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书匾”：从豫章书院走出的“书成大业”

在末代帝师朱益藩遗物陈列馆的库房中，一块古匾静静悬挂。木质沉暗，朱漆斑驳，但“书成大业”四个字却透着坚韧的金光。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匾，它是由清代名臣、《四库全书》馆总裁官裘曰修所题，是存世唯一以“书”为主题的匾额，被学者称为“天下第一书匾”。

匾额当前，如见先贤。我们将从“书成大业”中，追忆一位从豫章书院走出的“学长”，如何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成就大业，又将这份领悟回馈给养育他的文化土壤。

“书成大业”古匾

一方古匾的时空对话

细观此匾，边角处朱漆已然斑驳，露出底下木胎粗砺而坚韧的纹理，宛如古树虬结的皮肤。匾额上款清晰写道：“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吏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刑部尚书裘曰修（‘裘曰修印’‘叔度’两方印章）为。”

末代帝师朱益藩遗物陈列馆馆长、古建专家、收藏家陈方介绍，这“为”字款，是解读匾额的关键。它意味着“书成大业”四字，是裘曰修以其显赫的官职身份，应请而作，亲自为受匾人题写的赠言。下款“乾隆庚寅三十五年岁次春月吉旦生员胡石棠立”，则指明了立匾人与时间。“生员胡石棠”，即一位本地秀才，应是出于对同乡先贤、朝中重臣裘曰修的敬仰，恳请题字。于是，在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的一个春日，裘曰修挥毫写下了凝聚毕生心得的四字，胡石棠恭敬制成木匾，悬于堂前。

“这块匾是裘公的思想精髓、书法艺术与地方后学对其尊崇相结合的产物。”陈方表示，“它并非自勉，而是为激励后辈所题的赠言，‘劝学’与‘励志’的深意尤甚。”谈及收藏经过，陈方说：“二十余年前在古玩店得见。我因家学渊源，专注古建与匾额研究，见此匾以‘书’为主题，又是《四库全书》馆总裁官的墨宝，意义非凡，便购藏了。”

从豫章学子到庙堂重臣

现在的豫章书院

要真正理解“书成大业”，必先理解写下这四字的人。裘曰修，字叔度，一字漫士，南昌新建人，幼年失怙，由通晓诗书的母亲王氏抚育长大。清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正是他求学之时。他的课堂，便是名动江右的豫章书院。

彼时的豫章书院，绝非寻常塾馆。它与白鹿洞、鹅湖、白鹭洲书院并称为“江西四大书院”。康熙皇帝曾御笔亲题“章水文渊”匾额，书院山长皆为大家名儒，生徒由巡抚亲自甄选。少年裘曰修于此间青衫素履，勤学苦读。

乾隆四年（1739年），27岁的裘曰修考中进士。殿廷之上，他对答如流，深得乾隆帝赏识，入翰林院为编修。此后历任多部侍郎、尚书，加太子少傅衔，入值南书房，成为皇帝倚重的股肱之臣。他五典乡试，一典会试，门生遍天下，一代文宗纪昀（纪晓岚）亦出其门下，经学大家戴震也由其举荐入四库馆。

学者袁枚在为其所撰神道碑中盛赞：“公本以文学受知，始终与书局相终始。”戴震在墓志铭中亦称其文章“气象容与往复，得宋欧阳氏之度”。裘曰修以其深厚的学养，总裁《清会典》《四库全书》，主持编纂《西清古鉴》《石渠宝笈》等巨著，在梳理中华文脉的“无形之水”中，奠定了文化功业。

治水安民的“有形之功”

学问不止于修身，更当用于济世。裘曰修的杰出之处，在于将书本学问转化为治国实绩。作为乾隆朝倚重的水利专家，他踏勘河工，治理水患，将《尚书·禹贡》中的古老理想，化为泽被苍生的实际工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黄河屡决，山东、河南、安徽境内积水成灾，民生困苦。乾隆帝南巡目睹灾情，特派裘曰修筹划治河。时年四十五岁的裘曰修受命后，不辞辛劳，奔波于数省之间，勘视河道，赈济灾民。此后十五年间，他主要致力于黄河、运河、淮河等水系的疏浚治理。史载其“所治黄河、淮河、淝水、济水、伊河、洛河等大小共九十三河，完成堤防工程三千余里”。

他所著的《治河论》三篇，系统阐述了“欲要治水，必先治人”等先进理念，深得乾隆帝嘉许，成为清代水利思想的宝贵财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因治理永定河、北运河功绩卓著，朝廷加封其太子少傅。这份踏足泥泞、造福生民的“有形之功”，与他在书斋中修纂典籍的“无形之业”，共同构筑了“书成大业”的坚实双峰。

皇姑传奇与非遗佳话

陈方介绍，南昌的裘家洲、裘家厂、裘家巷，这些留存至今的地名，都相传与裘曰修有关。而其人生中最为动人的篇章，莫过于与夫人熊月英的传奇故事。熊月英不仅才情过人，更被称为江西非遗“豫章绣”的开创者。

相传洞房之夜，裘曰修出对“抬头不见月”，新妇熊月英从容以“遥见满天星，众星拱北斗，牛女朝帝京”相续，气象顿开，令裘曰修惊叹，自此夫妻琴瑟和鸣。更具传奇色彩的是“千里救夫”。乾隆年间，裘曰修一度蒙冤下狱，熊月英毅然赴京告御状。其胆识言辞感动皇太后，被收为义女。乾隆帝下旨重审，裘曰修得以昭雪，“裘皇姑”之名遂传天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裘曰修病逝，谥“文达”。后熊月英亦逝，与夫合葬于南昌梅岭（今湾里太平镇）。这座规模宏大的合葬墓，民间敬称“皇姑墓”，现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而由熊月英开创的“豫章绣”技艺，历经近三百年传承，已从闺阁雅艺发展为江西文化名片，让这段历史佳话在飞针走线中得以流传下去。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已届晚年的裘曰修为后学题写“书成大业”四字。此刻的他，回首从豫章学子到朝廷重臣的一生，对这四字的理解已至化境——学问需内化为修养，外化为利国利民的功业。

当我们今天凝视这块古匾，看到的不仅是一件文物，更是一条清晰的文化传承链。彼时的豫章书院书声虽已远去，但“书成大业”的精神却在当代南昌得到了创造性延续。这座城市正在建设的“书香洪城”，处处可见这种精神的当代形态：图书馆里座无虚席的市民，城市书店中静心阅读的身影，“孺子书房”里温暖的灯光，各种读书会中思想碰撞的火花……这些场景，与数百年前豫章书院内的求学景象，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深切呼应。 

匾额无言，文脉永续。从豫章书院到《四库全书》馆，从治水工地到今日的书房案头，“书成大业”的古老箴言，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激励着每一个渴望通过阅读照亮人生、成就事业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