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铭刻家国情怀：延安木刻的思想传播与社会动员

延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传奇。延安地处西北边陲，沟壑纵横，梁峁交错，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之地。

历史上，不同民族的争斗融合塑造了陕北人粗犷、淳朴、豪爽的性格。秦朝在此设肤施县，作为防御匈奴的军事要镇。范仲淹曾驻守延安，写下了千古名篇《渔家傲·秋思》，其苍凉悲怆之情仍在激荡。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从小变大，由弱转强，从地方到全国，获得巨大发展。彼时的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解放全中国的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指挥中心和枢纽，巍巍宝塔山和汤汤延河水成为延安的象征。

延安木刻版画是一个触角，在延安时期作为一种社会表达，对全民抗战产生了巨大的动员效果。

《以画为媒：延安木刻的思想传播与社会动员》 王军峰 著

在民族革命的时代主题背景下，揭露日寇的野心和残暴侵略行径，让民众直观地感受敌人的残暴，有助于激发全民族抗战，形成一种“我们”与“敌人”的对立意识，并在这种情感对立中凝聚抗战共同体意识，唤醒人民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意识。

木刻创作者选择了作为弱者的“平民”“妇女”“难民”等视觉符号，被侵略者的弱小与侵略者的残暴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少言的《挣扎》就反映了日寇对中国妇女的侵犯意图。画面中，日寇的强大身躯和妇女弱小的身影形成鲜明对比，侵略者和妇女的身体都略微向后倾斜，表明两者都用尽了力量。

虽然在力量上二者难以匹敌，但妇女依然用牙齿紧紧咬住日寇侵略者的手指，将其咬出了血，彰显出一种弱者对侵略者的反抗精神。

木刻在揭露日寇的侵略时，有效地催发了民众在情感上的同情和共情，激发他们的反抗精神，进而形成抗战的决心。

民主政权的建设离不开群众参与，选举运动的开展既是群众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也是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政治民主化的实施路径。各根据地在建设民主政权的同时也开展了新的选举运动。

这些木刻作品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根据地的民主选举运动，既有对候选人的介绍，也有对选举过程的具体细节等的展现，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建设和民众的政治民主参与。

它们都是木刻家深入下乡，在与实际工作和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深度参与、观察和体验后创作出来的。

例如，彦涵的《豆选》取材于他带领华北大学师生在石家庄郊区参加土改的所见所感，回校后随即创作了这幅作品。该作品反映了选举中不识字的农民通过投豆子的方式，实际参与了民主政治。

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文化教育革命主要以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和农民、儿童的扫盲为核心。同时，边区的文化教育革命除干部教育和普通教育外，还包括卫生健康教育。

古元在碾庄担任乡政府文书时，根据真实的生活经历创作了木刻《离婚诉》（又名《调解》），反映的正是婚姻自由之理念。

对此，古元回忆道：“在我们乡政府的办公室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往往，我从这里看到很多新鲜的事物。如青年男女到乡政府办理结婚登记的手续，也有些妇女来申诉离婚的。由于旧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强加给她们的痛苦，那时候只能是逆来顺受，无处申诉；如今人民当家作主了，她们敢于站起来向残余的封建落后势力作斗争，要求自己的政府根据新的婚姻法为她们作出合理的裁判。这是多么大的变化，于是我就以这个题材创作了《离婚诉》。”

前 言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民主革命）。

延安时期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如何将党的“革命的理论”转化为“革命的运动”，将党的思想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进行民众动员，实现抗战建国的政治目标，是延安时期党面临的首要问题。

但延安地区地域辽阔、地广人稀，大量农民不识字，如何将这些处于“政治外”的人组织起来，汇聚在党的革命旗帜之下，让他们懂政治、参与党的革命政治实践，就成为解决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关键。

延安木刻作为延安地区传播最广、数量最多且高度灵活的“复制性”文艺媒介，能将党抽象的思想转化为普通群众“解得下”的视觉符号，因而是党的思想与群众连接的重要媒介。

既往对延安木刻的研究多从美术学、艺术学学科出发，以文献资料整理为主，媒介视角着墨不多。本书将延安木刻视为一种思想社会化扩散的媒介，从“媒介-传播”的视角出发，重新审思其媒介功能。

本书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延安木刻作为一种精神传递的装置，如何将党的思想媒介化为动员民众的物质性力量。法国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创立的有关“思想的物质化”理论，即“主义=化身+扩散”的框架可资借鉴。

本书以德布雷媒介学关于思想物质化的理论为主导，结合媒介实践理论，综合采用历史文献法、媒介学分析法、图像分析法和“文本-情境”分析法，对延安木刻如何转译与传播党的思想进行分析。

这涉及党的思想的“媒介化转译”与“媒介化扩散”两个环节，两者构成的完整链条正是思想观念发挥物质性力量的过程。循此，本书追溯了早期新兴木刻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及在延安地区的嵌入，进而分析党的思想如何经由木刻组织、木刻家和木刻作品而实现媒介化转译，以及转译后党的思想如何自上而下地深入群众，从根据地走向国统区和海外，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流传至今的媒介化扩散过程。

研究发现，党的思想的媒介化是在木刻的艺术逻辑、延安时期革命语境下的政治逻辑和木刻作为媒介的媒介逻辑三者之间的历时互动中得以实现的：所谓艺术逻辑，即指其大众化、民族化和革命化的发展逻辑；所谓政治逻辑，指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中心任务；所谓媒介逻辑，则指延安木刻自身所具有的媒介特质，它嵌入延安的社会现实环境，实现了党的思想与普通群众的连接，凸显了媒介逻辑。

同时，延安木刻在认知、情感、价值和行动层面塑造了社会共识，实现了民众动员。

在认知层面，延安木刻通过对现实的刻画，成为群众认识党、认识中国革命的重要途径；

在情感层面，延安木刻通过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害、压迫人民的行径进行刻画，激发民众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抗争精神，起到了情感动员作用；

在价值层面，延安木刻所展现的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抗战救国，创造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得以广泛传播，获得了国内外民众认可；

在行动层面，延安木刻的广泛运用动员了普通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战争、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社会革新。

由此，党的思想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力量，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政治实践得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