景”（moral horizon）而存在，而非一个完全可实现的政治方案。它提供了一套话语体系来命名不公，并重申市场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非自然形成。但如果不去正面应对离岸金融的全球架构和精英阶层的豁免权，社会契约随时都可能被蛛网资本主义所完善的那些结构所瓦解。

同时，将新社会契约仅仅视为一种愿景而予以否定也是错误的。道德框架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塑造了政治想象力。它们有助于重新定义什么是合法的国家行为，以及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市场行为。从历史上看，社会契约只有在经历长期的道德博弈（moral contestation）后，才会在政治上变得可行。

因此，深层的挑战不在于新社会契约是否值得追求，而在于它必须在何种尺度上运作。要解决蛛网资本主义产生的危害，就需要超越局限于国家内部的解决方案，转向全球协调治理——涵盖税收、环境问责、劳工标准和财务透明度。而在实现这种协调之前，投资的成本将继续由地方承担，而收益则被全球攫取。

所以，我认为新社会契约的最终实现，取决于能否拆解或彻底改革那些让蛛网资本主义得以滋生的跨国基础设施。

澎湃新闻： 你在书中和后来的一些谈话里，都提到过加密货币、去中心化金融的话题。在你看来，加密货币是在复制同一张“蛛网资本主义”的结构，还是在编织一张全新的网？

金伯莉·凯·黄： 到目前为止，是的——加密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这种蛛网结构。尽管区块链及相关技术承诺去中心化，但权力已迅速重新集中到了早期采用者、平台所有者和技术精英手中。这张网的外表可能有所不同，但其底层不透明性、不对称性以及风险转移的运作依然如故。

加密货币最近的发展让这一点变得尤为清晰。包括唐纳德·特朗普在内的一些高知名度政治和商业人物，拥抱加密货币并不是为了透明化或民主化，而是将其作为金融不透明的一个新层级。通过 NFT、代币化项目、监管宽松的平台以及亲离岸的结构，加密货币已成为品牌变现、投机性融资和财富隔离的工具。这些安排并没有破坏精英权力，反而往往在复制那些我们熟悉的内部人优势和有限问责的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密货币并没有拆解蛛网资本主义，而是延伸了它。新技术创造了新蛛丝，但它们被织入的依然是同一套架构：在顶端集中收益，同时将波动性与损失向下分散。仅靠技术创新并不能产生新的结构，尤其是在它们被吸收到现有的精英保护和金融套利体系之中时。

澎湃新闻：如果三十年后你重访这些前沿市场，你更担心看到的是蛛网变得更加致密，还是蜘蛛们换了一批？哪一种情景更可能发生，哪一种更令你害怕？

金伯莉·凯·黄： 我大脑中那个悲观、理性的西方部分担心，现有的结构会持续存在或仅仅是发生演变，而权力的“蜘蛛”只是换了人坐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不断上演：随着每一次官员更替，腐败指控往往被当作巩固权力的手段。

然而，我大脑中那个更具直觉性、带有东方能量感的部分则拥抱一种不同的愿景。当我冥想未来的三十年时，我不只是在想象重访这些前沿市场，我预见到（envision）它们可能发生蜕变。我看到新一代的思想领袖，他们深谙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们能够意识到，财富的过度集中会达到一个拐点，届时它将伤害每一个人，包括他们自己，因此，他们会有意识地去培育那些尊重健康社区、共同繁荣和创造性表达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