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线”的相遇：从北大课堂到自贡工厂

孙驭坤

2026年2月，我的论文《“抓革命、促生产”下的三线工厂建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从初次接触三线建设这一领域至今，已过去将近六年。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老师邀请我撰写个人三线建设的研究经历，作为这一领域的新人，实在诚惶诚恐。2023年春，我曾作为北大王元周老师开设的“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课程助教，请徐老师作三线建设专题讲座，徐老师对我的研究也多有指点，但我们从未线下见面。这篇小文，既是一份迟来的“见面礼”，也是一位学术新人的阶段性答卷。

我与三线建设的缘分，始于2020年春天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元周教授开设的“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课程。这门课遵循知行合一的教学理念——春季学期学生组队完成调研计划，暑期前往实地进行田野调查，秋季学期撰写学术性调研报告。我与同班的王怀轩、李昊龙和那仁达赖同学组队，由我担任组长。彼时正值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整个春季学期未能返校，小组的每一次任务安排与进度沟通只能通过线上，距离却阻挡不了我们的思想碰撞。经过数轮讨论，我们最终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四川省自贡市东新电碳厂——一座见证了三线建设岁月的工厂。这一选择，与王怀轩同学的家族渊源密不可分，他的家人曾是该厂的员工，这份私人的牵挂，化作了我们共同的学术追求。

孙驭坤（左三）与调研小组成员以及钟宗眉（左一）、史桂芝（左二）在东新电碳厂门口的合影

小组成员曾对疫情下的实地调研心存忐忑。事实上，当年确有其他小组因防控限制无法成行。所幸我们小组全员以及领队张江波师兄最终顺利抵达四川自贡。当我们第一次走进这座三线工厂时，那一刻的触动至今依然清晰——红砖砌成的办公楼见证了时代的沧桑，干打垒精神下修建的职工宿舍曾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生活与梦想，掩映在树木中的厂房轮廓则诉说着昔日的繁忙。感谢工厂档案负责人姚勇先生及相关领导的慷慨支持，使我们得以翻阅那些已然泛黄的历史档案，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支撑。

钟宗眉（右一）带领调研小组成员探访东碳厂内部并进行相关介绍

东新电碳厂内部办公楼

最需要铭记的，是王怀轩同学的姥姥史桂枝女士和姥爷钟宗眉先生的无私帮助。两位老人不仅提前为我们与工厂牵线搭桥，更全程陪伴了我们在四川自贡的调研，他们如数家珍般讲述着工厂往事，帮助我们联系曾经的三线战友作为访谈对象。犹记得那些采访的午后，我们兵分三组，在两位老人的带领下在小卖铺提一箱牛奶，便进入了工厂家属楼。敲开房门的一刻，我们总是被访谈对象的热情所感动——他们早已在家中备好水果，仿佛在迎接远道而来的亲人。我们得以顺利完成调研，在有限的时间内访谈19位三线老职工，这份成功，离不开两位老人及所有访谈对象的鼎力支持和亲切关怀。

调研小组成员对王亚君（前排左一）、曹祥松（前排左二）进行访谈

除了王怀轩之外，小组的其他成员均非本地人。当三线建设从“纸上得来”转为实地见闻，我们的理解也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深刻转变，同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印象最深的是调研第一天。当晚上回到酒店，小组开会回顾当日采访效果时，我们才发现效果不佳——原定的访谈提纲过于宽泛，提出的问题缺乏针对性，收集到的信息往往浮于表面，与我们对三线工厂深层故事的渴望相去甚远。就在我们陷入沮丧之际，领队张江波师兄建议我们“壮士断腕”——放弃原定的第二天安排，小组所有人集中在酒店内分工阅读工厂的纪念文集和老职工回忆录，从中发现有效的信息切入点，重新精心拟定了调查提纲。那一天窗外瓢泼大雨，我们的信心却一点一点建立起来。在随后的口述访谈中，我们不再泛泛而谈，而是通过提及具体的历史事件、难忘的时代片段，引发访谈对象的深层回忆和思考，从而有效提升了口述访谈的效率和深度。

经过数月的资料整理、立意讨论和分工写作，我们小组最终提交了题为《厂中的异乡——“三线”企业身份认同中的张力及其调适：以自贡市东新电碳厂为例》的学术报告。我们选择将研究的视点落脚在“身份认同”这一视角上，因为我们坚信，历史叙述的终极意义，在于回归“人”本身。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我们希望有一束光能够照亮这一个特殊而伟大的群体——他们响应国家号召，背井离乡来到大西南的山区，“献了青春献子孙”。作为晚辈的我们，应当去倾听，去理解，去体谅，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他们贡献的最好回应。随后，我们小组的作品获得了北京大学第二十九届“挑战杯”特等奖与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一等奖。这份沉甸甸的10万字调研报告，凝聚了我们对三线前辈信任与支持的感恩，也承载了我们希望让这段历史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记得的初心。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荣誉证书

课程任务告一段落，但我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兴趣却由此萌发。我决定将其作为本科学位论文的主题，乃至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还记得在准备本科学位论文期间，面对手写字体的档案材料，我一度阅读起来颇感费力。那些泛黄的纸张上，密密麻麻的手写字迹有时模糊不清，有时笔画相似，阅读进度停滞不前，难免觉得挫败。为了克服困难，我耐下性子，一页一页地识读，用笔一次次进行圈点标记，逐渐积累了一些常见字的写法规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的阅读速度有效提升了。原先如同“天书”一样难以理解的手写材料，渐渐变成了一行行充满历史信息和人生故事的宝贵史料。此后再遇到手写材料时，心中便多了一份底气，正是那段时间的历练所赐。

东碳厂档案图片

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及其后的研究方向，更偏向于企业史视角。在对工厂职工群体具备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我希望将研究的视点进一步上升至企业层面。三线企业作为宏观国家政策与微观个人经验之间的连接点，其类型、特征和遭际各不相同。在公共记忆中，人们提及三线建设，往往首先会想到攀枝花等大型、标志性的工程。然而，在诸如四川这样的三线建设代表性省份，相当多的三线职工，其实是在中小型企业中工作和生活的。这一部分企业及其职工的经验，相对更少进入主流叙述，却同样构成了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从具体的企业个案入手，深入讨论企业如何与共和国的历史脉动密切相连，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竭力应对挑战与机遇，这样的探索，将对我们理解父祖辈经历过的时代大有裨益。

最早投入三线建设的前辈，如今已过古稀、耄耋之年。最近陆续听到曾经采访过的老人离世的消息，心中总是涌起难以名状的悲伤。他们中有人在采访时已身患重疾，身形瘦削，但讲起曾经青春支援三线的轰轰烈烈，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仿佛那段年月就活生生地站在眼前。而有人曾给我留下精神矍铄、生机勃勃的印象，突然接到他们离世的消息，竟觉不可思议，也不得不感叹人生无常的沧桑。

调研小组成员对肖桂植（前排右一）及其夫人进行访谈

但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相遇与告别，我才更加懂得：每一位三线人，无论身份尊卑、职位高低，都有其独特而珍贵的历史记忆。那些在采访中被记录下来的故事，那些被我们笔端定格的人生片段，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一种生命的延续——即使人会离开，但他们的声音、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坚持，将通过我们的研究而得以保存和传播。及时抢救、认真记录、精心珍藏这些宝贵的记忆，在档案文献的框架之中充实三线故事的血肉轮廓，不再仅仅是学术方法或职业要求，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责任。这是新时代三线建设研究者应有的担当，也是对历史最深的尊重，对前辈最好的致敬。

三线建设从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正因为有过那次实地调研、有过与前辈面对面的对话，我才能深刻体悟到：作为研究者，我们不仅在阐述历史事实，更在代代相传的对话中完成文化意义上的传承。那些三线职工用青春谱写的岁月，不应该随时间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应该通过我们年轻一代研究者的笔端，让更多人看见、听见、感受到。这份责任感，成为我在这一领域继续用心投入的重要精神动力。

以本科学位论文为雏形，经过多次修订的小文，日前终于成功发表。在此过程中，我诚挚感谢王元周、徐有威、黄江军、陈君锋等老师的悉心指导与持续鼓励，也要特别感谢师门读书会各位同仁历次提出的深入修订建议。从他们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学术方法与严谨态度，更是如何在研究中融入对前人的尊重、对历史的温情。

北大历史学系的“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课程，正在薪火相传。课程已由王元周教授交棒至青年教师黄江军手中。作为2020年的选课学生，我随后又有幸担任了两届的课程助教及田野调查领队，因此得以见证一批批学弟学妹分赴大江南北，把课堂作业写在祖国的山川大地上、写在普通人的生命故事里。其中，历年均有小组选取与三线建设相关的选题，足见代际之间学术关注的自觉与接力——我们这一代学生因为有了前辈学者的引领，才能看到三线建设研究的深层价值；如今，这种关注又激励着更年轻的学生投身其中。在远离那些三线岁月越来越遥远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以学术的名义、以人文的温度，去记录、去诠释、去传承。这既是对历史的承诺，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