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的回忆录（连载1）

编者按：威廉二世（1859—1941），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见证了普鲁士的崛起、德国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1918年，德国发生革命，威廉二世退位，并流亡海外。1941年，他病逝于荷兰。本书是威廉二世流亡荷兰期间，对德意志统一、德意志帝国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革命、德意志帝国灭亡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威廉二世是怎样对待和评价德意志统一和崛起的功臣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斗争在他的领导下为什么如此跌宕起伏、交锋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爆发？德意志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德意志第二帝国覆亡阶段发生了哪些不可思议或令人唏嘘的事情？本书都给予翔实、充分的解答。

俾斯麦

俾斯麦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无论他属于哪个党派，都没有人敢对他的贡献提出质疑。因此，那些控告我不了解俾斯麦的丰功伟绩的人实在是愚蠢至极。事实恰恰相反，我非常敬畏他、崇拜他，时刻铭记着他对德意志帝国作出的所有努力。我们这一代人都钦佩俾斯麦，他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也是我祖父的得力干将。我们都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并为他是一名德意志人感到骄傲。他是我神殿里的偶像，我敬佩他！

但君王也都是血肉之躯，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只有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俾斯麦，人们才能明白他如何与我针锋相对，从而亲手毁掉了我心目中的偶像。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我对他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崇敬之情。

当我还是普鲁士王子时，时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希望这位伟大的首相可以多活几年，如果我与他一起治理国家，我会感到心安。”然而，在我成为皇帝后，我虽仍尊敬他，但不能承担他的政治决策和行为所犯的错误。甚至按照我的理解，1878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与“文化斗争”一样，是一个错误。另外，帝国宪法是为了配合俾斯麦作为政治家的非凡优势制定的，但这双大靴子并非适合所有人。

紧接着是劳动保护法。虽然我对由此引起的争议深感遗憾，但当时我必须妥协，这也成了我处理外交事务和国内问题时的一贯方针。因此，我不能像俾斯麦希望的那样，与社会民主党公开斗争。无论如何，政策上的分歧并不能减少我对俾斯麦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崇敬之情，他仍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当然，他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无人能及。

由于必须考虑国家统一问题，我坚决不允许自己被当时普遍存在的不安因素影响。俾斯麦当时被称为霍亨索伦王室的管理者，虽然这一称号并没有动摇我对他的信任，但他可能考虑过自己家族的政治传承问题。譬如，他的儿子比尔·俾斯麦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他希望将自己的职权交给另一个儿子—赫伯特·俾斯麦。

祖父的继承人

在俾斯麦这件事情上，对我来说悲哀的是，我成了祖父的继承人，换句话说，我在某种程度了越过了一代人。这个问题很严肃，因为这样一来，我不得不经常与那些资历较老的人打交道，这些人一般活在过去，不问将来。我继承了祖父的王位，并与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俾斯麦共事，别人都认为这对他来说并非幸事，其实我也这么认为。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第三卷描写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的一章中，提到了我这位年轻的君主，也提到了他对我的忠告f。

当艾伯特·巴林带俾斯麦看了一眼汉堡的新港口后，俾斯麦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但他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时代。当时，他惊讶地说：“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新世界！”

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去腓特烈斯鲁庄园拜访俾斯麦时，俾斯麦再次提到了这一观点。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希望说服帝国的老首相支持第一份海军法案。

1886年，俾斯麦委托我完成棘手的布列斯特使命。当时我心里想：“将来有一天，这个人一定会成为我的首相。”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我总是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俾斯麦很信任我。

我没有因为俾斯麦回忆录第三卷中的内容对他心怀怨恨。获得版权后我批准发表那部分内容，因为隐瞒事实真相已经毫无意义，书中描述的事件早已广为流传。如果这部分内容并不属实，那么它的出版时间可能会被一拖再拖。俾斯麦假若知道了第三卷回忆录的出版时间以及造成的影响，他可能会掘墓而起。倘若第三卷内容与俾斯麦的记忆不相符，我会由衷感到悲哀，因为他是一位英雄人物，德意志帝国的重生需要这样的人物。我不会因为第三卷书或其他任何东西减少对俾斯麦的感激与敬仰之情。

19世纪80年代上半叶，我应俾斯麦的邀请去外交部工作。当时的外交部由赫伯特·俾斯麦负责。我刚到办公室，俾斯麦就递给我一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名单，其中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工作人员，他是俾斯麦最重要的合作人之一。俾斯麦似乎在暗示我不要与此人交往过密。

我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桌子上摆放着普鲁士王国与奥地利结盟的初期历史、起源及结果等相关文件，我可以随时翻阅。我经常去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的家中拜访。

长了一双土狼眼睛的人

熟悉俾斯麦的生活圈子后，我经常听到一些人谈论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大家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因为他聪明、恪尽职守，但非常骄傲，喜欢异想天开，从来不参加社会活动，没有任何社交关系，也不相信任何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仇恨心理，是个危险分子。俾斯麦称他是“长了土狼眼睛的人”，提醒我最好远离他。俾斯麦后来对自己曾经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表现出的怨恨态度当时已经初见端倪。

赫伯特·俾斯麦掌管外交部时纪律严苛，他对属下的无礼让我感到惊诧。当外交部官员被赫伯特·俾斯麦传唤或被解雇时，这些绅士几乎是飞着去见赫伯特·俾斯麦的，以致有一句笑话说：“他们的大衣尾巴直挺挺地站在他们身后。”外交政策由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商议后直接裁定，赫伯特·俾斯麦负责传达以及执行俾斯麦的命令。因此，外交部俨然成了俾斯麦的私人办公室，他独揽大权。显然，这样的地方训练不出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

这种现象和曾经的陆军元帅老毛奇负责的总参谋部形成了鲜明对比。总参谋部认真培训新来的军官，使他们有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依据公认的原则行事，并且兼顾旧传统和新时代的教学内容。但在外交部，工作人员只能执行带有个人意志的行政命令，他们甚至不知道交给自己处理的重要问题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无法互相合作。俾斯麦就像草地前耸立的一块突兀的巨石，如果将这块巨石搬走，下面一定是大量蠕虫和腐烂的植物根茎。

我赢得了俾斯麦的信任，他和我共同商议过许多事情。譬如，当他为德意志帝国收购第一批殖民地—格罗特、克莱因波波和多哥时，我按照他的意愿告诉了他这次行动在人民和海军中产生的影响，并向他描述了德意志人热情支持新家园的景象。但他却说这件事不值得这样做。

后来，俾斯麦经常和我谈论殖民地问题。我发现他有意将殖民地视为商业对象或交换对象，而不是为帝国发挥效用的领地或原材料的产地。我从汉撒商人工会了解到，商人和资本家已经开始大力开发殖民地，并希望得到海军的保护。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我提醒俾斯麦将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并提出适时组建舰队的方案和步骤。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保护德意志帝国在异域的资产，况且俾斯麦已经将德意志帝国的旗帜插

在了外国的土地上，德意志的人民也在那里生活，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海军。

俾斯麦的大陆观念

然而，俾斯麦对我的提议置若罔闻，并用他的口头禅劝诫我：“如果英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登陆，我会活捉他们。”他认为我们在国内完全有能力保护殖民地，但他没有重视这一事实，虽然德意志人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因为英国已经占领黑尔戈兰岛，所以英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德意志人的领土，而且不会受到阻挠，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领土从一开始就不被其他国家侵略，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俾斯麦的政治目光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他每天面临种种烦恼，其中就有英国。更令他烦恼的是，因为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与他关系很好，所以索尔兹伯里首相代表英国支持建立德奥同盟。俾斯麦经常与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罗马尼亚等国打交道，他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威廉大帝曾对他的内阁首领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中肯地评论过俾斯麦在这方面的谨慎和睿智。 

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知道威廉大帝和俾斯麦的谈话后非常兴奋，因此十分担心威廉大帝的健康状况。他建议威廉大帝不要为将来担心，如果俾斯麦不愿服从威廉大帝的旨意，威廉大帝可以解雇他。威廉大帝说尽管他很钦佩并感激俾斯麦，但俾斯麦有时表现得太霸道。他也想过解雇俾斯麦，但他和国家都太需要俾斯麦。俾斯麦有超强的能力，就好比他手里可以同时玩转五个球，而且其中至少有两个球被抛到了空中。因此，威廉大帝认为有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大臣帮助他治理国家，远超过他一个人的力量。

俾斯麦并没有意识到得到一些殖民地后，他不得不关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方,并被迫在政治上大规模地采取行动，甚至和英国一起行动。确切来说，英国是他的政治外交游戏中的一个球，但也只是五个球中的一个，他并没有赋予英国应有的特殊重要性。

正因为如此，外交部完全陷入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游戏中，它对殖民地、海军以及英国丝毫不感兴趣，对世界政治也毫无经验。对外交部来说，英国人的心思与他们在追求世界霸权过程中显露的一样，虽然他们竭力掩盖，但还是一本被七枚印章封存的书。

俄国人仇恨的根源

俾斯麦曾告诉我，他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俄国和英国达成谅解。我暗自观察发现，推动两国达成谅解的机会在1877年至1878年已经出现，当时俄国可能会被允许去攻占君士坦丁堡，如果俄国人采取了行动，英国的舰队就会毫不犹豫地去保卫君士坦丁堡，如此一来，将会产生俄英冲突。但后来，《圣斯特凡诺条约》的签订使俄国人在一场惨烈的战斗后被迫撤离。因此，俄国军队对我们产生了无法消除的仇恨。后来，《柏林条约》取代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德意志帝国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柏林条约》加深了俄国人对我们的仇恨，将我们视为他们“在东方应得利益”的敌人。这样一来，俾斯麦想要看到的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成了遥遥无期的事。

俾斯麦不赞成“他的”柏林会议作出的评判，但他很骄傲自己担当了“诚实的调解人”的角色。他很认真地说自己原本希望阻止一场大灾难，结果却被迫成了调解人。后来，我将我们之间的谈话告诉了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这位外交部官员说俾斯麦签署了《柏林条约》后，回到外交部得到了在场人员的热烈祝贺。听到大家的祝贺，他站起来说：“现在，我仍然掌握着欧洲的四个球！”他说这句话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那时俄法关系有取代俄普关系的势头。换句话说，有两个球已经脱离了俾斯麦的掌控。正如俄国看到的那样，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政策已经将俾斯麦作为“诚实的调解者”的工作变成了英奥战胜俄国的一场谈判。

虽然我们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俾斯麦对我一直很友好、和善。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巨大，我们依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为我和同龄人一样，是俾斯麦的崇拜者，而且我的坦白和热情也赢得了俾斯麦的信任，我从来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这份信任。

我在外交部任职期间，枢密院顾问拉施道和其他官员都与我谈论过商务政策和殖民地等问题。他们告诉我，德意志帝国必须依赖英国，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海军，而且英国人占领了黑尔戈兰岛。毫无疑问，在必要时我们有扩张殖民地的计划，但只有得到英国的许可我们才有可能实施这项计划。虽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对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来讲微不足道。

内政

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引起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的父母对俾斯麦很不友好，不赞同我进入俾斯麦的工作圈。人们害怕我影响到我的父母，也害怕超级保守主义，更害怕各种危险。来自英国的故事编造者和“自由圈人士”围在我父亲周围陷害我。我从来没有为这些无聊的事感到烦恼，但我在父母面前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有时甚至感到很痛苦。虽然我经常遭受最严酷的考验，但因为在俾斯麦手下工作，而且他信任我，所以我默默承受着一切。俾斯麦却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

我和赫伯特·俾斯麦关系很好，他是一个热情的人，家里经常聚集着一群有趣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在外交部工作，另一部分人来自其他圈子。我们俩的交情并不深。他的父亲退位后，他也要求离开，这反映出我们两人只是泛泛之交。我请求他留在我身边，帮助我维持我们秉承的传统政治政策，但他却尖酸地答复我，称他已经习惯为自己的父亲服务，不可能再为别人效力。

执政后惨遭谋杀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成年时，俾斯麦要求我去圣彼得堡为这位法定继承人授予黑鹰勋章。祖父和俾斯麦不约而同地提醒我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两国政权之间的利害，并告诉我一些风俗习惯以及上层名流间的来往礼节等。祖父非常喜欢将自己年轻时第一次拜访俄国时得到的忠告告诉我。当时，阿德勒伯格伯爵告诉他：“通常来讲，人们喜欢听到表扬，而不愿接受批评。”俾斯麦对我说：“在东方，裤子外面套大褂的人都是体面的上等人，但一旦他们将褂子穿在裤子里面，脖子上再挂一个项圈，就会变成猪狗。”

我在圣彼得堡多次向祖父和俾斯麦汇报我看到的情况。我注意到旧的俄普关系已经明显冷却，不再像祖父和俾斯麦与我谈话时设想的那样。我回国后，祖父和俾斯麦表扬我的报告清晰明了，这令我很高兴。长期以来在许多事情上，这些高层人士的梦想因为我被迫幻灭，因此我经常感到很压抑。

（未完待续）

本文摘选自《德皇威廉二世回忆录》，【德】威廉二世 著，赵娟丽 译，华文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