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查·聚焦｜信息病毒与数字解药：2025中国事实核查中的攻防博弈

【编者按】

过去一年，我们目睹了虚假信息生态的根本性变革。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中，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短期风险高位，而AI技术的滥用，更成为这一全球挑战加速的重要推手。

当技术能轻易制造“有图有真相”的谎言，真实与虚假的边界被前所未有地模糊，虚假信息的工业化生产与病毒式传播对经济民生与公共安全构成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作为应对的事实核查领域也在加速技术演进与模式创新。

为此，“澎湃明查”特约多位学者撰稿，回望2025，深度解析虚假信息的最新特点与治理难点，并探讨核查技术的未来路径。系列约稿旨在穿透信息迷雾，为重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信任、构建社会认知的“免疫系统”提供智识支撑。

虚假信息是一种低成本、高传染性的“信息病毒”，其内容涉及健康、政治、环境等多个领域。虚假信息可能损害个人健康、撕裂社会共识、引发群体冲突、侵蚀媒体公信力与科学权威，甚至动摇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危害深远。

在这一背景下，事实核查逐渐成为应对虚假信息的重要“解药”之一。简单而言，事实核查就是对信息本身真实性的核查，将信息与可靠的证据进行比对，验证其是否被夸大、扭曲、篡改。事实核查已成为当代信息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

2025年，中国的事实核查体系在平台与AI技术的支撑下正加速进化。但挑战也随之升级：一方面，虚假信息依然利用公众的情绪和认知弱点进行渗透；另一方面，事实核查也在与虚假信息的技术对抗中实现“以快制快”。这场“信息病毒”与“数字解药”的攻防博弈，正向着更深、更复杂的维度演进。

与虚假信息赛跑，中国事实核查的现实挑战

当前，事实核查已成为应对虚假信息的重要工具。杜克记者实验室统计，2025年全球有443个活跃的事实核查项目，遍布116个国家和地区。

大量研究表明，事实核查在纠正虚假信息、降低误导影响方面具有一定效果。然而，虚假信息与事实核查之间存在天然的非对称性。例如，虚假信息常以情绪驱动，使用“惊”、“危险”、“唯一真相”、“这条消息很快就会被删掉，看到的人一定要保存”等情绪强烈、绝对化、制造威胁的表达方式，抓取人们的注意力，实现指数级传播。相比之下，事实核查强调证据、逻辑与细节，表达相对克制，天然不占传播优势。

尤其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虚假信息正加速向“深度伪造”形态演变，制作出逼真的音视频内容颠覆了以往“眼见为实”的认知，也进一步削弱了事实核查有效性。

面对这些挑战，事实核查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呈现出形式和主体上的多样化趋势。从文字到视频，从专业事实核查机构到主流媒体、社交平台乃至人工智能系统，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开始加入到事实核查的实践中来。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政府主导、媒体带动、高校参与、公众协作”为特征的多元事实核查生态。

在官方层面，国家网信办与新华网联合104家单位，搭建了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该平台覆盖网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多个终端，聚焦社会生活、公共安全、健康信息等领域，为公众查证、举报虚假信息提供了集中而权威的渠道。

与此同时，媒体机构在事实核查领域走向专业化与公共化。2021年9月上线的“澎湃明查”聚焦国际新闻与公共议题，通过清晰的溯源过程和逻辑推演开展核查，并逐步建立开放平台，邀请公众参与、对接学术资源，形成了国内较为系统的事实核查共同体。此外，2020年成立的“China Fact Check（有据核查）”以志愿者协同的方式介入国际新闻核查领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事实核查的参与主体。同时，果壳网“谣言粉碎机”、人民网“求真”栏目及腾讯新闻2016年推出的“较真”栏目，也在持续开展事实核查实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媒体事实核查阵地。

最后，高校也逐渐成为中国事实核查生态中的重要专业力量。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通过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发布由师生依托课程完成的事实核查作品；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于2017年10月创立了“核真录”，以社会公共议题为关注重点，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

AI的攻与防：被用来造假，也能打假

近年来，AI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显著降低了虚假信息的制造门槛，使“按需造谣”呈现出多维爆发的态势。普通用户能借助提示词生成逼真的深度伪造内容，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环境下生产、传播虚假信息，导致真相被海量的合成信息干扰甚至淹没。

2025年新疆库车5.0级地震发生后，部分自媒体账号迅速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所谓“库车市地震导致多处房屋倒塌”的图文、音视频等虚假信息，在真相尚未完全明朗前便引发了广泛恐慌。另外，“AI名医直播”套路层出不穷。造谣者利用AI技术克隆知名专家的形象与声音，在社交媒体平台以“权威专家”为名推销劣质保健品，误导消费者，扰乱科学共识。

为了对抗不断进化的虚假信息，中国在2025年构建了“政策引领与技术反制”的双重防御体系。

在政策层面，AI生成虚假信息已成为治理重点，如何利用AI反制虚假信息也被提上日程。2025年9月1日，《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明确规定，所有AI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显著标识（如水印或元数据标签），防止虚假图片或视频误导公众，从政策层面打击虚假信息。

“清朗”专项系列行动则持续推进，重点整治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AI技术滥用、短视频虚假营销等问题，并强调采用信息来源标注、专业资质认证和技术识别机制的建设，推动平台履行内容审核的责任。公安部在2025年的“净网”“护网”专项部署中，也明确提出加强对人工智能平台的安全监管和网络信息内容的全链条治理。

在实践中，主流互联网社交平台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人工审核，而是转型为以“智能预警”为核心的技术治理，通过升级大模型识别系统，发现同质异常内容、或者与违规数据样本对比重合的内容，直接召回审核，使治理响应速度提升至“小时级”。此外，通过推广AI内容元数据的读写技术，平台得以为内容溯源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从而在技术层面强化了对虚假信息的反制能力。

从整体来看，AI技术正赋予事实核查更高的灵活性与实时性。通过将AI技术与人工核查相结合的“组合拳”策略，平台能够自动检测潜在的虚假信息、识别多重副本，并实现核查结果的精准推送。

然而，基于AI技术的事实核查同样面临多重挑战。首先，AI纠正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产生类似“逆火效应”的失灵现象，尤其是在多模态虚假信息的识别方面仍存在明显局限。其次，当AI逐渐承担起真伪判定与内容处置的功能时，其作为“真伪仲裁者”的角色也引发了对事实核查规范性与正当性的担忧。最后，AI 系统可能出现“幻觉”问题，导致事实核查结果可能出现偏差，反而侵蚀公众对事实核查的信任。

没有“终极解法”：2026我们该如何长期应对虚假信息

我们需要认识到，虚假信息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由于其生成成本低、传播速度快，并且不断适应平台机制与受众心理，静态的治理手段难以长期奏效。应对虚假信息，更现实的路径是建立一套持续运转、能够不断调整的纠错机制。

在具体实践层面，首先，重视心理因素在事实核查中的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如果事实核查信息让人感觉“被说服”或“被指责”，反而容易引发抵触情绪。因此，媒体应尽量降低对说服意图的感知，避免使用过于直接的“揭穿”框架，应通过更积极、建设性的措辞来呈现真实信息，使用正向情绪引导公众。可以使用“三明治事实核查法”：先清楚地呈现事实，抢占第一印象；再指出其中的虚假或误导之处；最后再次强化事实，帮助公众形成更稳固的认知。

其次，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技术手段在事实核查中的应用与治理功能，应对多模态、复杂化的虚假信息。例如，借助算法拆解深度伪造的图片与视频内容，通过关联比对迅速定位相关证据，提升事实核查的时效性与精准性。

最后，鼓励社会联动式事实核查。这不仅需要专业力量针对性、规范性地生产事实核查信息，还需要构建“众包式”事实核查平台，让身处现场或拥有特定领域知识的普通网友上传线索，交由专业人员汇总与判别，并提供正向反馈机制。

事实核查本身是一项高度依赖信任的社会实践。虚假信息的危害不仅在于传播错误认知，更在于长期侵蚀公众对信息环境的信任，使人们逐渐失去查证真伪、明辨是非的意愿，甚至对社会产生怀疑。因此，治理虚假信息不应仅限于“纠错”，而在于培育更加健康的舆论场、更为多元的信息结构。

事实上，并非信息管控越严格，虚假信息就越少；相反，当公众只能依赖单一口径的事实核查时，其延迟性与抽象性往往难以匹配快速发酵的情绪，反而可能为虚假信息的滋生提供空间。健康的信息生态，应当具备可比较、可溯源、可纠错的特征。

我们无需期待或塑造一个“真理永远立即占上风”的乌托邦，而是要在真伪博弈的动态迭代中，构建去伪存真的韧性机制。

（陈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艺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