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译者董楠：摇滚乐和猫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你对摇滚乐的兴趣已不限于歌曲本身，开始挖掘一些音乐背后的故事，那你一定会接触到董楠的译著。身为资深摇滚乐迷的董楠至今已翻译出版了11本摇滚乐相关的书籍，例如大门（The Doors）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传记《此地无人生还》、滚石（The Rolling Stones）吉他手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自传《滚吧，生活》等等，堪称摇滚翻译界的劳模。

董楠

近两年董楠更有数本译著连续面世，而2012年出版的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传记《满是镜子的房间》也在今年3月由上海三联书店/雅众文化再版。

近日，澎湃新闻对董楠进行了专访，请她分享了自己多年来从事摇滚书籍翻译和摇滚文化推广的种种经历与感想。对于把爱好当作事业的董楠来说，摇滚乐早已成为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对摇滚类书籍产生兴趣，并走上翻译和传播摇滚文化的道路的？

董楠：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摇滚乐，但是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关于摇滚乐方面的书籍。在互联网之前的时代，信息很匮乏，要买到相关的书也非常困难。

大学在外交学院就读，政治氛围很浓厚。我过得比较苦闷，对专业不大感兴趣，感觉有点像十几岁的亨利·罗林斯（Henry Rollins）和伊恩·麦凯（Ian McKaye）在华盛顿，又无聊又愤怒，看什么都不顺眼。好在学校比较重视英语，出过很多著名的高翻和口译，所以我英语学得还不错。

2005年，我在潘家园旧书店买到一本二手的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传记《No One Here Gets out Alive》，非常喜欢，一高兴就自己翻译着玩，那时候不懂什么版权不版权的，花了大半年的功夫，300多页的书居然也翻译完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江苏人民出版社买了这本书的版权，还没找到译者，和他们联系上以后一拍即合，《此地无人生还》就是这么来的。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澎湃新闻：你在阅读和选择翻译书籍上有何偏好？有无格外喜欢的作者？

董楠：事实上，翻译书的选题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比如出版社的定位、趣味、偏好和对商业的考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版权能不能买到。这些年也有一些编辑在选题时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推荐过一些我喜欢的书，但结果终归是难以预料的。

如果不计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完全由我来决定的话，我想，十年前我会比较倾向于事实详尽、趣味性强、知名度高的传奇摇滚明星的传记；现在可能更关注书的现实意义，比如手头翻译的这本《Our Band Could Be Your Life》，是讲美国上世纪80年代独立音乐的，我觉得对现在做乐队的人也有会很大启发。 这本书的作者叫迈克尔·阿泽拉德（Michale Azerrad），也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作者，国内出过他的涅槃（Nirvana）传记《Come As You Are》，中文名是《像一个孩子》。

另一个我喜欢的作者是著名的格雷尔·马库斯（Greil Marcus）老师，我翻译过他的三本书，《老美国志异》（新版叫《地下鲍勃·迪伦与老美国》）、《聆听大门》，还有一本尚未出版，名字也待定的书，叫《Bob Dylan By Greil Marcus》，是他一生写的关于迪伦的各种文章。

澎湃新闻：你在翻译中曾经遇到过怎样的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董楠：翻译马库斯的书就非常困难，他文风华丽，充满思辨色彩，喜欢使用各种长句，一整页看不到句号也是常有的；他对美国通俗文化博引旁征，信手拈来，并且默认读者的知识储备和他差不多，并不会降尊纡贵，拉低自己的水平迁就读者。翻译的时候除了理解他设下的陷阱和谜语，还要传达给读者，有时候只能加很多注释。这个过程很辛苦也很有趣。

幸运的是，我有一些很优秀的翻译朋友，遇到语言类的问题可以请教；如果遇到音乐术语的问题，也可以请教一些搞乐队的朋友。

另外，每次翻译完一本书，我一般还要对照原文检查一遍，这个过程没多少创造性，但是要求细心，对我来说是比较辛苦和困难的一件事。

澎湃新闻：读过翻译过这么多的摇滚类书籍，哪一/几位摇滚乐手是你最喜欢、对你个人的影响最大的？

董楠：其实这个关系大致是反过来的，应该是我喜欢的乐队和乐手的书，我才会选择去翻译它，否则会推掉的。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吉姆·莫里森，是从年纪很小就喜欢的，可以说奠定了我的整个人生的基调，让我追求一种审美的、有勇气的生活；其次应该是鲍勃·迪伦（Bob Dylan），他让我明白，即使存在很多内在与外在的局限和桎梏，还是可以在一生的时间里不断追求自由。

其他喜欢的还有很多，排名难以分出先后，就不一一赘述了。

澎湃新闻：一直以来摇滚乐都不免与一些负面因素联系起来，摇滚明星也被很多人认为过着堕落的生活，他们中也有很多英年早逝者。你是如何看待摇滚乐的阴暗面的？

董楠：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篇论文来回答。简单来说，首先，生活健康、寿终正寝的摇滚音乐人也有很多，但是媒体和受众总会更关注传奇；其次，如果横向对比各个职业，甚至是对比不同艺术类型（流行歌星、影星等等），“摇滚乐手”未必是最堕落的职业，只不过人们可能更喜欢摇滚乐中堕落天使的神话；第三，传奇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搞摇滚的人都不太有钱，想堕落大概也不太能够了。

我翻译的这些书里，对摇滚乐的所谓阴暗面——主要是对毒品的滥用——或多或少都是持批评态度的，特别是基思·理查兹自传《滚吧，生活》，很多章节简直可以入选禁毒教材了。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看待阅读和翻译摇滚类书籍的意义的？在你看来，普通乐迷能从中获得什么？

董楠：在早些年资讯不发达，英语好的人也不算特别多的时候，我觉得翻译摇滚书的意义还是挺重大的。现在了解信息的渠道太多了，不一定非要靠读书才能获得新知，但是能读到一本好书，始终是挺快乐的一件事。作为译者我当然希望读者能够从书中有所收获，但是这种事无法强求，只是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点快乐，可能的话，（重新）激起一点对音乐的热情，就已经很好了。

澎湃新闻：除了翻译摇滚类书籍，你还在进行一个与P.K.14相关的写作计划，也有一些文章发表，能否谈谈这个写作计划是怎样的？是否有出版计划？为什么会选择写P.K.14这支乐队的故事？

董楠：从《南京地下音乐》开始，我喜欢这个乐队、和他们成为朋友已经有很多年了。2015年左右的时候，我想自己翻译了这么多摇滚乐的书，如果能把学到的东西，用来写一支中国乐队，肯定是挺好的一件事，而且我也有能力完成。我把想法一说，很快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就开始采访他们。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切都特别顺利，我特别有干劲，他们也和我聊得很高兴。

但是大概就是从迪伦得了诺贝尔奖开始，一连好几个和迪伦有关的翻译项目插队进来，导致我的业余时间一直放在翻译这边，直到现在可以说还是在还债……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这个项目现在就搁置下来了，我打算今年下半年把稿债还清后再努力……

澎湃新闻：除了P.K.14，你还比较关注哪些国内乐队？如何看待当下的年轻乐队和独立音乐氛围？

董楠：因为P.K.14的缘故，我也比较关注兵马司的乐队，他们出的新专辑我都多少会听一下。另外“重塑雕像的权利”也是认识很多年，一直喜欢的乐队。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不光是摇滚乐，好像整个音乐行业都不是特别景气。但是知道有比我年轻的人还在搞摇滚乐，而且搞得还不错，还是挺让人放心的，起码我死前这种音乐应该不会灭亡了。

澎湃新闻：除了摇滚类书籍翻译，你还从事什么职业？摇滚乐在你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大致是怎样的？

董楠：我的全职工作是在纽约时报中文网担任翻译，因为不用坐班，通勤之类的时间节省下来，可以多做不少自己想做的事。每天醒着的大部分时候，家里都在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除了猫，摇滚乐可能就是我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