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发的暴力事件背后：孟加拉国和印度走不出的“亲密的敌人”怪圈

继2025年底的一场暗杀点燃孟加拉国内的反印情绪后，2026年初连续发生的针对孟加拉国印度教徒的袭击，不仅在当地社会引发了广泛恐慌，更将印孟两国关系的紧张局势从政府层面的外交对峙迅速蔓延至民间层面，演变为一种深层次的民族情绪冲突。

《印度时报》1月6日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孟加拉国接连发生两起恶性袭击事件，事件导致两名印度教徒丧生。至此，该国在过去18天内遇袭丧命的印度教徒人数已增至6人。最新遇害者为40岁的杂货店主萨拉特·马尼（Sarat Mani）和45岁的记者拉纳·拜拉吉（Rana Bairagi）。此外，孟加拉国还发生了对印度教女性的性暴力事件。

这一轮危机并非偶然。它折射出两国关系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

当地时间2025年5月30日，孟加拉国达卡，人力车夫等待顾客。视觉中国 资料图

孟加拉国对印度的困境：依赖与独立的拉锯

孟加拉国对印度的依赖是结构性的，几乎存在于国家运转的每一个核心领域，这种依赖既是历史遗产，也是地缘宿命。

在经济领域，印度是孟加拉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30亿美元。但贸易结构极不平衡，孟对印出口以成衣、黄麻、皮革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而进口则涵盖电力设备、药品、汽车、化肥等高技术或关键生产资料。更关键的是，孟加拉国80%以上的陆路对外贸易需经印度过境，尤其依赖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通往尼泊尔、不丹及本国东北部。一旦印度收紧通关政策、提高检验标准或拖延清关时间，孟加拉国的供应链即面临中断风险。2023年印度以食品安全为由暂停部分孟加拉国食品进口，导致数百家中小企业蒙受损失。

能源依赖加深了孟加拉国的困境。孟加拉国通过跨境电网从印度进口约2300-2500兆瓦电力，占其总供电量的17%。这些电力对孟加拉的工业区和城市供电至关重要，尤其是达卡和吉大港等经济中心。印度阿达尼集团（Adani）在孟的拉姆帕尔（Rampal）燃煤电站等投资项目，因为合同条款明显有利于印度，曾被孟加拉环保主义者批评为环境灾难、不平等协议。2025年夏季高峰期，电力进口量甚至增加到历史新高，面对电力短缺的现实，孟加拉国无奈接受。孟临时政府试图通过与中国合作开发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但这些项目周期长，无法立即替代印度供应。一旦印度因政治争端减少出口，孟加拉国将面临能源危机。历史上已发生过类似事件。2010年代初，印孟电力合作中断导致孟加拉工业产出下降5%。这种依赖让孟加拉国在谈判中完全丧失了谈判资格。

水资源问题是依赖的核心痛点，也是印孟关系中最具争议的领域。孟加拉国有54条跨界河流，其中多数源于印度高原。恒河（Ganges）、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梅克纳河（Meghna）等主要河流发源于喜马拉雅山，流经印度后进入孟加拉国。印度上游修建的法拉卡水坝（Farakka Dam）等工程，可单方面调节下游水量。1996年《恒河河水条约》虽规定旱季分配比例，但未覆盖所有河流，且缺乏强制执行机制。每逢旱季（每年的3月至5月），孟加拉国西部农业区常因缺水减产，数百万农民生计受损。2025年初，孟加拉国遭遇罕见春旱，民间舆论普遍指责印度无预警减少放水，甚至有议员呼吁“重新评估1971年独立战争的历史叙事”。

当地时间2022年3月30日，孟加拉国吉大港，数百名信徒在巴鲁尼河沐浴。视觉中国 资料图

在安全与边境管理层面，4096公里的漫长边界既是纽带，也是伤口。印度边防部队（Border Security Force, BSF）长期被授权对越境者开火射击，据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统计，2019至2024年间至少有170名孟加拉国平民死于边境枪击，其中不乏妇女与儿童。此类事件不断激化民间反印情绪，使“印度威胁论”在孟社会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印度又以“反恐”“打击跨境犯罪”为由，要求孟加拉国加强清剿其境内如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LFA）等反印武装，实质上将自身安全成本转嫁给邻国。

正是这种全面而深刻的不对称依赖，催生了孟加拉国政府和社会对印度的高度防范与恐惧，以及反印情绪与对平等与自主渴望和追求。自2010年代以来，无论执政党人民联盟（Awami League）还是反对党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 BNP），均强调“独立外交”与“去依附化”。2024年哈西娜（Sheikh Hasina）政府倒台后，新临时政府迅速调整战略，暂停与印度的自贸协定谈判，重启与巴基斯坦的高层对话，并加速推进与中国合作的帕德玛大桥（Padma Bridge）、卡纳普里河隧道（Karnaphuli Tunnel）等基建项目。这种“向东看”转向，本质上是对印度“家长式”干预的反抗。

然而，孟加拉国的困境源于，它无法也无力摆脱在经贸及安全等关键领域对印度的严重非对称依赖，却拒绝接受由此衍生的政治从属地位。这种困境使其政策常在“务实合作”与“象征性对抗”之间摇摆。一方面，它需要印度的市场、能源、电力和过境通道；另一方面，又必须回应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避免被贴上亲印卖国标签。这种两难，使得孟加拉国对印关系呈现出“战术上抵抗、战略上依赖”的奇观。

印度的困境：霸权逻辑与合法性赤字的矛盾

与孟加拉国的困境相对应，印度在对孟政策上同样深陷矛盾。作为南亚次大陆的绝对主导力量，印度长期将孟加拉国视为后院和战略缓冲带。其战略逻辑清晰，即通过经济捆绑、安全合作与政党扶持，确保孟加拉国政权亲印且可控。为此，印度不惜频繁干涉孟加拉国内政。2014年和2018年大选期间，印度情报机构被曝向特定政党提供资金与策略支持。2024年哈西娜下台后逃往新德里，更坐实了外界对其政权代理人的质疑。印度外交部甚至公开表示“欢迎哈西娜寻求庇护”，此举被孟加拉国临时政府视为对其主权的公然羞辱。

然而，这种干预非但未能巩固影响力，反而加速了反噬。孟加拉国民众普遍认为，印度将自身利益凌驾于邻国主权之上。2026年初的反印暴力事件，正是长期积怨的爆发。更令印度尴尬的是，其民主大国形象在南亚日益破产。一边在国内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打压穆斯林少数群体；一边却要求穆斯林占多数的孟加拉国遏制极端主义，双重标准引发广泛反感。印度媒体常将孟加拉国描绘为不稳定源头、非法移民输出国，进一步恶化孟民间观感。

与此同时，印度又幻想获得孟加拉国“所有阶层、所有政党”的支持。莫迪政府一方面拉拢人民联盟，另一方面也试图与民族主义党接触。既向城市精英推销数字印度合作，又向农民承诺解决水权问题。但这种全都要的策略注定失败。因为孟加拉国的政治光谱早已形成共识，任何被视为“亲印”的政党，都将面临民意反噬。2024年选举中，BNP虽未胜出，但其“反印自主”纲领获得超40%选票，足见民意风向。

印度的深层困境在于，它试图用19世纪的帝国思维，管理21世纪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追求战略自主的今天，印度继续以“大哥”自居显然不合时宜。2025年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迅速回暖、孟申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空军高层访华采购歼-10CE战机等动向，正是对印度霸权逻辑的集体回应。此外，孟加拉国正与伊朗谈判天然气进口协议，与缅甸深化若开邦边境合作，甚至探讨加入金砖国家（BRICS）扩容进程。这些举措无不指向打破对单一依赖印度的目标。

印孟关系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吗？

在当前结构性矛盾下，印孟关系是否还有走出困境的可能？

答案并非乐观，但也并非完全悲观。从根本上看，印孟关系的改善，取决于双方是否愿意调整各自的认知框架。

对孟加拉国而言，需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同时，避免将反印情绪工具化。民间暴力不仅损害外国投资者信心，也可能招致印度更严厉的经济报复。真正的自主，不是情绪化的对抗，而是通过制度化渠道争取权益。孟加拉国可推动成立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联合管理委员会，引入第三方专家监测水文数据；两国可协调在边境设立非军事化缓冲区，由联合国或东盟观察员监督；也可利用WTO争端机制挑战印度的非关税壁垒，维护贸易公平。更重要的是，孟加拉国应加速经济多元化。目前其对华贸易额已超过对印，2025年达240亿美元；与日本、韩国的数字经济合作也在深化。若能将吉大港打造为区域物流枢纽，连接东南亚与南亚，便可降低对印度过境通道的依赖。

对印度而言，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放弃零和思维，承认孟加拉国作为主权国家的正当关切，转向区域共治。这意味着，印度要尊重孟加拉国的内政选择，停止政党干预，承认其外交多元化的正当性。印度也要积极推动水权争端的法律化解决。印度还要将过境权转化为互利合作，例如共建“孟印跨境经济走廊”，让孟加拉国从通道经济中获益，而非仅承担损耗。在安全领域，两国要建立透明互信机制，限制印度边防部队使用致命武力，设立联合边境巡逻队，并共同打击走私与人口贩卖。更重要的是，印度应认识到：南亚的稳定不靠霸权维系，而靠共同繁荣支撑。与其担忧孟加拉国“倒向中国”，不如思考如何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合作方案。若能以平等伙伴身份共同开发，而非以施舍者姿态主导，关系才可能重建信任。

印孟关系的困境，是后殖民时代南亚地缘政治的缩影。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地理邻近不等于政治亲近，历史恩情难抵现实利益。当一个国家试图用旧日恩惠换取今日服从，而另一个国家渴望以今日独立洗刷昨日屈辱，冲突便不可避免。但历史并非宿命。1971年，印度曾帮助孟加拉国赢得独立；今天，它也可以帮助这个邻国实现真正的尊严，不是作为附庸，而是作为平等伙伴。这需要印度放下傲慢，也需要孟加拉国超越怨恨。唯有如此，两国才能走出“亲密的敌人”怪圈，在动荡的南亚共同构筑一个基于相互尊重、共同安全与共享繁荣的未来。否则，今天的街头暴力，或许只是更大风暴的前奏。

[郭兵云，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新兴学科背景下外语类院校区域国别研究生读书会模式研究（项目号SISUXWK2023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