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缘何成为世俗化的精神追求？

绘画：分峪

或许，一提及精神追求，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信仰、价值观或宗教，但不得不说，有些精神追求带有阶层性、族群性或地方性的特征，而有些追求则更加世俗化，且更具广泛的民众基础，面子明显符合后面这一特点。正因为此，鲁迅曾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林语堂则将其喻为操控中国人灵魂的三位“女神”之一；至于这一神奇效应，或许还是中国民谚说得更为直白，所谓“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或者“树要皮，人要脸”。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脸面常被视为人的“第二生命”。

作者简介

翟学伟

1960年生于南京。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于2015-2020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研究。代表作有《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关系向度上的考察》及《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等，有些作品被译成数种语言，并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等有繁体字版发行。

面子，缘何成为世俗化的精神追求？

*本文节选自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增订版）》，注释从略

文丨翟学伟

自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在其189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将“面子”（face）列为中国人的首要特征起，这一概念便引发了文人学者的高度关注，也被越来越多的学人所接受，亦被一些有识之士列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国民性特征之一。虽然此点颇能达成共识，可是它的含义及其指向是含混不清的。比如，面子是指物质层面上的铺张吗？好像是的，因为吃穿讲究、生活奢华等，都是面子的表现；但仅仅列出一长串的炫耀消费清单，显然得不出它的确切含义，只是在说它的实践结果，因为这类“显摆”行为的背后一定指向某种动因，而唯有探究到这一层次，才有可能明白面子究竟为何。比如，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为什么喜欢大操大办？在各项重大活动中为什么一定要邀请名人到场？明明是做生意，为什么要暗示自己的社会背景？而有权有势之人及其后代出门时，又为何要前呼后拥，或让手下人为其鸣锣开道？进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将这种动机及其行为上升到它为何会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或许，一提及精神追求，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信仰、价值观或宗教，但不得不说，有些精神追求带有阶层性、族群性或地方性的特征，而有些追求则更加世俗化，且更具广泛的民众基础，面子明显符合后面这一特点。正因为此，鲁迅曾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林语堂则将其喻为操控中国人灵魂的三位“女神”之一；至于这一神奇效应，或许还是中国民谚说得更为直白，所谓“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或者“树要皮，人要脸”。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脸面常被视为人的“第二生命”。

被隐喻包裹的文化

一个概念，如果无所不包，那么其内涵就很难把握。为此，关于面子的理解在学术研究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比如就其学科归属而言，什么样的学科或者视角、方法可以揭示其意？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心理学，还是哲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或者说都可以？是定性的、定量的，还是实验的，乃至于它只能举例说明，却无法给出定义？至于其概念范畴，学者亦因其究竟是人格上的、互动上的还是文化上的特征而犯难；而在其广度上，也存在着它究竟属于中国人、东方人，还是全人类的问题。倘若我们不能澄清这一概念所带来的各种迷惑，那就等于说我们看似找到了何为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主要特征，却没有得到任何有益的见解，或者说，当一个特征“什么都是”的时候，也等于说它“什么都不是”。而更加危险的是，有的面子研究看起来有定义，能操作化，也有量表，可以进行测量等，但它们所犯的错误是路径取向上的，不是研究方法上的。

笔者在此想从隐喻方面展开研究，不但要指出脸面作为概念本身具有语言学上的隐喻性，而且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本身也具备密集性的隐喻倾向。在中国人的日常世界中，许多自然现象、动植物或想象臆造的事物因其形状、表现、特点，甚至仅仅是语言上的谐音，而象征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体现出对吉祥与禁忌方面的各种信守与讲究。明白这一点，是解开“面子”难题的关键。

有关隐喻之义，我们可以先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理解。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 这也即中国传统学术中所称的“譬”。墨子认为，“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文心雕龙·比兴》上也说：“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可见，“喻”是要在两个名称之间取得联系并发生意义的转换，而其转换的依据则在于两者之间所具有的某种相似性。相似性在语言修辞中既可以是明喻的，也可以是隐喻的。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指出：

隐喻这门天才的艺术始终在于发现相似性，隐喻与明喻的对比证明了这一点，明喻表达了在隐喻中起作用的没有言明的关系。我们要指出的是，明喻显示了在隐喻中发挥作用但并非主干成分的相似因素。《诗学》指出，诗人就是“发现相似性”的人。《修辞学》补充说，“在哲学上，要在相距遥远的事物中发现相似性需要洞察力”。

对于这一方面，具有关联思维的中国人可谓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先看一下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对脸面隐喻的使用：“巧舌如簧，颜之厚矣。”（《小雅·巧言》）这句话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用来形容中国人脸面观的诗句，其中前半句是明喻，即一个人说出的漂亮话如同吹奏音乐那般动听；后半句为隐喻，因为生理性的面孔皮肤本无厚薄，即使真有厚薄之差，也同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无关。但以脸皮厚薄来形容一个人的言行对错或恰当与否，显然要在道德心理学意义上给出一个可衡量的标准。这个标准首先将脸面由“薄”到“厚”构成一个连续体，一端为“脸皮薄”，即为害羞、害臊，也叫“难为情”，另一端是“脸皮厚”，即不怕羞、不知耻，也叫“不要脸”，由此便有了丈量一个人脸面情况的尺度，也使每个人的德行表现分布在这一连续体的某个位置点上。从价值观上讲，似乎每个人都应有羞耻之心；但从实践上讲，也未必越害羞越好，因为具备此种品质之人可能无法与他人顺利交往；而死皮赖脸之人虽在行事方面八面玲珑、恬不知耻，又无疑遭人鄙视和唾弃。于是，讲究脸面的中国人在做人上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也就是把握其尺度，即所谓“面子功夫”。上述《诗经》中表达的脸面观，显然是在谴责或者让人警惕那种“说话动听”或“口若悬河”之人。孔子有云：“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朱熹注曰：“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践其言，岂不难哉！”可见，孔子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明显受到了《诗经》中的脸面观的影响。

隐喻作为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往往发生在一种抽象的、思辨的或复杂的观念很难单纯用某些概念清晰表达之际。如果表达者将一种难以言表的观点用比喻或者类比的方式予以述说，则可使人易于理解。也就是说，当一种理论阐释令人费解时，隐喻可以很好地将其化解为一种人人可懂的常识现象。此时，一个例子、一个比方或一则寓言，都可以让人释怀，从中获得其意。比如很多人会有这样一种心理，即对于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只能遗憾地放弃，但又要在心理上寻求自我安慰。或许，找到一个恰当的概念颇费周章，但借助《伊索寓言》里的那个狐狸看到树上葡萄的寓言，那么“酸葡萄效应”就足以将此心理反映出来。汉语中的“吃醋”一词也是隐喻嫉妒心理的一个例子。所以维柯在《新科学》中说：

凡是最初的比譬（tropes）都来自这种诗性逻辑的系定理或必然结果。……一切表达物体和抽象心灵的运用之间的类似的隐喻一定是从各种哲学正在形成的时期开始，证据就是在每种语言里精妙艺术和深奥科学所需用的词，都起源于村俗语言。

这是指，当我们不能从学理的高度上来表述一些社会或心理现象时，打比方就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由关联性所寻求到的相似性在传达某种观点时往往是松散、随意，甚至是荒诞的。我们无法从道理上，哪怕是在表面的相似性上，找到其关联的正当理由，而只能在特定文化所构成的复杂脉络中去领会其意。《牛津哲学词典》在解释隐喻时认为，“在一种混合性的或者错误的隐喻中，即使其连接的属性不合逻辑或者荒谬，也不会因此造成理解上的失效”。或者说，正因为事物或现象之间的逻辑推论遇到了困难，我们才需要以各种奇怪的相似性来帮忙连接。此即利科所说的，在隐喻中，范畴上的跨越会比较随意，造成修辞上的偏离、替代和借用。

比如中国文人喜欢画竹，其隐喻的相似性就需要在自己的文化脉络中来寻找。苏东坡在诗中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们不会误以为苏东坡喜欢吃素，或者认为竹子比肉好吃，而是发现苏东坡的生活理想不在于物质上的满足，而在于对君子品质的向往。那么，竹子和君子又是什么关系？竹子的基本特征是挺拔、有节且空心，其转喻为君子就成了正直、有节操且虚怀若谷。值得一提的是，另一种更为奇特的相似性关联还来自汉语中的“谐音”，所谓谐音，只是字与字之间的发音相同或相似，事物之间却不存在任何相近之处。比如“葫芦”的读音似“福禄”，于是一个人明明要表达的心愿是“福禄”，外在表现形式却可以是摆上或画一个“葫芦”。如果一个现代人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中的隐喻系统，那么他在观赏中国各种艺术现象时，就只能停留于对其精湛工艺的欣赏，却不可能领悟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由于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系列繁复而令人迷惑的隐喻所包裹，因此，研究隐喻就成为理解中国人、中国文字与中国人思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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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面子，缘何成为世俗化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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