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文学：是文本盗猎还是故事编织？

在基础性的粉丝研究著作《文本盗猎者》中，詹金斯用米歇尔·德·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一个比喻，将从事同人创作的粉丝称为“文本盗猎者”。盗猎者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游荡，非法地寻获猎物，攫为己用。而粉丝用版权不属于自己的流行文本，利用其中的人物和情节，讲述自己的故事。通过积极的利用改造和再生产，粉丝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而是用灵机应变的能力对制作者做出回应的参与者。“文本盗猎者”是一个关于粉丝能动性再生产的经典比喻，至今在粉丝研究相关论述中都是常用且有效的描述方式。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英语文化圈媒体制作者开始意识到粉丝的重要性，“盗猎”这种事关生死的剑拔弩张，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媒体生态了。在新世纪关于粉丝参与的讨论中，詹金斯都更倾向于使用“参与式文化”和“文化融合”的概念。

“文本盗猎”的概念描述的是一种游击战式的图景，但在本书描述的边界更加模糊的消费和写作场域中，我想要借用另一个关于文学写作的形象：厄休拉·勒古恩在她的短文《手提袋小说理论》中提出的叙事理论。勒古恩指出：人类最早发明的东西是容器，而不是武器。人类拿着装东西的器具，捡拾果实和种子，养育家人。那些在工作之余不用养育孩童、无所事事的人，才会有心思发明长矛利器，去捕猎凶猛的巨兽。随着猎人描述惊险刺激的捕猎过程，便有了线性发展、有中心情节的故事，才出现了大写的英雄或说主角，令其他人退居背景之中。这是男人为中心的、以杀戮为中心的故事。而女性，那些没有攻击性、竞争性的，整日忙于琐碎的事物、采集平淡日常的人，也许在这个标准上要次人一等，但正是这些琐碎的庸常维持着人类的生存：带上一个袋子，走向原野和丛林，采撷食物，拾起那些亮眼的招人喜欢的小玩意，放进包里，带回家中。家则是另一个包裹，盛着家人，维系着人与人的联系。将采撷来的食物分给家人，将故事分享给他人，这是最自然最人类的事情。虽然长久以来盛行英雄故事，于是所有人都惯于把自己安放进杀戮的英雄故事里，但勒古恩倡导的是另一种故事，日常的、非英雄的、生命的故事。这些可能纷乱的、没有严格首尾的、关于延续着的每一天的故事，它们并非无法叙述，只是讲述起来难度更大。作为一个科幻小说作家，勒古恩认为长篇小说正是一种反英雄的写作，她说：

长篇小说最自然固有的、最合适的形态应该是一个麻袋，一个包袱。一本书装着文字。文字装着事物。它们承载着意义。一本长篇小说就是一个草药捆，把事物用一种特别的、有力的关系互相联结起来，也将它们和我们连在一起。

在勒古恩看来，长篇小说中充满了复杂细碎的生活细节，和真实的人类，混杂地置于编织袋中，而英雄则像石像一样属于高高在上的石阶和台座。就算英雄式的、线性的、战斗式的故事可能接管和改造长篇小说的叙事，也仍然一直存在本质上与之相悖的逻辑和写作。在勒古恩看来，科幻小说，正如所有严肃的长篇小说一样，

是一种描述确实发生事物的方法；描述人们真正的所为所想；描述人们如何在这个口袋中，与所有其他一切产生联系——在这宇宙的肚腹里，在这所有未到来者的子宫，和所有逝去者的坟墓内，在这永无止境的故事中。

《编织故事的人》插图

勒古恩描述的是将英雄降格为人类，发现完整真实世界的文学写作。她描述的这种捕捉和描述叙事中的世界的冲动，在与读者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的故事中找到介入的缺口，不断探索人物和人物、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叙事方式，正是同人创作中最为常规的。同人本质上就是这种故事：它将英雄从单一目的的冒险叙事中剥离开来；它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变化，尤其是亲密关系；它将充满魅力的人物放进可以感知的普遍感情中，让普通读者感同身受。更重要的是，同人提供一种日常的言说方式，供参与者在文本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同人建立社群，把人与人用有意义的方式联结起来，故事中人与人的关系与故事外人与人的关系产生同构和镜像，而无论是创作还是社群关系，都在不断地延拓，不断地增殖。

虽然都是前现代的场景，但同人文化的源动力与其说是男人式的猎杀和抢夺，不如描述成女人式的编织和采集。如果我们从“盗猎”的隐喻前后退一步，当我们把广义的同人写作也纳入考量，更会发现，同人社群中互相讲故事的人不仅会从他人的故事中获得灵感和自我表达的工具，而且会采用来自其他文本和生活经验中的元素，以此创作，从而参与讨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和情感互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同人文化的本质和主要意图并不在于抢夺所有权，而在于分享、建立联系，以及讲故事的冲动本身。也就是说，转化型写作可以视作一种便捷地建立同好社群的方式，混杂在其他涉及文本间性的创作方式之中——例如类型俗套，例如母题仿写。如此，各种松散的若有若无的文化联系，都像可食的种子和美丽的石子一样，被讲故事的人放进了编织袋里。同时，因为各个语言中“同人文化”的定义互有参差，边界含糊，我倾向于在严格的“转化型写作”之外，将广义的基于社群的同人创作定义为一种“间性写作”。无论是转化型写作，还是与之紧密相关的“原创写作”，这些创作都是一种附着在社群文化中，共享术语和文化假设的创作，在细密的文本间性关系构成的大网中，不断地生长和编织着。

将同人创作视作编织和收集，另一层重要的隐喻意义在其集体性、分享性和社群性劳动层面。关于同人文化的英语学术讨论向来惯于将同人创作视作一种在粉丝社群中流通的礼物。纯出于“用爱发电”，而极少考虑经济意义和商业意义的社群规范，就让同人文化成了当代礼物经济的典范。当然，粉丝研究的这一结论有其想当然之处。同人创作，尤其是广义的间性写作，一旦脱离了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律控制，和当代的礼物经济一样，与商品经济之间就不再存在截然分开的界线。很多在商品和礼物之间转换时产生的问题体现的都是社群礼节的细节争议。同人文化与当代礼物经济尤其相似之处，在于其与女性之间的联系。在家庭中，是女性通过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之外的劳动，以个人感情为出发点，在私领域中通过非商品经济式的礼物交换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女人们从商店里买来商品，加工和包装，用毛线织一件衣服、一条围巾，寄给自己的亲人和友人，分享爱意。这是一种编织和维系人际网络的行为，也是构建社群、构建社会的行为。当粉丝的数码劳动越来越被视为“数码家务”的当下，这些需要投入感情和劳动，却往往无法直接体现在经济收入上的创作，更显示了同人文化与商品经济之间互相依存、利用，却又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由此，我将同人的另一个特点定义为礼物社群。我不认为“用爱发电”必然是一种更高尚的劳动，正如用其他人讲过的故事和人物来表达感情并不意味着缺乏创造力一样，社群性的创作和社群内的共享，其关键之处不在于所有权的最终归属，而在于交换的过程产生的联结和意义。

同人女，都是提着编织袋的采集者。是那种，其实并不特别固守某种原则的采集者，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她会发挥自己的才能，用自己的劳动和感情把采集来的一切重新编织，讲给同样感兴趣的人听。有的故事讲得好，有的讲得不好，但这些故事都以一种集体互动下的灵感碎片形式缀在细密的文本际网络中。这是一种充满着个人灵感巧思，却又常常以集体劳动成果呈现的艺术形式，而同人女，就是在这种没有完结的艺术作品中行走、观赏、讲述和编织的人。

本文摘自《编织故事的人：同人文化、间性写作与礼物社群》一书，原题为《作为编织袋的故事和编织故事的人》，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编织故事的人：同人文化、间性写作与礼物社群》，郑熙青/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