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反叛者与盲盒之神：Labubu在北美的文化符号转生

Papa Labubu，图片由本文作者拍摄

在美国加州圣荷西郊外的山道上，一位74岁的墨西哥裔老人正在晨练。他腰间别着一只浅绿色的马卡龙系列Labubu，这个玩具的名字叫“青提莓莓”，是他最喜欢的一只。老人名叫Gus，最近邻居们都亲切地称呼他“Papa Labubu”，女儿还特意为他在TikTok上创建了同名账号。Gus来自墨西哥瓦哈卡州一个贫困乡村，童年时没有玩具，只有艰难的生存，十几岁便被踢出家门，独自谋生。

马卡龙系列Labubu，“青提莓莓”。

三十五年前，中年的他来到美国做工，干过各类体力活，在异国他乡抚养女儿Eve长大，并送她一路读到研究生，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辛苦了一辈子的Gus终于可以慢下来。在远离故土的美国，他收藏着不同系列不同颜色的Labubu，用这些来自中国的玩具拼凑一个从未拥有过的童年。

横跨整个美国大陆，在纽约Elmhurst的一栋公寓里，35岁的Celine正忙着照顾八个月大的女儿，六岁的儿子在旁边玩耍。客厅角落的圣诞树上挂满了Labubu和泡泡玛特的小装饰，她的手机链、抱枕、冰箱贴和包包，都有Labubu的身影。Celine十一岁时随家人从福建福州连江移民到美国，如今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二十四年。她最爱的Labubu也是青提莓莓。2024年3月，表妹从香港带回第一个Zimomo系列玩偶，那时她还怀着小女儿。从那以后，她踏上了自己的Labubu收藏之路。

Celine原本在梅西百货的雅诗兰黛专柜工作，生下第二个孩子后成了全职妈妈。育儿让她感到满足，有时也让她觉得世界变小了。而Labubu给她带来了一种延伸，一种重新连接广阔世界的方式。她开始在Facebook Marketplace上交易盲盒中的重复款式，积累了上百位客户，认识了很多朋友，有时甚至会低价转给真正喜欢的人，我就是她的老顾客。我们都拒绝“黄牛”这个称呼，我笑称她是我的Labubu dealer。对Celine来说，这些来自故乡的玩偶不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归属，更是在成为母亲之后，她留给自己的一点私密空间和快乐。

而我与Labubu的故事开始得很俗套。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千禧一代，我起初对盲盒毫无兴趣，也不喜欢被消费主义牵着走的感觉。直到2025年春天，我的美国朋友们突然纷纷问我，哪里可以买到Labubu。我一头雾水，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只隐约觉得有点失落：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玩具，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竟然完全不了解。于是我也加入了寻找它的人群，我去了世贸中心的泡泡玛特门店，店员笑着告诉我，这不是随便走进来就能买到的东西；我又去了法拉盛的Tangram商场，盲盒机前和门店外都排着长队，却依然没有见到Labubu的影子。

后来我在小红书上找到了Celine，那天我亲自前往她所在的社区，有些忐忑地与陌生人交易，终于拿到人生中的第一只Labubu：一只绿色的坐姿系列“委屈屈”。它的眼睛又圆又大，露出几颗獠牙，四肢可以转动，有些克苏鲁神话的意味，却又莫名可爱。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收集Labubu，看着它和泡泡玛特在北美的夏天一路走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符号。而不同于那些遥不可及、几乎总由白人主导的潮流，这一次，我不再只是旁观者。这只小怪兽和我一样，在美国都是移民，我们都来自中国。

盲盒中的北欧精灵：Labubu在北美的跨文化神话中重生

Labubu的创作者龙家昇（Kasing Lung）1972年出生于香港元朗一个普通家庭。父母早年移民荷兰，在当地经营中式餐馆，年幼的他则留在香港由祖父母照顾，直到六岁才赴荷兰与父母团聚。由于语言不通，他在荷兰小学从一年级开始重读三年，常常一个人在楼上画画。家人为了帮助他吸收语言和文化，为他请了补习老师，也大量提供欧洲绘本和电影供他消遣，他的视觉想象力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悄然发育。90年代，他进入荷兰美术学院学习插画，完成了从漫画爱好者到艺术创作者的转变。他的作品风格深受欧洲民间神话与童话传统影响，尤其是北欧古老传说中“森林精灵”“夜行小兽”等游离边界的角色。

2025年9月22日，香港，艺术家龙家升在香港国际机场举行的LABUBU活动上拍照。视觉中国 图

Labubu的形象有尖牙、圆眼、蓬乱毛发以及那张总是咧开的嘴角，表情中带着模糊的情绪。它显然有别于市面上主流的“可爱玩偶”，既童趣又诡谲，既温柔又带有攻击性，被不少粉丝视为“ugly pretty”（怪诞的可爱）的代表。Labubu既非传统童话中的英雄，也非标准反派，更像是一个游移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小精灵，是情绪与边缘感的投射物。

这样的角色设定，与北欧神话中那些性格复杂、身份模糊的森林精灵遥相呼应。这些精灵往往既非善神也非恶灵，徘徊在“想要帮忙”与“制造混乱”之间，出发点是好意，结果却常常令人哭笑不得。龙家昇曾在访谈中形容Labubu是“心地善良但总是搞砸事情的小怪兽”，它的不确定性正源于这种精灵传统的游移气质，使其远离单一审美系统，成为一个难以归类的角色。

与那些一眼就知道该如何喜爱的盲盒不同，Labubu常常让人迟疑。它看起来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可爱，却也说不上可怕，表情介于天真与狡黠之间，让人很难立刻判断它的立场。正是这种介于“可爱”与“怪诞”、“助人”与“破坏”、“童趣”与“忧郁”之间的复杂张力，使它在北美语境中被不断讨论，也为后来的误读与神秘化留下空间。

这种亦正亦邪的气质，也在美国引发了不少讨论。在与Papa Labubu及其女儿Eve的采访中，我们聊到了一个现象：在TikTok和Facebook上，许多美国网友将Labubu形容为“demonic”（邪灵的）甚至“possessed”（被附身的），还有人将它带去教堂“baptism”（洗礼），希望“净化”它身上的负能量。我自己也曾遇到类似的情景：前段时间我因为抢到心仪的盲盒太激动而不慎摔跤崴脚，被路人问起缘由，我笑着说是在抽盲盒时扭到的。对方是一位看起来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印度裔阿姨，听后神情忽然严肃：“是Labubu吗？我听说那东西是被诅咒的。”

这样的文化反应并不罕见。在美国，Labubu的形象或许已超出“潮流玩具”的范畴，成为一种带有神秘感与争议性的都市传说。但也正因如此，Labubu反而获得了更强的文化生命力：它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却在不同群体之间持续流通，被反复投射和解读。这种不被固定的状态，使它在当下的美国获得了一种难以替代的位置。

在跨文化传播中，被误读或被神秘化并非失败的副产品，反而常常构成新神话生成的土壤。Labubu在北美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它本无明确故事线，也无官方身份设定，却因其开放的象征性，被人们反复想象、误解、调侃和畏惧，最终成长为一种具有新意义的民间神祇。它的形象不再只属于原初设计者，也不属于授权品牌方，而逐渐脱离其生产语境，成为公共情感与文化想象的共同产物。

毛茸茸的叛逆者：Labubu在北美社会的公共想象之旅

如果说Labubu在北美成为“都市传说”，还只是一个情感与想象的接口，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它正逐渐从想象走入行动，从潮流物件转化为参与公共语境的文化角色。在TikTok上，Labubu的出镜频率远超多数IP玩偶：有人将它当作宠物拍摄日常互动，有人为它写歌、编段子和发明新绰号。其中一个名字是“La Boom Boom”，不仅押韵，还带出一种毛茸茸且爆裂感十足的混乱气质。与其说这是昵称，不如说是北美语境中对Labubu的情绪投射：一团喜怒无常却又令人安心的存在，既能承载亲昵，也能容纳反叛。

Labubu所承载的“反叛气质”也逐渐延伸至更具政治意味的公共场域。2025年夏天在加州多场反对ICE（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抗议中，它曾以人偶形象出现在示威现场。在一次洛杉矶政治集会中，一位Labubu爱好者穿着玩偶服穿梭在人群之间，网上留言写道：“Labubu is on our side”（Labubu站在我们这一边）。在这些抗议者眼中，Labubu是一个“自由的精灵”：代表着移民、边缘群体与异议者的立场。

在我与Papa Labubu的采访中，他也提到自己作为一代移民，对美国近年来日益收紧的移民政策感到焦虑，尤其是川普时期大规模遣返与拘押带来的创伤。尽管他本人已取得公民身份，但他周围许多尚未获得身份的拉丁裔移民时常遭遇突袭与误抓。他说，那段时间只要开车上路，就会在西班牙语广播中听到政府投放的反移民广告，公然传递“这里不欢迎你们”的信息。收藏Labubu，是他纾解焦虑的一种方式。他坦言，看到Labubu被带入政治现场，成为表达立场与团结情感的媒介，让他既感到意外也感到慰藉。

如今，Labubu还频繁出现在No Kings游行、反川普集会、跨性别权利倡议等街头行动中。它并非一个具有明确诉求的吉祥物，也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而是一种漂移的象征物。人们将自身的立场、情绪与期待投射于它，让它“说话”：它可以对抗强权，也可以调侃权力，甚至被用来解释遥远的政治现实。在Tiktok上，有人用它的表情包讲解伊朗政局；也有人开玩笑说，“如果Labubu竞选美国总统，我会投它一票”；还有人将Labubu玩偶带到马克思墓前“祭奠”，用资本主义的玩偶重新演绎无产者的象征。

Labubu并不承担任何明确立场，而它的“无立场性”本身却构成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不是退却，而是一种柔软的策略：在高度对立的社会语境中，它以模糊荒诞的方式潜入人群，成为一个“可共用”的文化容器。不同人群将愿望、困惑、愤怒与温柔投射其上，而这种可容纳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力量。Labubu不是谁的代言人，也不是任何口号的传声筒，但它总是在场，像一位边缘的小精灵，在裂缝中游走。北欧神话中的精灵自由、有强烈的道德感并总是站在弱势群体一方，而于Labubu而言，社会就是它的森林。

在价值撕裂与情绪过载的北美语境中，社会似乎越来越需要一些“不说话但在场”的象征物。Labubu的意外走红，恰恰得益于它拒绝定义、拒绝归类、拒绝被纳入任何既有叙事。它的不确定性，使它拥有了更大的伸缩空间，也映照出当下社会的矛盾和复杂。有网友如此形容：“我不知道Labubu是怪物还是圣人，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喜欢它。”这些意义的形成，或许并非出自泡泡玛特的品牌策略，而是在北美复杂的语境中，被使用者不断投射、演绎与重塑的结果。Labubu不再只是一个静态的潮流玩具，而逐渐成为能够带入公共空间的文化行动体。

家族、故土与柔软力量：Labubu在移民社群中的日常连接

在北美的移民社群中，Labubu不只是一个商品，更是一种带有回归（homecoming）意味的符号。Gus和Eve告诉我，Labubu最早在拉丁裔社群流行，是因为一些本地艺术家开始佩戴它。例如墨西哥艺术家Tito Double P，经常将Labubu搭配个人造型出现在Instagram上。他或许在北美主流白人语境中知名度有限，却在拉丁裔族群内极具号召力，Labubu因此迅速成为一种时尚标记。像他一样的艺术家重新定义了“潮流”的方向，也间接将一个中国出品的角色带入了拉丁裔社群的审美体系。

Gus提到，在他成长的墨西哥南部社会，男性通常被期待展现强悍与理性，对玩偶表达喜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童年时的他，没有拥有过任何玩具，情感也鲜少被容许外露。而在远离故土的北美，他终于有了空间表达柔软的部分。Labubu是他与内在小孩的连接，如今他最喜欢的“青提莓莓”，是一只头毛蓬松表情机灵的绿色小精灵。他说，这只玩偶的柔软外形和模糊表情，让他感到平静与幸福，收集这些小精灵，就好像在照顾他内心那个曾被遗弃的小孩。

他的女儿Eve曾在TikTok上传一支关于父亲与Labubu的短片，意外收获了大量留言。有同样背景的二代移民表示，看着Papa Labubu，就好像看到自己的父亲，同样辛苦强硬一生，不善表达情感，在退休后才有时间与空间表达柔软。还有人提到背井离乡过程中带来的情感撕裂，而在北美同样是移民的Labubu让他们找到了同类。Papa Labubu让很多人看到，移民并非铁板一块的政治身份，而是具有情感、童年、脆弱与想象的普通人。

Celine的故事则更贴近一位女性移民的日常轨迹。十一岁那年，她随家人从福建连江移民至美国，父亲在这边开家具厂，她则在纽约上州的Albany长大。那是一个中国移民并不多的地方，童年时，她常常感到一种文化上的孤独与断裂。她说，Labubu就像一块握在手心的故土碎片，是她在异乡回望原乡的一条文化脐带，既可以随身携带，也能悄悄安抚内心。成为母亲后，她的生活几乎被两个孩子填满，而Labubu成了她留给自己的一个角落，一点属于自己的快乐。丈夫陪她一起帮她搜寻心仪的隐藏款，儿子为Labubu搭建房子，用Labubu装饰圣诞树，她的表亲们会为她从中国带回美国买不到的款式。在她的家庭中，Labubu不再只是一个玩具，更像是一种亲密的家庭语言，也是一种跨越三代的情感纽带。

Celine也是一位Blackpink粉丝，尤其喜欢Lisa和Rosé。2024年底，Lisa曾在《名利场》（Vanity Fair）的专访中提到Labubu，在2025年的巡回演唱会中，Lisa也佩戴了为其特别定制的Labubu，这位出身全球顶流女团的偶像，无意间将Labubu和泡泡玛特带入了亚洲以外的文化视野。多家媒体与评论将Labubu的爆火归因于Lisa的影响，认为K-pop的扩张早已超越音乐与舞蹈本身，也在消费主义与视觉文化层面展开强大辐射。2025年夏天，Celine去现场看了Blackpink的演唱会，特意带上了她最爱的红色Labubu，一边应援偶像，一边分享自己对这一潮流符号的热爱。

lisa佩戴labubu

我也在纽约的演出现场，每隔几步几乎都能看到一个Labubu。K-pop正在持续重塑更广泛的文化圈层，而Labubu就在这样的跨文化流动中被带入主流视野。对许多K-pop粉丝来说，这个源自亚洲的精灵不仅是一种时尚趣味，也是一种连接亚洲文化的方式。出生于中国香港，在中国内地制造，由在韩国出道的泰国偶像带火，Labubu的全球走红，也是一次亚洲文化跨国共创的胜利。

而泡泡玛特在北美主推的新角色“叛桃Gigi”，是一位深色皮肤的女性形象，有尖角和翅膀，展现独立又强壮的姿态。我曾在纽约华人聚集区的门店听见说中文的路人低声议论：“这个IP肤色这么黑，是政治正确吧。”但据泡泡玛特北美负责人在一次采访中透露，Gigi是该地区最畅销的IP之一。许多在国内市场难以炒热的深色皮肤Labubu，在北美却备受欢迎。Celine也告诉我，她的客户群中对这些角色反应热烈。作为卖家，她逐渐意识到，美国的盲盒市场主力并非传统印象中的白人潮人，而是来自不同移民背景的女性与家庭。他们熟悉文化的混杂性，也更愿意将自己的理解与情感投射到这些角色身上。也许正因为Labubu从未属于主流，它才能与这些边缘者一同成长，成为一种在夹缝中扎根的文化象征。

泡泡玛特在北美主推的新角色“叛桃Gigi”

在这些具体的生活片段里，我们看到的Labubu，早已不只是潮流物件或文化标识。它被揉进了移民者对故土的思念，承载了家庭之间的情感联系，也串联起陌生人之间的社群纽带。它咧着牙、毛茸茸地穿梭在北美的日常生活中，像一个来自远方森林的小精灵，将遥远的文化片段悄悄带入每一个看似偶然却真实发生的生活角落。

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反噬：Labubu的未来在哪里

当Labubu被写进华尔街的分析报告，它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另一套叙事框架。在高盛的一份报告中，Labubu被归类为经济衰退期玩具（recession toy），与千禧年代流行的卷心菜娃娃（Cabbage Patch Dolls并列），被视作经济压力下的情绪型消费品，人们在失控的世界里，用可控的小东西来取悦安抚自己。在北美，围绕Labubu的批评也多集中于此：不是它是否“邪恶”，而是它是否再次复制了一条过度消费的路径。

卷心菜娃娃

与北美相比，中国的盲盒市场已经形成一条高度成熟甚至近乎工业化的交易链条。以千岛等潮玩平台为代表，消费者、黄牛与平台共同构建出一套“可溯源”的信任机制。在Labubu的直播限时贩售中，买家可以选择将玩偶从泡泡玛特官方直接寄往平台集中箱，待完成鉴定后再进入二级流通。对后续购买者而言，玩偶的来路和真伪状态都被记录在案，这种“被看见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假货焦虑，却也反过来助长了炒作氛围。2025年夏末发售的星星人系列中最受追捧的一款，在短短一小时内价格波动接近百元人民币。

而在欧美市场，这样一套完整的社会性购买链条并不存在。StockX等转售平台更多依赖平台自身的鉴定背书，却难以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溯源。于是，在北美购买Labubu变成了一种带有门槛的行为。对Celine这样的华人移民来说，她仍可以通过小红书、微信群与同语境的人交换、转卖、拼单；但对Gus而言，获取同样一只玩偶，往往意味着更高的价格和更长的等待，有时甚至要付出接近两倍的成本。

正是这种不顺畅的购买体验，给了消费者停下来思考的时间。当消费不再是一次流畅的点击，而需要跨越语言、渠道与信任壁垒，关于“是否值得”的疑问便自然浮现。与此同时，Labubu最新推出的“心底愿望”系列，也在无意中放大了这种犹豫。从原本一组六个常规款加一个隐藏款，扩展为多达二十四种款式，选择变多但质感却变差，于是海外市场的反馈明显趋冷。当稀缺不再来自断货，而被稀释进庞大的款式池中，购买欲反而开始下降。曾经几个月前一娃难求的Labubu，如今在不少北美泡泡玛特门店已可直接购得，需求的回落逐渐显现。

如果说盲盒构成了一种轻度的上瘾机制，它并非源于意志薄弱，而是依靠一套精巧的设计：限时发售与开盒展示制造错过感，快速决策降低思考成本，隐藏款将期待延后，而持续投入则让退出变得困难。但在北美，这套机制正在松动。购买路径的复杂性抬高了门槛，款式扩张稀释了刺激，补货后的可获得性也削弱了稀缺感。当这些环节不再紧密咬合时，热度便开始自行回落。

当Labubu的浪潮逐渐退去，问题不再是“还能卖多少”，而是“故事要如何继续”。2025年8月，Labubu系列的持续断货将泡泡玛特股价推至339.80港元/股的历史高位。但这一上行并未持续太久。随着仿制品扩散、市场热度降温，股价随之回落，目前约为192.90港元/股，较峰值跌去四成以上。资本市场已经用最直接的方式质疑：当购买欲与质疑并存，品牌要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与此同时，Labubu也被赋予了另一层意义。它让“中国文化变酷”，被视作一种柔性的文化输出符号，也恰好出现在美国社会对中国制造重新想象的节点上。在政治语境愈发紧张的背景下，这种来自消费领域的文化流动显得既微小又真实。销售当然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真正的问题是，Labubu是否只能继续作为消费主义的载体，还是有可能越过商品逻辑，进入更长期的文化循环。但即便热潮退却，Labubu仍在被使用。它继续出现在纽约新当选市长Mamdani的竞选视觉中，Celine仍在为下一只心仪的隐藏款留意消息，Gus的妻子则在为他的Labubu缝制新衣。乡愁不会停止，情感也不会因为市场降温而消失。任何消费行为，最终都需要人类情感维系。

或许到2026年，Labubu面临的将不再是“是否爆红”，而是“如何共存”。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它既不完全属于软实力，也不只是商业扩张的工具。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反噬正在逼近，那么真正决定它命运的，或许不是下一次断货或联名，而是它是否还能被人带进日常生活，带进街头，带进家庭，在消费之外，继续被使用、被理解和被需要。2025年年末有报道称，《帕丁顿熊》的导演Paul King将执掌Labubu的大电影项目。这只曾被挂在腰间、放在床边和带上街头的小怪兽，或许正站在另一条叙事入口前。它会被重新包装为一部消费主义的延伸，还是跨出原本的文化圈层，进入一种更长期的公共想象，答案仍未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