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鲁比奥大谈“帝国往事”，欧洲领导人会想和美国重振西方霸权吗

在不久前刚落幕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6）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美国永远是欧洲的孩子”的言论一出，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明显比去年美国 万斯在慕尼黑讲话的基调要更为缓和，更诉诸温情牌而非强力施压。

当地时间2026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视觉中国 图

笔者认为，这大概是由三个原因所决定的：第一，鲁比奥国务卿的身份会使他的发言偏软性；第二，鲁比奥作为美国拉丁裔的出身背景也会使得他在论述“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立场时采取相对较软一些的方式；第三，进入2026年后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岛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躁动、冒进立场使得美方有客观必要来降温、刹车。但所有这一切其实并未改变万斯与鲁比奥同属特朗普的MAGA阵线这一事实，他们同属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运动阵营，他们也同样在试图将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路线更进一步意识形态理论化，将更多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政治化元素带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殿堂（关于此点，可参阅笔者《特朗普的选择：万斯所代表的美式新右翼风潮》和《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个关键：常春藤精英右翼大崛起》）。

笔者认为，若仔细研读鲁比奥此番讲话，一个更值得高度重视与认真分析的点，其实应落在此讲话所清晰折射出的当代美国民族保守运动的“帝国观”上。

鲁比奥的“旧式帝国”发言

在鲁比奥这份主旨为“号召欧洲领袖们一起来捍卫西方文明”（Call on European Leaders to Defend Western Civilization）的发言中，对台下的欧洲政客们有这样一段很值得反复玩味的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五个世纪里，西方一直在扩张——传教士、朝圣者、士兵、探险家从各个海岸涌出，横渡大洋，在新大陆定居，建立起横跨全球的庞大帝国。但1945年，自哥伦布时代以来，西方首次陷入萎缩。欧洲满目疮痍。半壁江山被铁幕笼罩，其余地区似乎也即将步其后尘。西方诸帝国已步入衰亡的终局……在此背景下，当时与如今一样，许多人开始认为西方霸权时代已然终结……但我们的先辈们共同认识到，衰落只是一种选择，而他们拒绝作出这种选择。这正是我们曾经共同做出的抉择，也是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如今希望与你们携手再次实现的目标。”（由笔者根据英文自行翻译）

仔细演绎这段话的内在逻辑，我们能发现以下几个层面： 鲁比奥心里所想的仍是一种类似于新冷战的机制来“守卫西方”，结合鲁比奥自身家庭来自于古巴的身份背景，这段话明显有着近似于麦卡锡主义式的论调底色。 按照鲁比奥这些民族保守主义者的历史观，二战本身的正邪之争的性质是体现不出来的，他这段话完全没有批评和谴责1945年之前欧洲的各种法西斯主义势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 按照鲁比奥这段话的内在逻辑，西方诸帝国的历史不是一种负资产，且即便无法继续扩张，也绝对不能萎缩，那这样一来，鲁比奥的立场就或多或少可说是站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帝国主义（imperialism）话语体系那一边了。 严格按这种逻辑进行分析与推理，则地处西半球的美国的自我历史定位完全没有区隔于近代以来西方诸帝国的扩张史，而这种路径其实与经典版本的门罗主义话语体系是有区别的。

鲁比奥这番言论，站在西方旧式帝国话语体系来看当然是受用的，但若放在如今全球南方的视野中，则自然会引起不少反向的回应，一些海外媒体就已注意到，“鲁比奥慕尼黑演讲引发关于西方霸权卷土重来的担忧”。

美国将继续扮演大英帝国当年的角色？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鲁比奥的这套想法与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纲领是基本相配套的，因为后者的文件中就曾如此表述：“我们拒绝当代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将对所谓“当代帝国主义”的指责矛头指向了中、俄）……但我们同样反对西方上一代人所搞的自由主义式帝国主义（the liberal imperialism）——它企图通过支配他国并将其塑造成自身模样来获取权力、影响力与财富”（参阅：https://nationalconservatism.org/national-conservatism-a-statement-of-principles/），这里的潜台词是说，西方旧式的那种运行了“五个世纪”的帝国主义范式是不必被拿来进行反思与检讨的，因此也就正暗合于鲁比奥2026年的慕尼黑讲话表述。鲁比奥讲话中对西方旧帝国的这段论述非常值得吾人注意和重视，因为它准确清晰地传达了许多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底层逻辑。

从严格学理意义讲，鲁比奥的讲法是很偏颇和片面的，因为其基本对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视而不见。西方主流学界对此问题一般也持较鲁比奥而言相对要更为全面、更为忠实于历史原貌的看法，比如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吉尔达的著作《精神帝国》（孙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6年）一书中就非常坦率且直白地写道：“帝国一直是一种荣耀的幻想，是一部剧痛的编年史”，“历史上，帝国是通过贸易网络、定居殖民地，以及占领可以获得大量贡品、税收和士兵的土地建立起来的……最繁荣的贸易是掠夺奴隶……定居者的殖民地不是未开垦的土地，而是已经有原住民居住的，原住民被赶走、征用，而且经常被屠杀，以为欧洲殖民者让路”，“帝国往往是通过欺诈或武力，抑或二者兼具的方式得以建立的，它总是遭到被统治或被殖民的人民的反对”。

吉尔达甚至苦口婆心地发出了这样的教诲之辞：“在21世纪，为了向前迈进，欧洲国家必须认识到帝国造成的痛苦，并让那些以更加可疑的方式重建帝国的幻想安息”（参阅该书中译本370-371页）。

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运动信奉的是一套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这一词可指说英语的美国白人主体）民族至上的话语和思想体系，为什么鲁比奥要大谈西方帝国史呢？除了台下的受众身份考虑之外，一个很重要的逻辑链是：当年的大英帝国正是西方诸帝国里最为强大的那个。而且，通过将美国的历史也算进西方帝国史的序列中，鲁比奥的潜台词是今天美国会来挺身担当当年大英帝国曾扮演的那个角色。

这样一说倒也有些“合理”了，因为若按照二战之后北约、欧盟、联合国等秩序架构，美国动辄要吞并格陵兰岛等当然是耸人听闻的咄咄怪事，但若按当年大英帝国的行事逻辑和诸帝国之间的冲突、摩擦乃至战争（很多情况是诸帝国为争夺海外殖民地而彼此互攻）史，则类似格陵兰岛事件完全是往昔帝国做惯了的勾当。

但鲁比奥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番话是对着欧洲领袖们讲的，若从欧洲本位的语境出发，一个“欧洲帝国”的模式可能本身就带有“与美相竞”的色彩。比如，欧洲政治思想家德贝诺斯（Alain de Benoist）就曾设计过一套所谓“帝国欧洲”的理论，在这套理论中，德贝诺斯宣称“帝国欧洲要么是为了对抗美国而被创造出来，要么干脆就不要被创造出来”（参阅【英】佩蒂托等编：《施米特的国际政治思想》，郭小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年，193-194页）。

这就是政治思想史的复杂和吊诡之处。而且，鲁比奥的看法相较历史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所持的看法，倒退了许多。实际上，早在二战结束、美国获胜之前的1940年代初期，美国的外交政策规划者们就已认识到“随着传统帝国的衰落，美国有望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美国肯定不能再采用传统的殖民模式——即欧洲传统帝国殖民非洲、亚洲和中东的模式，倒是可以借鉴美国在拉丁美洲实行的外交经验，因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挣脱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枷锁”（参阅【美】哈特：《思想帝国：公共外交的起源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吴碧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62页）。如果回到1940年代的历史场景中，当时向西方帝国殖民地人民宣布“帝国的终结”的正是美国（参阅吉尔达：《精神帝国》，90页）。

言念及此，不禁好奇，当台下的欧洲领袖们听到鲁比奥说出“美国永远是欧洲的孩子”之语，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李海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