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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嘉定县南翔镇的“争河”“夺堂”案

张佩国

2026-01-21 07:51

“就堂设局”“先起堆积”

南翔，又名槎溪，“萧梁时建白鹤寺于此，因寺成镇，遂以寺名……商贾辐辏，民物殷繁，为诸镇之冠。别名槎溪者，因三槎浦在境内也”。作为嘉定县首镇的南翔，不仅商业繁盛，在地方公产和善举上也照县城存仁堂、育婴堂而设振德堂、育婴堂。南翔育婴堂由留婴堂发展而来，“康熙四十一年，里人王家藩、石潇、张来敏、张珽、程时彦等建，收留弃婴，送郡堂乳养。乾隆八年，大中丞陈公檄饬改‘留’为‘养’，姚廷模、陆元懋等董其事，陆续劝募置产，又建堂一所于古松堂前”。振德堂则于同治二年（1863）开设，主办施棺代葬，堂董由育婴堂董陆诒燕等兼任。在嘉定，善堂董事经营堂务之外，还在开浚河道时襄理水利。如光绪七年（1881）疏浚南翔市河（俗称市心横沥）及孙基港，镇董张修济、程松懋、朱元然、王廷爵、顾曰浩等经办；光绪二十一年，浚新泾，县城存仁堂、育婴堂董杨恒福，唐行、徐行、新庙厂董张曰礼、徐懋勋、杜锡昌经办。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十日（1903年4月7日），南翔镇振德堂、育婴堂董事周承奭、陆昌言、李镜熙、顾长元（其父顾曰浩）等禀请知县，开浚该镇河道，筹办河捐，“先起堆积”，就木行、竹行、酱园、糟坊等铺户劝捐，以补“编夫”之不足；并成立河工堆积局，借育婴、振德两堂为办公之所，“就堂设局”。“堆积”河捐以月捐形式向各业铺户征收，虽为补“编夫”之不足，但得先行征收，故曰“先起堆积”。“编夫”，“专为浚河编设，其名义大约自塘夫蜕化而来。编设初意，借民之力治民之田，通力合作，绅民一律，原与在官任役迥殊，故不在役目之列。定例田多者充夫头，田少者为协夫，是名夫束。其不能任工者，则按夫折价以价雇工，是名编折”。“堆积”和“编夫”分别主要在财力和人力上为浚河提供制度支持。“就堂设局”，将育婴、振德两堂作为河工堆积局办公所，则与嘉定自光绪以来善堂董事兼充水旱董事的制度有关。

筹办河捐，“先起堆积”，经嘉定知县章鸿森给示，晓谕“绅商铺户、各埠脚夫、水手、买卖人等”，自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1903年4月27日）起捐，在堂董周承奭等呈给知县的《堆积章程》中，各业河捐分别为：花衣每包十二文、子花每包五文，米每石十四文，六陈每石十文，布每匹七毫，豆饼每张五文，猪每只十八文；各业捐中，除布捐由收缴育婴堂愿捐带收，猪捐托鲜肉公所经事代收外，余皆由脚班报数。原拟征收的洋纱捐，后因“既无专业”而免予抽捐。各米行对于米捐的征收，则有异议，经振德堂董周承奭禀呈，知县章鸿森批示，云：“须知此次减捐，于兴修水利之中，仍寓体恤商艰之意，自示之后，务各遵照减章，除糟坊籴米自卸载者免捐外，所有减定六陈、蚕豆、大麦，每担每石捐钱八文，豆饼每张捐钱四文，均宜踊跃输将，依期捐缴南翔振德堂河工堆积局核收。”“减捐”之意，将“兴修水利”与“体恤商艰”结合起来，振德堂董积极代商上禀，似与堂董多商界中人、颇能体会“商艰”有关。

然而，在振德堂董周承奭屡请邻界上海县“协贴”浚河经费未果之后，“减捐”示谕遂成一纸空文。南翔镇南北港（横沥和上槎浦）南连上海县孙基港，光绪七年开浚河道时，即经城绅杨恒福向上海县交涉，由上海县“协贴”部分经费。光绪二十九年的这次浚河，堂董周承奭等以“南翔镇河工局绅董”的身份与县城绅董杨恒福一起禀县：“查南港毗连之孙基港一河，系嘉定至上海出入咽喉孔道，上届不分畛域，此次应请仿照成案办理，移请上邑勘丈办浚，以资全河通畅。”经嘉定知县吴镜沆批并转上海县，拟请上海县筹议协贴钱五百千文。上海县于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九的回复则曰：“据江桥局董徐维孝、金士林等禀称，遵查孙基港一河，半系上界，半系嘉界，并非悉隶上界。溯查上届南翔镇开浚之时，董士林年轻不与，董维孝已经忝充局董，襄理办事，未尝有筹款协贴之事……往来移文谓上届承准谕董筹议协贴，实则县中虽有行文，乡间实未筹款。况江桥镇商瘠民贫，万难筹此巨款。”其间公文往复若干次，至该年十一月，谋求上海县“协贴”一事仍无定议，周承奭等局董以“诸事不备”为由，上禀同年八月新到任的嘉定知县李乐善，“暂求从缓开挑”。李乐善则批示南翔局董们，“务于今冬水涸之时赶紧兴办，更不容一误再误”。于是，周承奭、陆昌言、李镜熙、顾长元等绅董们为筹捐追缴捐户拖欠，又呈请米捐一项仍照每石十四文收缴，即废止了之前的“减捐”举措。此后，虽未遵照李知县批示，于冬间水涸之时兴办，但至翌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南翔镇局董们一面不断催征堆积捐，一面分勘河段，浚河工程似仍在推进之中。

“商绅合办”“致起龃龉”

正在浚河工程时断时续的过程中，南翔商务分会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成立了。因地近上海，南翔商务分会隶属上海总商会，这可能与其总理王维泰系上海县人有一定关系。南翔商务分会以古漪园内酒业公所项下房屋为办公之地，“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为宗旨”，章程规定其权力，“本镇既设分会，自后官商交涉，凡地方公事需众商协助者，悉于会中决议，禀官施行；凡一切商团商学及开浚河渠、修治街道之事，商家自应财力并出，以期实事求是而厚团力”。依其宗旨及权力之界定，南翔商务分会总理王维泰、协理李树勋，于同年九月致函县衙（而非“上禀县宪”），“南翔既设商会，照章于地方公事，自应财力并出，和衷共济，敬请发给照会，责成商会各董，会同厂董，通力合作，务期款不虚糜，功归实在”。商会提出“商绅合办”，按说更利于厂董们向铺户征收堆积捐，然而厂董们将商会的这一要求视为对其权力的挑战。本章所用基本史料《南翔近事调查录》，是南翔自治会编辑的关于“争河”“夺堂”案的公文汇编，编辑者在南翔商务分会的上述公函之前有段按语，云：“翔镇商会，系上海总会报部径派，致与本邑嘉定商会歧出，所派总、协理全无资格，镇商势难公认，而彼方挟商部之势，以凌压地方官，又挟总商会之势，以凌压地方士民，为害不可胜言。此番破坏河工、乾（干）没民资，是其一端也，观者注意。”从此按语可以看出，南翔自治会的立场明显是站在河工堆积局董（或曰厂董、堂董）们一边的。南翔自治会成立于1907年6月，晚南翔商务分会两年，发起者为南翔士绅陆乃勋。在呈县禀稿中，陆乃勋等绅商强调其土著身份，“绅商等土著有年，或退职闲居，或守分经营”，显系与以上海县贡生王维泰为总理的南翔商务分会分庭抗礼。南翔商务分会与南翔自治会的矛盾，涉及振德、育婴堂董及各商家之处甚多，容后详述。

针对南翔商务分会王维泰、李树勋“商绅合办”的要求，振德、育婴堂董周承奭、陆昌言、李镜熙、顾长元等，以“南翔浚河绅董”的名义上禀知县，请求照会县城绅董杨恒福、顾朝杰“督率经理”南翔镇市河及孙基港丈估、开浚事务，其理据在于“绅等未曾经办，恐有迟误等情，干系匪轻；素仰在城杨、顾二绅熟悉河务，从前嘉邑派办吴淞江、浏家河等巨工，皆其经手”。知县李乐善批复同意，并照会城绅外，命南翔绅董们“烦为查照，以期速浚”。同年十月（1905年11月），熊育锐到任知县，又行批复南翔绅董们择期开工。看来，两任知县均置南翔商务分会的请求于不顾，仍选择信任周承奭等河工局董。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非南翔土著身份，王维泰又致函熊知县，推举李树勋出面参与河工局事务，并对以往河工经办方式提出批评：“向来河工，事前既不咨商，事后又无报告，名虽官督，实与吏缘。”与此同时，王维泰又以“南翔商务分会总理”名义，领衔各业董李树勋、李廷榜、李佑康等联名呈县，云：“向来开河，各段董由堂中分派，各商监视及包挑等情，一切劳苦商人任之，一应资财商人供之，独于财政出入之地，不使与闻，未免有违公理。”业董们在表示愿意缴纳河工堆积捐的同时，对河工事务尤其是财政的透明度提出了期望。知县熊育锐在南翔商会的压力下，出于堆积捐征收的考虑，同意“商绅合办”，并仍照会城绅杨恒福、顾朝杰，请其“督办”，而不是前知县李乐善的“经办”之说了。

正在南翔商务分会王维泰、李树勋等争得熊知县“商绅合办”许可的当口，南翔镇典业、酱园、烟纸、南货、衣业、药业等业诸商号，则联名禀县，称：“商等均于翔镇设铺贸易，安分营业，不预外事，惟因翔河淤塞、舟楫难通，转运艰滞，曾于二十八年冬间，经商等到堂请董具禀，举办开浚事宜……至欲强令商人任之，则商等贸易艰难，各无余暇，且河工重大，商等从未谙练，问道于盲，岂敢轻率从事？商等既与堂董审议于前，又岂有随王维泰破坏于后？”熊知县以“事关水利，必须乘时兴挑，未可再事迟误”为由驳回了诸商号的呈请。各商号中，领衔的是典业洽昌、生泰二典铺，此后二典则与商会、堂董“均不与议”，退出“争河案”纷争，个中原委，下文述之。

与诸商号禀县的同时，南翔诸绅董周承奭、李镜熙、陆昌言、周廷翼、李廷榜、顾长元又致函上海县同仁堂总董姚子让、莫子经，请求上海县协贴孙基港浚河款，不再寄希望于“商瘠民贫”的江桥镇筹措开河经费了。有意思的是，李廷榜系药房仁心堂店东，作为药董加入南翔商务分会，此时列名致上海同仁堂总董的公函中，是否河工局董们与商务分会业董们前嫌尽释了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针对诸商号的联名呈控，王维泰、李树勋又具呈熊知县，指出诸商号与堂董的关系，“周发茂酱园系堂董周廷翼所开，公和、宝康系堂董顾长元出官，太和、升和系堂董顾长元亲戚股开，大昌成二店、太和春一店系堂董陆昌言与股管事，以上各家，有不尽入商会者，其中或另有别情，董亦未敢悬疑至问。洽昌、升泰两典，据称上月堂董续邀议事，皆未到场，及闻首列各典具禀，更称诧异，未知何人捏饬。继问药业董李廷榜，即仁心堂店主，据称禀稿与照会所叙大相径庭，不应以攻讦之词擅列店号。此商家具禀之实在情形也”。在这份具呈上列名的米业、木业、酒业、药业、饼业等，除店号外，业董姓名亦赫然在列，酒坊董李树勋、药业董李廷榜、米行董李佑康位列其中。

此后知县熊育锐指令城董顾朝杰（字仲英）来南翔协调浚河事宜，“务须和衷共济，勿存己见”，实际上重申了商务分会参与河工事务的事实及“商绅合办”的必要性。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1905年12月4日），城董顾朝杰奉命来南翔与商务分会王维泰、李树勋二会董商议河工事宜，时王维泰因事在沪，遂委托其弟王维亮同李树勋及上述一众业董到振德堂议事，拟定当月二十一日祭坝开工，并请镇上体面店家分任段董。王维亮（字睦生）及恒丰米行主李佑康（字序伯）对城董所雇六渡桥徐姓坝头百般挑剔。当八天后的十一月十六日邀各商来振德堂商议具体细节时，诸商家告以“王维泰不洽舆情，即曾入商会者，亦陆续改入嘉定分会中”。又因以李树勋所开源和米行为首的数家米行扣押客户米捐不缴，众商欲索还前捐，“振德堂中喧哗之声，实闻于外”，最后闹得不欢而散。由南翔商务分会转入嘉定商务分会者，可能有赴振德堂议事的部分业董，欲索还前捐之众商，亦可能有与堂董关系密切的王公和、周发茂等商号。

此时，周承奭等堂董又以“河工一切及收付银钱，均未经手，开坝等事自有商会主持”为由，禀呈熊知县，请求商会独办河工，“董等不必与闻”，之前协调督办河工的城董顾朝杰、杨恒福在仅负责开浚北港之后，亦卸肩不管矣。到了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1907年12月），酱园周发茂、王公和等商号，又越过嘉定县而径往江苏省巡抚衙门及水利局禀控，言王维泰、李树勋“乾（干）没河工堆积捐”，以致“河工延搁”，请求谕令仍由堂董与城董“核实开办”。从南翔自治会编的《南翔近事调查录》看，“争河案”自此似乎陷于困境，大有不了了之的可能性。而其间嘉定县业已走马灯似地先后有张孚襄、高蒸两位知县到任。至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九日（1908年5月20日），南翔镇商务分会总理李树勋（字功孚）经会董投票选举，得以连任。同年十一月初五日（1908年11月28日），李树勋又经选举任南翔镇育婴、振德两堂总董。“争河案”余波未平，而争夺善堂总董职位的“夺堂案”又起波澜。

“预备立宪”“更举堂董”

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底，南翔镇选举育婴、振德堂董就已经进入议事日程。商务分会总理李树勋（接任王维泰）领衔，廪贡生许朝贵（字稚梅）发起，南翔镇一众“绅耆士商”禀呈时任知县的张孚襄，要求参照县城育婴堂办法，“更举堂董”，“南翔镇育婴堂创自康熙年间，迨嘉庆中叶，续兴振德堂，办理地方公益事宜。历届董事兼办两堂，不分畛域。惟狃于成例，但责成一二地方绅士世代相袭，商民并不顾问。迩者恭奉谕旨，预备立宪，风声所被，薄海欢腾。凡在食毛践土之俦，莫不争自濯磨，务有以副国民之资格。翔地为嘉邑首镇，离沪较近，易于输入文明，故学会、商会之兴，概较城中为独早顷。在城育婴堂于本年十月初十日开会公举……城乡谊属一体，办法理应相符，爰邀集商学两界一再筹商，援例请办，当经多数赞成。质之该堂领袖董事周承奭，亦无异议”。许朝贵、李树勋等“绅耆士商”，对于两堂董事世代相袭的批评，其理据在于“预备立宪”的上谕所强调的国民资格；事实依据则为县城育婴堂已公举堂董，南翔镇亦当援例进行。前文已显示，南翔镇育婴、振德堂董事中，顾长元继其父顾曰浩为董事，陆诒燕、陆乃勋、陆昌言三代均为两堂董事。

县城育婴堂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1月）公开选举董事，嘉定西门黄氏宗族的黄世荣位列其中，其父黄宗文亦曾为育婴堂董，其子黄守恒、黄守孚记其行状，曰：“邑有善堂三，曰育婴、存仁、清节，皆以一二绅士董之，而别雇人司其事。司事者窟，堂中弊窦丛积，堂务滋废。丙午秋，道有遗婴，一月而三见，府君恻然，乃与同志者数人，要主者革堂务，遂定选举之制，分设董事、议董，岁一更替，有所兴革，议而后行，积弊为之一空。府君连被选为董事、总董者各二年……丁未，又以荐举协董存仁堂事，亦仿育婴例，改组之，而主清节者慕其法，亦效而行焉。是时宪政虽已筹备，地方自治犹未举办，而吾邑之公益机关已隐然立自治之基矣。”黄世荣分别被选举为嘉定育婴堂、存仁堂董事，已经不是传统的父辞子继，“预备立宪”在地方自治实践上已产生一定的影响。

针对许朝贵、李树勋等商学两界人士“更举堂董”的呼吁，南翔镇以酱园发茂、宝康、公和领衔的诸商号，两次禀明知县，指斥许朝贵并非商董，且“屡开私会，宵小易于混杂”，请求“或预禁停止或饬差弹压”。知县张孚襄仅批复南翔振德、育婴堂董查核，实未采取措施禁止堂董选举会议的召开。就这样，公举堂董会议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1907年1月31日）下午三点，如期在南翔镇育婴堂、振德堂右侧雷祖殿进行。投票结果，以得票最多者，原育婴堂、振德堂董事，商会业董，学务经董兼区董李廷榜（字策鳌）为总董，董事八人分别为县学务公所董事、南翔学务经董、商务业董李树勋，南翔商会业董金洽（字少山），南翔学会总干事朱寿恺，南翔商会业董陈瑞煌，南翔学务经董甘成霖，世袭云骑尉即补县丞朱成荣，南翔商务分会总理王维泰，南翔商会庶务员吴永恒；另有议董十二名，分别为西北乡真圣塘厂董李汝恒，东南乡陈店厂董钱履恒，南翔江桥厂附生黄汇征，西南乡封家浜厂附生陆希明，南翔商会业董李佑康、胡振纲、张师虞，南翔学区董夏腾骧，南翔学务经董王维亮，南翔附生夏清贻、吴永清。此次“更举堂董”，除原堂董李廷榜当选外，周承奭、陆昌言、顾长元等旧董均未当选。而从上文可以看出，李廷榜的主要身份是商会业董，身为堂董，也是“争河案”中两堂与商会妥协的结果。当选董事、议董中，商会业董、学会经董居多，尤其是王维泰、王维亮兄弟当选，显示了商会与学会的密切关系。学会中坚人物、此次选举的主要发起人许朝贵虽未当选，但并不妨碍商会、学会在“夺堂案”中的首次胜利。此外，真圣塘、陈店、江桥、封家浜四厂经董也当选南翔两堂议董，概因此四厂与南翔厂共享振德、育婴堂公产之故。

之后，酱园发茂、宝康、公和等诸商号，又禀呈知县，以“舆情不洽”为由反对此次选举结果，并以“两堂捐愿，商等咸不愿捐”相要挟。当选为两堂总董的李廷榜随即提出辞呈，并与当选诸董事、议董联名上禀知县，拟推旧董周承奭为“领袖总董”，李廷榜“副之”，育婴堂司籍李镜熙、振德堂司籍顾长元悉仍旧贯。前文已经显示，酱园发茂等诸商号实与两堂旧董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旧董们或为店东，或为股东，或为店东亲戚，诸商号反对“更举堂董”的声音，或可认为就是旧董们的意思表达。新董们仍推周承奭为总董，并维持李镜熙、顾长元两堂司籍的职位，也是一种妥协的态度。李镜熙、顾长元则以“年长才力不及”“垫款日增”为由，拒绝了新董们的呈请，并拟交出两堂账籍、钱洋及田房契据。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907年3月3日），知县张孚襄批准李廷榜等新董们的禀请，以周承奭为两堂总董，李廷榜副之，前堂董李镜熙、顾长元经理账籍，“一仍旧贯”，即是说，知县没有批准李、顾二人辞去司籍的请求。

在此前一天，南翔学务经董李树勋、许朝贵、李廷榜、王维亮、甘成霖等禀县，请求将南翔公立高等学堂及四所初等小学，交与振德、育婴堂“一体承办”，张知县随即批复照会两堂总董周承奭、副总董李廷榜，要求各董“克日议妥”。周承奭未与李廷榜联名，而是独自禀县，以“两堂近年款项支绌、办公不敷”为由，拒绝了兼办学堂的要求，知县批准，并令学董们另行设法筹措学款。李廷榜、李树勋、甘成霖既为两堂新董，又为学务经董，自然不能不兼顾堂务与学务。如此一来，整理两堂财政也就成了新董们还击以周承奭为首的旧董们的重要举措。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1907年5月24日），新董们集会，要求两堂司籍李镜熙、顾长元将账籍一并交清，总董周承奭亦如约赴会，而李、顾二人悉未到场。育婴堂司籍李镜熙会前已将账册交清，振德堂司籍顾长元又兼管两堂财务，账籍、财务俱未交清，只由总董周承奭交来“不具名之简便抄账一纸”。此后，两堂财务是否得到清查，《南翔近事调查录》资料显示，并无下文。虽然以李树勋、许朝贵为首的商会业董、学会经董们在“更举堂董”的地方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因此实现地方善举的真正转型。两堂旧董陆乃勋领衔的南翔自治研究会在《南翔近事调查录》的最后一页，以按语形式评判“更举堂董”发起人许朝贵，“许朝贵，一名许贵初，以私塾蒙师自尊为公立小学堂校长，又自举为学会总干事。迨夺堂案起，所发传单，忽称商学会同人，忽称市民会，忽称阖镇临时代表，忽又冒托自治研究会，变幻离奇。真若一人可化身千百亿者，而地方不胜其骚扰，两堂慈善事业亦从此破坏，艰于再振，吁可慨也”。按语的撰写者以“慈善事业”这样的新名词定位南翔育婴、振德堂务，又以“艰于再振”慨叹两堂善举因许朝贵发起“更举堂董”所引起的困境，似乎将“夺堂案”最后系于许朝贵个人品行之不端。

许朝贵们与旧董们的矛盾并未因“夺堂案”暂告结束而解决。《申报》1908年12月27日登载了一封疁南旅沪同乡会的来函，大意是说，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8年12月18日），有人在南翔镇沿街遍发传单，细阅之，系侨居南翔之上海人姚子梁与南翔学会学长许稚梅（许朝贵）争执重修文昌阁主权事。文昌阁向为学界公地，司会者均为南翔本地人，此次重修亦由许稚梅发起，绅商量力捐输，竣工时收支相抵，尚缺洋两百余元，由许稚梅召绅商集议解决。此时姚子梁借口许稚梅办事不公，欲争文昌阁主事权。信中还透露，“劣绅中有周某者，姚之妻弟”。两堂周姓旧董，有周承奭和周廷翼，不管是其中哪一位，“文昌阁主事权”之争所反映的南翔学会与旧堂董的矛盾，同“夺堂案”仍有着微妙的关联。

在《申报》登载上述来函的同一天，南翔镇育婴、振德两堂第三次公举董事，经投票选定李功孚（李树勋）为总董，许稚梅（许朝贵）、夏蕉饮（夏介眉，典业业董）、李策鳌（李廷榜）、金少山（金洽）、吴颂三（吴永恒）、李仲安、朱季恂（朱寿恺）、毛少眉八人为董事，另有议董十二人。与1906年第一次“更举堂董”相比，李树勋当选为总董，李廷榜由总董而为董事，许朝贵、夏介眉、毛少眉新当选为董事，其余三人原为董事或议董。大部分董事和议董，均为南翔商务分会和南翔学会的成员，且此次选举，不再采取与旧堂董相妥协的方式。许朝贵作为南翔学会总干事当选堂董，标志着南翔学界、商界在育婴堂、振德堂务乃至阖镇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实现了正式的制度化合作。

此前因“争河案”而陷于停滞的南翔市河及南北港开浚事务，亦于宣统元年（1909）重新启动。与此同时，南翔振德、育婴堂司事吴生宜收租舞弊案，也在总董李树勋主持的整顿堂务中浮出水面。而到了宣统三年，南翔镇民姜蔚、董仁魁又重提“争河案”“夺堂案”，越过嘉定县，以自治消极资格为由，直接向江苏巡抚衙门禀控李树勋、许朝贵等人。围绕着南翔育婴、振德堂及其他公共事务领导权的斗争，远未结束。

小结

在南翔镇“争河案”“夺堂案”故事中，堂董与商会、学会是争夺河工、善堂领导权的冲突双方。堂董中大部分有士绅身份，如周承奭、陆乃勋、顾曰浩等，或为贡生，或为举人，且大多兼有商人身份。商务分会总理王维亮为贡生，学会总干事许朝贵为廪贡生。故此，也可以说，“争河案”“夺堂案”中的主角，大都是所谓“绅商”。马敏在对近代绅商的研究中，主要着力于分析绅商的社会阶级属性，将其界定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并以绅商作为官、商的中介为视角，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商关系。本章并不探讨绅商的社会阶层属性，而是如陈旭麓所言，是借以透视近代中国社会的脉络，探寻围绕着地方善举而展开的地方社会秩序运行机制。“争河案”中，以王维泰、李树勋为首的南翔商务分会的业董们，与以周承奭为首的育婴、振德堂董争夺河工堆积局领导权，实际上是对河工堆积捐使用的财政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财政出入之地”透明度的期待。周承奭等堂董们及城绅杨恒福、顾朝杰以“卸肩”的方式，让商务分会独办河工事务，财政透明度问题并未解决，且因商会中米行主李佑康扣押米客捐钱而致诸多商人抗捐不缴。河工事务管理模式并未因此发生根本转型，河工事务反而一度陷于不了了之的停滞状态。此后新堂董们恢复浚河工程，也仍然是之前的征收堆积捐并行编夫的模式。在历史的剧变期，传统的延续性反而愈发强烈。

在“预备立宪”背景下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南翔“更举堂董”的所谓“夺堂案”，是商务分会、学会联合起来，与旧堂董们争取育婴、振德堂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与“争河案”相较，“夺堂案”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商董、学董在当选堂董之后，对旧堂董们的妥协和退让。而之所以后来又闹得不欢而散，主要是因为新堂董们提出善堂兼顾学款筹措及对善堂财务整顿的诉求。在第二、第三次的堂董选举中，旧董们全未当选，退出了善堂事务的管理，而新董们仍然面临着善堂收租舞弊案之类的困局；在地方自治过程中，肖蔚、董仁魁又将“争河案”“夺堂案”旧事重提，南翔镇育婴、振德堂的新董们依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之前堂董兼办两堂事务，“责成一二地方绅士世代相袭，商民并不顾问”，一遇赈灾、育婴、浚河等地方善举，商家“随众乐输，襄成善举”。在“争河案”“夺堂案”发生后，除了每年选举堂董，善举实践的士绅或绅商支配模式，并未发生改变。吴滔在关于清至民国初年嘉定、宝山分厂传统的研究中，对“争河案”“夺堂案”略有涉及。不过，他对史料有两处误读，其一是将“争河案”双方视为堂董与河工局董，即将商务分会业董当作河工局董；其二是将许朝贵等个别人视为“夺堂案”事端的挑起者，而商学两界反倒在“更举堂董”中与旧董们联合起来。在将个案放到清末地方自治大背景的分析中，吴滔将堂董们等同于士绅阶层，似乎堂董全然不兼营商业；而商人们未有取得功名者，好像与士绅身份相去甚远。果如是，则“绅商”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就不具有解释意义了。从变迁的角度看，马敏将绅商视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绅商作为官与商的中介所具有的“传统与现代的二重变奏”，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由此，亦可明了，绅商不是一个单一化、均质性的社会群体，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异质性群体。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似乎给“铁屋”开了一扇小窗，使官民界限、“群己权界”的现代意识，至少在道德启蒙的意义上成为一种表达。然而这种观念大多停留在表达的层面，嘉定商务分会“更举堂董”的诉求，是以“预备立宪”之“国民资格”为理据的。即令是以旧堂董、举人陆乃勋领衔的南翔自治研究会，亦声称“地方自治为宪政之基础，祛官民隔阂之弊，开人群进化之源”，拟分调查、研究两项，先从理论入手，于南翔镇设会试办地方自治。“争河案”“夺堂案”所呈现的地方善举实践，在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国民资格这样的表达上，具有明晰官、民界限的现代性意义；在实践中，善堂运行机制仍呈现着公、私相对化的官民二重性逻辑。绅商群体的官民二重性，既不是原因，也不是结果，而是地方善举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清末新政时期到民国初年，地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是，“变化越是大，越是一成不变”，社会转型过程依然表现了传统的高度延续性，而绅商的官民二重性就是地方善举贡赋制传统的集中体现。此种传统的高度延续性，并未能成为“传统的发明”，而是新思潮和新变革仍落入传统之窠臼，贡赋制传统的延续性同时也表现为高度的滞后性。不仅对于彼时地方善举可作如此认识，对于清末新政的整体历史实践，亦不妨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