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之路：放射肿瘤学著名专家曹世龙教授从医执教的经历

凌晨两点，万籁俱寂。一位95岁的老人却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无法入眠。他轻轻翻开床头的一本书稿——《学子之路：曹世龙教授从医执教的经历》。十余万字，是老友曹世龙教授的自传。原本只想随手翻阅几页，谁知一读，便再也放不下了。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肿瘤外科专家汤钊猷教授。

那些泛黄的记忆、与病魔搏斗的岁月、杏林春暖的仁心仁术，在字里行间缓缓流淌。汤院士仿佛看见老友穿越时光，从青涩的学子成长为一代名医，见证了中国肿瘤事业的峥嵘历程。

窗外的夜色渐深渐淡，汤院士却浑然不觉。直到晨曦微露，鸟鸣声声，他才合上最后一页——那一刻，泪水无声滑落。

这是一位老友对另一位老友最深的敬意与共鸣。六十余载的医路同行，在十余万字的自传里，凝结成一场通宵的泪流满面。

汤钊猷院士在后来的序言里写道：“人的一生，长则百年，有人碌碌无为，有人则做成一两件事，在世界上留下印迹。人的一生能够在世界上留下印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背后所蕴藏的‘精神’。”

或许，这就是岁月最温柔的馈赠——当一个人用一生写就的故事，被懂得的人，一字一句，读到天亮。

1.“锅 子”

1939年，上海普陀区有个叫“药水弄”的地方，是这座城市最贫穷的角落。那年八月，一个男婴在这里出生。

父母目不识丁，靠在纱厂做小工糊口。在此之前，他们的一儿一女，都因没钱治病夭折。外婆怕这个孩子也养不活，便想了个土法子：满月那天，把他放在泥地的木板上，用家里的铁锅盖了一会儿。从此，孩子有了乳名——“锅子”。

▲1939年8月,曹世龙出生于上海市当时非常贫穷的贫民区(“药水弄”)

“锅子”家穷到什么程度？住的茅草屋雨天四处漏水，喝的是公共井水，洗衣服、刷马桶则用苏州河水，晚上照明，则仅靠一盏菜油灯。

五岁那年，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妹妹，他牵着母亲衣角，一家四口步行到恒丰路桥。他们在日本兵持枪站岗的哨卡前排队，低着头接受检查。

多年后，已是医学博士的曹世龙在自传中写道：“此刻的场景，像极了如今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画面；我两眼直盯着慢慢挪步的妈妈，而我当时脑海中根本不理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寥寥数语，却让人心如刀割。这就是旧中国底层百姓的缩影。

2.“若考不上公办中学，就去当学徒”

新中国成立后，曹家的日子稍有好转，但依然拮据。

1953年，曹世龙小学毕业。父亲把他叫到跟前：“若你考取公办中学就去继续读书，不然就去当学徒吧！我已和隔壁大饼店张老板讲好了，当学徒三年，他管吃饭和每月剃头小费。”十四岁的孩子，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想起父亲因急性胰腺炎住院时，家中积蓄用光，还欠了许多债。父亲躺在病床上流泪：“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和做人呀！将来如果也能做一名医生，就能为穷苦人多做点好事……”那一刻，他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因病致贫”，什么叫“穷人的无助”。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了离家最近的公办育才中学。校门口长队蜿蜒，有人带着竹椅和被单过夜等候。树上喇叭不停广播：“同学们，不要太集中在一所学校报名，录取名额有限……”他没走，还报上了名。

三周后，他在录取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父亲笑了：“你是中好运了，就好好读书吧！”那天晚上，母亲特意加了两个荤菜。这个“好运”，是拼来的。

▲毕业多年后,曹世龙与上海市育才中学(公立)的同学合影。前排中为段力佩校长,二排右五为曹世龙

3.左手心上写单词的“神经病”

在育才中学，曹世龙从初中读到高中，从班长做到团支部书记。1959年，他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

▲196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六年制)照后排右五为曹世龙

毕业后，他先被分配到华山医院心内科，不到一年又被调到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对一个年轻医生而言，这是完全陌生的领域。更要命的是，“文革”开始了，培训停了，没人教。他只能向老医生借资料，跟在别人身后边看边自学。

1972年，医院通知他参加英语学习班，脱产两年。在育才和上医，他一直学的是俄语，英语等于从零开始。怎么办？他每天早上在左手心上写几个单词，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喃喃练习。路人回头看他，有人嘀咕：“这个人有神经病呀。”

到学校太早，大门没开，他就绕到厨房请师傅开侧门，爬上屋顶阳台大声朗读。晚上回家，钻进小阁楼一遍遍背诵、抄写。老主任张去病教授得知后，特意把他叫到家里，像教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句句纠正发音，指导他阅读英文专著。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结业。

1979年，国家首次公派出国留学。曹世龙通过笔试和口试，成为肿瘤医院唯一被录取的人。出发前，他去了趟长城。站在城楼上，望着大好河山，他暗暗发誓：“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师长同事的期望，一定要完成学业，学成回国。”

4.办公室那面小国旗

1979年8月，曹世龙坐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彼时中苏关系尚冷，苏联安全员对中国人检查极严，把他带的清凉油全装进了自己口袋。他只能愣在一旁看着——他知道，这就是现实。

辗转十多天，他抵达斯德哥尔摩。导师艾因霍恩教授是瑞典皇家医学院镭锭医院院长，一位曾因纳粹迫害逃亡美国的犹太裔学者。教授待他极好，为他安排了独立办公室，提供免费住所。

但思乡之情难以抑制。他给妻子王丽娟写信，让她寄一面小国旗来。一个多月后，那面从南京路国旗专卖店买的五星红旗送到。他把它插在办公桌上，每天望着，心里就特别踏实。瑞典朋友见了，都笑着竖起大拇指。

1981年，他胃病发作，上消化道出血。急诊护士两次尝试插胃管都没有成功，他轻声说：“我也是医生，让我自己试试好吗？”最后，他顺利插好，住了三天院，出院后休息一天，又回去工作了。——他在上海时就常自己插胃管，这次在瑞典也自己操作。那面小国旗，一直竖立在他的桌上。

▲曹世龙在瑞典攻博时留影

1982年12月20日，曹世龙通过博士论文公开答辩，成为瑞典皇家医学院第一位获得医学科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5.“专门杀老鼠的人”

拿到博士学位后，曹世龙没有犹豫，立刻回国。

回到医院后，他面临着“三缺”局面：缺钱、缺人、缺场地。想开展鼻咽癌放射生物学研究，却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一天清晨，他在《文汇报》上看到中科院科研基金公开申请的消息，便寄出申请书。没想到获批了整整五万元科研基金。他在自传里写得很实在：“在1983年，这可是笔不小的资助。我高兴得两个晚上没睡好，坐在床上一遍遍看那份通知，反复问自己：‘没看错吧？’”

有了钱，还得有场地。他在医院里四处转悠，最后看中太平间旁一间二十五平方米的杂物房。他打扫干净，用石灰水刷墙，装上恒温恒湿机和紫外线灯，自己动手建起了动物饲养室。有同事好奇：“在太平间旁边干活，你不怕？”他笑：“这儿安静，我不怕死人。”

后来，医院领导被他的精神打动，把停用多年的静电加速器机房拨给他们。上下两层，二百多平方米，条件好多了。

198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报道，标题是《“专门杀老鼠的人”——访上海肿瘤医院院长曹世龙》。报道里说，他每天和裸鼠打交道，研究人鼻咽癌的移植瘤模型。

这个有些戏谑的称号背后，是一个医学家脚踏实地的坚持。

6.曹世龙的三次“破局”

1987年12月13日，星期日。上海肿瘤医院门口排起了长队。

这是曹世龙担任院长后推出的创举——“向社会开放日”。

他发现，社会上“谈癌色变”太普遍了：有人频繁到寺庙烧香祈福，求“家人千万别生癌”；有人怕被“传染”，不愿乘坐经过肿瘤医院门口的公交车；更令人痛心的是，个别住院患者会在凌晨跳楼。他和几位科主任讨论，问题在于医院太封闭。老百姓不知道癌症可以早诊早治，不知道放疗、化疗、免疫治疗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病理诊断有多重要。

于是，他决定：打开大门，让老百姓进来看看。

——这是曹世龙教授后来回想起来，自己在肿瘤医院工作时，最满意的三件事里的第一件。在自传中他坦言：“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经过反复思索和集体讨论，我们最终得出结论：‘肿瘤医院除开展常规工作外，应主动向社会开放！’”

那天，1672位市民来到医院。病理科拿出各种肿瘤标本，讲解正常细胞与癌细胞的区别。放射治疗科打开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大型设备，让市民亲眼看看如何治疗。

三十多位专家在广场上义务咨询，从早忙到晚。有位从青浦朱家角赶来的患者，特意带着当地医生，拿出病历和X光片，恳请专家指点后续治疗方向。咨询结束时，患者紧握医生的手，眼眶含泪。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放日前一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市长江泽民和市科协主席谢希德教授都亲笔题词，支持抗癌工作。谢希德教授不仅是著名物理学家、复旦大学校长，她本人也是一位乳腺癌“老患者”。她在“防癌抗癌，造福人类”的题词后，特意加上了“一个存活率较高的病人”几个字。曹世龙看到后，立刻想起十多年前在门诊为她看病的情景，深感她是一位坚强、充满信心与肿瘤抗争的勇士。

▲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市长江泽民和市科协主席谢希德3位领导对上海市抗癌工作的重要指示

曹世龙在自传中写道：“事实证明，仅靠少数肿瘤专科医院和门诊，根本无法应对恶性肿瘤对人民健康的严重威胁。正确的路径应当是：从医院内部延伸到外部，从治疗拓展到预防，从生理关怀兼顾心理疏导，从专业技术扩展到社会服务。”这正是今天倡导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医学的温度，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对患者的理解和关怀。

▲肿瘤医院“向社会开放日”当天上午,医院相关人员在门口欢迎广大市民和外地同志来院参加活动，左一为院党委副书记沈守雨同志,右一为医院杂志编辑陈雨农同志,右二为曹世龙院长

如果说“开放日”是打破医院围墙，那么曹世龙做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则是打通了患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1988年夏初，他在医院创建了每周五天工作的“肿瘤专家门诊”服务平台。谈及初衷，他十分朴实：“及时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本就是我们作为全市最大肿瘤专科医院的责任。”他特别强调，专家门诊的挂号费要与其他兄弟单位保持一致，坚决不搞高价门诊。这背后是他对患者经济负担的深切体谅：“家庭一旦出现重症患者，经济压力会陡然增大，治疗时间越长，负担越重。”

▲1988年,肿瘤医院创建了每周五天工作的“肿瘤专家门诊”服务平台

1991年，曹世龙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他辞去了刚刚熟悉的院长职务，背起行囊，远赴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只是平静地说：“主要是为了提升今后带教博士研究生的专业水平。”一年后，他信守承诺，如期归来，没有片刻耽搁。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次“不合时宜”的转身，但对他而言，从临床一线到医院管理，再回归学术本真，他的每一次角色转换，都指向同一个原点：更好地培养下一代医学人才。

7.传 承

1994年，曹世龙调任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从专科医院到整个医学院，舞台变了，但他做事的思路没变——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能忘本、忘根。

他琢磨最多的一件事，是加强学校与六家附属医院之间的团结协作。那时候，学校是学校，医院是医院，各忙各的。他就想，能不能搞个协会，让各家医院的院长和书记共同参会，定期坐下来，聊聊实际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于是就有了“上海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协会”。每次开会，大家轮流做东，上午开会研讨，下午现场参观。妇产科医院院长的话让他欣慰：“我每次都会保证出席，从不缺席，有时甚至推迟出差行程，因为这些会议对我们医院的实际工作太有帮助了。”

▲1995年,在姚泰校长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协会正式成立

第二件，是在姚泰校长的支持下，与人事处一起，把上海医科大学的博士后工作站从无到有地建了起来。曹世龙自己做过博士后，知道这帮年轻人不容易——刚从博士毕业，正是出成果的年纪，可往往也是最穷的时候。为了让博士后能安心科研，他亲自协调后勤部门，改善住宿条件，“博士后宿舍新装了空调、增设了厨房，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有人笑他管得太细，他说：“让人家安心做学问，先得让人家安心过日子。”他自己也在肿瘤医院带头带教了两名博士后，其中一位来自成都军医大的胡义德，工作结束后回去，后来晋升为“上校”。

还有一件事，是主编了173万字的巨著《肿瘤学新理论与新技术》。这件事的缘起很有趣，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堵”在他办公室门口，“软磨硬泡”请他出山。接下任务后，他思路清晰，不追求“大而全”，只聚焦一个“新”字。他邀请到5位院士和70多位专家共同撰写。1997年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被国家教委定为全国肿瘤学研究生的首本通用教材。第二军医大学吴孟超院士评价道：“该论著由国内众多著名肿瘤学专家编撰而成，其特点是内容新颖且信息量大。”

退休前三年，他还三次进藏。每次去都带着任务——支援拉萨市第二人民医院。高原反应让他吃尽苦头，走几步路就得吸氧。但最让他惦记的，是怎么帮当地医院真正解决问题。1999年，他动员六家附属医院集资，买了一台彩超设备。设备买好了，他专门把销售公司的人叫来，很认真地说：“我唯一的要求是，贵公司必须派两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确保设备能安装调试到位；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耐心教会当地医院的藏族同志独立操作这台设备。只要没教会，技术人员就不能回上海。”后来听说，那是全西藏的第二台彩超设备，很多患者专程从外地赶来。直到现在，他想起这事，心里还是热乎的。

▲1999年赴藏前,在姚泰校长的支持下,曹世龙动员上医6家附属医院与学校共同集资,购买了一台彩超设备,图为彩超设备赠送给拉萨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交接仪式

曹世龙常说：“参天之木有其根，怀山之水有其源。千万不能忘本、忘根！”他说的“本”和“根”，是国家，是人民，是党组织，是培养他的师长和支持他的同事。

“曹世龙教授的治学精神将影响我一生。”他的学生傅晓颖在附文中写道：“曹教授对自己阅读过的科技文献，会交给学生翻译，看似简单的任务，实则锻炼了我……他对科研工作的严谨态度深深影响了我……我的博士研究成果得以发表，获得了上海市三枪杯奖。”这位学生后来去了美国，学有所成，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R21与R01项目资助。

这就是传承。从瑞典导师，到曹世龙，再到他的学生——医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做人的精神，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

8.精神的种子

1985年12月，曹世龙的父亲病逝。追悼会上，父亲单位的工会主席念悼词，最后是对老人一生的总结：“诚实勤劳一生，清白善良一世。”十二个字，刻在挽联上，也刻在了曹世龙心里。他说：“这十二个字，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1985年12月,曹世龙父亲不幸病逝,其生前的工作单位上海市第三五金商店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从上海最贫穷的“药水弄”到瑞典皇家医学院博士殿堂，从“专门杀老鼠的人”到肿瘤学泰斗，从医院院长到医科大学副校长——曹世龙用一生践行了这十二个字。

袁隆平曾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诚实、勤劳、清白、善良，就是好种子的基因。

如今，曹世龙已八十五岁高龄。2025年7月1日前夕，他获得了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他至今笔耕不辍，关心着《中国癌症杂志》的出版，关心着肿瘤医院的发展，关心着年轻一代的成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在为他的自传作序时写道：“人的一生，长则百年，有人碌碌无为，有人则做成一两件事，在世界上留下印迹。人的一生能够在世界上留下印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背后所蕴藏的‘精神’。”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在序言中说：“相信每一位读者，尤其是青年医学生，都能从中汲取力量：在逆境中坚守理想，在喧嚣中保持纯粹，在传承中勇于创新。”

今天，我们把曹世龙的故事讲给你听。不是为了告诉你“寒门出贵子”的励志，也不是为了歌颂一个人的成功。而是想告诉你：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精神是永恒的——诚实，勤劳，清白，善良。

曹世龙用一生回答了，什么是好医生，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好领导。他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有一件件具体而微的小事：把医院大门打开，让专家门诊天天有，为学生进修甘愿“降职”求学，为西藏同胞争取一台彩超设备，为一本书的某个数据较真到底。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一个大写的人。

“诚实勤劳一生，清白善良一世。”这十二个字，送给你，也送给我。

荐 读

《学子之路

——曹世龙教授从医执教的经历》

曹世龙 著

贺 琦 编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6年1月出版

本书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荣誉教授、原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曹世龙教授的自传体回忆录。作为从上海贫民窟走出的学子，他依靠勤奋与信念，从育才中学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后被公派至瑞典皇家医学院攻读博士，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获得国外医学科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

书中以朴素的笔触，记录了作者从临床医生到医院院长、从学者到副校长的成长历程。他在回国后成功建立我国首例人鼻咽癌裸鼠移植瘤模型，主编《肿瘤学新理论与新技术》等学术著作，创办《中国癌症杂志》，并推动医院改革、设立专家门诊、开展科普抗癌与社会开放日等惠民举措。此外，他还三次援藏、支持新药研发、推动博士后制度建设。

全书不仅展现了一位医学专家求真务实、勇于担当的治学精神，更折射出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坚守初心、服务人民的真实风貌。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姚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分别为该书作序推荐，既是对传主一生的高度肯定，也为后学树立了敬业的榜样。

? 本书目录

一、贫寒童年 坚守学业 踏上医道

二、公派留学 瑞典攻博 学成回国

三、潜心科研 多方支持 荣获成果

四、建设医院 全面改革 为民发展

1. 党委领导 院长到位

2. 开放服务 为民解惑

3. 成立协会 科普抗癌

4. 增购书刊 鼓励学习

5. 专家门诊 惠及大众

6. 文明建设 抓实作风

7. 知错就改 践行原则

8. 获得资助 筹办杂志

9. 率团访美 交流学术

10. 赴美研学 培养博士

11. 感恩各方 铭记支持

五、服从调岗 上海医大 再作贡献

1. 校医共进 深化合作

2. 支持新药 成果转化

3. 助力建设 红旗药厂

4. 创办博后 人才再升

5. 援医西藏 全校奉献

6. 学术著述 行业引领

7. 发展学会 交流合作

8. 行医尽力 医界佳话

9. 关怀前辈 传承敬意

六、论文代表作

附文

曹世龙从医执教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