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不讲原则，只讲效果”：重译《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美]威廉·詹姆斯著，杨靖译，东方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329页，79.00元

先来回顾一段时间轴。2008年秋季学期，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CU Boulder）访学，师从美国超验主义文学研究专家马丁·比克曼（Martin Bickman）教授。我的研究项目《爱默生与美国教育思想史》中有一节题为“富兰克林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颇得教授首肯。回国之前，比克曼教授赠我复印资料若干，其中有一巨册Becoming William James（中译本《就这样，他成了威廉·詹姆斯》，霍华德·马文·范斯坦著，季广茂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日后成为我案头常备之书。

2017年6月，剑桥版《亨利·詹姆斯小说全集》主编、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菲利普·霍恩（Philip Horne）教授应邀来访，在南京师大随园校区作学术报告“亨利·詹姆斯及其批评的艺术”。临别之时，霍恩教授将他的近著《亨利·詹姆斯：书信人生》（Henry James: A Life in Letters）馈赠于我——其中数封书信发覆威廉和亨利兄弟友于（及相互捉弄）的秘辛，令我眼界大开。

2020年，威廉·詹姆斯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新京报书评周刊》徐伟先生约我撰写纪念文章，刊发时文章标题为“星球上最可爱的男孩”——这是友人（女性）对他的昵称，在我看来也最能体现詹姆斯作为“柔性”（tender-minded）哲学家的气质（参见本书“附录”部分）。

时至2024年春节前后，收到东方出版社姚恋女士微信，称最近“拜读”我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形而上学俱乐部》（The Metaphysical Club）书评——《实用主义的宗教维度》，敢问我有没有兴趣重译《实用主义》？于我而言，这一则消息真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在我为美国文明方向硕博研究生开具的参考书目中，本书一直处于“置顶”位置，此番有机会下手“亲炙”，亦可算得偿所愿；忧的是，学界前辈早有佳译传世，倘若不能有所增益，岂非唐突先贤？

正是怀着这样惶恐的心情，开始重温威廉·詹姆斯——这位美国首位“本土”的哲学家。借用法国作家托克维尔的话说，“美国没有哲学”，如果有，那只能是实用主义哲学——据此，也有人调侃，美国没有“国教”，如果有，同样也只能是实用主义哲学。一种思想学说，能够上升到“国教”的高度，并“终于发展为一种民族的精神”（钱满素语），在人类思想史上，亦可谓极为罕见的现象（詹姆斯本人在写给令弟亨利的信中自诩，其新学说之于哲学史的意义犹如新教改革之于基督教）。《实用主义》一书的原创性及历史性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正如美国超验主义源自欧陆哲学，实用主义一词也来自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诸如此类偶然的、但却为……行动奠定基础的信念称为实用的信念”。根据詹姆斯的说法，在美国语境中率先使用该词的是他的好友皮尔士，他本人其实更青睐英国哲学家席勒的“人本主义”，而日后将实用主义发扬光大的杜威则更愿意采用“工具主义”一词。由此也能看出实用主义者的一个共同信念：称谓并不重要——正如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说，“那些我们叫做玫瑰的，如果换上别的名称，还是一样的芬芳”——重要的是行动（及其效果）。

“实用主义”一词的希腊文字根意为“行动”，其本意即指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思想。思想与行动二者的关系犹如科学定律与事实经验——“科学定律就是河床，事实洪流从上面滚滚而过。洪流会循河床而下，同时也塑造着河床”。这也是实用主义与传统哲学的最大区别：詹姆斯认为，我们不能把思想意识作为一成不变的对象来研究；相反，它是可塑的（plastic）、“令人惊叹的物体”。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断，世间无绝对真理，真理决定于实际效用，且常随时代环境变迁而改变；因此，适合于时代环境而有效用者，即是真理。詹姆斯将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概括为一句格言：“不讲原则，只讲效果。”

詹姆斯以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的门徒自居。后者自称“温和的怀疑派”，时常被无法参透的哲学问题弄得死去活来，可是一旦混迹人群之中大快朵颐，则万千忧愁一扫而空。作为一名终生饱受抑郁症（及自杀倾向）困扰的哲人，詹姆斯从中大受启发：相比于“吾尝终日而思”，不如立刻采取行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编织自己的命运，或好或坏，而且落子无悔”。以詹姆斯著名的情绪理论为例：他深信情绪只不过是对于身体所发生的变化的感觉，如果没有肌肉紧张、心跳加剧等身体变化，也就没有什么情绪；通常情况下，身体变化在先，情绪体验在后。一言以蔽之：“我们不是因为开心才笑，而是因为笑才开心。”因此，詹姆斯强调通过身体的行动（比如瑜伽练习）来调节情绪和精神状态。毕竟，生活现实是通过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动共同创造的——例如，我相信世界是善意的，这一信念不仅影响到我的行动，而且藉由我的行动对世界产生积极向善的影响。所谓“有用即真理”，即此之谓也。

最后来谈谈本书的翻译。正如布莱恩·韦肖（Bryan Vescio）教授在本书“导读”中所言，“《实用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吸引读者，是因为它以非常和蔼的方式阐述了自己颇具争议性的观点。书中处处洋溢着威廉·詹姆斯鲜明的个人风格”——然而对于译者来说，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传达这一“鲜明的个人风格”确实大伤脑筋。比如第三讲有短语“put the last touch of perfection upon”，先译作“增添最后的完美”，后改译“最后的完善工作”，定稿则为“点睛之笔”——感觉非此不足以表现大师的灵动飘逸与气定神闲。

鉴于自幼立志“要当一名诗人”的詹姆斯在书中引经据典、文采飞扬，译者亦费尽心机将他随口征引的华兹华斯、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等人诗作出处一一查证——结果发现，大多与原文稍有出入，似乎验证了杜威对他的诟病：詹姆斯往往不惜“为了生动而牺牲准确性”。例如，在本书“第三讲”（“对几个形而上学问题的实用主义思考”）探讨外部世界的确定性时（“它坚定地存在于此，恰如一份无法收回的礼物”），詹姆斯引用英国诗人勃朗宁诗句：“无论我们赞美或责备，世界都一如既往。”——经查，引文出自勃朗宁诗作《情人的争吵》（A Lover’s Quarrel）第XVII篇，但詹姆斯引用时却遗漏了原作中的“世界都”（’Tis the world）。再比如，在“第七讲”（“实用主义与人本主义”）论述“世界的尊严”时，詹姆斯引用华兹华斯诗句“永恒的宁静（eternal peace）存在于无尽的躁动（endless agitation）之中”——这一诗行出自华兹华斯名作《远足》（The Excursion）第四卷，但华兹华斯原文并非“永恒的宁静（eternal peace）”而是“中心的宁静（central peace）。诸如此类。译者皆在文末增添脚注一一说明，以供参考。

此外，考虑到威廉·詹姆斯的理工科教育背景（先是哈佛大学化学系，后转入生理学系），译者将书中一些术语和名词进行了“科学化”处理，如第五讲的“additive”译作“加成的”，而非“附加的”；第六讲“vanishing-point”译作“灭点”，而非“终点”，等等。

（本文为《实用主义》的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