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如何改变了世界？——金帐汗国研究的新视野

2025年12月26日，法国南特大学教授、吉尔吉斯斯坦法国中心负责人玛丽·法芙罗（Marie Favereau）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华文明中心邀请，就其新著《金帐汗国：蒙古人如何改变了世界》（The Horde: How the Mongols Changed the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下文简称《金帐》）作了一场演讲。该演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邱轶皓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春晓与谈。以下是演讲和讨论的内容摘要。

《金帐》的构思始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其主题为对俄罗斯学界金帐汗国研究史的系统梳理。任教于南特大学后，玛丽希望能将严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更易为学生所接受的读本，同时又保持其学术品质。同时，在长期参与罗马帝国、法兰西史等古代帝国的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她注意到金帐汗国的制度与历史同其他帝国之间存在联系，亦具独特之处。因而本书是一次“开放式”的尝试，旨在重新设问、修正既有框架，并提出新的解释。

一、重新界定金帐汗国

“金帐汗国”这一名称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称呼，同时其所涵盖的政治实体并非单一家族领地，而是蒙古帝国诸分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突厥语语境中，“金帐”不仅隐喻着政治权力，也涉及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具有“国家”的概念。而当我们将金帐汗国的疆域投影于地图上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既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又拥有自身的结构与逻辑。这同时体现在几组地理概念中：如汗国的政治中心萨莱（Sarai）和当时势力尚弱的莫斯科的对应。而地图也直观地显示出交通路线对金帐汗国政治走向的决定意义——在缺乏直接进入地中海通道的背景下，汗国必须通过外交和商贸网络与活动于黑海地区的商人建立联系。

比起其他几个汗国，金帐汗国历史的起点显得较少争议：它始于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对伏尔加河以西地区的征服。然而，对“汗国历史终止于何时”这一问题则充满争议。部分学者出于民族主义或对史料的偏信，倾向于将汗国终结的时间提前至1380年的库利科沃战役。但从草原政治体系的视角来看，这一判断并不成立。因为随后还发生了金帐汗脱脱迷失反攻并烧毁莫斯科城的事件。1480年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和金帐汗国阿黑麻汗“沿乌格拉河两岸对峙”，有时也被俄国史家视作鞑靼人统治俄罗斯的终结，但分析史料事件的真相更可能是双方对贡赋关系的重新确认。即便在16世纪初喀山与阿斯特拉罕被征服后，源自蒙古帝国的政治传统依然在该地区持续存在。因此，作者认为金帐汗国的历史至少延续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

中世纪俄语抄本中关于“乌格拉河对峙”事件的插图

关于俄语学界的贡献与局限。玛丽介绍称：最早一批有关金帐汗国史的研究成果来自19世纪俄语学界，但当时的学者并未将蒙古统治时期视为俄国历史的核心部分。这本身也反映了一种民族叙事，即所谓的俄罗斯历史上的“鞑靼之轭”。此后该概念逐渐演变为俄罗斯民族建构的一部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地利外交官普格施塔尔的著作，他首次系统利用了金帐汗国自身的突厥文文献。该书对此后的研究者影响深远。在苏联时期，起初学界对金帐汗国的研究较为活跃，但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清洗打断了这一发展势头。著名东方学家萨莫伊洛维奇在1938年被处决，最终对相关领域的研究造成毁灭性打击。

和苏俄传统不同，“游牧社会停滞论”在西方学界影响深远。该理论认为游牧社会无法发展复杂的政治制度。这一理论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与殖民话语密切相关。此外，由魏特夫等人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同样也简化了草原政治的复杂性。英语学界的金帐汗国研究曾长期受乔治·韦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的影响。韦氏为移民美国的俄国后裔，其研究风格严谨、学术性极高，但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俄罗斯是如何形成的？”因此他更倾向于将金帐汗国史纳入俄罗斯史的框架，同时将蒙古人视为“不得不应对的外部力量”，而非历史主体。较韦氏年轻一辈的学者有哈尔普林（Charles J. Halperin）。他的研究同样也聚焦于俄罗斯史几乎不涉及金帐汗国的核心区域（伏尔加地区、中亚等）。上述历史研究的取向后来受到了奥斯特罗夫斯基（Donald Ostrowski）严厉挑战：他指出蒙古对俄罗斯的影响并非全然负面。这随即引发了激烈辩论，如哈尔普林坚称“蒙古没有留下任何制度性影响”，而反对者则认为影响确实存在。最终，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在一则长篇书评中谨慎地认为，对金帐汗国行政制度的了解尚未充分到可以做出任何结论的时候。

在俄罗斯联邦内的喀山共和国（Kazan），也涌现出一个“鞑靼斯坦”学术派别，该学派由鞑靼学者吾斯曼诺夫（Mirkasim Usmanov）所创立。由于苏联时期“金帐汗国”一词被赋予了负面意义，所以他们更倾向使用“术赤兀鲁思”来指称自己的研究对象。吾斯曼诺夫和他年轻的同僚、学生一起组建了马尔贾尼历史研究所（Marjani Institute of History），并将其发展成金帐汗国研究的重镇。该研究所每两到三年就会组织一次国际会议，以汇集全球从事金帐汗国研究的学者。他们还出版有《金帐汗国评论》（Golden Horde Review）和《金帐汗国钱币研究》（Golden Horde Numismatics）两种刊物，接受俄、英双语投稿。这些工作反映了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动态。

玛丽在与莫斯科和喀山的俄国同事共事时发现：在后者看来“金帐汗国”几乎天然地与伊斯兰文明紧密绑定。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更关注城市研究，同时也强调城市、行政组织和伊斯兰制度的协同发展。这一研究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城市史与文明史范式影响的结果。但问题在于，在这一研究范式中游牧因素被忽视了。而当研究集中于金帐汗国中的伊斯兰因素时，其他宗教也被边缘化。但研究者都很清楚，在蒙古帝国和金帐汗国时期，其境内除穆斯林外，还存在大量佛教徒、基督徒，甚至信奉草原传统宗教的人群。换言之，这并不是一个“单一宗教”的世界，而是一个多元宗教并存的政治实体。

此外，围绕着金帐汗国身份的争论还包括：金帐汗国的“突厥化”（Turkicization）问题。这点在喀山的金帐汗国研究者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今天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已经是突厥语。所以许多人会不自觉地以“突厥语”或“突厥化”为核心来解释历史。但史料显示，蒙古语在这些地方至少被使用至14世纪末。而且在金帐汗国中，蒙古语、突厥语和波斯语均为重要的行政用语。

“蒙古”与“鞑靼”（Tatar）的称谓也是争论焦点之一。有些学者甚至对作者关于金帐汗国研究著作中大量使用“蒙古”这一称谓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在当今的政治语境下，应该使用“鞑靼”才符合当下的民族认同。但问题在于，在历史文献中这两个词指代的往往是同一批人。所以在《金帐汗国》这部书中，作者强调，在金帐汗国的语境中“蒙古”指代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就是金帐汗国的统治精英们。而“鞑靼”则更多是外部世界赋予他们的称呼。族群融合在金帐汗国也很普遍，汗国高级将领（Noyan）虽然最初是蒙古人，不过在语言和文化上很快就与当地的突厥贵族融合。俄罗斯人虽然是臣民，但在行政和军事协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正是上述这些难以调和的学术争论，促使作者开始系统研究金帐汗国本身而非继续抽象的争论。她认为金帐汗国并不是一个“身处边缘的帝国”，而是理解欧亚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与欧洲、黑海和伊斯兰世界存在着深度联系。

二、文献资料

当玛丽决定以金帐汗国史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时，其导师（Ludvik Kalus，为伊斯兰碑铭学者）直言告诫道：“你做不成这个题目，因为没有史料！”他认为研究这个课题最多只能依靠考古材料，因为金帐汗国“并没有生产文本”。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金帐汗国不仅留下了大量文本，且这些文本也从未“消失”。它们散落在伊斯坦布尔、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克里米亚等地的档案收藏中。克里米亚之所以保存有大量文书，是因为该地在金帐汗国分裂后成为了克里米亚汗国首府，且一直存续至奥斯曼帝国时期，因此文献保存情况较好。研究者还曾在图书馆发现一部由金帐汗国公主主持抄写的手稿。如果分封在地方上的贵族女性都能够雇佣抄写员来记录家族文献的话，那么掌握更多资源的汗王们必然拥有更为完备的记录体系。

金帐汗国的文书往往同时并用阿拉伯字母、回鹘体蒙古字母等多套文字系统，它反映出汗国书记官员所受的训练。在当时文书选择以何种文字书写并非纯然的技术问题，而与政治与统治对象密切相关。一般来说阿拉伯字母面向的是汗国的穆斯林臣民，而回鹘体蒙古字母则多与草原地区或基督徒事务相关。现存有一份14世纪末金帐汗致立陶宛大公国的外交信函，收信人是新近皈依基督教的大公本人。该文书用回鹘文字母书写，这在当时是基督教世界可读的文字系统。因此反映出金帐汗国对不同宗教对象的高度适应性。

金帐汗国对行政用语的选择是务实的。汗国所使用的“突厥语”实为钦察语（Kipchak），在拉丁语文献中也被称作“库蛮语”（Cumanicus）。和较晚时候发展成熟的奥斯曼土耳其语不同，14世纪的文书资料显示，这是一种处于演变中的、极具地方特色的突厥语。钦察语的拼写并不统一，同一词汇在不同文本中可能有不同拼法。这也显示出当时的秘书机构会雇佣拥有不同语言背景的人（如波斯人或操各种突厥方言者）来撰写文书。

虽然有学者坚称“游牧社会无法产生复杂的文书传统”，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推论。金帐汗国拥有大量突厥—蒙古诏令文书（yarlïq），这些文本在16—18世纪仍持续被抄写和使用。它们融合了书面文本与口头传统，反映的是游牧政治精英的视角。虽然许多留存至今的档案并非13—14世纪的原件，而是15—16世纪中的抄本，但这些抄本完整保留了制度内容与权力结构的运作逻辑。金帐汗国的官方文书使用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甚至拉丁文，这些文本并非书写于权力边缘，而是在宫廷中正式制作的文件。金帐汗宫廷内设有翻译机构与多语言书记官体系，不同语言、不同文字同时并行。而文字选择取决于政治与社会对象：面向穆斯林臣民使用阿拉伯字母，面向基督徒或草原地区则使用回鹘—蒙古文字。

除传统的书面文献外，研究金帐汗国史还必须用到考古材料，这样我们就可以触及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墓葬考古，我们可以重建当时人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金帐汗国时期的人并非单一食肉，也食用大量谷物。我们还可以了解疾病、外伤与医疗实践对生活的影响。这些信息为我们了解游牧社会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信息。而墓葬中出土的腰带、器物、饰件等贵重物品则与在蒙古帝国其他部分（从蒙古高原到中亚地区）发现的高度一致。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跨地域的蒙古帝国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此外，实地勘测，如回到历史遗迹现场去观察地形、河流、气候与交通条件，也能帮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历史空间与政治运作。

金帐汗脱脱迷失（Tohtamysh）致立陶宛大公雅盖隆（Jagiellon）的令旨

三、“俄罗斯套娃”（matryoshka）式的汗国结构

金帐汗国的权力结构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大汗独裁”，而是大汗与贵族集团、军事精英之间不断协商、博弈的结果。这一点，在文本与考古材料中都得到了反复印证。研究者可以从空间与血统两个维度来理解汗国的政治构造。首先要提到的是“空间”：在游牧文化中，对空间方位有多种表达方式，例如，用黑色、白色来指代方位，或是用左、右来指代东、西。而另一种维度则是血统（Lineage）。在术赤家族中，不同的血统往往用方位来表达，如“西方诸王”，或是更常见的“左手诸王”和“右手诸王”。这种“左、右”的区分取决于身体的朝向，因此相同的颜色在不同文献中所指会发生交换。如青帐（kök）汗国和白帐（aq）汗国在不同史料中均可用来指称东、西方兀鲁思，但他们在本质上所表达的仍然是同属黄金家族的兄弟关系。

玛丽将金帐汗国比作“俄罗斯套娃”：从大到小，层层相套。她在《金帐》一书中认为，在13世纪中期的金帐汗国领土内，至少存在九个不同的汗廷（Hordes），这些汗廷均由黄金家族成员领导。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也可以成为汗廷的领导，特别是当她的丈夫是强大诸王时。早期的例子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妻子也继承了部分领地。蒙古帝国早期的分封制（Qubi）也促成了这一特性。即便到了14世纪，基于血统和分封的政治资源分配体系仍然深植于蒙古人的权力记忆中。共享资源的理念加强了宗王之间的团结——兄弟越富有，自己能分到的利益就越多。

各汗廷四季循一定的移动路线巡游。他们选择的路线与主要的河流有关，其间会经过城市，汗廷从不定居城内。四季迁移的规律明确——冬季向南迁移进入温暖的河谷，夏季则向北迁移，随行者包括数以千计的人口和庞大畜群。这就注定了汗廷不能在同一地点停留太久，否则会耗尽当地的草场资源。

金帐汗国内各兀鲁思的迁移路线

在理想情况下，汗位的继任者应该是前任金帐汗之子，且最好是嫡妻所生。政治联姻在维持统治系统稳定中至关重要。忽邻勒台（Kurultai）是做出重大决议的核心政治时刻。它通常在春末夏初举行，此时是牲畜产奶期，游牧民的移动性降低，也无法发动战争。人们从各个汗廷赶来沟通、争论、协商，王室女性通常也参与其中。

四、金帐汗国的文化政策

别儿哥汗是第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统治者，但即便精英阶层作出了选择，也没有迫使其民众放弃其他信仰或习俗。在汗廷内，萨满教、佛教、基督教和道教长期共存。如金帐汗脱脱（Toqta）时期铸造的钱币上既有清真言，也有代表其它宗教的符号。

在早期的史料中，蒙古人被刻板地描述为只会破坏，毫不关心建设。但13世纪下半叶，文化和宗教在金帐汗国欣欣向荣。这主要表现为苏菲（Sufi）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大量宗教建筑、学校的兴建，手抄本和细密画艺术也得到了高度发展。宗教人士为统治者祈祷，并以此获得免税特权与保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宗教保护文书制度的存在为研究者带来便利。因为要获得免税与保护地位，就必须提供正式的身份与宗教资格证明，并获得宫廷颁发的文书。正因为这些文件具有如此重要的现实效力，它们往往被妥善保存、代代相传，不愿遗失，通常由家族或社群共同守护。这也是大量文书能够保存至今的原因。

当我们从经济史角度考察免税制度的影响时，还需要提出一个问题：那些因免税而获得额外财富的宗教机构与个人，会将资源用于何处？事实上这一制度本身是一种交换机制，汗廷以免税特权换取宗教服务。这一制度促进了宗教建筑的大量发展。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等在蒙古时期数量显著增多。在中世纪社会中，宗教建筑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当你在某地修建一座清真寺或寺庙，人们便会聚集于此。宗教场所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与社会中心，清真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必然伴随着社群、工匠、商人和各种经济活动。基督教堂也是如此。而在欧亚世界的贸易网络中，商人往往会围绕宗教机构活动。这些场所逐渐发展为经济与社会的中心，也带来了社会结构与景观的整体转型。

这也引出了学界长期聚讼的一个问题：蒙古统治对俄罗斯政治制度产生何种影响？学界如今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料和研究给出明确答案：即金帐汗国的制度在塑造俄罗斯税收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引入间接税制度方面。另一方面，金帐汗们也和罗斯诸王公，特别是莫斯科公国大公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及其后裔建立了长期的协作关系。莫斯科大公们通过对蒙古政权的效忠和服务，逐步获得了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也正因为如此，早期几乎只是一个“大村落”的莫斯科，得以发展成罗斯世界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此外，作为更为广泛的蒙古帝国体系的一部分，金帐汗国也受益于横贯欧亚的交流网络。这些交流为俄罗斯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当我们观察金帐汗国北部地区时就会发现，随着这些地区与外部世界（如欧洲、东亚）的联系虽然不及元朝中国或马穆鲁克治下的埃及那样紧密，但与蒙古统治前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金帐汗国统治下，统治者鼓励开辟贸易通道，制定新法规并允许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流通。因为此前的研究多将注意力集中于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贸易枢纽，但正如作者在《金帐》一书中特别强调的：北方地区（如西伯利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同样也高度活跃于跨欧亚贸易网络中。学界对北方地区的忽视，部分是受刻板印象的影响，即认为那些地区“边缘”或“落后”。然而在蒙古统治时期，事实并非如此。

在金帐汗国主导的跨欧亚商贸中，皮草贸易是关键。皮草不仅是北方御寒的必需品，更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权贵的地位象征。金帐汗国控制了通往北方森林地带的路径，那里出产最优质的皮草，令其成为金帐汗的“私人金库”。从考古发现的墓葬来看，随葬品中大量金银器皿和高档织物证明他们拥有极高的购买力。

威尼斯人在汗国的行政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虽然并不担任管理官僚，但来自威尼斯的商人、教士和医生常在汗廷或王妃身边服务。由于经商需要，这些人往往熟悉多国语言且具备长途旅行经验，大汗常委任他们担任翻译或外交使团成员。他们充当了连接蒙古世界与欧洲的桥梁。从13世纪末开始，威尼斯人在汗廷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来往行商，而开始谋求永久性的贸易据点。威尼斯档案馆（State Archives of Venice）保存有大量这一时期的合同。合同文本显示，威尼斯人甚至在汗廷周边租赁土地。同时，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Genoese）之间为争夺商业资源存在激烈竞争，这些商业冲突被详细记录在法律文书中，成为我们研究汗国经济史的宝贵素材。威尼斯商业文书还显示，汗王本人甚至是王室女性都会直接参与贸易，向商人提供资金或货品。他们将商团作为自己的贸易代理人（元代称“斡脱”）以积累财富。

带有术赤家族徽记的金质带饰

五、“漫长的”金帐汗国

人们常常会问，为何金帐汗国的存续时间，明显长于元朝或伊利汗国？现在可以回答的一点是：它的长期存续不仅是蒙古汗廷与其臣属（特别是罗斯诸大公）之间协商与妥协的结果，也与其地缘政治环境中的某些“幸运因素”密切相关。首先，金帐汗国较早就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转而通过贸易拓展权力。而贸易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非军事形式的权力投射。通过意大利商人（威尼斯、热那亚）的中介，他们成功地介入了北欧、地中海和跨欧亚的贸易网络。此外，术赤家族所拥有的领土令金帐汗国成为唯一一个可以横贯整个蒙古帝国而不需经过他者政权的政治体。这种连通性具有极大的战略优势，避免了为争夺商道控制权而陷入连绵内战的困扰。汗国拥有优质草场和河流，而冬季封冻的河流变成了天然的高速公路，极大地增强了冬季的机动性。

无论是元朝倒台带来的政治冲击，还是黑死病流行前后的气候变迁，金帐汗国的游牧体系都展现了极强的韧性。他们不拘泥立足于少数固定城市，可以根据环境变化随时重新组织行政区域。而与许多短命的帝国不同，术赤家族非常擅长整合新臣民（如巴什基尔人、俄罗斯人）。因为他们需要人口来交税、服役。但金帐汗国统治者能做到在引入新成员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统治者身份（Identity）而不感到威胁。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15—16世纪的“大转型”时期研究仍然严重不足。这一阶段的历史极为复杂，我们不应该轻易使用“衰落”这一概念。因为即便政治结构发生分裂，物质文化与社会活力并不必然随之衰退，只是中心发生了转移。而如何理解这一转型与传承的过程，至今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总之，通过跨学科、跨语种的深入研究，《金帐》一书不仅重建了金帐汗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更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关系的新框架，对全球史、帝国比较研究及欧亚历史理解均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