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白？还是翻案？——从《太平年》的冯道形象说起

最早知道冯道这个名字，来自一个小幽默。说冯道的门客在冯道面前念《道德经》，因为避讳，不得不念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后来读了历史才认识到，冯道，真的是一个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人。

冯道身逢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乱世：唐末五代。他生于唐中和二年（882年），次年黄巢就攻破长安、唐帝国开始崩溃；卒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恰逢五代英主柴荣登基、新时代曙光初现。他的一生，完整跨越了整个动荡时期。甚至可以说，唐末五代的编年史，几乎就是冯道的个人年谱。他堪称这一乱世的最佳代表人物，没有之一。

电视剧《太平年》中，冯道正是历史的主心骨。他是各朝皇帝的左膀右臂，也是改朝换代的定海神针，总能有惊无险地带领大家度过大灾小难、种种危机，并且总显得胸有成竹、算无遗策。说他是黑暗乱世的一盏明灯，一点也不过分。更重要的是，冯道还有识人之明，不仅赏识柴荣、赵匡胤、钱弘俶这三位青年（未来的君主），还都曾对他们每个人耳提面命，堪称是有志青年的精神领袖。总之，整个剧中，冯道堪称正派力量的“大Boss”。那么这个堪称神奇的冯道，离历史上的冯道有多大距离呢？

《太平年》中的冯道

史书中的冯道是一个口碑两极分化的人物。

长期以来，冯道都是世故圆滑的反面形象，他的历史画像是“政坛不倒翁”，证据就是冯道历经乱世五代（没有后梁，但多了一个契丹），在十一个皇帝手下任三十多年高官、二十多年宰相，堪称政坛奇迹。而给“坏冯道”定调的关键人物欧阳修，直接骂他是“无廉耻者”。

但是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却与后人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正如《新五代史·冯道传》总结的“然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朝野上下，众口一词，公认他清正廉洁，君臣称赞他“有大臣之体”，民间则甚至以孔夫子来比拟他，堪称圣贤之人。新、旧《五代史》都记录了这些赞扬之词，可知不虚。五代以后，在历史主流音之外，也还总有一些执拗的低音在回响。如宋代王安石，赞其舍己为人，宛如“诸佛菩萨之行”，反变法的富弼、苏辙都赞其为“大人”；明代李贽视其冯道是孟子“民贵君轻”理念的最佳实践者；清代的金古良也将冯道列入《无双谱》（从汉至宋，共40个天下无双的极品人物）之中，用的正是李贽的判词“安养百姓，免其锋镝之苦”。

《无双谱》中的冯道

坏冯道和好冯道，评价有着天壤之别。但这并非因为冯道其人的史实含糊不清，实际上，新、旧《五代史》虽然详略有别，但在史实上都无异议，评价的差别就在于对冯道评论的道德观不同。

在讨论道德观之前，我们先根据史实来梳理一下冯道其人。

冯道是能者。这也是他能立身五朝不倒的关键原因。

冯道出身普通。这里普通，指的是他没有“崔卢李郑王”这些所谓的门阀大姓的出身光环。唐五代早就已经不是“贵族时代”了，但五代政坛依然保持了宰相必由大姓担任的习气，如清河崔氏的崔协被推为宰相，但“天下皆知崔协不识文字，而虚有其表，号为‘没字碑’”。“没字碑”意为“样子货”，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文盲倒也不至于，但干不了活是肯定的。而冯道既然不能凭出身，那就只能凭硬本事了。

冯道首先是有文才，既博学多才，有学者底子，又能倚马可待，有才子风范。冯道最初担任的是方镇的掌书记，相当于文字秘书，或者说笔杆子。说起来，唐末五代是典型的武人政治时代，大权都是武人把控，就连宰相权力，也旁落到了枢密使一职上。宰相除了如崔协这种担任“吉祥物”之外，尚有文字、文化，以及民政方面的功能。吴丽娱的《略论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与晚唐五代政治》中指出：在晚唐五代动乱局面下，反而“使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空前密切”，“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冯道正是这种文化现象的重要一员。关于冯道在这方面的能力体现，可以参考陆扬的《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一文。下面略举两例：

一是博学多才。李琪曾在后梁时任翰林学士和宰相，当时公认的文章第一。为祝贺唐明宗的一次战争胜利，他精心撰写了一篇贺词，其中有“破真定之逆城”，冯道读后，指出收复的是定州，而非真定。李琪文才不错，却对地理一无所知。冯道深不可测的才学广为人知，据说百官们相互告诫不能掉以轻心，朝廷纲纪因此得以肃正。

二是文采斐然。长兴元年（930）四月二十五日，百官为明宗上徽号（歌功颂德的美号），冯道亲自撰文，其文浑然天成、不落俗套，众人无不感到钦佩。冯道还擅长作诗，提笔立就，且文辞典雅、蕴含古意，每作成一篇，就迅速被远近之人竞相传抄。

冯道的第二个突出能力，是他的为人处世，为“长者”，翻译一下就是“能团结领导班子”。

冯道的崛起，主要靠两个贵人：宦官张承业和后唐明宗李嗣源。

张承业也是入了《无双谱》的人物，堪称是宦官中的古今第一贤者。包括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严厉的道德主义者，也无间言，反而称其“伟然可爱”。冯道从幽州逃往河东，张承业推荐冯道当上了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就是从河东发展而来）。张承业看中的就是冯道的文才和人品。

唐明宗（不是唐明皇）李嗣源是个文盲皇帝，却被公认是五代乱世中的第二英主（第一英主自然是周世宗柴荣，但在爱民这一点上，唐明宗可称是第一）。唐明宗点名要冯道做宰相，理由就是冯道是“长者”。所谓“长者”，人们往往会在前面加两个字“忠厚”。冯道的做人原则很低调，与世无争，既不抢功劳，也不会硬要别人顺从自己。写《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的砺波护认为“不强人所难、与世无争”也是唐明宗的生活信条，所以他特别欣赏冯道。唐明宗堪称冯道的知己。

《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日]砺波护著，郑淦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174页，68元

就长者这方面也略举两例。冯道在拜相时，因为出身问题遭到了大家歧视，任赞等人就用《兔园册》（《兔园册》相当于是乡学私塾的入门教科书）来当面讽刺冯道是乡巴佬。但是，后来任赞卷入了谋叛活动，冯道只追究了三个首谋，其他都从宽发落，特别还赦免了任赞。正是这样宽宏大量的冯道，也才能做到“立公朝有重望”。

对于低级小吏，冯道也宽大待之。《旧五代史·冯道传》：

（冯道出镇同州），一日，有上介胡饶，本出军吏，性粗犷，因事诟道于牙门，左右数报不应。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开尊设食，尽夕而起，无挠愠之色。

《旧五代史·冯道传》提到：契丹入侵时，天下大乱，冯道率下属四出安抚，“因事从宜，各安其所”。有人推许这是他的功劳，冯道却总是推辞说：“儒臣能做什么，这些都是诸将之力也。”

冯道被贴上了政坛不倒翁的标签后，自然就被人们视为靠阿谀奉承、圆滑世故立身的。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到，完全相反。就像《鹿鼎记》里韦小宝对大胡子赵良栋的判断思路——这大胡子不肯拍马屁，一定有本事。宋人吴处厚在《青箱杂记》就曾为他辩护说：“世讥道依阿诡随，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节。而余尝采道所言，与其所行，参相考质，则道未尝依阿诡随。”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能连任十一朝天子，正是因为冯道是众望所归的不可替代之人。实际上，在几个少帝的时候，冯道也曾被排除在朝堂之外，任个闲职。因为少年皇帝根本不了解冯道的价值。

在道德方面，冯道特别突出的一点是“爱民”。冯道爱民，首先是在皇帝面前为百姓说话。有一次，唐明宗问冯道，收成好的时候，老百姓日子会好过吗？冯道回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冯道趁机念了聂夷中《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深受触动，让旁边人记下来，经常讽诵此诗。在整个黑暗的五代，也就是唐明宗统治的几年内，几乎算得上是老百姓唯一安稳平和的日子。冯道当居一大功。

耶律德光入主中原之时，天下骚动，耶律德光问冯道说：“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为俳语以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当时人都认为契丹没有夷灭中国之人的原因，端赖冯道的一言之善。

冯道在这两个皇帝面前的两次“一言之善”，其重岂止千斤！

冯道自己也身体力行，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善事。比如在河东时，有时将领抢到美女送给冯道，冯道总是将她们“置之别室”，最后“访其主而还之”。后来契丹大乱中，又看到有很多“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就拿出自己的俸禄赎买，把他们（她们）一一妥善安置，最终都送回家去。

再比如，冯道在家乡守孝时，遇到年成不好时，“悉出所有以赒乡里”，而他自己居然“退耕于野，躬自负薪”，当一个普通的耕者樵者。实际上，冯道一生都很朴素节俭，这可以说明，五代元老的冯道做官，应该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享乐。

更重要的一点是，冯道的“平等心”。《新五代史·冯道传》记录了一个细节，冯道“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就是说，他和奴仆用起居饮食都是一样的，而且一点都不别扭。可以认为，冯道的仁心，来自他平等的视角，视人为人，人人皆人。这点，在古代阶层社会中，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单凭这点，冯道就可算得上是非常之人了。

自从被贴上了“不倒翁”的标签，冯道在很多人心目中，就自然而然地是一个懦弱无胆、贪生怕死的形象。其实不然，冯道堪称勇者。冯道的勇敢，首先表现在谏诤上。古代对文武官员的最高要求是“文死谏，武死战”，意思是，如果文官死于谏诤，是至高荣誉。但自古死谏的文臣毕竟也只有少数。要知道，冯道的谏诤对象，都是舔血而生的乱世枭雄，每次犯颜的危险程度都是五星级的。

冯道在第一次出仕的幽州节度使刘守光手下，就曾经谏诤，以至于被下狱。要不是刘守光很快败亡，冯道可能出道即剧终了。

第二次被记载的谏诤更是惊心动魄。《旧五代史·冯道传》记载此事，李存勖（即后唐开国之君唐庄宗）在军中，与大将郭崇韬发生了矛盾，李存勖大怒，说：“我连手下效命者的饮食都不能自由安排吗？以后河北三镇统帅，让别人来当吧。我自己要回太原去！”命令冯道立刻起草，公布下去。冯道迟迟不肯起草，李存勖呵斥催促他。冯道从容进谏：“郭崇韬所谏，也不过分。如果因此而把动静搞大，敌人知道了，就会认为大王君臣之间不和了。”一次君臣将帅之间的大冲突因此而得到消解。史载“人始重其胆量”。

《洛阳搢绅旧闻记》还记载了一件冯道谏诤后汉高祖刘知远，救下爱民好官张璨的事情：

瀛王（即冯道）曰：“陛下在河东时，断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死之，亦足为陛下惜。昭义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禄，居陛下官，不惜躯命，敢执而奏之，可赏不可杀。臣当辅弼之任，使此敕枉害天下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臣罪当诛。”稽首再拜。又曰：“张璨不合加罪，望加敕赦之。”汉祖（汉高祖刘知远）久之曰：“已行之矣。”冯瀛王曰：“敕未下。”汉祖遽曰：“与赦之。”冯曰：“勒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敕。

之所以要引这段完整的文字，就是想展示一下冯道面对刘知远步步紧逼，谏诤不已。可是，欧阳修面对《旧五代史》的白纸黑字，居然睁眼说瞎话：“（冯）道前事九君，未尝谏诤”，岂非是赤裸裸的污蔑之词！为了抹黑冯道，欧阳修完全不顾史实，并非良史。

其次，生死之际，冯道也总是淡定坦然，给人一种超然之感。

后晋石敬瑭时，称儿皇帝于耶律德光。需要出使契丹时，冯道毅然担当其事。《谈苑》中记录了这一幕：

道与诸相归中书，食讫，外厅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变手战，道取纸一幅，署云：“道去。”即遣写敕进，堂吏泣下。道遣人语妻子，不复归家，即日舍都亭驿，不数日北行。晋祖饯宴，语以家国之故，烦耆德远使。自酌卮酒赐之，泣下。

知道要出使契丹，吏人的表现是“色变手战（手抖）”“泣下”，石敬瑭的表现也是“泣下”，众人如此形状，是因为大家都深知此去北国，生死难料，堪称是地狱之旅。但是冯道主动担当，面不改色，真当得起一句“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郭威占据开封后，表示要立刘知远的侄子、徐州节度使刘赟为帝，并派冯道去迎。结果在回来途中，郭威手下就发动了一次“黄袍加身”，于是郭威自立为帝。当时“（刘赟）左右知其事变，以为道所卖，皆欲杀道等以自快。赵上交与王度闻之，皆惶怖不知所为，惟道偃仰自适，略无惧色”。在生死之际，赵上交、王度都吓得一塌糊涂，这其实是人之常情，但冯道依然是一贯的云淡风轻，比赵、王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

综上所述，冯道视民如伤、德才兼备、德高望重，难怪时人会视其为“圣贤”。那么，冯道是真的有做圣贤的自觉吗？我认为，冯道并没有理想主义者的自觉高度，也没有殉道者的牺牲精神。但是，冯道依然可以算是一个修行者，他是在践行他的信仰。

冯道践行的信仰很简单——做一个好人。

冯道首先是儒者无疑，他自许“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

恐怕冯道也深受道家影响，他的名字就来自《道德经》。他也自许“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面对一切，都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就很有老子自然而为的风度。

如果说冯道信佛，可能也有道理。比如他要求后人不用血牲祭祀，“祭以特羊，戒杀生也，当以不害命之物祭”。尤其是他有深刻的“平等心”，真有大慈悲精神。

冯道身上受到儒释道三家的共同影响，并不奇怪。但是，真正支撑了冯道作为修行者的底层逻辑，其实可能很简单，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信念。

诗为心声，有两首冯道的名诗，都可以展示他的这一信念。

《偶作》：“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天道》：“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提到天道，不由得想起司马迁的那句“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所谓天道，就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通俗一点说，也就是“善恶有报”。“善恶有报”，这句话实在太普通，是最质朴的人也能挂在嘴边的“箴言”。但这句话也非常伟大，因为这个信念，乃是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基石。如果大多数人都质疑这句话，社会秩序就将崩溃，我们将进入丛林世界。

冯道在回顾自己一生的《长乐老自叙》中说过：“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祐。”显然，他认为自己一生顺遂，有惊无险，都来自于“天祐”。也不妨解读为，这些天祐，来自于自己每一次的善因。宋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列举了冯道的种种危机之后，也不由地感慨说，“其所以免于乱世，盖天幸耳”，也归之于天道。

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公门之中好修行”，意思是官吏因掌握权力，更易通过秉公办事行善积德。这句话虽然在冯道之后出现，但是冯道也许早就认识到了这点，并努力实践之。冯道的诗句“虎狼丛中也立身”，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当然，冯道之所以能成为冯道，恐怕还来自于他天性纯良。据说冯道七岁就能诗，曾作《治圃诗》，仅存两句：“已落地花方遣扫，未经霜草莫教锄。”是说整治花圃，怜惜花草，不敢有任何伤害，只有掉落地下的残花，才让扫除，不到霜后，不锄杂草。宋人《陈辅之诗话》评论说“仁厚天性，全生灵性命，已兆于此”。

在我看来，冯道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而起点却朴素简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做到了知行合一，甚至做到了“知一行十”——坚守一个普通的道理，全心全意地去实践。就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一样，并非有高尚的自觉，而是凭借淳朴的信念坚持下来。

再来说说为什么冯道的评价会出现两极分化。关键是对冯道的“忠”的评价。

冯道当然觉得自己是“忠”，这里的“忠”，还是孔子时代传承下来的忠的理解，就是为君主做事，尽己竭诚。更多的是忠于事（职责），而不是忠于人（君主）。所以冯道说自己“忠于国”。冯道不是方孝孺，也不必是方孝孺。

《册府元龟》保留了一段对冯道的“盖棺定论”：“道历仕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馀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性廉俭，不受四方之赂，未尝以片简扰诸侯。私门之内，无累茵，无重味，不畜姬仆，不听丝竹。有寒素之士求见者，必引于中堂，语及平生，其待遇也，心无适莫。故虽朝代迁置，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议者以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盖汉胡广、晋谢安之徒与！”

砺波护认为可能来自范质的《五代通录》，陈尚君则认为出自宋初所修的《周世宗实录》附冯传的史臣赞。这里的冯道接近于政治（功德）与道德（私德）完人。其中特别点明了“朝代迁置，人无间言”。也就是说，城头变幻大王旗，与冯道无关。改朝换代，冯道只是被动者。这当然也是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冯道是反战者。石敬瑭曾经问他“兵事”，他辞以自己是书生，不敢越界。周世宗在亲征北汉时，冯道力谏。后人颇因此来嘲讽冯道不识英主，反对统一。但是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中，提到唯一的憾事，乃是“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显然，统一天下，不再纷争，绝对是冯道的政治理想。之所以会谏止周世宗亲征，可能只是因为冯道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毕竟，就连柴荣自己，也要给足十年时间才足以“拓天下”，要三十年时间来才能“致太平”。

赵匡胤建立了宋代，放在他面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统一，而是如何不变成短命的“第六代”。从短线任务来说，宋太祖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从长线任务来说，宋代开始推行“重文轻武”之国策。但是进一步追问，要如何控制文臣呢？答案就是：加强思想教育，把忠字写到每个文人的灵魂里。

《旧五代史》是宋太祖末年所修。此时，史官虽然还是全面肯定了冯道“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但在论赞最后部分已经明确提出操守问题：“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谓之忠乎？”对冯道“不忠”的批评，还用上了女性守节的对比：“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乎？”

这个质问是带着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的。如果一直追问下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呼之欲出了。因为寡妇不改嫁，就会遇到生存问题，会饿死。但是道德主义的原则就是，道德第一，绝对第一。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将文人用道德加以捆绑，就是要达到绝对化的程度。

《旧五代史》史臣的质问更像是例行公事，但到了百年之后，绝对化的道德主义已然成了文化界的主流价值观。而欧阳修之所以私撰《新五代史》，就是要将道德主义贯彻到历史学中。欧阳修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的原名），看似致敬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是追仿孔子的《春秋》，所谓“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言之贬，严于斧钺”，充分再现“训诫史学”的实用主义功能。从史料角度来看，《新五代史》一书颇有瑕疵，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该书正是贯彻“忠”字原则的最突出成就之一。

于是，在欧阳修笔下，“忠”字的内涵悄然变成了一朝一姓之忠，对君主个体之忠。而且，这一思想在以后的历朝历代，只有越来越强，越来越硬。比如清朝在修明史时，特地编了《贰臣传》，将这些“贰臣”牢牢地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自欧阳修开始义正词严、大义凛然地批判冯道开始，冯道就被贴上了无耻无节的标签，成了政治文化的牺牲品。欧阳修拿冯道开刀，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冯道是最佳案例。因为他私德无缺，非常完美，但又五朝为臣，“大节有亏”，就像司马光总结的那样：“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自此，“忠”字，成了所有人评价标准中的一票否决项。也因此，忠字成了国人的第一道德。当戏台上出演“忠孝不能两全”戏码时，必定是在与老母亲辞别。在“忠”面前，本来无可置疑的“孝”，也不得不退居二线了。

当然，也还是有人想为冯道这样的“好人”挽回一点尊严的。所以，典型的就如吴从厚提出了所谓的“迹浊心清”论。所谓的“迹浊”，就是历仕五朝这个“污点”。这可以视为一种无奈的妥协中庸派。

在古代思想史范围内，能为冯道做出有效辩护的大概有两家。一是孟子。中国思想史上，孟子的民本主义是达到了最高峰，尤其是“民为贵，君为轻”一句，让朱元璋气得七窍生烟。异端思想家李贽，就借用孟子的话来赞扬冯道，“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道知之矣”。“五十年间，虽历经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既然民贵君轻，那么冯道养民为先，就是正道。这个逻辑很合理很严密。

葛剑雄发表在三十年前的《乱世的两难选择》，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之说，和李贽之说基本类似，但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没有李贽来得彻底。

第二家可供辩护的是顾炎武，他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认为“亡国”是一朝一姓之事。这当然也是因为顾炎武等人对专制君主制的严厉批判和反思。

今天依然有大量文章在批判冯道，人们的观念中，冯道还贴着“不倒翁”的标签。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近代以来的史学家还是把“忠”都简单转化为“爱国”，所以也就继续将冯道的“不忠”于一朝一姓的行为，抽象为“不爱国”。如范文澜等所著的《中国通史》中就延续了《新五代史》以来的陈词滥调。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历史的普及不够，多数人并未直接阅读史料，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回过头来看，《太平年》剧里的冯道，在算无遗策和青年导师这一方面的形象，并不太符合历史真实，但在其他方面，特别是爱民这点上，则基本复原了冯道原有的面貌。许多人也因此而关注这一历史人物。他既非圣人，也非小丑，而是一个在极端环境中依然选择“但知行好事”的践行者。我乐于见到冯道“翻身”，因为我也相信，好人就应该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