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大师郎静山暌违大陆后首次回上海省亲

撰文：楼乘震（深圳报业集团退休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编者按：今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统一而共同奋斗》的重要讲话，其中谈到——70年来，我们顺应两岸同胞共同愿望，推动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开启两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两岸交流合作日益广泛，相互往来日益密切，彼此心灵日益契合。台湾同胞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也分享了大陆发展机遇。值此良机，本刊特选发记述著名摄影家郎静山先生1991年首次回大陆探亲的文章，文中披露了一些作者独家见闻。

郎老回来了

1991年5月26日晚7点45分。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到达厅的显示屏上显示来自香港的港龙航空公司的班机准时到达，可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国际航班出口处长长的甬道上旅客已稀稀拉拉，可我们迎候的那位客人还未出来。

“你在等谁啊？”只见著名电影艺术家王丹凤老师推着行李车出来，她问我。因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摄影协会会长杨绍明把我叫来时，就关照我，此事事关重大，没通知任何媒体，你今天的身份不是记者，就算是我助手，不要声张。因此我轻轻地对王丹凤说:“在等郎静山先生。”“哦！我刚才看见郎老了，好像在进海关时有点麻烦。”王丹凤说。杨绍明一听，立即出示了他的特殊证件，进入了甬道。

不一会儿，杨绍明陪着一位身穿士林蓝布长衫，满头银发，脖子上挂着一台佳能EOS相机，仙风道骨般的老人步履轻捷地走了出来。此时，等候在出口处左边的一群人突然欢呼起来，还打出了欢迎的横幅。怎么回事？杨绍明不是请郎老的家属都不要来接吗？上前一打听，才知是陪同郎老来沪的摄影家的亲属，他们也有四十多年未见到亲人了，怎么不兴奋呢？后来听郎老说，是台湾当局对他回大陆探亲“不放心”，特地请了三位老摄影家“陪同”。而郎老在台湾的幼子，想拍一部《走过一个世纪》的纪录片，带来了大量的摄影器材和录像带，因手续不全而被海关扣了，他们正在里面处理。杨绍明哈哈大笑：“别管他们了，我们先走吧。”我们的车子穿过流光溢彩的上海街头，直驰新锦江大酒店，把几位“陪同”甩掉了，真是有点委屈了他们。

郎静山先生是世界著名摄影家，请老人家回故乡来看看，是大陆摄影家共同的愿望，也是郎老迫切的希望。杨绍明也早就有此计划，想利用摄影这一手段，率先在大陆和宝岛之间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促进海峡两岸人民的友好往来。

1987年9月22日至30日，借香港摄影学会成立50周年金禧纪念活动之际，由香港摄影学会同时邀请北京和台北著名摄影家到香港参加此项活动，台北摄影家由郎静山带队。北京代表团由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高帆带队，团员有杨绍明、陈淑芬、张子固、任秀智、王文澜、李英杰、陈帆、许志刚、吕小中等。北京团安排李英杰与郎静山同台讲课，郎静山讲集锦摄影，李英杰讲风光摄影长城的拍摄观念。

1990年9月11日至23日，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当代摄影学会、中国华侨摄影学会共同主办的祝贺摄影艺术大师郎静山百龄华诞《百龄百幅作品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乾清宫西庑正式开幕。著名老书画家启功、宋文治、姚有多等先生还特为题词作画，表示祝贺。这是故宫博物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展出摄影作品。

1990年年底，中国摄影家协会在上海青浦举行了郎静山影艺学术研讨会，历时9天，大陆的摄影团体代表和台湾、港澳同胞中的摄影家济济一堂。为一位摄影家专门召开全国性的理论学术研讨会，这在中国摄影史上是第一次。大家一致认为，郎静山先生影响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大批摄影家，是我国摄影艺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2月3日，杨绍明与郎老通了越洋电话，郎老得知研讨会正在进行，老人家很激动，非常高兴。他说已收到了大陆方面托人带去的礼品和精美画册，表示明年一定要回家乡看看大家。当杨绍明在第二天举行的闭幕大会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与会代表时，大家十分兴奋。应该说，这次研讨会在海峡两岸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也为郎老的回大陆省亲做好了铺垫。

当郎老来到新锦江大酒店时，大堂里早已等候着郎老的数十位亲人，但时间已晚，他今天一早从台北到香港再转机来上海，已很累。他请他们先回家，明天再聚。

两岸亲友欢聚

按郎老和杨绍明商定的计划，要逛逛大上海。可是，当要出发时，郎老提出要去看一条叫“正蕃小筑”的弄堂。“正蕃小筑”在哪里？几位老上海都摇头。要不是郎老写出这几个字，恐怕都没听说过。

这时，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华社高级记者夏道陵先生说他认识，就在他家附近的永嘉路上。我们分乘两辆面包车，来到永嘉路386弄。后来我查资料才知，这条小弄堂建于1941年日伪占领上海期间，由业主陈止蕃建造，故取名“止蕃小筑”，但后被居民叫成“正蕃小筑”。

在现场，我们看到弄堂口“正蕃小筑”的字虽已凿去，但还有痕迹。我们跟着郎老走到8号门口，寂静的小弄堂来了那么多客人，许多居民闻声出来，有些上了年纪的居然还认出了郎老，郎老笑着和他们打招呼。8号现在的住户也迎了出来，请郎老进去坐坐，郎老说不必了。后来我知道，郎老抗战前住在高恩路（现高安路）一幢四层里弄房，非常舒适，有专门冲洗照片的暗房。上海沦陷后，他们全家逃难去四川。1945年抗战胜利，郎老从重庆返沪后买下此地的底层两间房和一个亭子间，他还在一、二楼半腰处搭了约10平方米左右的阁楼（上海人叫二层阁），一半置写字台和小床，还有一半为冲洗印制照片的暗房，这里是郎老的主要工作室。

“正蕃小筑”隔壁，过去是日本人的伤兵医院，现在已经是中国中学，此时正是课间休息，小朋友们正在阳台上好奇地观望这位穿蓝布长衫的老人。我大声地说：“同学们！这位老爷爷已100岁了，他从台湾来，这里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小朋友们立即欢呼、鼓掌、招手。郎老也慈祥地仰望着孩子们，向他们挥手。这时，反应敏锐的著名摄影家吕厚民先生疾步向前，拍下了这个难忘的瞬间。杨绍明也迅速调准焦距，把郎老挥手的姿态定格在胶片上。

郎老离开“正蕃小筑”时，身后随着一大群邻居，走到弄口，谁也没想到，郎老一个敏捷的转身，举起了相机。“咔嚓”：这是一位妇女牵着一个孩子正从弄堂的绿荫中缓缓走来,这张照片后来收入他的作品集中，它将永远留在老人家的记忆之中。

离开郎老故居，我们的车子途经淮海路（霞飞路）、延安东路、福州路、外滩、上海大厦（百老汇大厦），又拐到南京路，夏道陵先生和《良友画报》老板邓历耕先生一路上给郎老作导游。车子开得很慢，当开到山东中路口，郎老眺望原《申报》馆大楼说：“还是老样子。”1912年他在《申报》广告部工作，1928年，他在《时报》任摄影记者。当路过新雅粤菜馆时，郎老想下去看看，因为他不仅是这里的座上客，还是这里的股东，当年创立的中国摄影学会也时常在这里聚会，可是不巧，大楼正搭满了大修的脚手架。郎老还想去他母校南洋中学看看，但时间不允许，他自言自语地说：“下次再来看吧。”

郎老来到了南京西路的波特曼大酒店，大堂里一块镀金的太湖石引起他的关注，郎老拿起相机拍了几张就倚在沙发上休息了。

当时，这里正在开“上海一日”摄影活动筹备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家们闻讯而来，纷纷对着这位仰慕已久的大师举起了照相机，老人也情不自禁地拿起相机，和摄影家们对拍起来。一时间引来了不少中外宾客。有几位外国朋友显然知道这位老人就是著名摄影大师郎静山  ，都要求与他合影。

当天晚上，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陈至立同志，以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名义，宴请郎老。考虑到郎老信佛，就特意安排在百年名刹玉佛寺吃素斋。玉佛寺在大门口就铺上了红地毯，真禅法师带领众僧侣在两旁合掌相迎。在休息厅，郎老与杨绍明坐在一起促膝而谈，我拍下了这张照片，后被香港《文汇报》取题“一百岁与五十岁”发表在头版。

出席宴会的有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他也是大陆与郎老联系上的牵线人，还有郎老的“一头一尾”：在上海已80岁的长子郎毓祥、在台湾近40岁的幼子郎毓彬，还有郎老好友、著名美术教育家汪亚尘先生的夫人荣君立，市对台办领导陈祥元。但我没想到,德高望重的音乐家贺绿汀先生在小女儿贺元元陪同下也来了，原来,郎老的大女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在上世纪30年代初是贺老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校友。

杨绍明拿出一瓶茅台酒，从瓶上招贴来看显然是贮藏已久，果然他说是1958年的。郎老赶紧叫他不要打开：“让我带到台湾去吧。”席上一片其乐融融的欢笑声。宴后，我把席卡收拢珍藏起来。

拜访同岁的国画大师朱屺瞻也是事先商定的安排，两位老人是老朋友了。朱屺瞻一生喜爱梅花。抗战时，浏河老宅被日军焚毁，新宅亦弹洞满壁，遂拆老宅之余屋，修缮新宅，并把日军炸弹坑挖为“铁卵池”，池边土坡上遍植梅花，题其居曰“梅花草堂”，自号“梅花草堂主人”。1946年在上海淘砂场修筑“梅花草堂”，1959年迁居巨鹿路时也把画室叫“梅花草堂”。那天，朱老穿起了他最喜欢的朱红对襟羊毛衫，郎老没有穿那件士林蓝布长衫，而是身着上海的儿孙们给他做的蓝缎子长衫。一红一蓝，两位世纪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们知道朱老前几天（5月4日）刚刚入党，成为全国年龄最大的一位新党员，都会心地笑了。

朱老对大家说：“我和郎老是40多年前的老朋友，不是现在刚刚才认得。郎老在艺术界认识的人很多，他拍的鹤很好，我很佩服他。”郎老亲热地挽住了朱老的手臂。接着，他俩互赠了作品集，郎老特意向朱老介绍他的那幅“百鹤图”：“这是我花了3年时间，是从400幅作品中挑选出来后集锦而成的。”对郎老作品中所含蓄的中国画意境，朱老十分欣赏。然后，朱老挥笔作画，郎老举机拍摄。画室较小，为了找到合适的角度，郎老一直退到墙边，才按动快门。

在大家的要求下，两位老人又合作了一幅“一剪梅”，能准许进画室的几位摄影家此时却一筹莫展，因为地方实在太狭窄，此时只见杨绍明急中生智，一个箭步跳上画桌，靠到窗边，用广角镜对着两位老人“咔嚓、咔嚓”连拍数张。摄影家们赞叹这个角度好、光线好，但也不得不服帖，只有杨绍明才有此魄力。    

在郎老离开上海前，杨绍明在新锦江为他饯行，也请了那三位专门来“陪同”的老摄影家。他们一见面就关切地问郎老这几天生活得可好？郎老哈哈大笑，指着餐桌中央那盘做成漂在海上的雪山状的冰激淋，意味深长地说：“海还是那个海，我郎静山还是那个山。”大家都哈哈大笑热烈鼓掌。

情系故乡山水

30日，郎老要回阔别60年的浙江兰溪老家祭祖，乘早上六点多的一班上海到兰溪的火车。他不让我们送，但我还是去了老北站。天下着蒙蒙细雨，站台上几乎没有人了，才见郎老步履矫健匆匆而来，因郎老周游世界都要睡自己的被子，给郎老背被子的长子郎毓祥和提行李的长媳有点气喘吁吁跟不上他。我把郎老一行三人送到卧铺车厢，开车铃就响了，郎老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明年再见。”

郎老在兰溪过了一夜，为故乡的摄影爱好者题词：“宣传文化，为国争光”。途经杭州时，郎老游览了灵隐寺和西湖。

6月3日，郎静山先生到了阔别42年的北京。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当代摄影学会于当晚设宴为郎老洗尘，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老革命摄影家吴印咸先生也已有91岁高龄，此次是初次与郎老见面，两位老人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出席作陪的还有郎老当年的老朋友、老摄影家吴寅伯以及杨绍明、方学辉、郭志全等各摄影团体负责人。

为了不给郎先生回台湾后增加压力，这次访问没有对社会公开。只由李英杰陪同他到北京各处参观创作。郎老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天安门广场、亚运村，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和国子监。当来到国子监的琉璃牌坊前时，郎老竟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说：“你们看，这才是中国的瑰宝，是西方没有的精美建筑，完全体现了我们东方的优秀历史文化！”

6月5日至7日，郎老到西安参观了半坡遗址和秦兵马俑馆，后途经广州回台北。

对这次大陆之行，郎老说：“我这次回去很舒服呐！”“我觉得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好像国宾一般。”他表示：“回来之后，我要好好地整理这些作品，还可以开个展览吧。”

此后，郎老连续三年回大陆，登上了黄山，去了南洋中学、申报馆、新雅粤菜馆。拍摄完成大型纪录片《走过一个世纪》， 1994年当选“世界华人摄影学会”名誉会长。1995年4月13日，郎老在台北安然辞世，享年105岁。

原标题《郎静山回沪省亲记》，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2期，责任编辑：崖丽娟 、王岚，新媒体实习编辑：  钟凯月。本文为《世纪》杂志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