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个人主义”：一种内生现代性的思考——评《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

在20世纪中叶，西方汉学界关于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性的讨论，长期笼罩在马克思·韦伯的儒家叙事和费正清“冲击—回应”范式的阴影之下。人们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缺乏冲破传统桎梏的内在动力，而儒学是阻碍这一进程的重要因素。“个人主义”这一概念通常被视作西方现代性的价值根源，也是西方人衡量文明现代性的判准之一，而中国传统社会，通常被认为受“家庭本位”的儒家思想影响，缺乏孕育现代主体意识与个人自由的思想条件。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该文收录于狄百瑞1970年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是其明代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在这篇论文中，狄百瑞以敏锐的问题意识，首次系统提出中国思想中的“个人主义”问题，他从明代王学左派思想切入，试图寻找一种植根于中国本土且具有现代性潜能的个人主义，这一尝试也由此开启了海外汉学界重新理解中国思想与现代性关系的新进路。

狄百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官网）

《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 [美] 狄百瑞著，王宝峰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

个人主义与儒家自我观

在本文中，狄百瑞摒弃“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并不试图去论证中国有无一种西方式个人主义，他深知这一术语在传统东亚语境中并不存在。他采取的是一种比概念分析更宽泛的观念史进路，即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的社会角色、个人之为人的权利种种“个人”问题都视作关乎“个人主义”观念的讨论。在他看来，儒家自诞生起就有着对“个人”的关注，在孔子的“为己之学”中，“自我”的修身离不开人与人的相互依存，自我人格的完善与发展也依赖于这张关系之网，所以沿着这种儒家道统的理路，个人主义问题一直存在于中国的过去与当下，尤以明代最为突出。基于此，狄百瑞将王阳明、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的自我观纳入研究视野。从阳明对“致良知”的强调，开辟了个人发展的主观进路，使成圣不再可望而不可即，到泰州学派重视“百姓日用之道”，推行立本安身与置身群众的豪杰主义，再到李贽鼓吹“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重振普通人的欲望本真。狄百瑞通过梳理意识到，有赖于明代思想家自我悟道的体验，明代王学对个人本质与作用的关注，孕育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个体意识，他称赞这种产生于16世纪王学内部的个人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现代特征”。

狄百瑞最有创见的，莫过于他并未将明代的个人主义理解为单一形态，而是从中归纳出社会化的“积极的个人主义”与脱离社会的“消极的个人主义”两种个人主义形式。他十分推崇“积极的个人主义”，即在“万物一体”的关系网络下，个体在与他者的联结中完成自我的满足与实现，他认为这是一种相较于西方个人主义而言更适合中国当代社会的自我观，这也构成了他后来提出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理论的思想原型。在狄百瑞后续论著《中国的自由传统》《为己之学》《亚洲价值与人权》中，他试图探寻明代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于是回到了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论域，明确提出了“人格主义”（或曰“儒家个人主义”）的概念，主张人应该在与他人、社群、文化传统、自然万物的动态关系中，追求人格的发展与完善，这显然与“积极的个人主义”一脉相承，而他也进一步指出，这种人格主义不仅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种内生的儒家人格范型，也能救弊现代社会原子式个体的泛滥。作为海外儒家自我观研究的先导，狄百瑞所倡导的这种与他人、社群乃至万物相联结的个体，也影响了后继学者对儒家自我观的建构。杜维明“精神人文主义”中自我的扩充过程与同心圆式的关系网络，安乐哲“角色伦理学”中“焦点—场域”式自我，显然继承并发展了狄百瑞所揭示的儒家人格理解。

晚明与内生现代性

本文的另一创见，在于狄百瑞对“晚明”这一时段的选择。长期以来，中文学界对狄百瑞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和“人格主义”，忽视了他对海外汉学明代思想研究的贡献。从总体趋势看，在狄百瑞之前，西方汉学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先秦子学与宋代理学，明代思想被视为中国思想史的低谷，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经由狄百瑞、陈荣捷等学者的译介与研究，明代思想才逐渐进入西方汉学的主流研究视野。

从学思渊源上看，狄百瑞对明代思想的兴趣，发端于其博士论文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研究，他视梨洲为“精神上的老师”，黄宗羲对待明代思想的同情态度，也影响了狄百瑞的学术立场。与此同时，20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学界的明代思想史研究已渐放异彩，研究者基于世界史视域下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立场，重新审视晚明思想，并关注到晚明个体性的昂扬。中国学者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指出，泰州学派的传道讲学涵盖平民、商人等底层群体，具有人民性。无论是何心隐基于“交尽于友”的社会空想，还是李贽“天下无一人不生知”的平等观与“物情不齐”的个性说，都蕴含着“人道主义”精神，是对封建思想的反叛。日本学者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聚焦阳明心学体系中“人”的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阳明将圣人看作人的自然，解放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和担当天下的行动主义；泰州学派开放了庶民学道风气，人人具足淑世济民的大丈夫热情，个性与人欲被积极肯定；而李贽“童心说”自然人的提出，凸显了与外在社会相对抗的主观意识，既标志着中国近代思维的顶点，也与西欧近代精神相通。这些对于明代思想鞭辟入里的研究，让狄百瑞意识到，以往学界对明代“蹈空务虚”的评价遮蔽了明代思想的现代性价值。

1966年，狄百瑞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先后组织了两场明代思想讨论会，旨在促进西方汉学界长期忽视的明代历史思想研究，两次会议的重要论文都随后被收录在由狄百瑞主编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一书中。在该书导言中，狄百瑞提出，“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很可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时期之一。”他试图以此论文集说明明代的思想发展及其与现代中国的关联，展示明代思想家所遇到的一些“现代性”问题。写作《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动机之一，就在于他发现明代与现代西方在“个人主义”这一现代性议题上的思考十分相似，进而推论明代的个人主义思想关联着中国的现代转型。他将李贽看作这一个人主义思潮发展的顶点，而李贽在封建统治者迫害下殉道而死，这一脱离社会的消极个人主义的失败，也让他窥见了传统中国社会转型夭折的悲剧根源。

总体而言，狄百瑞的上述思考基本接续了侯外庐、岛田虔次对明代思想新生观念与旧有传统彼此纠缠的判断：一方面，晚明思想中确实孕育了自由的个体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出现了现代性萌芽；另一方面，受既有的伦理秩序与社会制度限制，这种新生观念未能转化为政治上的现代性革命，使传统社会的转型遭遇“难产”与“挫折”。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晚明叙事在东亚思想界也有回响。在中国，萧萐父接续了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的讨论。他依据明清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对明清早期启蒙学术进行了分期，将16世纪3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界定为第一阶段，其中心内容为“‘人的重新发现’的近代人文主义”，王艮、何心隐、李贽正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在日本，沟口雄三也继承发展了岛田虔次关于中国“近代”的讨论。虽然沟口拒绝以“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观理解中国历史，但他也意识到对人的本质的探究是十六、十七世纪世界的共同命题。沟口认为，李贽将生存的欲望作为人的本质，并以此将民众作为建构政治秩序的主体，体现了中国思想由中世向近代转化的突破。

就此而论，《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在中文世界的出版，为理解中国现代性提供了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与内在观念史进路，亦由此拓展并深化了中国“内生现代性”研究的理论谱系。虽然狄百瑞对“个人主义”这一语词的使用，难逃遮蔽儒家自我本真意涵与含有西方普世价值的指摘，但回归历史语境来看，狄百瑞的本意是基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共同特质“个人主义”，寻求一种中西之间的会通，而非强加西方判准的“以西解中”，正如他在文中结尾所言“我们必须允许未来更倾向于在中国传统所允许的限度内，发展任何类型个人主义的可能性”。我们应当肯定，狄百瑞对明代“个人主义”的发掘，是在中国思想自身脉络中反思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尝试。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

原标题：《明代的“个人主义”：一种内生现代性的思考——评《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