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自愿走进了楚门的世界

文 | 罗杰·伊伯特 

7岁那年，你在做什么？你有想过自己长大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1964年，BBC推出了一部反映英国人生活的纪录片——《人生七年》（也可以翻译为《成长》）。导演采访了一大批英国各地的7岁的小孩子，用摄像机记录下他们的生活现状和内心愿望，最终选定了14个小朋友的影像作为“成长系列之7岁篇”（7 UP）。

从那以后，每隔七年，导演就会再次找到他们，观察他们的生活，记录下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他们对生活的理解。而影片最开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讨论英国的阶级体系是否正在消亡。“我们把这些孩子们聚到一起，因为我们想在2000年时看看英格兰的一个缩影，2000年时的工人和主管，现在都只有七岁。”

2012年5月，《人生七年》第八季播出，此时的孩子已经56岁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家庭、学业、工作和婚姻生活一点点展现在观众面前。精英孩子从小时候的观念就和普通阶层有着鲜明的差距，但他们每个人的个性又驱使着他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的选择。透过镜头，真实的人生比任何的虚构作品来得更加动人。

2019年，当年那群7岁的孩子已经63了，他们又会发生什么新的故事呢？

人生七年

（本文摘选自《伟大的电影》）

这套纪录片的名字叫《成长》。

每隔七年，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就会重访一群人的生活，这项编年史工作从他们还是孩子起就开始了。就在艾普特与这群人聊天的时候，他的电影穿透了生命最核心的神秘，并提出与维姆·文德斯的《柏林苍穹下》相同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是我自己而不是你？为什么会在此处而非彼处？”

这些纪录片总能打动我之处是它们对电影这一媒介天才般的甚至高贵的运用。没有哪个艺术形式可以如此出色地捕捉到眼中的神采，话里的感情以及在字句间保持沉默的思想。如果你像我一样每七年都去看《成长》，你就会开始思索一项惊人的事实 ：

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生活在时间中的动物。

华兹华斯写到 ：“孩子是人类的父亲。”在电影里完全就是如此。七岁大的小孩身上已经表现出大部分成年后的特征，无论是好还是坏。

有时候也会出人意料，有个女孩在二十一岁的时候精神紧张，性格阴郁，发誓以后绝不结婚，结果在随后的电影里成了一名幸福的妻子和母亲。请想一想尼尔，对于许多追看这套纪录片的人来说他是最引人入胜的角色。

7岁的尼尔

童年时期的尼尔聪明过人，常常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七岁的时候，他说自己想当一名巴士司机，这样就能告诉乘客窗外有什么东西可看。他看见自己坐在驾驶座上，成为别人生活中的旅游向导。你觉得他长大会从事什么工作？一位老师？还是一位政客？

在后来的电影里他看起来游移不定，既不快乐也没有方向。尼尔陷入了困惑。二十八岁时，他在苏格兰的高地上无家可归，我记得他坐在自己破破烂烂的房车外布满石头的湖岸边，用孤独的眼神望着对岸。当时我觉得他不会在下部电影里出现了：他成了迷途的羔羊。可是尼尔幸存下来。三十五岁的时候，他在荒凉的设得兰群岛穷得叮当响，还刚刚失去了在小村子里指导庆典的工作（尽管这一工作本来就是无偿的）。他觉得如果由自己来策划，庆典会搞得更好。

35岁的尼尔

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期望他会在下一部电影中回来。但尼尔的新故事在《成长：四十二岁》的所有片子里是最鼓舞人心的，这一改变部分要归因于同系列的另一位主角布鲁斯。布鲁斯曾经上过寄宿学校，并在牛津学习数学。后来他放弃了保险业的工作而成了伦敦市中心一所学校的老师。

布鲁斯看起来一直是所有主角中最快乐的。他在四十岁时结了婚。尼尔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搬到伦敦去住。他受邀参加了婚礼，并通过布鲁斯找到一份工作。而现在——呃，你会看到他生命轨迹几乎不可能的转向，我不想到时候毁了你惊讶的感觉。

布鲁斯和尼尔

有些人的生活似乎具有某种宿命的意味。

托尼七岁时希望当个骑师，十四岁成了马童，二十一岁实际上已经跟最伟大的骑手莱斯特·皮格特（Lester Piggott）同场竞技了。但他琢磨着自己可能无法以骑手为业，于是开始谈论开计程车。二十八岁的他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伦敦计程车司机，跟妻子和两个孩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讲着自己每年在西班牙的假期，还考虑开一家酒吧。正因为他正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喜欢这种生活。

托尼和他的妻子

貌似这就是关键：做你爱做的事。

有两位主角都当了老师。尼尔的朋友布鲁斯积极地看待去贫穷的学校教书的决定，他诉说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显得很开心。另一个主角也在差不多的岗位上任教，但却把工作视为一条死胡同。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性格里根本的不同，并发现最老套的陈词滥调可能确实是有效的——凡事要多往好的一面看。让你不快乐的并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你是否想去做它。

重看二十八岁、三十五岁和四十二岁的《成长》时，我比以往更加注意到配偶们的角色。尽管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现代女性主义已经发展成一股重要的力量，但这些夫妇里最终决定了两人生活条件的还是男方，女人基本上都在养小孩。

有许多关于家庭分工的讨论，但在女人们的微笑和耸肩里，在她们望向远方的眼神里，我们看到了其余的信息。

尼克和他的妻子

有一个主角是牛津的毕业生，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找到一份教职，继续从事核聚变的研究。他同是学者的妻子背井离乡跟着他来到美国，但每两年才会迷人地提出一次回英格兰去看看，她明白自己这辈子也许只能再多见十几次家人了。

谈到组建家庭，她乐观地说（在1984年）一台电脑可能会有助于自己兼顾事业和家庭责任。那位郁闷教师的妻子不想要孩子，因为孩子会限制她的选择，如果以电影里其他人的生活为基础来判断，她这么想没错。但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到某些主角在二十一岁时对生孩子心存疑虑，后来又把他们视为掌上明珠。

因为所有的主角都是英国人，所以他们的某些品质特别容易引起美国观众的注意。

其一是他们讲话都很清楚，从酒吧里三个工人阶级女孩到出身名门的最好大学的毕业生，从计程车司机到携妻子搬去澳大利亚的伦敦人，全都善于自我表达。他们说话准确，经常带着优雅和幽默。很容易让人想到美国人话里的含糊不清、凡事靠自己的陈词滥调、有关运动的隐喻和管理方面的老生常谈。

另一点很明显的是阶级差别在英国比在美国意味着更多。一个女人说她年轻的时候相信有“机会”这回事，而现在明白自己受骗了。我们感到夹在中间的人最不满足。工人阶级看起来对自己很有把握，也对他们的方言充满自信，既现实又有幽默感。而那些幸运儿似乎也找到些有趣的观点（一个上层阶级的傻瓜二十一岁时拒绝接受二十八岁的采访——但在三十五岁却令人惊讶地成为一名东欧救助团体的员工）。

而中产阶级似乎被困在那里，除非教育能释放他们，那位核物理学家在威斯康星州一个湖边休息，谈论着美国大学是如何为每一代人创造新的机会。

重看电影的时候，我比以往更加注意到乡村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许多主角要么住在乡下，要么会到乡下去。他们从事园艺和户外活动的时候感到非常惬意，在一次访谈里，摄影机通过随意的变焦来展示背景里主角的狗抓兔子的情景。

主角们都是很好的参与者。七岁的时候他们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计划，现在却骑虎难下。这个系列在英国的电视台上播放，所以他们的坏名声会定期不断更新，长大变老也没用，因为摄影机一直如影随形。其中有些人说起这项计划就很哀怨，但退出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少，还有一个主角离开后又被重新接纳了。

缺席录制的约翰（上）和查尔斯（下）

甚至孤独的尼尔——所有主角里最焦虑的人——也是自愿参加。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自己已经成为一项大于自身的事业的组成部分。

这些纪录片比其他任何影片更加完整地探索了如何把电影当做时间机器来使用。我感到自己就像认识这些主角一样。而且实际上，我对他们的了解的确多于日常工作中的许多同事，因为我知道他们七岁时的梦想，十四岁的希望，二十岁出头遇到的问题，还有他们的婚姻、工作、孩子甚至是外遇。

艾普特在《成长：四十二岁》（42 Up）这本书的绪论里说，如果他重做一遍这个项目，他会选择更多的中产阶级对象（他的取样更倾向于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和更多妇女。

尽管如此，他有理由去选择高低两头 ：这一系列纪录片原来提出的问题是英国的阶级体系是否正在消亡。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消亡速度很慢。萨里斯在《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里给出了他的裁决 ：“在某个时候，我注意到七岁的上层阶级孩子和更自然也更可爱的较低阶层的孩子相比就像个傻瓜。但他们逐渐变得更有趣也更自信，并超过了那些社会地位不如他们的人。真是唾手可得。唉，阶级、财富和社会地位确实有关紧要，而且没办法避免。”

十四个被访者都还没有死去，尽管已经有三个退出了这项计划（有些人在一部中退出后在下一部又回来）。

迄今为止，许多人都安葬了他们的父母。在被迫回顾自己的七岁、十四岁、二十一岁、二十八岁和三十五岁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貌似都对事情的发展状况感到满意。这些人都能活到四十九岁吗？《成长》系列会一直继续到无人在世吗？再一次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时，我想起了自己的生活。奇特的是我在七八岁的时候是如何想在报业工作，现在又如何如愿以偿。任何一个看这些纪录片的人都经历了相似的反省过程。

我为什么会是我自己而不是你？为什么会在此处而非彼处？

相关图书

伟大的电影1

[美]罗杰·伊伯特 著，殷宴 周博群 译

罗杰·伊伯特“伟大的电影”系列2，3，即将由理想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