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评论｜城市经济体如何发展航天产业？ ——新加坡的实践经验

香港特区政府2025年施政报告提出发展航天科技，培育太空经济，但当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链较短、集群效应尚未形成。同为城市经济体，在资源约束与产业基础相对有限的条件下，新加坡已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太空产业生态，其产业发展路径对香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加坡市景。（新华社发 邓智炜摄）

文｜庄卓昊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

一、新加坡国家航天局正式成立，产业发展迈入新阶段

4月1日，新加坡国家航天局（National Space Agency of Singapore, NSAS）将正式挂牌成立。新机构隶属贸易与工业部（MTI），在整合原太空科技与产业办公室（Office for Spa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以下简称OSTIn）职能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国家层面的统筹能力，将卫星应用、数据支撑与城市治理、资源安全等现实需求相衔接，并同步推进航天法规体系建设。由曾在国防科技局及科研院担任要职的严莉娜担任首任负责人。从“办公室”升级为“局”，标志着新加坡航天发展从产业推动正式迈向更全面的国家战略。

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国土有限，既没有本土火箭发射场、又缺乏传统航天工业，为何大举发展航天经济？背后是产业逻辑的变化。过去，航天是少数大国的“国家工程”，核心门槛集中在重型运载和深空探测等。但随着SpaceX推动火箭复用技术成熟，OneWeb、Starlink等低轨星座的部署，发射成本显著下降，卫星应用规模迅猛扩张，商业航天真正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阶段。产业链的价值重心开始从“进入太空”向“利用太空”转移。如今，卫星制造、通信服务、遥感数据处理以及各类应用服务，已经成为航天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35年全球航天经济规模将从2023年的6300亿美元增长至约1.8万亿美元[1]，其中相当一部分增长将来自数据和应用层。正如当年前瞻布局半导体、生物医药一样，这一次，新加坡再次嗅到机会，力求在太空经济浪潮中抢先跑、占坑位。

二、数十年，磨一剑

当然，仅有敏锐的嗅觉不够，新加坡航天发展历经数十年系统谋划。早在1971年，圣淘沙卫星地球站（The Sentosa Satellite Earth Station）建成启用，由此接入国际卫星通信网络，具备了基础的卫星地面接收能力。1998年，ST-1通信卫星（新加坡电信与台湾中华电信的合资项目）发射升空，开始提供区域通信服务，不过核心制造和发射还是依赖外国。真正的能力突破发生在2011年：南洋理工大学卫星研究中心主导开发的X-SAT（新加坡首个微型卫星）成功发射，实现卫星从设计到制造的本土能力。两年后，OSTIn成立，统筹产业政策与企业培育，推动产业从零散应用转向系统化发展。2015年，TeLEOS-1商业地球观测卫星发射，突破商业遥感技术并服务海事监测与灾害管理等国家需求；2019年，加入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UNCOPUOS）；2020年，OSTIn职权扩展，新增政策监管、人才培育、全球治理参与等维度（仍设在经发局下）；2022年，推出国家太空战略及1.5亿新元STDP投资计划；2026年2月宣布成立国家航天局，全面统筹国家太空能力开发、法规制定与全球合作。

经过多年积累，新加坡太空产业已形成规模可观、结构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是东南亚太空产业密度最高的国家。截至2026年初，新加坡当地已有约70家太空相关企业，从业专业人员约2000人，业务覆盖卫星部件制造、遥感数据服务、通信技术和航天技术研发等领域[2]。2024年，新加坡航空航天产业整体产值同比增长约19%，远超当年GDP增速[3]。自2011年首颗本土制造卫星X-SAT升空以来，新加坡累计成功发射卫星逾30颗。

三、找准“轨道”，非对称突围

一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比拥有火箭更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轨道”。与传统航天大国“全产业链、重资产”的模式不同，新加坡主动避开投入巨大、风险极高的重型火箭发射领域，将重心放在卫星制造微缩化、数据算法化及应用普惠化上。具体体现在：在卫星制造领域，不追求大型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专注于小卫星和立方星；在遥感领域，以近赤道轨道的高频次重访为差异化优势；在通信领域，不与Starlink竞争宽带服务，而是押注量子加密通信、星间激光链路等尚未被主导者垄断的前沿细分赛道。南洋理工大学研制的ELITE卫星选择250公里的超低轨道（VLEO）开展成像技术验证，就是看准了这一轨道区间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上的潜力以及技术空白。

二是以先进制造为抓手，推动既有产业能力向航天领域延伸。新加坡找到了优势产业与航天技术的交集，充分发挥了其在先进制造领域的长期积累和全球竞争力。新加坡制造业占GDP的比例常年稳定在20%左右，远超许多发达经济体。其中，精密工程、微电子、航空航天维修（MRO）和信息通信等支柱产业，分别对应卫星部件制造、星载电子设备、地面系统维护和数据平台开发的核心能力。例如，TeLEOS-1的本土制造，背后依托的是新加坡数十年深耕的航空精密工程供应链；量子科技公司SpeQtral能够研发量子通信卫星，源于国立大学量子技术中心（CQT）长期的基础研究积淀。不仅如此，新加坡还将航空枢纽优势与航天先进制造紧密结合，形成互促增长。通用电气航天公司（GE Aerospace）、引擎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美国防务巨头RTX、法国飞机设备制造商Safran等跨国巨头均在新加坡设立世界级设施，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航天产业链中的地位。

三是产学研强绑定。空间技术发展计划（Spa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me, STDP）是其最核心的研发资助工具，本质上相当于一个面向航天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专项基金。自2022年启动以来，累计投入规模已超过2亿新元，并通过分阶段资助模式，覆盖从技术探索、验证到在轨测试等不同发展阶段。STDP通过设置资助规则，引导本地高校和公共科研机构与产业体系深度对接。高校和公共科研机构可作为项目牵头方，最高获得100%资助；企业申请资助则最高约70%，且必须与本地科研机构合作，并由后者承担不少于30%的研发工作，确保公共资金投入能转化为本地科研能力沉淀。同时，外资企业须与本地科研机构绑定方可申请资助，高校也自然成为国际合作和技术引进的主要接口。STDP同时对高校的转化责任作出明确要求：应用类项目须引入产业伙伴，基础研究也需说明潜在的商业化路径或政府应用方向。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航天合作与治理。航天产业不仅是技术与制造问题，同时涉及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新加坡在海洋法谈判（UNCLOS）、航运监管和国际仲裁领域长期积累的制度经验与公信力，使其具备参与航天治理的能力基础。近年来，新加坡也在主动进入航天治理网络：2019年，新加坡加入了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UNCOPUOS），积极参加各类区域和国际论坛。2023年，又成为国际太空研究委员会（COSPAR）成员，参与国际科研合作与交流。

四、启示

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体，其航天产业的发展路径，对同处亚太、正探索发展太空经济的香港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首先，扬长避短，明确差异化发展重点。一方面，香港同样享有国际航空枢纽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等优势，可将相关能力向航天领域延伸，重点发展太空数据治理、太空金融（卫星项目融资、风险管理、太空资产保险）以及太空法律与争议调解等高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香港和新加坡存在根本差异。新加坡难以深度嵌入大国核心航天任务，香港则已多次参与国家核心航天任务，且地理上毗邻海南文昌、广东阳江等重要发射设施，与大湾区在研发协作、中试验证、制造配套上的产业协同条件得天独厚。这些核心优势应作为香港差异化布局的战略重点加以放大。

其次，以航天激活既有产业能力。新加坡并未孤立培育航天产业，而是以其为应用场景，反向激活精密制造、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既有能力。香港同样具备坚实基础，高校在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精密工程领域已有积累，InnoHK孵化体系也培育了一批深科技初创企业。关键在于打通相关科研成果向商业航天应用转化的通道。可借鉴新加坡经验，推动高校激励体系改革，深化产学研协同机制，引导科研成果定向转化为商业航天所需的关键零部件或智能系统。

第三，强化顶层统筹。太空经济涉及创新科技、产业发展、金融服务、法律制度、国际合作等多个政策维度，跨部门特征明显，现有政策体系主要依托创新科技相关资助计划推进，在战略统筹与资源协同方面仍存在一定分散性。可借鉴新加坡经验，研究设立专责协调机制，提升战略统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