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深处照见中国人的精神根脉——观纪录片《我们中国人》随笔

作者: 陈宏 系中国教育电视台原副台长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会长

十集大型人文纪录片《我们中国人》在央视播出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作为一名纪录片创作者与教育传媒工作者，我以为，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找到了一种让历史“活”在当下、让文明“住”进人心的方式。通过感人至深的中国历史人物故事来挖掘和阐发中国人的精神根脉，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引领观众完成一场从“看故事”到“见精神”再到“思天下”的人文思想之旅。

一

故事的入口：

叙事创新与历史现场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文历史类纪录片面临着一个普遍的困境：如何在学术的严谨性与大众的接受度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让古老的智慧“活”起来？《我们中国人》给出了一份具有启示性的答卷。

该片在叙事策略上改“线性讲述”为“主题聚焦”。全片没有采用通史式的编年体结构，而是以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精神轴心，以“游士的理想”“觉醒的心灵”“不中断的传统”等关键词为叙事单元，将数千年历史打碎重组，信手拈来编辑成章。这种“形散神聚”的编排，使得每一集既独立成章，又共同指向“中国人的精神”这一宏大母题，让观众在东方文明浩瀚的人文精神星河中自由漫游而又不迷失航向。

在视听语言上，该片摒弃了枯燥的说教，代之以“情景再现”与“思辨性讲述”的深度融合。创作者以严谨的历史态度，还原了孔子困于陈蔡、鉏麑触槐、司马迁著史等历史关键人物的关键时刻。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复现，更是对古人内在精神生活的探幽。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大量采用“发问式”引导，如“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谁？”，这种设问打破了荧屏内外的壁垒，构建起一个“古今对话”的场域。当屈原发出“我是谁”的追问，当司马迁思考死与生的轻重，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与当代人的心灵焦虑形成了强烈的共振。正如学者所言，该片找到了将深奥的学术道理转化为可知可感的生活道理的传达方式，真正做到了“论古必恕”。

沿着这一叙事路径，观众得以走进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现场。从孔子困于陈蔡而弦歌不绝，到司马迁忍辱著史；从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士大夫情怀，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田园意趣；从鉏麑触槐以殉良心，到米芾爱石成痴——这些人物与故事构成了影片的血肉。

该片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它精准把握了“熟悉与陌生”的辩证关系。以米芾为例，“米颠拜石”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但影片没有停留在表层，而是深入到米芾与奇石砚台之间的精神对话。当他为了一方心爱的砚台做出看似“出格”的举动时，观众看到的不是简单的文人雅趣，而是一个艺术家对“物”的极致理解——那方砚台在他眼中，已非单纯的器物，而是承载着天地灵气的精神载体。这种“三分陌生”的处理，让熟悉的典故焕发出新的光彩。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陌生化”叙事，是影片对宋襄公的呈现。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宋襄公常被贴上“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标签。然而影片却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位在泓水之战中两次拒绝进攻机会的君主。当楚军开始渡河，手下将领急谏“彼众我寡，请趁半渡而击之”，宋襄公拒绝；当楚军上岸后阵型未整，手下再次请战，宋襄公依然拒绝。旁白没有简单地评判是非，而是留下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他坚守的究竟是什么？这种处理，让观众暂时悬置既有的历史判断，进入一个更复杂的思考空间——在成败之外，是否还有一种值得珍视的东西，叫作“规则”与“道义”？

影片的结构同样匠心独运。十集独立成篇，却又在主题上相互呼应。著名主持人陈铎以沉稳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带入情境，文史学者们则以深入浅出的解读为故事“点睛”。这种“讲述+点评”的方式，既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又避免了晦涩的学术语言，让观众在津津有味中不知不觉进入更深层的思考。

然而，故事只是入口。《我们中国人》的真正用心，在于通过这些引人入胜的历史现场，将观众引向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

二

精神的谱系：

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密码

当我们拨开故事的帷幕，便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实则是一部用影像写就的“中国人文精神史”。它以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为经，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实践为纬，编织出一幅中国人的精神图谱。

其一，内向超越：心中的尺子。

影片对鉏麑故事的呈现尤为深刻。晋灵公派刺客刺杀忠臣赵盾，鉏麑凌晨潜入，却见赵盾身着朝服、端坐假寐等待上朝，那一丝不苟的庄重，让鉏麑发出了“不忘恭敬，民之主也”的感叹。杀手在忠臣的门前选择了触槐而死。旁白在此处点题：“他殉的不是赵盾，甚至也不是晋国的国运，他殉的是自己心中的那把尺子，叫作良心。”

这个故事揭示了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密码：中国人的道德准则，不是外在的神谕，不是法律的强制，而是内化于心的“良知”。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正是此意。这种将良知内化为生命最高法则的传统，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司马迁面对宫刑之辱，在“死”与“生”之间作出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选择活下去，不是贪生怕死，而是要把生命刻进历史，也把历史刻进生命。这是一种向内寻求的超越，一种无需外求的终极关怀。

影片中还有更多人物以生命印证了这一传统。春秋时期的齐国史官四兄弟，面对权臣崔杼的屠刀，前仆后继，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坚守“尊重实情”的职业操守，只因深知自己身处世代传承的时间线上，需不负先辈、无愧后辈。楚国良臣石奢，追捕杀人犯却发现凶手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后自缚请罪，楚王欲赦免他，石奢却说：“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最终自刎而死。这不是简单的忠孝两难，而是良心的自我审判——他无法接受任何有愧于心的苟活。唐代举子元稹，年少时与表亲崔莺莺相爱，后赴京赶考，迫于现实未能成婚。多年后他写下《莺莺传》，坦诚自己“始乱之，终弃之”，拒绝用“缘分已尽”之类的托词来自我安慰。这种直面内心软弱、不给自己找借口的勇气，正是中国式良知的体现。明末文人张岱，一生繁华，国破后隐居深山，在生命尽头撰写《自为墓志铭》，细数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到如今“避迹山居”的转变，以近乎残酷的自省完成了心灵的沉淀。这些人物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人可以不信神佛，但不能不信良心。行事的准则在于“心安”，安则为，不安则止——这是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信仰。

其二，温和而坚定：华夏文明的生命密码。

在孔子身上，影片为我们呈现了理想主义者的另一种样本。他不偏激，讲原则，同时充满了温和与坚定。因为温和，孔子的热情不是昙花一现，而是绵长、旺盛；因为坚定，他在任何困境中都不放弃对“道”的守护。

影片借学者之口点出了这一特质的深远意义：“华夏文明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强悍的生命力？这个既温和又坚定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只是坚定没有温和，也许在一些重大的浩劫面前，那这个文明就宁为玉碎，就彻底碎掉了，就再也没有办法重建了。而如果说只有温和，没有坚定，完全地随机调试，那么必然就是在一种强大的外力压迫之下，就变成了你是被别人塑造的，你就留不住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这段论述，将孔子的个人品格上升为理解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钥匙。正是这种“温和而坚定”的精神气质，使得中华文明既能在风浪中保持定力，又能在变局中灵活调适，历经磨难而始终不绝。

宋襄公的故事在此获得了新的理解维度。如果放下成败论英雄的单一尺度，我们会看到，宋襄公所坚守的，正是某种“坚定”的东西——他坚信战争应当遵循规则，胜负应当光明正大。这种坚守在今天看来或许迂腐，但它所体现的“有所不为”的精神，恰恰是一个文明不至于滑向丛林法则的底线。影片没有简单地褒贬宋襄公，而是让观众思考：在功利至上的时代，我们是否还需要某种“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守？

中庸之道正是这种“温和而坚定”的方法论。北魏郦道元生于儒学世家，却恰逢南北分裂的大时代。他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消极避世，而是以毕生精力考察水道、撰写《水经注》，在混乱的时局中找到了安顿身心的方式。清人蒲松龄自幼聪颖，却屡试不第，长达五十年的科举失利足以击垮任何人。但他没有走向极端，而是在科场之外写下《聊斋志异》，用狐鬼故事寄托孤愤、观照世情。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庸不是平庸，而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最恰当的路径——在挫折中不绝望，在困顿中不沉沦，始终保持生命的韧性与创造力。

其三，家国天下：从修齐治平到万世太平。

影片中范仲淹的形象，将这一命题推向纵深。当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他不仅是在表达政治抱负，更是在揭示一种存在状态。影片旁白点出：“‘忧’，是因为看见了现实跟理想的距离；‘乐’，是因为相信这种差距可以通过努力来缩小。”这种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永不妥协的张力，这种既直面现实困境又保持精神超越的姿态，正是中国士人精神的核心密码。

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范仲淹修海堤时坚持实事求是、遵循事物规律，到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代代中国人用生命实践诠释了什么是“修齐治平”。

影片还让我们看到，家国情怀并非士大夫的专利。越王勾践在国破家亡之际，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君王之躯承载国家存续的使命，最终带领越国逆袭灭吴。曹操身处乱世，在割据混战的夹缝中寻找机会，推行屯田、促进生产，以务实之举统一北方，尽显“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担当同样闪耀在女性身上。东汉班昭承续兄长未竟之业，续写《汉书》，成为一代史学大家；她还入宫辅佐邓绥太后，以学识参与政事，彰显了“文化属性大于性别属性”的力量。蔡文姬一生三嫁，历经战乱流离，却凭惊人记忆默写四百篇古籍，为濒临失传的文化典籍留存火种。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早年与赵明诚琴瑟和鸣，共事金石收藏；国破夫亡之后，她颠沛流离却从未放下手中之笔，以婉约之词书写家国之痛、人生之醒。这些女性的生命轨迹证明：家是文脉传承的根基，国是个人价值的延伸，家国情怀早已超越性别、阶层，深深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

其四，以武止戈：墨家的和平智慧。

影片对墨子的呈现，打破了人们对“非攻”的简单理解。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等一整套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要暴力。实际上，墨子本人就是一位精通守城战术的军事专家，他带领弟子们以武力作为基础，参与到那个战乱时代的生态中去阻止战争的发生。

影片点出了墨家与其他学派的根本不同：他使和平理想有了盾牌的守护。这种“以武止戈”的智慧，体现了中国和平思想的深刻性——真正的和平不是单方面的退让，而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制衡；不是放弃自卫的软弱，而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从容。这种思想，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武德”与“和平”的关系，提供了极佳的切入点。

其五，多元一体：包容中凝聚的文明智慧。

该片以大量篇幅呈现了中华文明在处理多元与统一关系上的独特智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这位鲜卑族领袖说：“不是把你变成我，而是把我彻底变成你。”这种对先进文化的主动认同，这种不以征服者自居的文化谦卑，在世界文明史上极为罕见。影片精辟地指出：“夷跟夏，实际上并不是种族血统上的差异，而是文化上的差异。”这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核心认同是文化的认同，而非血缘的排斥。

唐朝长安城的景象更是这种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西域商人与中原士人并肩而行，佛教寺院与道观比邻而居，胡旋舞与霓裳羽衣曲同台上演。影片解说道：“横亘千年的长城屏障，在唐代边疆治理中褪去隔绝色彩。烽燧守望的不再是战火，而是穿梭于草原与中原的丝绸、茶叶与马匹。”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象，使得中华文明能够不断吸纳新鲜血液，在融合中壮大自身。

其六，有无自足：心灵的自由。

中国文化崇尚自然，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自然观衍生出独特的“有无之道”：庄子提出“无用之用”，让中国人超越功利视角，明白“有”的价值与“无”的哲理，摆脱唯利是图的心灵漩涡。影片以米芾与苏东坡的对比，深刻揭示了这一智慧。

米芾痴迷字画奇石，为心爱的砚台做出“癫狂”之举，甚至“调包”名画，深陷占有欲的困扰；而苏东坡也曾热衷收藏，却在黄州贬谪期间从自然中顿悟：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星空江声皆可成为幸福的源泉。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这不是自我安慰，而是从“有无相生”的哲思中抵达的心灵自由——真正的富足不在于占有多少，而在于心灵与天地万物的共鸣。这种“自足之道”，让中国人在任何境遇中都能守护精神的丰盈，不被物质所奴役，不为得失而焦虑。

三

天下的视野：

中国精神的当代启示

当我们把《我们中国人》所呈现的精神图景，置于人类思想史的坐标系中加以观照，便会发现其更为深远的意义。

轴心时代的中国答案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理论：公元前800至200年间，中国、印度、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精神的突破。然而，这几种突破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苏格拉底在雅典的街头追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最终将问题引向对普遍定义的追寻，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与后来的希伯来信仰相互激荡，共同塑造了西方文明中“超越性”与“现实性”的二元张力——彼岸与此岸、天国与尘世、理性与信仰，始终处于某种紧张关系之中。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觉悟，发现“苦”的根源与解脱之道，开辟了印度文明中“出世”与“解脱”的精神路径。这种路径将终极关怀指向对轮回的超越，对现实世界则采取某种程度的疏离。

而孔子在奔走列国、困于陈蔡时，却对弟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他发现的“仁”，不是彼岸的救赎，不是逻辑的范畴，而是“吾欲仁，斯仁至矣”的内在力量。当他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时，他将超越性追求安放于日常人伦之中，开创了一种“即世间而出世间”的精神传统。

在伦常中见天道。与西方宗教强调“彼岸”与“此岸”的二元对立、佛教追求出离轮回、道教追求隐逸逍遥不同，儒家的“出世”是“出离”于狭隘的私欲与功利，而非出离于社会与人伦。它是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建设、践行伦理道德的“入世”过程中，通过不断地修身养性，达到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悟，完成对个体生命局限的超越，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在现实生活中寻求精神安顿与价值实现的独特道路。

《我们中国人》对这一特质的呈现尤为精彩。从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个体自觉，到宋明儒者“回向三代”、从轴心时代汲取力量以因应时代新问题；从王阳明开创性地把儒生的理想置于广大民众之中，到中国士人一边历经现实、一边触达精神的超越——这条“内向超越”的路径，为人类精神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本。

“温和而坚定”的世界史意义

将孔子所代表的“温和而坚定”的精神气质置于世界史视野中，其意义尤为凸显。人类历史上，许多文明在面对危机时，或走向极端保守而僵化衰亡，或走向彻底妥协而丧失自我。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执两用中”的中道智慧。

这种精神气质，与西方文明中常见的极端主义倾向形成对照。从十字军东征到宗教裁判所，从殖民扩张到意识形态的极端对立，西方历史充满了“宁为玉碎”的激烈冲突。而中华文明则更倾向于在坚持根本的同时保持灵活，在守护传统的同时开放包容。正如影片所言，这种“既温和又坚定”的态度，使得中华文明既能在重大浩劫面前不至于彻底碎裂，又能在外来压力面前守住自己的精神内核。

以武止戈：和平的辩证法

墨子的“非攻”思想，在人类和平思想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与西方传统的“正义战争论”相比，墨子的思路更为务实：他不仅提出和平的理想，更提供实现和平的手段。他带领弟子们研究守城战术，帮助弱国抵御侵略，以实力制止战争。这种“以武止戈”的智慧，与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威慑理论”有某种相通之处，但更深层的是其背后的伦理指向——武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守护和平的手段；实力不是用来侵略，而是用来止战。

将这一思想置于当代世界格局中审视，其启示意义不言而喻。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今天，单纯的退让无法换来和平，单方面的善意可能被误解为软弱。墨子的启示在于：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应当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守护和平，既需要理想的引领，也需要实力的支撑。

纷乱时代的中国智慧

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时刻，《我们中国人》的播出恰逢其时。它提醒我们：人类文明的前途，不在于画地为牢的隔绝，不在于“文明优劣”的傲慢，而在于相互尊重、彼此欣赏的对话与交融。

宋襄公的故事在今天尤其值得深思。在一个崇尚“成王败寇”的时代，在一个“赢家通吃”的世界，在强权肆意践踏国际关系规则与秩序的当下，我们是否还需要某种“有所不为”的底线？是否还需要对规则的敬畏？这不仅是战争的伦理问题，更是人类如何共处的根本问题。宋襄公或许失败了，但他所守护的那份对规则的尊重，却在两千多年后依然引发我们的思考——这本身就是文明传承的奥秘。

石奢的自刎、齐国史官的血书、元稹的坦诚、张岱的自省，这些看似遥远的古人，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外部规范失效、当诱惑与压力并存时，人如何守住内心的准则？他们的答案朴素而坚定：凭良心。这种基于个体良知的伦理自觉，或许正是疗治当代社会精神虚无、道德滑坡的一剂良方。

中国先贤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正是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宝贵财富。影片中展现的“五行相生相克”的宇宙观——哪怕格格不入、相互矛盾的存在，也可以找到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方法——为解决当代国际关系的困局提供了东方式的启示。

更重要的是，该片通过一代代中国人的生命实践，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这一核心命题。答案不是种族、不是地域、不是肤色，而是一种文化认同，一种精神归属。正如片中所言：“中国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的归属。”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共同体意识，超越了狭隘的血缘民族主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我们中国人》通过层层深入，引领观众通过一次深度的人文历史漫游，完成了一场精神洗礼。从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到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再到人类思想史的广阔视野，它让我们看到：所谓文明，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文物，不仅是典籍中的文字，更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所谓中国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天道人心的生命个体。

随着片尾一组历史学家的访谈与著名主持人陈铎的点评，我的思绪从镜头的历史深处缓缓回到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晨曦中锻炼的老人，课堂上诵读的孩子，建筑工地上挥汗的工人，实验室里专注的科学家……此刻，我想起了影片主旨阐述中的一段话：“我们生活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这一刻，五千年的文明史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在我的心中融为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