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灰姑娘：跨文化视野下的美国身体时尚、城市与消费主义

“惊人的相似”

1919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了一场围绕“理性鞋履运动”展开的医学会议。编辑在报道中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时风靡美国都市的高跟鞋与尖头鞋，认为它们对女性身体造成的伤害，并不亚于中国的缠足。文章提出了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比喻：高跟鞋，是“美国版的缠足”。该文还配上题为《我们能否批评中国》的插图，指出中国的传统缠足与美国的“荒谬”（nonsensical）鞋履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鞋型狭窄紧束、足弓被迫弯曲、鞋尖尖细（图1）。

图1：高跟鞋与缠足的比照，《纽约时报》，1919年12月12日。

事实上，灰姑娘童话在全球各地流传的版本已经向我们彰显了这种跨文化的交汇与联结。比德国童话版本早约一千年的中国版的灰姑娘——叶限的故事最早出现于9世纪，与格林童话相比：两者都包含遗失鞋子、寻找与鞋匹配之足以及王室婚姻等关键情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帝国扩张与排华浪潮交织，中国的缠足被塑造成“野蛮”“落后”“父权压迫”的象征。随着西方在太平洋地区的加速扩张，缠足成为美国借由种族化的“差异”话语来确立其文明与种族优越性的关键场域。这种叙事不仅服务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他者化想象，也融入了中国反缠足运动的话语之中，并长期嵌入中国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与历史记忆之中。而美国社会中同样束缚女性身体的高跟鞋与尖头鞋，则被包裹在时尚、消费与个人选择的语言之中，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然而，如果我们暂时放下“文明”与“野蛮”“现代”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会看到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事实：在太平洋两岸，不同文化以貌似“截然不同”的名义，塑造着高度相似的女性身体。

这一历史线索，是笔者在研究美国排华法案实施过程中，对华人女性身体的讨论中意外浮现的。在检索历史报刊中与“小脚”相关的材料时，预期出现的只是关于缠足的记录，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发现了大量关于“小脚选美比赛”的报道，以及白人女性通过穿着更小码、窄身尖头鞋来追求纤足之美的讨论。随着进一步追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历史报刊，在这些常被视为轻佻、娱乐的消费文化的文本中，一种跨越国界的足部审美标准逐渐显现出来。

然而，这些广泛散落在报纸、杂志与广告版面中的信息长期未被认真对待，不仅仅是因为过于“日常”。女性的足部深深嵌入二十世纪之交关于现代性、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论述之中。这样的话语，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支配地位，顽固地拒绝另一种诠释的可能。女性身体，成为西方界定非西方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尺度。迄今为止，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对中国缠足、西方束腰或选美文化各自都有较为丰富的研究。然而，无论在学术讨论还是公共舆论中，缠足往往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东方传统”，而西方女性的足部时尚却鲜少进入研究视野。对“差异性”的强调，反而遮蔽了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历史线索：相似性与共通性。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画报、报刊与杂志开始注意到西式高跟鞋与缠足之间共享的足部审美标准（图2、图3）。高跟鞋逐渐取代缠足，成为中国都市女性追求现代时尚的新象征。讽刺的是，这种以“现代”之名建立起来的全球审美等级体系，恰恰深植于传统女性气质与身体期待之中。在维护白人文明与西方中心地位的过程中，它遮蔽了审美标准在全球流动中的复杂路径，也在本土及世界各地留下了深远的身体后果。

图2：《缠足与穿高跟鞋是同样的防害卫生》《民间旬刊》，1930年第8期。

图3：《三寸金莲与高跟鞋》，《图画京报》1928年第6期。

如今，灰姑娘式的浪漫叙事并未真正退场，从银幕形象到红毯文化，尖头高跟被不断赋予性感、成功和自我实现的意义。城市、地域与女性气质之间的联结，亦显得自然而寻常。与此同时，整形手术、医美产业与社交媒体放大了对“完美身体”的焦虑，疼痛被包装为“自我投资”，对身体的极端苛刻被赞美为“自律”。符合主流期待的身体，依旧被视为通往认可、爱情与阶层跃升的资本。当然，男性身体也并非置身事外，增高整形、八块腹肌与肌肉线条，同样塑造着对当代理想男性气质的想象与规训。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交汇处，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一个多世纪前的报纸版面、城市街道与商场橱窗，重审那段早已被视为“边角材料”的身体历史。

被“看见”的脚：城市、消费与女性身体的新焦点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报刊对于女性鞋履时尚以及足部美学的讨论显著增多。这一变化，与制鞋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规模化生产与全国性市场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城市生活也在改变女性身体被“看见”的方式。人口密度的上升，日益拥挤的街道、无处不在的橱窗与广告，加之服饰改革使得裙摆变短，女性的双足第一次频繁暴露于公共视野之中。鞋子不再只是实用品，而成为女性身份、品位与阶层的象征。

脚，成为新的审美焦点。

报刊和杂志紧跟其后。在时尚和美容专栏中，女性被教导如何“管理”自己的脚：如何站立、如何行走、如何通过穿更小的鞋码来塑造“优雅”的脚形。广告反复强调纤小、窄瘦的脚是理想女性气质的重要标志，而高跟鞋与尖头鞋，则被塑造成实现这一目标的“现代工具”。

都市女性对于纤巧双足的追求，成为报刊和媒体报道反复书写的主题。19世纪末的美国女性时常将双足挤进比实际尺寸偏小的鞋子来追求纤巧的效果，这与今日女性通过减肥和隆胸等来提升吸引力与社会资本如出一辙。《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等媒体曾绘声绘色地描述女性“将5号的脚硬塞进3号鞋”的情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报道往往将“小脚热”解释为女性的虚荣与自愿选择，从而将市场压力、媒体推波助澜与审美规范的结构性力量，悄然转移为个体责任。

当中国的缠足在同一时期逐渐成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叙事中的批判对象时，美国媒体却开始将女性足部与城市形象紧密相连。这种关联迎合了新兴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却往往使女性身体沦为公共讥讽与羞辱的对象。例如，《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在1881年评论道，“据说最美的双足属于新奥尔良的女士，她们的脚普遍纤巧而丰润；而最丑的，毫无疑问是在芝加哥，这里的脚型大多像葡萄干盒子（raisin-boxes）一般”。

报刊评论甚至将女性足部作为界定国家差异的特征，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传统理想女性美的执迷。1899年《洛杉矶时报》就指出，“在欧洲，德国与苏格兰女性被认为脚最大，而西班牙女性，尤其是安达卢西亚人（Andalusians），则以脚最小著称”。在这些看似轻松、娱乐性十足的评论中，女性的身体被转化为一把隐秘却有效的标尺，用以衡量城市气质、国家差异乃至文明等级。

“寻找灰姑娘”：当城市为小脚而竞争

如果说广告与时尚专栏是日常的身体规训，那么在美国城市风靡一时的“小脚选美比赛”，则将这种规训推向了公共狂欢。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各大城市相继举办名为“寻找灰姑娘”的足部选美比赛。其灵感源自家喻户晓的灰姑娘童话：唯有拥有“合鞋之足”的女性，才能赢得爱情与阶层跃升。

足部选美比赛的兴起，与美国城市扩张、制鞋业规模化、消费文化兴盛以及现代报业的消费主义转向密切相关。尽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有零星的足部竞赛，但真正的高潮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仅遍及芝加哥、华盛顿特区、纽约、波士顿、洛杉矶、辛辛那提、印第安纳波利斯等美国城市，也出现在巴黎和伦敦等全球时尚中心。为吸引公众目光并促进消费，报刊、鞋店、剧院、博览会和交易展览会往往既是组织者，也是主要赞助方。足部选美比赛既能拉动报刊销量，又能带动鞋类销售。比赛所用的鞋子以及获胜者的足部石膏模型，常被长期陈列于商店橱窗、展览会、艺术工作室或剧院，以吸引顾客、游客或艺术家驻足。这类比赛往往迎合主流审美，强化了女性美的主流规范。

虽然足部选美比赛的起源时间与地点难以考证，但美国的此类活动很有可能受到法国的启发。早在1867年，美国媒体就报道了巴黎的此类传统：巴黎“小脚协会”（Société des Petits Pieds）由拥有最小脚的成员担任主席，直至被新的竞争者所取代。在比赛过程中，一只“灰姑娘式”的鞋子被用作“检验参赛者资格的标准”。这种以鞋为尺、以童话为名的身体筛选逻辑，随后在美国被进一步制度化与商业化。

1893年，《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芝加哥灰姑娘”比赛。此时，芝加哥哥伦布博览会正在举行，这座新兴工业城市急于在全国乃至世界舞台上证明自身的现代性。在围绕世博会举办权展开的城市角逐中，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工业实力与城市景观上，也被投射到市民的身体之上，女性的足部成为芝加哥与纽约媒体舆论战的重要载体。1889年，丽纳·A.迈克尔斯（Rena A. Michaels）教授在一次面向热衷参与世博会的芝加哥女性的幽默演讲中指出，纽约媒体对芝加哥的“最后一击”，将会是宣称“芝加哥女性的脚大得惊人”（“Their Hearts Are In It,” Chicago Tribune, 26 October 1889.）。事实上，在这一公开调侃之前，芝加哥作为美国“大脚女性之城”（city of big-footed women）的形象，已在全国范围内流传。

1893年2月，《论坛报》号召芝加哥女性挺身反驳这一污名，将比赛包装为一场捍卫“城市荣誉之战”。参赛者需提交脚部各部位的精确尺寸（图4），主办方特别定制了一双“水晶鞋”作为评判标准。最终，超过一千名女性报名参赛。优胜者的缎面鞋被陈列展示，其脚部数据与实物图样刊登在报纸上，供公众围观、比照、讨论与消费。编辑们一方面以幽默的口吻嘲讽穿不进鞋的女性为灰姑娘“恶毒的继姐”，另一方面又精心刊登读者来信与“抗议”以制造争议、刺激销量。女性既是被观看与测量的对象，也是报纸、广告与城市荣誉叙事的共同消费者。

图4：1893年足部选美比赛的广告，《芝加哥论坛报》，1893年2月5日。

尽管世纪之交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有偿劳动、高等教育、政治组织和体育团队之中，但1907年，《论坛报》再次举办类似比赛时，核心标准并未改变。不过，为避免遭到批评，编辑们不得不调整宣传策略，有意识地用“完美”取代“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新策略却将比赛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双脚必须自然，且在各个细节上都必须符合理想足型的标准”。这种对女性“完美”的追求，进一步强加了一种理想女性身体的权威规范。

《论坛报》在比赛宣传中还巧妙地融入了欧洲审美，以帮助该报既规避潜在的争议，又得以继续宣扬对小脚的崇拜。为了强调欧洲美学核心的理念——“自然美”，该报刊登了一则配有众多法国美女赤足照片的广告，并附上画家、雕塑家、鞋匠和医生的观点，这些言论一致批评执意穿着偏小鞋履的女性。然而，在这些照片的中心，一幅身着华丽礼服、宛如公主的女性插图却暴露出真正的期待：获胜者应当能够轻松地将双脚滑入那双极其纤小的水晶鞋（图5）。事实上，用于检验参赛者资格的黄金水晶鞋，比1893年比赛所用的鞋子还要短1/6英寸。

图5：1907年足部选美比赛的广告，《芝加哥论坛报》，1907年9月22日。

在这一时期，公开展示女性足部仍被视为带有情色意味的行为，但足部选美比赛通过童话叙事、城市声誉、“完美”与“自然美”等话语的包装，并辅以艺术插图与摄影图像，不仅激发了公众的好奇，也提供了一种被社会认可的、新的观看女性身体的方式。相较于1893年以文字与数据表格为主的报道形式，1907年的宣传升级为整版“专题”报道，配以女性足部乃至全身的照片。获奖者查尔方特夫人的照片被置于版面的中央，清晰地展示了她的面容、身体以及穿着长袜的双足（图6）。她的足模，甚至被用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的教学。

图6：1907年足部选美比赛的广告，《芝加哥论坛报》，1907年12月15日。

美国足部选美比赛所生产的修辞与图像，不仅将纤巧双足塑造成理想女性之美的象征，使公开展示女性身体显得自然正当，同时也顽固地维系着对女性气质的传统期待。在“现代”“自然”与“童话”的名义之下，一套高度规范化的身体标准悄然延续。

缠足：中国“他者”还是“灰姑娘的姐妹”？

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缠足被塑造成中国“他者”的象征，与对“灰姑娘之足”的赞美形成鲜明对照。在排华风潮正盛、传教士宣扬“拯救中国女性”的语境下,《芝加哥论坛报》在1893年比赛中刻意与缠足划清界限，明文规定任何中国式畸足不予参赛。然而，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恰恰反映了编辑们对两种小脚文化相似性的欲盖弥彰。

两种足部实践固然存在区别，但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媒体、医生讲座与女性杂志普遍承认，两国女性在“自我毁足”的实践上并无本质差异，只是程度不同。高彦颐的研究进一步揭示，高跟与尖头鞋原本即为中国鞋履文化的一部分，西方高跟鞋与“金莲鞋”在造型和视觉效果上高度相似。路易十五式高跟与满族“花盆底鞋”都旨在营造足部纤巧的视觉幻象。[1]考古与文献资料表明，明代的缠足与世纪之交美国的足部比赛都普遍追求窄长而非后来追求的极端缩短、足弓隆起的脚型。[2]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间，金莲鞋的长度大约介于5英寸至8又4/5英寸之间，与1893年比赛公布的最小尺寸（图7）和两次芝加哥比赛使用的水晶鞋的尺寸几乎一致。[3]

图7：部分最小足部尺寸的数据汇总，《芝加哥论坛报》，1893年2月12日。

更深层的相似性体现在社会象征意义上。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小脚都被视为阶级地位与婚嫁资本的象征。正如束腰在欧洲象征上层女性的优雅与闲逸，小脚在美国语境中也被解读为女性无需从事体力劳动、由男性供养的身体标志。《论坛报》报道中的获奖者多来自富裕阶层，其美足被视为丈夫财富与社会地位的标识。从中国“叶限”传说到芝加哥的比赛宣传，皆重申了“以足择偶”的幻想。这一比较发现，有力地挑战了将欧洲与北美视为唯一时尚中心，并由此向世界输出现代性的既定假设。

讽刺的是，这套观念并未止步于对白人女性的规训，也投射到在美中国女性身上。缠足一度在移民审查中被视为上层阶级与道德修养的象征。即便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试图展示华人女性现代化、争取美国社会接纳的过程中，华人选美宣传册仍强调这些女性“已从对落后缠足的模糊记忆，迈向当今的细高跟鞋”[4]。这种表述显示，美国华人社群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能真正解构“东方与西方”“缠足与高跟鞋”之间的二元对立。

由此可见，在现代性话语与种族化审美的交织中，美国的灰姑娘与中国的缠足女子被并置为同一性别理想的两极，她们的身体共同承载着关于文明、阶级与女性气质的全球想象。

全球时尚的等级秩序

二十世纪之交，小脚审美并非美国独有。英国、法国等地的女性同样通过穿着偏小的高跟鞋来追求纤足之美，甚至不惜进行脚趾切除等极端手段，以“削足适履”。[5]足部选美比赛也迅速超越国界，成为一种跨国流动的消费与娱乐形式。1900年，澳大利亚的一家杂志受加利福尼亚州小脚选美比赛的启发，发起了寻找“澳大拉西亚灰姑娘”(Cinderella of Australasia)的评选活动。1911年，《马尼拉快报》（Manilla Express）举办比赛，试图寻找西班牙足部最小的女性。1919年，《伦敦每日邮报》（London Daily Mail）则为“足部最小的女演员”提供了“一只镶有漂亮宝石的18K黄金高跟鞋”作为奖品。女性在这些活动中获得了进入公共空间乃至跨国流动的机会，但却始终被限定在传统性别期待所设定的框架之内。

美国媒体对欧洲高雅文化、古典艺术与知名白人女性的反复赞美，持续塑造了一套以欧洲审美为顶点的等级体系，并强化了一种“可供模仿”的审美标准。1907年颁发的“雷卡米尔”（Recamier）水晶鞋，便以法国著名社交名流朱丽叶•雷卡米尔（Juliette Recamier）来命名，据称，其设计灵感源自一幅描绘法国王后舞鞋的名画，借由艺术、历史与贵族气质的联结，为小脚之美赋予文化权威。

《论坛报》的编辑们还大量刊登欧洲白人艺术家作品中呈现的足部图片（图8），从古希腊、罗马雕塑如《美第奇的维纳斯》（Venus De Medici），到法国雕塑与绘画中的优美足型。与此同时，那些频繁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女演员，也被塑造成当代美足的典范。艺术、舞台形象与大众媒体在此交织，共同构建出一种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身体为核心的跨大西洋的“想象的时尚共同体”。

图8：1907年足部选美比赛的广告，《芝加哥论坛报》，1907年9月8日。

在这套全球审美等级体系中，欧洲被确立为“美”的源头与尺度，而中国及其他非西方社会，则被固定在“落后”与“异类”的位置上。正是通过这种“一捧一踩”的建构，美国得以一边批判缠足，一边对自身的小脚时尚保持沉默。即便偶有反对的声音出现，也往往很快被淹没在对欧洲审美的崇拜与消费文化的喧嚣之中。

被历史塑形的身体

回望这段历史便会发现，所谓“现代文明”并非与身体压迫天然对立。恰恰相反，它往往以看似更精致、更隐秘的方式，在全球消费主义的扩张中延续并重组既有的性别与文化秩序。当对身体的严苛期待被重新包装为时尚、审美与个人选择时，这些规范反而获得了更难被质疑的正当性。

通过将中国缠足塑造成文化“他者”，美国社会得以回避对自身文化的深刻反思。这一过程，不仅遮蔽了不同社会中女性身体经验的相似性，也在全球范围内建构起一套以欧洲时尚为中心的审美等级体系。随着这一体系渗透进全球鞋履时尚观念的流动，也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陷阱：它削弱了对美国身体时尚的批判性思考。将白人审美自然化为优越标准，使得白人女性在传统父权文化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局限，反而难以被正视，从而进一步压缩了地方性与全球性变革的空间。

当缠足在中国被确立为落后的象征并逐渐消亡之时，西方社会却并未放弃对“纤足美”的追求，而是将其重塑为现代女性的象征。美国广告商与媒体借助欧洲艺术与都市意象，打造出一套极具说服力的商业语言。在消费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推动下，纤足崇拜以现代化的姿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地重新出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以上海等国际化都市为代表的“现代女性”告别了缠足，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同样裹挟着性别期待的高跟鞋与尖头鞋，以及女性身体与城市气质、地域认同之间被自然化的联结。

尽管叶限的故事早已淡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灰姑娘的神话仍在全球流转，持续塑造着人们对女性之美的想象。鞋履时尚的形式不断更替，但直到今天，高跟鞋依然是好莱坞电影乃至全球多国影视作品中塑造女性魅力的重要道具。身体与消费主义的紧密结合，也使其成为车模展、商品营销与直播带货等场景中反复被调用的流量密码。

一个多世纪前，《纽约时报》将高跟鞋和尖头鞋比作“美国版的缠足”，看似开启了一场关于女性健康的自我批评，却在与他者比较的过程中，为自身文化中的身体规训保留了退路。真正需要反思的，或许并非哪一种鞋履更“文明”，而是这种不断通过他者来确认自身现代性的观看方式本身，如何阻碍人们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重审身体的历史，正是要揭示那些被命名为“时尚”“自律”与“现代”的选择，如何在不同时代与不同社会中被生产出来，又如何在充斥着权力博弈的全球传播与流动中，持续塑造着我们的身体经验与自我认知。

身体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我们无法抽离的存在本身。也许我们一时难以撼动全球审美等级体系及其与消费主义之间的紧密纠缠，但对身体历史的追问，正是对这些“理所当然”的一次必要松动。在这一松动之中，我们得以重新理解身体如何被历史塑形，也为一种迟到的自我和解，留下可能。

（本文改写自作者发表的英文论文。文章原题：“Fashioning Female Feet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US Cinderellas, Chinese Alterity or Global Beauty?”，刊载于Gender & History, Vol.36 No.2 July 2024, pp. 493–518.）

注释：

[1]Dorothy Ko, “Jazzing into Modernity: High Heels, Platforms, and Lotus Shoes,” in Valerie Steele and John S. Major, eds., China Chic: East Meets W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1–53, here p. 145; Dorothy Ko,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48–49, 191; Dorothy Ko, 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97–104.

[2]Elizabeth Berger, Liping Yang and Wa Ye, “Foot binding in a Ming Dynasty Cemetery Near Xi’a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leopathology, 24 (2019), pp. 79–88, here p. 84.

[3]Ko,Cinderella’s Sisters, p. 189.

[4]Judy Tzu-Chun Wu, ‘“Loveliest Daughter of our Ancient Cathay!”: Representations of Ethnic and Gender Identity in the Miss Chinatown U. S. A. Beauty Pageant’,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31 (1997), pp. 5–31, here pp. 8–9.

[5]“Woman’s Vanity,”Bow Bells, 28 September 1877; “Intellectual Feet”; “Small Feet in Peru,”Bow Bells, 8 March 1865, p. 133; “Now Women Cut Off Toes to Force on ‘Toothpick’ Shoes,”Richmond Times-Dispatch, 25 June 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