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湖》：现在是2026年，一个新人导演决定让“家庭叙事”公映

对不少新人导演来说，家庭往往是他们感知个体与环境产生碰撞的第一个样本，在这个最亲密、也最难以抽身的关系结构中，个人欲望、社会规训与时代变迁被高度压缩，率先显露出裂缝与张力，经由家庭叙事，创作者往往在提出一些普遍、共性的问题。

同样以家庭为切入点的《翠湖》，始于一个迟到的告别。

2016年，远在旧金山的卞灼接到外公去世的电话，未能赶回昆明送别，自此心中长留遗憾。七年后，因意外摔伤，他被迫停下了奔波的脚步，回到属于云南的节奏，回归自己的成长记忆。

在这段人生停滞的空白中，他翻开了外公留下的日记。

这是卞灼第一次看到他未曾了解的外公，日记里，外公表达对已逝老伴的想念、写下自己三个女儿生活里的琐事与忧扰、记录他眼中孙辈的迷茫和叛逆、抒发家中矛盾发生后自己内心的感受……全部的内容，都让卞灼十分震撼，因为他记忆里的外公并不善于表达情感，这本日记，也构成了《翠湖》的灵感起源。

卞灼的外公是上海人，家中曾在南京西路开毛巾厂，后经历战乱，家中工厂被日军炸毁，自此，外公在昆明扎根，开始了后半段人生。

外公的人生有着一代人的普遍缩影，他记忆里的外公，说一口上海话，出门梳理发型，讲述衣衫穿搭，从来得体。

由外公外婆带大的卞灼，对二位老人有很深的情感和记忆，错过外公的离世，让他心中始终抱憾，他试图通过电影与想象，还原一种他想象中的“外公最后的日子”。

于是，影片选择了一位丧偶老人的视角，在日常的对话、偶发的停顿、轻微的错位中，三代人共同面对却各自孤独的处境被缓慢揭开：老年人失去伴侣后无处安放的失落，中年人被责任挤压的焦虑，年轻人在看似存在的自由与选择中仍然存有的迷茫。

通过“外公”的视角，家庭内部涌动的情感与反思重新浮出水面，父母的操心究竟是爱还是控制？子女的疏离是成长的代价吗？当家庭成员分散在不同处境、不同城市、不同价值体系中，血缘是否依然是真正的连接？行至人生暮年，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情感诉求？

就这样，《翠湖》中，人物在沉默中彼此靠近，又在靠近时再次面临分离。这种“静水深流”的叙事，使《翠湖》像一篇散文，在真实的生活流中，观众一边观看，一边对照自身的家庭经验。

翠湖作为云南的一处地理空间，承载的是一座城市的记忆；作为情感意象，它指向的是无数中国家庭共有的精神原乡。

近年来，城市电影倾向在高度地方特色化的空间中讲述私人经验，因为越是具体的地方，越容易通向普遍的情感结构，也越容易从本土观众开始，引发关注度，再触达更普遍的受众。

这也是为什么，《翠湖》虽然发生在昆明，却并不只属于昆明。

“我觉得其中老年人恋爱的状态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未来会面对的状态。”从家庭记忆到代际观察，卞灼对这部影片，有自己的深思。

在各种创投环节获得认可后，最终成片荣获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奖，评委会评价该片，“从湖面般平静的日常出发，如同一艘在家族几代人身处的河流中前行的船”，精准道出影片以家庭叙事映照时代变迁的核心魅力。

他坦言那种喜悦的冲击使得他已无法准确回忆起彼时的详细心境，这一奖项使得卞灼开始被广泛关注、也使得他真切感到自己在这条路上被认可了。

然而，面对《翠湖》上映，卞灼仍然回归自我拷问，“会焦虑，不知道它会走向何处。”于是，他开始使用一些看似笨拙的办法，带着《翠湖》走向观众。他去往公园拍摄老人，和他们讲述《翠湖》这部电影、经营自己的小红书，仔细阅读观众分享的家庭故事，与观众保持互动……

他在创作之外，尝试主动“连接”观众个体。

“需要与人保持连结，想要对话观众。”卞灼回溯想要做这部电影的初心，除了在家庭故事前，留下自己的注脚，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和其他人产生对话，这带给他极大的满足感，“常常看到一些观众的分享看哭了。”

许多观众在观影后提到，《翠湖》在克制与留白中，唤起了他们对自身家庭关系的重新凝视。

又其实，这样的类型，这样的表达与回响，在全球的电影史中，都并非新鲜。只是，在电影市场大片引领观影的当下，让《翠湖》的上映，的确像是一次反向而行。

在高度工业化、效率优先的电影环境中，卞灼选择用一种几乎“反速度”的方式，去处理记忆、时间与情感的重量。

这也使得《翠湖》不仅是一部技法成熟的导演长片首作，更像一次关于“如何继续拍电影”的实践提问：创作者是否仍然可以从最私人的经验出发，借由耐心、凝视与真实的情感投入，与观众建立一种不依赖声量、却足够持久的连接？

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家庭的电影，也是一位创作者在时代与自我之间，艰难却诚实地寻找“根”的过程。

《翠湖》，始于外公的日记

《翠湖》这个故事，最早其实来自我外公留下的一本日记。

2019 年的时候，我在家里第一次真正发现那本日记。那天的情景很戏剧化，我刚回家，就看到我母亲从外公的房间里哭着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日记本，那本日记翻开的第一页写着一句话：“我好想你，元勤。”元勤是我外婆的名字。

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本日记记录的是外婆去世之后的生活。

外公在日记里记下了外婆离世后两三年间发生的很多事情。他从一个老人的视角，看见了我们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困扰、精神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我当时觉得这些文字非常珍贵，于是最初只是想把它整理成一个电子版，在家族里传阅，让大家留个念想，那时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誊抄日记。

在誊抄的过程中，我遇到很多看不太懂的地方，就先留了空白，想着以后有机会再补。直到 2023 年，我又把这本日记拿出来，看到了那些空白的地方，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我想把它补完。于是我拿着那些空白去找当事人求证，结果对方非常坚决地否认，说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外公也从来没有和他聊过这些内容。

就在那一刻，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在我这里产生了“虚幻的可能性”。现实与记忆、真实与遗忘之间出现了缝隙，我突然意识到：这里面有虚构的空间。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个故事可以被改编成一个电影剧本。

剧本写得很快。也是 2023 年，我腿摔断了，医生说至少三个月不能下床，六个月不能负重。我就在那三个月里，把《翠湖》的剧本写完了。

这个故事当然是有现实原型的，但我在剧本里做了大量的修改和杜撰。人物来自我的家庭，但性格被重塑，事件被重新编排。很多台词、很多生活细节，其实来自我成长过程中听过的、感受过的东西。

我有个习惯，只要听到一句有意思的话，不管是金句台词还是日常对话，我都会记下来，存在手机里。等有了故事骨架之后，我再从这些人生经验里挑选合适的“肉”，把它们填进去。

现实中真正一一对应的情节并不多。比如外公的一位老朋友从香港来看他，这件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后续的情节大多是虚构的。

在所有人物里，外公这个角色和原型的接近度是最高的。

他在片中说过的一些话，甚至是我外公在日记里原封不动写过的。比如他说“我好像觉得宇硕心里有很多痛苦，却不知道怎么帮他排解”，那是我外公真实写下来的句子，我直接把它放进了电影里。

“翠湖”的意象，我的私心

片名一开始并不叫《翠湖》，最早叫《老头》。但写着写着，这个故事从一个老人的视角，慢慢变成了一个三代人的家庭故事，“老头”这个名字就显得太狭窄了，我开始思考这部电影真正的气质是什么。

对我来说，翠湖承载了太多记忆，它是昆明人的精神地标，是“家”的意象。所以我最后用了《翠湖》，我觉得没有比它更合适的名字。

我一开始就决定把故事放在外公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因为恰恰是在他生命最后几年，我和他最陌生，那时我在国外读书，没有陪在他身边。我常常会想，他那几年到底处在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

现实中，外公因为癌症住院多年，最后的阶段非常痛苦。但我不想在电影里再重现一遍癌症老人的苦难。我希望呈现的是另一种状态，更接近外婆刚去世、但外公尚未生病的那几年，是现实与愿望的一种提炼和融合。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对自己遗憾的一种补偿，我希望在电影里，他能说出一些生前没来得及说的话，做出一些现实中没能做的事。

这部电影的创作起点是非常私人的，我想把它献给我的家人，献给外公外婆。但在创作过程中，我也不可避免地放进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我用一种带有阶级结构的方式来构建这个家庭，把我对社会的一些感受“夹带私货”地放进去了。但最初，我并不是带着要说教、要表达野心的目的去做这部电影的。

“地推”？

介绍我的电影，与人对话

在云南，我确实感受到一种创作者逐渐聚集的状态。这个奖让大家更自信了，也开始主动去总结“云南创作”的可能性，从各自为战，慢慢变成互通有无。我这次的终极版预告片，就是另一位云南导演汪迪帮我剪的。

很多年轻创作者会来问我，怎么做在地化叙事？

我跟他们说，最重要的是“人”。电影拍的本质是人，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怎么生活、怎么说话、怎么思考，那你拍的只是风景，不是在地化叙事。

云南人的特质很明显，女性普遍比较强势，大家整体生活状态比较松弛，有一种很强的钝感和安全感。云南天气好、生活成本低、节奏慢，这些都反映在电影里，比如那些慢吞吞、不争不抢的男性角色。

外公这个角色也代表了一代云南老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并非本地人，而是从外地来到云南支边或工作的人。外公原本是上海人，他对生活的讲究、穿着的精致，都直接被我放进了电影里。

《翠湖》主演李振平老师，当年也是下乡到西双版纳的知青，后被选拔到云南省话剧团工作。今年刚刚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的《上海女儿》，是讲一位女儿从上海来到西双版纳，重返当年父亲待过的知青农场，全片都在云南拍摄。

电影里的老年恋情更多来自我的想象，老吴这个角色，是我理想中的老年女性形象：独立、自洽、先照顾好自己，再与他人建立关系。

我觉得这中间老年人恋爱的桥段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未来会面对的状态。

语言的使用也是有意识设计的，其中普通话、方言会切换，实际本身就代表着代际差异、阶级差异和成长环境的变化。

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拍电影

我参加了很多创投，创投对影片本身的创作方向几乎没有影响，到金鸡的 WIP 阶段，我已经很清楚这部电影会剪成什么样。

创投更多给我的是信心，让我相信这部片子是有出路的。

在上影节亚洲新人单元拿到最佳影片，对我来说，彼时是非常意外且激动的。我甚至不记得自己上台领奖时说了什么，是后来看回放才知道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奖我也憧憬了很久，我一直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拍出好电影的。

只是拿奖之后，反而会开始质问自己：下一部还能不能做到这样？还能不能保持纯粹？

拍摄过程本身并不困难，最大的问题不是钱，而是心理压力。你不知道花了这么多钱拍出来的东西，会不会真的走到你想去的地方。

宣发上，我们尝试了一些不太一样的方式。无论是组织千人观影，还是与其他影片联动宣传，这些动作不是为了“破圈”而破圈，而是想走到观众中间。

我自己会拿着摄影机去翠湖公园采访老人，会在小红书、微博、豆瓣和观众一条条互动。我相信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我收到最多的观众反馈，都是他们在看完电影后，回到自己的人生里，讲自己的故事。这种赤诚的连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要给年轻创作者什么建议，我可能只会说一句话：真诚地创作，扎根于你真实的生活。

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能再复制十年前的路径了，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如何拍电影，如何与观众建立真实的关系。

《翠湖》对我来说，不是终点，它只是我继续往前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