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共同社编辑木本一彰：与中文结缘的一生

十三年前，我在东京求学，因缘巧合下进入共同通信社（以下简称共同社）东京总部兼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幸结识了共同社的审核编辑木本一彰先生（以下简称木本）。

木本成长于日本经济腾飞期，步入职场后，又亲身经历了连续二十年的经济停滞期（即“失去的二十年”）。他是历经昭和、平成、令和三个时代的日本普通民众的缩影，同时亦是数十年来中日关系的见证者。在共同社工作期间，木本历任香港分局局长、佐贺分局局长及东京总部国际局编辑委员。一路走来，木本有着怎样的工作经历与生活感悟？作为一名普通日本人，他又如何看待自己与中文结缘的一生？……带着这些疑问，近日我在东京采访了这位前共同社编辑。

从福冈高中到大阪外大

1963年秋，木本一彰出生于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一户普通人家。木本是家中长子，父亲便将自己名字“一马”中的“一”传与他，此外，又从算命先生那里求了一个“彰”字。就这样，“一彰”成了木本的名字。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北九州市是港口城市，煤炭资源丰富，水陆空交通便捷，在二十世纪初便已成为钢铁重镇。木本的父亲就在当地一家运送钢铁的船公司就职。木本十岁那年，父亲岗位调动，一家人搬到了七十公里外的福冈市。从十岁到十九岁，木本一直生活在福冈。在他心中，福冈市就是自己的桑梓之地。

1979年，木本入读福冈县立福冈高中。福冈高中建于1917年，如今早已是百年名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参与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修建的建筑师外尾悦郎都是该校毕业生。学校一贯秉持“文武双全”的教学理念，体育类的课外活动（日语称“部活”）开展得如火如荼。木本参加的是水球部。高中三年，他几乎将所有课余时间都用在了水球训练上，根本无暇顾及功课，成绩也差强人意。回忆起那段青春岁月时，木本笑着说：“我们高中老师不喜欢书呆子，觉得年轻人应该在体育中燃烧青春。老师也不担心那些一门心思搞体育、功课不好的学生。他相信，只要高三暑假的各项体育大会一结束，大家开始专心学习，一定能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1983年4月，木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阪外国语大学（现在的大阪大学外国语学院）中文系。当时，日本只有两所外语类的国立大学，一所是东京外国语大学，另一所便是大阪外大。这两所高校与中国颇有些渊源。自1976年起的四年间，日本首次分批接收中国公费留学生进入国立大学进修日语。接收这些留学生的正是东京外大和大阪外大。此外，大阪外大还是司马辽太郎（蒙语系）、陈舜臣（印度语系）等知名作家的母校。木本自小喜爱读书写作，很早便已决定将来要寻一份以写字为生的职业。高中时，他读了吉川英治的历史小说《三国志》。《三国演义》自江户时代传入日本，至今诞生了众多改编版本，其中属吉川英治改写的《三国志》传播最广。受此影响，木本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中文的情缘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大阪外大就读期间，除上课学习外，木本还每年参演校内的中文舞台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兴起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这股文学思潮同样影响了大阪外大中文系的学生。木本介绍说：“英语系学生演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们中文系也不甘示弱，特意选了这种题材。我们演过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当时我是导演。”

就读大阪外国语大学期间，与中文系同学共同演绎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舞台中间的红衣者为木本一彰（摄于1985年11月，图片由木本一彰提供)

木本在课堂上学习中文，深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他利用业余时间兼职攒钱，准备去中国旅行。尽管中日两国早在1972年就已恢复邦交，但直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日本人赴华旅行才正式解禁。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普通民众眼中，中国还是一个宛如雾里看花般的神秘古国。

1986年春，木本独自一人从大阪国际机场出发，经香港进入海南，随后游历成都、昆明、西双版纳、西安、乌鲁木齐、北京，最后从上海坐船回到日本。一路上的自然风光令木本流连忘返，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中国社会质朴无华的人情味。

在西双版纳时，木本偶遇了一位来自西安的青年画家，对方为木本画了一幅头像速写。当得知木本接下来还要去西安游玩时，画家留下了自己老家的地址。木本抵达西安后，发现当地接待外国游客的旅馆价格不菲。于是，他按照画家留给自己的地址找到了对方的家。开门的是画家的父亲。木本拿出画家送给自己的头像速写，对老人家说道：“我是您儿子的朋友。这是他给我画的画。能不能请您帮忙介绍一下附近便宜的旅馆？”老人家热情接待了木本，还让他在家中留宿。在北京时，木本拜访了之前在大阪外大教授自己中文的老师。对方一见面就问：“木本同学，你吃过饭了吗？”当得知木本为了节省旅费经常在路边摊上凑合时，这位李姓教师立刻卷起袖子开火做饭，让木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在旅途中萍水相逢的中国人问我：‘你从哪里来？’‘日本。’‘一个人吗？’‘一个人。’‘来，我请你喝酒！’”木本一边回忆，一边笑着说，“中国人很有人情味，我喜欢那段旅行，因此，总是极力推荐身边的日本朋友也去中国看看。”

在万里长城留影（摄于1986年4月，图片由木本一彰提供）

三十七载媒体生涯

结束中国之旅回到大阪后，已是大学四年级的木本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就职活动中。恰逢日本泡沫经济期（1986-1991，又称“平成景气”），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甚至有日本专家扬言，卖掉东京环形铁路线“山手线”内的土地，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山手线内土地面积的大小仅与纽约曼哈顿区相当，日本地价的暴涨程度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特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继设立。包括日企在内的外资企业正式推进在华投资，松下、索尼等知名日企纷纷涌入中国市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木本的就职活动完全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真实写照。当时，中文算是热门小语种，又有国立大学的背景加持，那些已在银行或三井、伊藤忠等商社工作的同校前辈们纷纷向木本抛来橄榄枝，邀请他去自己任职的公司上班。然而，木本始终未曾忘却自己想要以撰文为生的初心。他报考了媒体的校招。1987年4月，木本如愿以偿入职共同社。

木本成为记者的最初几年，刚好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爆发……日本也未能幸免,经济泡沫破裂后，社会人心离散，精神信仰缺乏。这让奥姆真理教有了可乘之机。1989年坂本堤律师灭门惨案、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皆出自这个极端宗教团体之手。

当时，木本在共同社横滨分局任职，负责与奥姆真理教案件相关警员的对接工作。白天警员上班时，木本和其他媒体同行都会去警局了解案件的最近进展。为了获取独家新闻，木本还要经常独自前往警员住处蹲守。

“警员回家的时间是不固定的，有时要等到半夜十二点。第二天清晨五六点，趁警员还没出门上班，又要去蹲人。天气不好时，撑着伞在雨里等上两三个小时，那都是家常便饭，”木本回忆道，“一开始去蹲人的时候，警员问：‘你是谁？’‘我是共同社的记者木本。’‘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回去吧。’就这样，吃了无数闭门羹。差不多半年后，对方终于愿意打开家门，让我进屋提问了。到了这个时候，对接工作才算是上了正轨。日本早报和晚报的截稿时间分别是凌晨两点和下午两点。只有在截稿以后，我才能稍微补个觉。”

寥寥数语足以说明这份对接工作的艰辛。一般情况下，与警员的对接工作的轮岗期限是一年。但因为奥姆真理教相关案件的调查进展缓慢，木本的对接工作一做就是三年。为了犒劳木本日夜奔波的辛苦，共同社决定派他去中国研修中文。公派海外研修项目一年只有一个名额，竞争异常激烈。从进入共同社那年起，木本便年年提交申请。这次，他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

1996年，木本飞抵北京，开启了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期一年的中文研修生活。此时，距离他从大阪外大中文系毕业，已过去十年时间。因为长久未使用中文，木本一开始难以跟上课堂进度。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笨办法”——全文背诵。

“背一页课文，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多的时候，我一天背五页，整整十个小时。背到凌晨两三点，头痛欲裂，根本睡不着，但六点还要起床去上课。情急之下，我就猛灌二锅头。第二天，带着一身酒气去教室，整个脑子泡在酒里，老师提问时，简直是对答如流。老师问我：‘木本同学，你究竟用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学习方法？’”说到这里，木本哈哈大笑了起来。

中文研修生活结束后，木本回到共同社东京总部，进入负责社会新闻报道的社会部。当时，厚生省（现在的厚生劳动省）正在实施中国残留孤儿（即，日本遗孤）的访日调查。负责调查的官员委托共同社发布寻亲报道，协助这些遗孤确认身份。木本懂中文，这份工作自然落到了他头上。

“这些遗孤在中国长大，根本不会日语。他们来到日本，接受了六个月的短期日语培训后，就被迫进入社会去讨生活。我去家访时，看到有些老人没有工作，也没有朋友，独自一人呆坐在电视前，一天到晚看着不知所云的日语节目，真让人感到心酸，”木本说着，轻轻叹了口气，“入乡随俗很重要。掌握当地的语言，更是重中之重。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东京出现的华人黑帮‘怒罗权’，不正是因为那些遗孤后裔不会日语，无法真正融入日本社会所导致的吗？”

两段中文学习经历以及在中国的旅途见闻，让木本比一般日本人更加深刻体会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在共同社的工作经历又令他意识到在日外国人掌握日语的迫切需求。这些所见所闻促使木本在中文学习的道路上不断精进并在退休后开始为留学生辅导日语。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2001年，共同社香港分局和台北分局的分局长岗位同时出现空缺。木本读大学时曾途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旅行，在香港当地结识了一群好友。于是，他向上级申请了香港分局的工作。2003年春，香港暴发非典（SARS）。共同社香港分局只有三名员工，除木本外，其他两名都是当地人，一名是英文记者，另一名是行政助手。因此，向东京总部发送日文稿件的任务悉数落在木本一人身上。在非典肆虐的四个月里，木本去街头和医院采访，电话连线世界卫生组织，翻译当地的英语、粤语和中文报纸，每天忙得像连轴转的陀螺一般。

长年累月的一线记者生活忙碌充实，但也让木本错过了许多与家人相伴的时光。相较记者，编辑的工作节奏相对宽松。于是，年过不惑的木本决定转岗。2006年，木本进入共同社国际局，开始负责中文网“共同网”的稿件审核工作。

“首先，我要选出适合中国读者的新闻稿件，对内容进行适当删减，接着，交给中国员工进行翻译，最后再由我审核译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工作流程，”木本介绍道，“对我来说，中文是外语。外语学习就像水中行舟，不进则退。因此，每天都需要练习。在共同网做编辑时，我会依据日文原稿先自己翻译一遍，然后，拿来与中国员工的译稿逐字逐句进行对比，如此一来，就能不断缩小自己与中文母语者之间的差距。通过这样日复一日的练习，我成了当时共同社唯一一个可以直接用中文撰写报道的编辑。”

担任共同社香港分局局长期间，在中环留影（摄于2003年9月，图片由木本一彰提供）

用教育回馈社会

2024年2月，木本离开辛勤耕耘三十七载的共同社，开启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在拼命三郎般的木本看来，退休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他出演以多文化冲突与交融为主题的大型音乐剧、参加合唱团学习用德语演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还在日语培训学校辅导留学生日语。

成为一名教师，并非一时兴起。早在2010年，木本偶然间读到美国作家撰写的文学作品《三杯茶》（Three Cups of Tea）。此书讲述了主人公在巴阿边境建立学校帮助当地儿童实现上学梦的故事。这个故事极大地鼓舞了木本，令其深感百年树人的重要性。他想到自己一路走来，深受中文教育的恩惠。他想要回馈社会。那年，木本加入NPO法人日本云南联谊协会，开始资助云南少数民族辍学儿童重返校园。此外，他还在协会里开设了中文讲座，向那些去云南当地扶贫的日本志愿者传授中文知识。

近些年，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热潮高涨。木本想成为一名精通中日双语的日语老师。为此，在临近退休的最后两年，他一边工作，一边在杏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杏林大学是日本高校中最先开设中日口译和笔译研究课程的院校。负责上课的是已故中日同传泰斗冢本庆一教授等活跃在同传第一线的资深译员，课程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回忆起那段学习经历时，木本忍不住感叹道：“我原本是周一到周五工作，周末休息。为了读研究生，我和上司商量，将工作日的两天班安排到周末，这样我就可以利用这两天时间去大学上课了。只是，这么一来，我每周都要从周一忙到周日，确实是非常辛苦的两年。”

从年轻时起，木本似乎一直都在走一条辛苦的路。除在职读研外，他还通过自学考取了日本国家认证的中文导游资格证，出版了两本中文教科书并一举成为畅销书作家。更令人敬佩的是，他还完成了八次100公里超级马拉松和十五次全程铁人三项赛。

“其实，我小时候是个小胖墩，非常讨厌跑步。在所有体育项目中，只有游泳还算不错。长大后，我开始参加超级马拉松和全程铁人三项赛。周围的朋友都对此感到很意外……其实，我有过一个弟弟。他离开后，我决定今后要活出双人份的人生。我时常会想，如果弟弟还在的话，他会尝试做什么？又会拥有怎样精彩的未来？我不知道他会怎么选，所以一个人在跌跌撞撞中尝试了很多东西。每当遇到抉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弟弟。他脑子聪慧，体育全能，是真正的文武双全。我想，如果是他面临同样的抉择，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踏上那条更难的路吧。因此，我也在自己的人生中主动选择了迎难而上。”

在采访的最后，木本告诉我，虽然兄弟同游中国的梦想再也无法实现，但他已经幸运地达成了诸多心愿——当上记者，去海外工作，拥有和睦美满的家庭以及志同道合的好友。德川家康曾言：“人之一生，负重担，行远路。”如今，年逾花甲的木本依旧行走在那条属于自己的远路上，但他已然卸下身上的重担。那些失去的和拥有的，都早已定格在缓缓流逝的时间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