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石仲泉：胡乔木呕心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决议。胡乔木具体主持这个决议的起草小组工作，是决议的总撰稿人和文字定稿者。这个决议从起草到发表，历经20个月。胡乔木亲临一线坐镇，与起草小组成员谈话和在中央会议上谈历史决议问题讲话多达二十五六次。在这20个月内，他的脑子不停地转悠，高屋建瓴地谋篇布局，苦思冥想地悟出创见，殚精竭虑地反复改写，精雕细刻地敲定文字。长期“绞尽脑汁”地工作，致使他腹部剧烈疼痛急送医院。在住院后，他还强忍剧痛，继续精心改稿20多天，直到按规定期限将稿子改完陆续交给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得到认可后，才于1981年5月下旬做胆囊切除手术。可谓“杜鹃啼血化决议，赤诚至深谱丹心”。他的这种无我奉献精神令我这个亲历者永志难忘，终生敬仰。

胡乔木逝世后，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曾说过，胡乔木作为一个人物，很值得研究，希望有人对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不仅对理解他这个人物有意义，而且对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作为后学，将胡乔木视为导师。我是参加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现将所了解的胡乔木领导我们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一些重要思想进行初步研究，以期对深化第二个历史决议和中共党史研究有所裨益。

胡乔木

一

在胡乔木根据中央要求主持起草的叶剑英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讲话发表后，党中央审时度势，于1979年10月下旬又作出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0月30日，中央负责同志在中南海召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宣布成员名单和工作任务。会议明确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的。《邓小平文选》对此作的题注说，历史决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具体而言，决议起草工作仍由胡乔木直接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以及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由邓力群分管。参加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除原来参加叶剑英国庆讲话起草的大部分同志外，还从在京中央机关抽调了一些同志。起草小组除有关领导同志参加外，大部分是做具体文字工作的。参加起草小组工作的前后有20多人，除少数人员有些变化外，主要成员比较固定。为了写好决议，还成立“顾问”小组即咨询小组。胡乔木开列了有十多位同志的咨询人员名单，其中有的人参加了一些问题的讨论，有的人后来参加了起草工作。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集思广益，吸纳方方面面好的意见和建议，但起草工作在中央最高领导层，自始至终由邓小平直接主持，他发表了十多次讲话和指示，所有重大决策和重要论断都由他最后拍板。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1981年历史决议的起草和制定过程中，实际上也充任了“总设计师”的角色。——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提出的。他多次强调，决议首先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无论正确还是错误的，都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对一些负责人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宜粗不宜细，目的是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讲的这三条基本方针，一直是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框架结构是邓小平设计的。他说，整个文件，可以先有个前言，简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然后，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文化大革命”一段，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毛泽东思想一段，要写得全面，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最后要有个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第二个历史决议涉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的评价是邓小平最早认定的。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后来“左”的思想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这十年间也有健康的方面，如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1971年10月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定位是邓小平经反复考量后决定的。面对尖锐的错误意见，他多次指出，要硬着头皮坚决顶住。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概括一点，写恰当。这“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的把握，也是邓小平决断的。如不要再讲路线错误和路线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不能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召开是非法的，如果否定了，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不能说那时党不存在了，否则我们党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

邓小平是伟大的战略家、政治家，具有宏大宽广的政治眼光，坚持从政治高度、以大局意识来看待党走过的道路。历史实践和时代发展证明，他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设计和把握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决议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既然是邓小平直接主持，由胡乔木领导的起草小组具体负责，邓小平是“总设计师”，那么胡乔木将邓小平的顶端设计组织实施，变成有质有文、史论兼具、雅俗共赏、全党拥护的文件，在我看来，就可以称之为“总工程师”。

胡乔木是怎样将邓小平“总设计师”的构想和要求付诸实施的呢？我们从决议稿的起草和反复修改过程，邓小平由最初很不满意，要求推倒重来，到最后变成令他和党中央异常赞赏，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获得一致通过的这一特殊视域，来看胡乔木作为“总工程师”的真功夫。

毛泽东习惯用湖南人的谚语说事：草鞋无样，边打边像。第二个历史决议由最初起草到最后定稿的全过程，就是对这个谚语的最好诠释。

在中央决定起草决议时，邓小平说过：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但是，实践的过程表明，将国庆讲话变成历史决议，并非那么简单和容易。它既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再创造，也是一次认识的巨大跨越和跃进。据我所知，历史决议的过程稿有十多个，上送审阅稿和征求意见稿，直至最后的敲定，共有七稿。从这几稿，就可以窥见胡乔木作为“总工程师”驾驭稿子修改到位的巨大能量。

一是1980年3月的送审提纲和6月的历史决议初稿。起草小组经过半年学习、阅看档案材料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将毫无头绪的一堆想法形成了四五千字的写作提纲。这个提纲对一些重大问题如何把握，对“文化大革命”怎么分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怎么评价，有了初步意见。邓小平看后不太满意，认为铺的面太宽，不集中，缺乏论断性的概括，提出了前述三条指导方针，要求尽快搞出个稿子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6月形成历史决议第一稿。邓小平在6月27日对初稿提出意见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整个决议写得平铺直叙，冗长沉闷，不像个决议，特别是没有突出对毛泽东的评价。这就将初稿推翻了。这个初稿，胡乔木没有亲自动手。他讲了些指导性的思想和提纲性的意见，由起草组试笔写成，带有探路性质。

二是根据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意见，由胡乔木亲自上手形成1980年9月广泛征求意见稿。邓小平否定初稿后，给我们这些人泼了一大瓢冷水。大家束手无策，有点垂头丧气。胡乔木尽管有很大压力，但有参与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和长期起草中央文件以及领导人讲话的经验，反而很从容。他一面继续与起草小组谈话，讲他对稿子涉及的历史和理论问题的看法，从7月初至8月中旬达七八次；一面让起草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他讲的意见重写新稿。在起草组的新稿上，他上手逐字逐句琢磨修改，不少段落推翻重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部分，基本上是他改成的。这一稿主要有两大变化。胡乔木对我们说，一是将对历史过程的平铺直叙改为有简有繁地叙史，曲折和错误宜粗，不展开，概括地写，但分量不减、定性不变；正确的和成就宜细，着墨多些，有利于增强信心、鼓舞士气。二是增加了理论色彩，更加突出理论的力量，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明确定性。这一稿有五个部分——（一）对建国31年胜利的总结；（二）对若干重大历史是非的论定；（三）“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原因和教训；（四）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五）总结：怎样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建设党。在改稿过程中的7月上旬，胡乔木还连续三天召开有理论宣传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对稿子的意见，要求起草组“狮子搏兔，全力以赴”。他本人也如此。9月中旬写成的这一稿有5.2万字。邓小平基本认可，要求将稿子分发下去，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省区市以及大军区所在地讨论，在全国4000人范围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成员分别去一些中央单位和地方听会，了解情况。

三是根据4000人范围讨论的意见和邓小平的新指示，于1981年3月改出上送第三稿。邓小平看了各地讨论简报，什么意见都有，众说纷纭。他就此指出，好的意见可以吸收，错误的意见要顶住。稿子太长，要压缩，关键还是要写好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他再次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更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分不开。不写好毛泽东思想，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毛泽东思想丢不得，这是一面旗帜，丢掉这个旗帜，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就是给毛泽东脸上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这既是个历史事实，也是个大局。据此，改写的新稿在体例上有一个重大转换，将过去的论文式写法改成条文式，压缩不少字数，在52名老同志的小范围内征求意见。这第三稿为后来的定稿奠定了基础。

四是根据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的意见，重写并强化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前领导革命的胜利，作为后续展开的前言，于1981年5月上旬形成上送第四稿。这个前言部分是胡绳写的，一气呵成，胡乔木很满意。至此，历史决议稿基本定型，结构依次为“一.前言（建国前党的历史回顾）”“二.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总论”“三.建国头七年历史”“四.党的八大后十年历史”“五.‘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六.两年徘徊和历史转折”“七.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内容”“八.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这一稿约2.8万字，以后的发表稿基本上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

五是1981年5月下旬，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意见再做修改，成为提供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的第五稿。这一稿增加了4000字，为3.2万字。6月，根据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意见和邓小平讲话的意见又修改形成第六稿，再增加3000字，为3.5万字。这一稿加写了评论华国锋的一段话，这是在4000人范围讨论时就有的意见，当时中央没做决断。预备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反复讨论，最后采纳这个意见。邓小平说：“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这一稿在六中全会上于1981年6月27日通过。根据六中全会讨论意见，在文字上个别斟酌，形成最后定稿，算是第七稿，于7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邓小平在1977年5月下旬曾赞许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过去党内的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从起草到定稿，胡乔木作为“总工程师”完成了“总设计师”的任务，不愧为“我们的第一支笔杆”。

二

称胡乔木为“党内第一支笔”，不仅仅因为他是“大写家”，更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辞章家。在参与历史决议起草期间，每次聆听他的谈话，都感到他文思泉涌，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极厚，概括能力超强。他对许多问题的深刻辨析，令人耳目一新。在20多次的谈话和讲话中，他谈及的许多问题，大多凝聚在决议的过程稿和发表稿中，这是他长久思考的结晶。

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设想和要求，根据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老同志和4000人范围方方面面的诸多意见，将其融会贯通、整合一体，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对若干历史和理论问题作了深刻的科学分析，令第二个历史决议熠熠生辉。

（一）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科学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是制定历史决议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胡乔木在决议中着重指出了以下四点。

一是强调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晚年的错误并不能否定这一崇高地位。“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功永志不忘，过应为鉴戒。“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但他确是（至少主要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性。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观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是对怎样定义和评价毛泽东思想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思维。邓小平多次讲了这个问题，但怎样讲出一番道理来，起草小组很犯难。首先是人们能否接受这一从未听说过的奇特说法。胡乔木比我们这些人高明，讲出了一番道理：“毛泽东思想里面不包括他的错误，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个‘思想’不是个动词。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思想，他想什么东西，就把它记录下来。不是这样，这是个名词。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学说。他既然成为一种学说，那么，当然它是有逻辑性的，不然怎么能成为学说呢？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他还指出，毛泽东的思想有变化，是客观事实，“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说他的错误违犯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不但没有动摇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而且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番理论使我们茅塞顿开。

三是充分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科学概括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创造性提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对这个问题怎么认识，起草小组最初众说纷纭。胡乔木指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毛主席对中国革命最伟大的贡献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跟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的。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有的同志说，就讲马克思主义就行了。应当说，如果就讲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胜利不了”。他指出，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的著作，就知道这些东西“不能用马克思的著作来代替、用列宁的著作来代替、用斯大林的著作来代替”，“毛主席这三十年的著作，确实是灌溉了我们的党，确实是培育了我们的党，确实把我们党广大的干部带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去。所以，这些著作是决不能丢掉的，这种财富是决不能丢的”。这些“曾经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党的，被其他党所称赞的”东西，“我们不把它放到博物馆去”。基于此，胡乔木进一步指出，在决议里“要把毛泽东思想贯穿到从始至终，使人感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党里还有很多人坚持毛泽东思想，他们重新领导人民，把中国带上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点上要很鲜明。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要贯穿在整个《决议》的字里行间，始终使人感觉到，这是这个文件的思想的坚定不移的基础”。最后形成的决议稿，就是按照胡乔木的这个思想，既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作出全面完整的概括，又将这个思想的实质贯穿决议稿始终。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十分满意。胡乔木还指出：文件要答复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这个实质问题，他最初提出时，我们不明就里。1980年7月下旬，他明确指出，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是群众路线，第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所有这些，“在当时、现在以至将来，永远都是正确的，要坚持的”，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动摇，“这几个基本原则一直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些根本精神出发，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一系列原理，领导革命胜利……然后又根据中国革命具体特点提出了新的办法，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历史任务。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新发展、新贡献”。上述思想，最后成为历史决议稿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这个概括可谓胡乔木的神来之笔。

四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拓宽认识毛泽东思想的视野，这在当时对破除长期的狭隘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决议指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对这一点，胡乔木在与我们的谈话中作了详细论述，讲了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一些观点怎样丰富毛泽东思想的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一再指出，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所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二）准确地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并对影响党的历史进程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理论辨析。这是第二个历史决议要解决的又一重要问题。胡乔木主持起草的叶剑英国庆讲话概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但没有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作出评价。历史决议承担这个任务，着重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决议首先概述了建党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这个概述言简意赅，精准到位。据我统计，字数占整个决议的1/10，与第一个历史决议一起奠定了今后撰写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的基准。决议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既作了总体评价，也对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作出具体臧否。决议指出，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决议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政治、经济、教科文卫、国防和军队、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成就作出概括，强调我们党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在此期间，由于经验不足和强大的国际压力等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过偏差，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等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党和国家在总体上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这是因为，经过全党全国人民近3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定规模，建立起了国家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制定的各项工作条例和具体政策，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各项事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在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过程中，培养了大批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经受住了历史考验，不少人在改革开放后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许多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的坚强中坚。

胡乔木如数家珍地讲述新中国发展30多年的历史。他说，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概述一遍，讲这个缺点那个错误，并不难。但我们不能就事论事，为什么会有这个缺点那个错误？与毛泽东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认识有关。因此，写历史要有理论，这个决议“要有一种理论的力量”，“你把理论讲清楚了，其他的事情，有的也可以不写”。根据胡乔木的这个意见，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曲折和错误没有展开详述，而是概括粗写，如他所说，“分量不减，定性不变”。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进程的概括，获得了党内外、国内外的普遍好评。

二是关于新中国成立伊始是否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了。这对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具有很大影响。胡乔木指出：“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一九四九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在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中，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一九四〇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所进行的民主革命，特别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这样规模空前的民主革命，也不能解释为顺带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至于列宁宣布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必照猫画虎”。决议据此明确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个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解决，为长期争论不休的党史教学和研究的一大难点问题画上了句号。

三是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曾经被视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过去以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即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就建立起来了。胡乔木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认为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行的，一定还要有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指出：“这个提法是不对的。这个错误影响到后来，就越来越发展了”，“毛主席多次讲过，思想战线就不能革命，从来历史上也没有什么思想战线上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现在对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还要进行艰苦的工作”。毛泽东认为还存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就是他本人“对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斗争的看法，不是愈来愈缩小，而是愈来愈扩大”。这个思想的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不能算是很奇怪的事情了”。这个理论辨析，廓清了长期以来的迷误。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只有胡乔木在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曲折历史后才能提得出来，并获得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同。此后，讲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再讲这个问题了。

四是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胡乔木说，党的八大已经宣布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从这个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怪物（或是叫魔影），就很长时间笼罩着我们的党了”。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前的错误，胡乔木明确表示，不赞成都说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他指出，这样说不合适，“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的几次政治斗争不能都叫阶级斗争扩大化，只能说一部分是阶级斗争，另一部分不是阶级斗争而把它当做阶级斗争。如反彭德怀，就不能说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当然还存在，如帝国主义特务、台湾特务，同这些人的斗争，当然是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但不能滥用，滥用了发生许多问题，阶级斗争何时是了？”在他看来，把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当做阶级斗争，就是“人为地制造所谓的阶级斗争”。他说，历史上的社会政治矛盾，不都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国家，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还有非阶级性的斗争，还有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阶级斗争决不是全体，把部分当全体，理论上实践上都犯了错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确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国家和人民的矛盾。一切矛盾都集中到政府头上来，工人农民遇到不满，都对着政府，因为没有资本家了，没有地主了，政府掌管了他们的全部生活。这些矛盾是存在的，还有新的，这些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不能解决，反而搞得一塌糊涂”，“在一种特殊条件下可以造成政治危机”，“这是人为地制造假的革命对象”。胡乔木讲的“人为地制造所谓的阶级斗争”论断，对我们这些后学起了很大的思想解放作用。

胡乔木对上述几个问题的辨析，对于历史决议正确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曲折发展的历史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三）正确地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及其发生的多方面原因。这既是经历十年大难后人们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制定历史决议必须直面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对此异常关注。但与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样，要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原则指示转化成有理有据的文字论述，是非常棘手的难题。也正是在这里，充分显示了胡乔木驾驭复杂问题的高超智慧。他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对这种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千年不遇的问题，如果不能“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决议就没有价值”。我们不能总结出大家认可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怎么搞，就变成了一种空议论”。胡乔木深刻地论述了如下几个问题。

1、“文化大革命”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能叫革命。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实现了平等、自由？这里要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幻象、神话，消除一下”。“文化大革命”同它所宣布的、想要解决的问题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它不是用一种先进的政治力量来取代一种反动的政治力量”，即“不是以劳动人民的先进部队作骨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而是“依靠冒险分子、投机分子，用历史上各种最坏的方法来破坏”。这些人“把党的领导和先进人物打倒，而后建设出一个‘乌托邦’来，结果只能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搞法西斯”。那种平等、自由的神话完全是虚构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对‘文化大革命’，不能承认它有任何革命的意义”。这虽然是一句话，但要“否定得斩钉截铁”。

2、“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一场内乱。对“文化大革命”不仅要彻底否定它的所谓“革命性”，还应给予符合历史的科学的定性。如何定性？最初也是意见纷纭。胡乔木讲：“有人建议说，对‘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叫十年动乱好啦。这不行，动乱没有政治含义”，“有同志说，这是反革命，我不同意。说内乱，比较能够站得住”，“恐怕没有什么更好的说法”。这场“内乱，把我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党的原来的秩序完全推翻了，而且推翻到没有法子稳定下来”，“这个内乱就一直延长十年。这个十年，整个就是内乱。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局面”。他还指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说不通的”，“说林彪、‘四人帮’是代表资产阶级来夺无产阶级的权，也说不通”，“这个内乱既不能说是一场革命的阶级斗争，又不能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如果说是阶级斗争，林彪、江青集团是不是代表地富反坏右？“他们会把社会主义制度搞得奇奇怪怪，但很难说这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地主阶级。这不太合乎事实”。“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家的主席失掉了行动的自由。总书记也失掉了行动的自由。国家的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最基本的原则都没有用了”，“林彪、‘四人帮’两个阴谋集团利用了一部分合法的形式，造成了一场内乱”。所谓经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自己把自己搞乱。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内乱是恰如其分的，“这个内乱是非常复杂的，跟历史上的一些内乱不相同”。胡乔木的这个见地，我们开始也没有完全理解，经过他这样反复解说，我们接受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很赞同。因此，决议鲜明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科学精准定位。

3、分析“文化大革命”不宜用“路线错误”这个概念。胡乔木在向中央政治局就起草决议情况作说明时，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要不要提路线错误这个概念，我们考虑再三，这个概念，可能使自己陷入迷魂阵，不能自拔。他向政治局详细介绍了对“路线斗争”概念来源的考察情况。“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很少用，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未用过，在其他著作中使用时也未给予何种严重意义。斯大林在1929年《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开始把路线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地步。但在1938年他主持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前后只用了七八次“路线”一词，且用法互有不同；在该书细目和结束语中都未用“路线”概念。全书未用过“路线错误”字样，只作为动词用过一次“有两条路线斗争着”，但未把“路线斗争”当做名词用，更没有计算过“路线错误”的时间和“路线斗争”的次数。据此，胡乔木讲道：“不好说不提路线斗争就不能写党史。”他还介绍了我们党使用“路线”“路线斗争”概念的情况：“中国党直至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以前亦很少用路线一词，如二大至六大的文件都未用过。自王明以后才大用，并且用法愈来愈神圣化、神秘化。实际说到底（除滥用外，而滥用是大量的），就按路线的严重意义说，至多也不过是指总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方针罢了。过去已用了若干年是事实，但那样用法的害处也是事实。党的历史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同志。”他也讲了起草小组的想法，“原来考虑在这个决议中最后用一次，后来大家认为最好还是从这次决议就不用。用起来会引起许多困难和纠纷”，“想来想去，只有就此不用，恢复马列传统和我党原有传统是上策”。政治局同志听后，对胡乔木讲的意见表示支持。邓小平说：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很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

4、就“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作出多方面剖析。胡乔木认为，讲直接原因，首先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将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问题视为阶级斗争；在提出修正主义问题后确实有反修防修的考虑，把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以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是最根本的现实考量。其次，在理论认知上，是毛泽东对已经形成的但还不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观的追求。这种追求，他并没有提出系统、完整的观点，只是有诸如限制商品、限制货币、废除工资制、取消八级工资制、缩小各种差别等零散观点。胡乔木说，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东西，但毛泽东要追求纯粹的东西，“没有想成熟，没有把要实现的目标具体化，因为太不现实了”，很难行得通。这个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社会主义观，也是促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动因。最后，对党内不同意见产生的一种冲动，认为自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别人都不懂。胡乔木讲，1958年以后，毛泽东多次说过，我的话，你们不听了，“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愿意去外地找他比较谈得来的人交谈。到后来，“就是江青在那里煽动”，“加上林彪搞所谓活学活用一套，更加煽起个人崇拜的狂热”。到1966年5月，未经党和国家法定程序讨论，突然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加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这个所谓的革命，在理论上就不能成立。因为“既然要搞一个革命，那就要把革命对象搞清楚，不能一个个搞清楚，至少要搞清楚几个，可是‘文化大革命’直到最后，一个都没有搞清楚，一个都没有查出来”。毛泽东还说“文化大革命一次是不行的，一定要搞多少次”，按照这个说法，“这个社会根本不能安宁，生产也不能发展”，只能成天搞阶级斗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么一种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

胡乔木谈到的第一点，我们都比较清楚，基本成为共识。就我来说，对第二、三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也看了些材料，但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听他讲后，豁然开朗。

5、深入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复杂社会历史根源，就此着重指出了如下四点。

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消极东西的影响和毛泽东对马列主义著作的教条化理解与误解。胡乔木指出，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发展过程中防止教条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对马恩理论观点的崇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对于中国党历史上的发展的影响绝不能小看”。在毛泽东的思想里面，还有一些其他不完全正确的方面，特别在后半期，“有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一种倾向，把一些复杂的问题搞得极端简单……这种影响，一直到现在，在我们党里面还是相当严重的，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决议稿中讲到的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是典型的。毛泽东对马列著作中一些观点的误解，“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发生了难解难分的因缘”。胡乔木说，这种情况在中苏两党论战中得到强化，以为找到了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进一步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等。毛泽东长期反对教条主义，但到晚年将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思想因素。

二是与此相联系的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胡乔木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现实的社会主义观那种想法，“不是毛主席所独有的，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中，是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是从来就有的，现在也还有”。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法？世界上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发展经济上，“还是要继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人人平等、尽量消灭各种差别”；他们以前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后来失望了，又把希望转到中国，现在中国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其中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很拥护。毛泽东的思想与他们的想法相吻合，他们的思想为毛泽东所欣赏，两者相互作用、彼此助长，认识越来越偏激。这个国际因素不可忽略。

三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削弱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胡乔木指出，由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长时间胜利，毛泽东在党内、在人民中间的威信愈来愈高，这使他“增长了一种个人的骄傲情绪。党的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这样造成一种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里发展个人专断的条件”，“骄傲自满，个人专断，这种情况根本就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四是没有认真地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个人崇拜现象有了滋长土壤。胡乔木指出，我们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在各个方面遗留的传统，在革命胜利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新的经济政治制度“还没有完整的经过考验”，“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执政以后，怎么样起作用，也没有成熟的理论，而且理论上有缺陷。无产阶级政党怎么样限制党的领导机关，领导人的活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怎么样监督、限制党的活动，在这些方面都有不完善的地方”。旧的传统没有摆脱，新的制度没有成熟，这样就“造成一种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里发展个人专断的条件”。胡乔木的这个意见是很中肯的，在广泛征求意见的讨论中有不同看法，后来的决议虽没有进一步展开讲这个问题，但上述意思在分析社会历史原因时还是表达出来了。

胡乔木对这个问题带有总结性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因为这些原因、条件，使得毛主席这样一个在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作了伟大贡献的人物，犯了这样的错误，使他走到了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反面”，“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胡乔木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上述分析，根本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为全党全国人民正确认识这段极端错综复杂的历史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四）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简明地概括了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轮廓。制定历史决议不仅要对过去的历史作出正确总结，而且肩负着指明今后的道路如何走下去的重任。胡乔木说，如果只讲实际，只写历史，没有一个理想，没有一个远景，就会使群众感到没有什么奔头。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要在这个旗帜下说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想是什么，论列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还要革命，要给革命的口号一些新的明确的内容。中央要求“通过这个文件使全党集中力量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同时进行政治民主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加强对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而且是为了使党不再犯那种严重错误所需要的”，“鼓舞人心，统一全党思想，这是写这个文件的基本任务，如果文件的思想内容达不到上述要求，这个基本任务就没有完成”。

胡乔木根据中央的原则指示，颇费了一番心思，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作了深入分析，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重要概括。决议的最后结语，主要论述了如下几个要点。

一是高度评价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同时指出“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阻碍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困难局面。

二是概括论列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就，高度评价这次全会实现历史转折的伟大意义。从此，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前的一系列“左”倾错误，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使我们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三是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这是对叶剑英国庆讲话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论断的深化。决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为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基础。

四是首次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十个方面的重要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愈益明晰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五是强调对我们党一定要有正确认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决议慎重指出：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否则“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

胡乔木满怀信心地指出，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的历史发展、我们所取得的胜利是不可逆转的，没有力量能够推翻我们现在所取得的胜利，“不可能再有‘四人帮’，再有林彪，或任何其他的人，能够把我们现在所定的这些制度法律统统推翻”，“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于胡乔木的这个论断，我们在后来学习时也有议论，有的同志认为不一定讲得这么绝对。但更多同志认为，这就是理论的力量。理论的自信，高瞻远瞩，就必然有政治的无比坚定性。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它不仅使全党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统一了认识，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发展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笔者一直认为，没有胡乔木在邓小平指导下焕发的大智慧，没有他个人殚精竭虑的思考和呕心沥血的工作，第二个历史决议就很难实现邓小平和党中央所提出的要求，写成目前这样的面貌，达到为绝大多数人所拥护的程度。

三

胡乔木与起草小组的多次谈话，还有在多个场合的讲话，其所展现出的论理深邃、遐想奇特以及论及的不少闻所未闻、振聋发聩的问题，乃一般理论家和大学者所不及，我们无不叹服。这些奇特深邃的遐想，主要供我们这些后学研究党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参考，为写好决议做认知储备。起草组成立之初，他就说过，起草文件需要看很多材料，也要了解很多信息，看材料不要陷进去，思想要放开一些。但要十分讲纪律，不要去乱讲瞎传。他的许多遐想，分散谈、各处讲，显得零碎；当然，经过粗略梳理，可以对此作些归纳分类。我以为，对于我们后学开阔理论视域、提高学养素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或有警示性，或具方法论意义。

胡乔木的“文思泉涌如趵突”，首先体现在对起草决议的诸多想法上，有的想法一直坚持，有的想法游移多变。择其要者，目前论列这样几条很富启迪的遐想。

（一）起草文件与研究历史不能等同，参照第一个历史决议但不能抄袭决议。起草小组集中一个多月后，胡乔木谈到起草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他明确指出，这个文件只能就若干问题作出决定，“不能作为三十年历史的读本提纲”。首先选好要讲的问题，有些问题在党的历史书上不一定涉及，但这里要写；有些问题党史书上要写，这里不一定写。对一些问题判断是非功过比较容易，但对背景的分析不容易，要作理论上的论评也不易。文件不能贪大求全，否则劳而无功，还有过。一定要把问题限制在最必需的程度，“党不是争论俱乐部，只能用少量的必需的时间来讨论这类问题。扯得太多了，写的草案连向中央都拿不出去。那只能在党史里去展开写，有些问题党史里也写不到。所谓是非自有公论，只能留待公论”。另外，整个文件的写法，恐怕不能照延安时期的决议那样写了，“六届七中全会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那些时期的问题归结为两条路线，然后作历史分析。现在的情况复杂多了。写历史不能靠抄袭，抄袭家不能成为历史学家”。

（二）稿子要讲历史，要讲理论，不要陷到一件件历史事件里面去，要寓繁于简。1980年5月中旬，胡乔木看了起草组的初稿说，文件陷进历史事件里去了，陷进去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另外就是理论问题，一批左派理论家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旗帜下，认为“文化大革命”找到了一条反对修正主义的道路。怎么来说明这个问题？张春桥、姚文元1975年写的那两篇文章，“我们始终还没有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来批驳他们”。叶剑英国庆讲话主要讲历史，没从理论上展开。这个决议要从理论上展开，对世界上的革命派做一个总的交代，“在什么地方要采取一种多少带辩论的色彩、语调，答复几个问题”。决议的“理论部分要给予很大的注意。这方面确实要有跟七大前的那个《决议》差不多的分量。不然在党内国内树立不起信心”。

（三）历史是个复杂的整体，要用比较广阔的视野观察分析。胡乔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说，对于“文化大革命”，不能把它解释为毛泽东纯粹是为了把别的同志打倒这个目的，他没有理由把当时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里绝大多数同志打倒。这样打倒对他有什么好处呢？胡乔木比较系统地讲了毛泽东对脱离现实实际的社会主义的追求：“实事求是来说，毛主席在八大以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怎么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党内有时可以暂时地表面上得到多数的接受，但是实际上多数同志是不赞成的。毛主席认为要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七四年理论指示所说的，表现得比较清楚，他就是要限制商品，限制货币，限制工资这几样东西。从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一直在讲，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限制。从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起，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到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就讲要实行供给制，说进城后搞工资制没有理由。毛主席的这种思想虽然没有在正式文件中表达，他感到这种想法得不到多数赞成，这种想法同现在有一些同志说中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毛主席把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这件事丢到脑后了，而认为要把资产阶级搞到党内来，党内有资产阶级，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应当看做只是出于个人关系……他是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不是毛主席所独有的。”我们学习胡乔木在中央书记处的这个汇报讲话后，思想更加明确，认识进一步提高。根据这个要求，我们在决议稿修改过程中一直努力把握这一点。最后的历史决议稿贯穿了用广阔视野来分析历史事件、评判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的科学精神。

（四）文件要寓繁于简，不要写成论文式。胡乔木说：文字还是简明扼要好，“编年史的写法恐怕不行。这样写很难达到小平同志的要求。小平同志说得很对，宜粗不宜细”；要说得简明扼要，不能拖沓，“文体不要一个小题目一个小题目来做文章。那样做文章，把我们自己限死了。我自己先要有个纲，在这个纲的基础上什么事往哪里说，说几句，以我为主”；写得越多，争论越多，“这个决议还是要一气呵成，同去年国庆三十周年的叶帅讲话一样，要有个中心思想，整个文件怎么展开这个中心思想，在展开中心思想的过程中把需要作总结的历史问题加以总结，有的事需要整段的话来总结，有的事只要几句话带过去。如果平均使用力量，这个文件很难写好”；稿子“不一定写成论文式的，而是论断式的，论断是在精确研究的基础上下的，还是提纲性的，话虽然说得简单，但论证的基础是牢靠的”。正如前文所述，1981年3月改的上送中央的讨论稿就是条文式的。

（五）文字语言既应理性客观、科学准确，又应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胡乔木一直认为好的文章，既能为“阳春白雪”者传诵，也能为“下里巴人”者懂得。他要求文件表述准确，不要咬文嚼字、搞得死板，尽量口语化。他说，如果不在研究的时候保持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会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但写历史不能感情用事。他比较法国作家雨果同马克思写19世纪中叶法国历史的书指出，雨果的书里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没有把历史解释清楚。马克思不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既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作了生动描述，又对那个时期法国阶级斗争作了多方面分析，把政变历史讲清楚了。历史是非常复杂的，“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这是胡乔木对待研究历史这一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于表述历史，他又强调通俗易懂。他就如何讲述“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不是偶然的，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为什么我们党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很快就恢复了？难道真的是经过火化以后再生出一个凤凰来么？要对历史负责，要把历史描述得很公正、很准确”。这些语言形象生动，将“凤凰涅槃”化为大白话，易懂好记。第二个历史决议政治理论性很强，且字数颇多、篇幅较长，但它没有生僻字句；对唯一不能不用的特殊概念“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则作了极简解读，谁都能懂。这3万多字的文件能让广大读者一气看完，不感枯燥，不能不说这“明白晓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奥妙。（六）起草文件要研究写作技巧，给人以美感，但绝不要有溢美之词。如果说上面一条主要是面对“下里巴人”言，那么这一条更多的是面向“阳春白雪”者。1980年6月起草组上送的带有试写性的历史决议第一稿，被邓小平否定后，胡乔木找起草小组多次谈话，首先就谈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们要研究写作的技巧，学会点题，文件讲“什么要点题，什么不点题要考虑。你们对很多敏感的话不会处理也不会推敲。如‘左’的错误倾向要说，又不要说得过于难听。这些都很难，除了科学性、逻辑性之外，还要给人以美感，给人以愉快。要学会处理这些问题，才能为中央起草文件。要考虑到党内有各种感情，各种要求，要找到这中间的最大公约数，在那个基础上来说话，使尽可能多的人能接受，因为各方面有很不相同的意见，所以写这个稿子就要很好考虑”。他在谈到怎样写“文化大革命”时说，“不能用一种简单的颜色，比如说黑色来描述‘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错误非常严重，引起大家愤懑，这是不奇怪的”，但“不能说毛主席的晚年什么是非之心都没有了”。胡乔木还说，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理论贡献既要写充分，但“决不要美化，决不要有溢美之词。我们的宣传要非常严格，毛主席讲了的没有做，就不要说他做了”，“应该很朴素，真正实事求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经过一年多的磨砺，基本达到这个要求。文件对历史难点没有回避，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不可谓不严厉，对毛泽东的功过讲得不可谓不深刻，但党内和社会各界有各种感情的人都能接受。1981年6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陈云看到最后的改稿，通过秘书告诉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邓小平在六中全会表决一致通过历史决议闭幕时讲话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5期，作者石仲泉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