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计迎春：照料危机在中国家庭内部引发了一场革命

每到春节，很多夫妻都会为今年去哪家过年费一番思量，不论是轮流回双方父母家，还是将假期分成两段两头赶场，背后都是子女为兼顾双方老人的心理需求、尽量“一碗水端平”而做出的努力。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看来，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父权父系家庭模式正在被父系、母系双系并重的新家庭模式所取代。她进而发现，这场变革是由双系家庭中不同代际的女性——即已婚年轻女性和她的母亲和婆婆——通过在育儿、养老照料上的共同协作而推动的。尤其是在城市中产独生女家庭中，女儿和母亲之间的联系变得空前紧密，母女关系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传统中国家庭的情感版图。计迎春近期出版的新著《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庭图景》即围绕这一研究发现展开。

计迎春用“马赛克家庭主义”来表述当下中国家庭呈现出的新模式：一种传统与现代镶嵌交织、代际亲密共生、父系母系并重、夫妻轴代际轴兼顾的家庭模式。然而，这场家庭内部的革命不足以真正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照料匮乏问题，将双系女性动员起来承担繁重的照料工作也仅能勉强维持现代家庭的运作，并伴随着家庭超载、女性超载的隐忧。但危机也意味着改变的契机，计迎春指出，我们要更具想象力地去想象一种更公平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把生产、消费、再生产放到一个框架下，人的生活、人的尊严应该处于中心。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近日对计迎春进行了专访，访谈围绕马赛克家庭主义的理论源流和适用范围、今天的亲子关系与传统伦理之间的关系、现代中国家庭与东亚和西方家庭的比较、90后和00后独生女的历史特殊性以及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状况等问题展开。以下为访谈全文。

计迎春正在接受澎湃新闻的专访

澎湃新闻：请先谈谈“新家庭革命”以及作为本书核心概念的“马赛克家庭主义”指的是什么？这个概念和阎云翔前些年提出的“新家庭主义”有什么区别？中国家庭在当下发生的种种变化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一种“革命”？

计迎春：《新家庭革命》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就是马赛克家庭主义，而马赛克家庭主义的理论原点其实是复杂现代性或者说马赛克现代性，指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传统和现代的元素是长期共存、镶嵌拼贴、复杂互动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服饰、饮食、文博等领域上有时候甚至比上一代人更加拥抱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我们有自己的历史路径，即使进入了成熟的现代社会，很多传统也不会完全被现代性所取代。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传统的态度，传统本身是需要经过转化和创新才能在现代社会拥有生命力的，我们在继承传统的时候有一个扬弃的过程。因为很多传统的文化规范是在历史上长期的小农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现在进入了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社会，是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程度也已经接近成熟水平（城市化率达到70%即达到城市化的成熟水平，我国2025年城市化率为67.89%）。但同时我们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的阶层当中，其实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所以，马赛克家庭主义是一个模型、一种趋势，当下现实中具体的家庭会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样貌。

阎云翔教授最初提出新家庭主义是从个体化的角度出发的，后来这个理论发展到2.0的版本，他今年即将出版的新书里应该还有更新的发展。他最初是在黑龙江的下岬村做田野调查，发现父权、孝道的衰退。如果从一个农村老年男性的视角出发，那么孝道衰落、孝道危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同样的现象如果从他的儿媳、也就是一个年轻女性的视角来看大概体感大不相同。在后续的研究中，阎教授认为亲情取代孝道成为家庭的基本伦理。和阎教授理论的一个核心不同，就是马赛克家庭主义从本土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系统探讨新时代中国女性如何协力推动中国家庭制度的变迁。我在书里将孝道的变化描述为孝道的现代化和双系化，作为一个已婚女性，她可以给自己母系的家庭尽孝，这是一种进步，这种孝道实际上更平衡了。马赛克家庭是双系双轴多核的模式：双系是指从传统的父权父系、等级森严、情感疏离的家庭，转变为父系母系并重、代际关系更加平等紧密的家庭模式；双轴指的是家庭中夫妻轴和代际轴兼顾的情况，而在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所探讨的个体主义导向的核心家庭强调的是，夫妻关系取代代际关系成为家庭的主轴；多核就是说不同代际的核心家庭不是以原子化的形态存在的，而是以双系双轴的方式连接起来的。

相对于传统的中国家庭，马赛克家庭是一个崭新的形态，它既脱胎于过去的家庭模式，又有着革命性的变化。新家庭革命的另一层意义是，这是一场完全由女性主导的家庭革命。女性从传统父权父系家庭中的边缘角色变成了新家庭模式中的中流砥柱，她们通过行动、经济和情感上的联系推动了家庭的变迁，双系多代女性的照料协作即是推动新家庭革命的核心机制。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多次提到“家庭性别研讨小组”的研究和田野调研以及小组成员们自身的经历见闻，这似乎构成了书中案例的主要来源。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家庭性别研究小组”是如何开展研究的？正如“江浙沪独生女”话题之所以风靡恰恰是因为其特殊性，“两头婚”等新型婚姻形式也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本书依托的田野调查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以反映全国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家庭变迁图景？

计迎春：“家庭性别研讨小组”的核心成员是我和我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也会参与其中的一个项目，这是一个聚焦家庭和性别研究的流动的研究团队。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有比较集中的，也有相对分散的，从东南沿海到长江中游到西北都有。比如我们在长三角地区做过很多田野，而长三角是一个城乡高度融合的地区；在上海，我们在人民广场的相亲角做了长期的观察，这两年我们又做了年轻人婚恋观念变化的调查；我们做过北方农村青年婚恋的研究，也做过从农村去城市帮子女带孩子的老漂群体的研究……

之所以以江浙沪独生女现象作为切入口，是因为传统中国家庭是以父子轴为主轴的，那么通过抓住母女关系的变化就能让我们快速精准地把握到中国家庭的转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而江浙沪独生女代表的其实是超越地域的城市中产独生女群体。我们做了很多田野，这些调查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但根据统计数据，我们全国大概有5亿多个家庭，其中2亿多个独生子女家庭，那么独生女家庭大概在8000万到1亿左右，因此独生女家庭的变化就会带来中国家庭的结构性变化。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从理论层面去理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逻辑，包括他们的动机、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制约是什么，受到了什么样的传统规范的影响，以及如何去创造性地对传统进行选择和转化。

我在去其他地方做讲座的时候也会被问到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的问题。一个关键点在于，照料在当下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中国也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目前主要是由家庭来承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双系双轴多核的家庭模式似乎暂时可以作为一种动员起家庭中的照料资源的相对可行的策略。这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模式，只是勉强能够帮大家把生活中的照料难题应付过去，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需要社会的支持以及男性的平等参与，否则只靠女性付出会造成女性的超载、家庭的超载，从而有可能带来恐婚恐育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澎湃新闻：当代社会中的年轻人有的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密（如“妈宝男”“妈宝女”），也有人决意摆脱原生家庭（如“断亲”“父母皆祸害”）。在谈到代际关系的复杂性时，书中援引了《孟子》中舜因不被父母喜爱而在旷野中仰天哭泣的段落，孟子将舜对于父母的情感描述为“怨慕”。一般认为中国传统伦理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顺从，而舜的故事展示了传统社会中亲子之爱同样存在复杂的面向。能否请您展开谈谈今天的亲子关系与传统伦理之间存在怎样的承续与断裂？

计迎春：舜的故事体现的还是传统亲子关系中极强的等级制度，舜的父母多次意图置舜于死地的行为放在现代社会就是刑事犯罪了，但在传统社会中，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舜还是要孝顺父母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舜有两个著名的妻子娥皇和女英，我们知道她们在舜去世后泪洒竹林跳江自尽的故事，但我们不知道娥皇女英和她们的父母的亲子关系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女性在传统家庭中是不具备主体性的。而现代的亲子关系拥有了更多的维度，就像上面说的，母女关系实际上已经变得和父子关系一样重要了，这是其一。第二，传统的中国家庭是不鼓励表达情感的，但现代家庭里家人之间会比较直白地表达爱、表达思念。这是因为当下家庭中亲子之间的情感浓度要比过去高得多，很多时候情感取代权威成为了家庭中核心的关系。从经济上来看，过去父亲掌握生产生活资料因而能够掌控子女的生活，而今天很多中产家庭里的父亲即便仍然能够为子女提供财富上的支持，但已经不再能够真正去左右孩子的生活方式了，父亲的权威性是大大下降的。而是经济支持也是双向的，父母和子女哪一方的经济情况更好，就会支持另一方。

并且，因为少子化，父母对子女的情感依赖是大大上升的，尤其是在当下这样的风险社会、加速社会当中， 每个人都缺乏安全感，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双向的关系。对于老人而言，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社会还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而对于成年子女来说，他们又往往需要双方父母在育儿上提供帮助。照料是现代家庭运行中一个特别核心的功能，医疗、教育等有相应的机构和制度来承接，但不论是儿童的照料还是养老的照料，仍然主要在家庭中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家庭制度。其中又有鲜明的性别化特征，即照料工作主要是由女性来承担的。尤其是由于养育期待的变化和提升，今天儿童的照料是一项高强度的工作，于是形成了双系多代女性的育儿接力赛，或者说全女团的照料合作社。

当然，当家庭发生情感转向，亲子关系也会产生很多张力，很多子女会觉得父母的管教越界了，感觉自己被控制，但这种控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爱的浓度太高了，爱的控制可能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东西，这跟传统父权等级制家庭建立在权力关系之上的控制之间既有回应也有区别。

澎湃新闻：书中多次提到上野千鹤子、落合惠美子、张庆燮等日韩社会学家提出的家庭理论对中国的家庭变化具有的解释力，也谈到西方家庭理论在解释中国现象时的局限与不足，但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冲刷下，从低生育率到性别分工的不平等，再到“全职儿女”和“回旋镖子女”等现象，世界范围内的私人家庭似乎又发生着种种共振。通过将中国家庭置于东亚以及全球的脉络中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家庭的变迁有哪些启发？

计迎春：我觉得将中国家庭和东亚、和西方进行比较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通过切换角度在不同的情境中观察同一个问题，去发现共性和差异，才能更好地做出理论建构，同时这也是和国际社会学界的一种交流，有助于克服自我中心主义，激发文化自觉，促进文明互鉴。

具体而言，将马赛克家庭模型和东亚以及西方的家庭模式进行对比，就会发现现代化进程中很多社会的家庭都有双系化的特点，西方社会如此，东亚的日韩双系化趋势明显，而东南亚社会则有双系化的传统，这是共性。但双轴就有点不一样，虽然西方社会随着少子化的出现、人均寿命的延长以及经济的不稳定，代际关系也是有所强化的，比如一些失业的成年子女也会暂时地回到父母身边，隔代育儿的情况在西方社会也是有的，但和东亚、和中国相比比例要低得多，这是一个质的不同。

同时中国家庭当中也是存在多样性的，有的家庭夫妻轴更重要，有的家庭代际轴更强势，但总体而言，双系双轴多核的模式为家庭成员提供了一个安全网，经济上有人给你托底，情感上有人关心你，相对而言是比较温暖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家庭模式正在或多或少地被越来越多人采纳。比如“两头婚”，这种婚姻形式在江浙沪地区有地域文化的传承，费孝通上世纪三十年代去吴江的开弦弓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了当地没有儿子的家庭在女儿婚嫁时会采取“两头挂花幡”的方式，小家庭同时承续男女双方家族，在多子女的传统社会中这种情形是特例，但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路径存在，到了独生子女时期这种婚姻形式就自然而然地在当地流行起来，现在一些大城市里的年轻人也会认同、模仿、修正这样的婚姻形式。

澎湃新闻：在女性主义视角下，书中将母女关系的演变作为对传统父权制的解构、挑战乃至再生产进行了重点探讨，能否展开谈谈这本书聚焦的“90后”“00后“女性群体和此前的“70后”“80后”相比，她们与母亲的关系有着怎样的特殊性？

计迎春：“80后”以及少数的“70后”独生女更像是过渡的一代，因为她们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她们的妈妈很多还是在单位制下工作的，单位里可能有托儿所和幼儿园，有较好的社会再生产（照料）支持体系，同时密集母职也还没出现。那个时代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方面会相对松弛，比较放养，但另一方面那一代父母受到传统规范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大人和小孩之间也有着严格的界限。而到了“90后”、“00后”成长的年代，密集母职、精细育儿就蔚然成风了，教育的竞争和内卷也有所加剧。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也是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是2009年高校里女大学生的人数超过了男大学生。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同时“90后”、“00后”的女性都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拥有更便捷地获取知识的渠道，因此她们往往有着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对亲子关系、原生家庭也有很多反思。我可以举一个我的博士生的例子，她有一个弟弟，家人之间关系很好，她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会督促自己的父亲多做家务，多给她妈妈提供情绪价值，也会教育弟弟要尊重女性、推动性别平等。年轻女性看到家庭中不平等的性别分工，有意识地提高父母的性别平等意识，这是一种文化反哺，是当代中国家庭全新的一面，也是一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但是上面的例子只是一个相对理想的偶然情况，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微弱的。男女平等是我们的基本国策，需要整个社会去提倡和推动，比如要让男性参与照料，就要让照料工作被看见、被承认、被尊重，要将其作为一项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公共利益在公共领域被讨论，并且应该对照料工作予以报偿。

澎湃新闻：家庭中女性地位的上升并不一定会带来女性处境的改善，因为她们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照料，这些重负可能带来职场和个人发展方面的惩罚。本书第八章中提到了“性别革命的上、下半场”理论，性别革命的上半场指的是“二战”后女性活动场域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性别革命的下半场本应是男性更多地分享家务和照料工作，推动公私领域的性别平等。但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尚且迟迟未能进入性别革命的下半场。根据您在研究和教学中的观察，中国性别革命的上半场是否已经完成？年轻一代的男性是否有走出传统性别模式的自觉和可能？

计迎春：很难说性别革命的上半场是否已经结束，因为从女性的就业表现、教育成就等方面来看，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很多问题也客观存在，从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母职惩罚、职场性别玻璃天花板，到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问题，都仍然顽固地存在着，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年轻男性也是有进步的，他们的性别平等意识以及对家务和照料的参与和上一代男性相比都是有所提高的，但是他们进步的速度和程度和女性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这种差距的后果就是女性的超载，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和工作时长都排在世界前列，同时照料和做家务的时间又是男性的两到三倍，这显然超出了一个人可以负担的范围，即便通过动员双系多代女性共同参与暂时维系了家庭的运转，但这背后的成本实际上是相当高昂的，其中就包括生育率下降、年轻女性对亲密关系的想象趋于负面等等。

澎湃新闻：本书结尾部分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理想生活画面缺少了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照料活动，从家庭社会学学者的角度出发，您心目中当代中国的理想家庭生活是怎样的？

计迎春：放眼全球，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当下出现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再生产的危机，当经济增长以实现利润为目标，必然会带来过度的工作和人的异化，这样的社会把再生产、照料都放在很边缘的位置，而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经济发展应该是以人的发展、人的需要为目的的。我们要持续地去思考和探寻何为更好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应该更有想象力地去设想未来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把生产、消费、再生产放到一个框架下，人的生活应该处于中心。

照料危机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在中国，我们看到照料的匮乏实际上已经推动了中国现代家庭的革命性的变化，这些为应对照料匮乏而产生的转化和革新带来了权力的重组、资源的流动、情感的连接和女性地位的上升。长期来看，北欧社会双职工双照料者的家庭模式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制度上的建设，需要文化范式的转化，要对过度工作的文化进行挑战和修正。这是一个需要几代人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