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小学生自杀呈上升趋势，专家：预防不应过于依靠数字手段

日本厚生劳动省1月29日公布2025年日本自杀人数（暂定值）为19097人，是自1978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低于2万人。然而，在自杀人数整体减少的情况下，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中的自杀者为532人，呈上升趋势，创下198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最多纪录。 

近10年来，日本儿童和青少年自杀人数呈上升趋势。日本政府于2023年推出《儿童自杀对策紧急强化计划》，实现“每人一台”平板电脑终端，通过定期让学生填写情绪变化、是否遭受欺凌等情况，尽早掌握潜在风险。此外，还推动组建“自杀危机应对团队”，由专业人员为有自杀未遂经历的儿童提供支持与指导。尽管如此，中小学生自杀者攀升的曲线尚未被扭转。

“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日本的自杀对策几乎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的状况。”日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高桥聪美研究室代表高桥聪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日本近年来启动了通过电子设备进行心理健康筛查的机制，并扩大了社交媒体咨询窗口。“但我担心的是，这些机制反而可能削弱孩子直接向他人求助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提升孩子‘求助能力’的支援方式。”

高桥聪美长期从事自杀预防活动，曾在精神心理内科负责青少年心理护理工作。她认为，在孩子发出SOS之前，成人这一方就必须先具备接住求助信号的能力，相关的社会启蒙和培训尤为重要，例如增加学校心理咨询师等，这比将预算投入到电子设备和社交平台咨询更为重要。

改善针对学业成绩的过度压力

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中小学生自杀人数激增时，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相关案例也会呈增加趋势。

“在学校里完不成作业，结果留级了。感到痛苦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向身边的人开口倾诉，只能一个人扛着……”一名因大量服用感冒药、并对身体多处进行自残而被送医的学生，曾在日本琦玉医科大学医院临床中毒中心这样倾诉。

琦玉医科大学医院临床中毒中心主要负责治疗因过量服药等原因出现中毒症状的患者。这些患者也包括大量服用非处方药、失去意识后被送来的孩子。负责该中心心理支持工作的临床心理士高井美智子对日媒表示，被送来的孩子中，有不少人正处于上述状态。

“他们不是不想找人倾诉，但又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说清楚自己到底哪里痛苦，这种状态本身就非常折磨人。所以也并不是‘什么都不想说’。”高井美智子说道。

根据调查，2025年日本中小学生自杀原因中，学业不顺、与同学关系不和等“学校问题”是首要原因，其次是“健康问题”和“家庭问题”。 

埼玉医科大学等机构对2021年至2022年因市售药过量服用而被送至7家急救医疗机构的122人进行调查发现，在“自伤”理由中，有人表示：“想消失”、“想惩罚自己、伤害自己”。而在“其他目的”中，则出现了：“想振作起来”、“想忘掉不愉快的事情”，反映出现实逃避和药物依赖的倾向。有过自杀未遂经历的人，之后再次自杀的风险很高，其中一部分最终会走向“既遂”，这种情况下心理照护尤为重要。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与2019年相比，2025年日本初中女生自杀人数增加了2倍，高中女生自杀人数增加2.2倍。

高桥聪美指出，近年来女孩的自杀未遂现象明显增加，尤其是过量服用药物的情况。因为购买生理用品、化妆品等，女孩前往药妆店的机会更多，也因此更容易接触到市售药品。这两年，日本每年大约新开1000家药妆店。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该设法避免让孩子陷入药物依赖。因此，关于市售药物滥用的预防教育必不可少。

另一方面，男孩的自杀原因中，升学和学业压力始终位居前列。因此也有声音呼吁，有必要从社会层面改善针对学业成绩的过度压力。

“需要牢记的是，媒体报道中的自杀人数只是‘冰山一角’，在水面之下，还存在大量表现出自杀相关行为的儿童。”东京都立小儿综合医疗中心的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医长（病区负责人）长泽崇撰文指出，儿童自杀往往与神经发育障碍、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焦虑障碍、进食障碍、物质相关障碍等精神疾病，以及霸凌、儿童虐待和其他逆境性童年经历（ACEs）密切相关。

长泽崇表示，尽管日本儿童心理专业医师的人数逐年增加，但面对有自杀倾向的孩子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需要对孩子本人进行干预，也必须对家庭进行介入与支持，但日本全国的儿童精神科医疗体系尚不足以满足多样化需求。除了专业人士之外，每一位成年人都需要倾听身边和家庭中孩子的声音，陪伴他们、接纳他们，察觉孩子的烦恼与发出的求助信号。

原因调查不可忽视

日本文部科学省2024年的调查显示，在自杀的儿童和学生中，其所处状况被认定为“原因不明”的比例高达56.7%。这意味人们并不知道很多孩子究竟为什么会选择自己结束生命。

在日本，调查儿童自杀背景的主要机制包括由学校、教育委员会等实施的“背景调查”，以及警方负责的“自杀统计表”。学校等机构开展的背景调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由学校进行的“基础调查”，包括查阅指导记录、向教职员工了解情况等。随后，另行判断是否进一步由教育委员会等机构牵头，邀请第三方专家参与开展“详细调查”。

文部科学省在相关指南中写明，“原则上希望所有案件都能进行详细调查”。然而，在2024学年发生的小中高学生自杀案件中，真正进入详细调查阶段的仅占5.6%。而且，约三成案件中，教育部门没有向遗属说明“可以进行详细调查”这一选项。

去年12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儿童自杀事件背景调查指南》的修订草案，考虑了老师体罚或不当指导的因素，明确提出在这类情况下应考虑采用第三方委员会方式开展调查。

由自杀者遗属组成的团体 “安全学生指导研究会”于1月29日在文部科学省召开记者会，呼吁在查明自杀原因的过程中，应让遗属进一步参与。“把最了解孩子的家人排除在外，只由学校来汇总调查结果，这一点令人难以接受。” 一名出席记者会的50多岁女性说道。

去年11月，日本堺市一名自杀初中女生的遗属向市政府提交重新调查自杀案件的意见书，认为市政府未尽到必要的调查义务。此前市政府曾设立第三方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发现自杀女生长期缺课，曾经历四起校园欺凌事件，但是这与自杀不存在因果关系。然而，遗属却在孩子的手机中发现，在她试图自杀约三周前曾收到同班同学发送的消息，其中包括鼓动其结束生命等极具攻击性的言辞。遗属早在调查委员会报告发布后就要求重新调查，未获回应。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调查报告，2024学年度全国小学、初中出现长期缺课情况的学生人数为353970人，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被认为对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的“重大校园欺凌事件”也达到1405件，同样创新高。

相比学校的调查，警方掌握的自杀统计表被认为更具全面性，表中设有关于自杀原因和动机的勾选清单，最多可选择四项。鉴于刑事调查，警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了解学校和家庭问题。但也有分析认为，警方的重点在于是否存在刑事案件性质，与揭示自杀的复杂背景，在方法和目的上本就不同。

临床心理学家洼田由纪对《朝日新闻》表示：“调查自杀原因并不是为了把儿童自杀归咎于家庭或学校，而是为了寻找线索来改善孩子周围的环境。” 她强调，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去世的孩子究竟为何事所困、又为什么没能说出口，相关各方不应对立，而是需要合作，从多角度加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