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00年：章惇为什么没拦住宋徽宗？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00年，这是大宋元符三年，大辽寿昌六年。也是公元十一世纪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大事非常多：正月里，哲宗皇帝突然去世，然后宋徽宗继位。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亡国之君终于登场了。而在徽宗正式掌权之前，中间还夹着六个月的向太后的垂帘听政时期。这一年，大宋朝的最高统治者，前后换了三个人：哲宗、向太后、宋徽宗，真是多事之秋啊。

哲宗皇帝走得太突然了，才25岁啊，整个北宋寿命最短的一位皇帝。他在位一共16年。前一半，由奶奶高太皇太后代为掌权，他亲政的时间只有7年。别看时间短，这可是北宋军事实力最强盛的时候，至少从战果上看是这样——他主动出击西夏，几乎控制住了整个横山地区，打得西夏主动求和。再顺带出兵河湟，一度占领了青唐地区，也就是今天青海西宁这一带。完成了他爹宋神宗未竟的事业。

但是可惜啊，天不假年，今年正月，哲宗突然撒手人寰。他这一死，还留下了一个大宋朝至今为止还没遇到过的麻烦，那就是没有继承人。哲宗自己是没有儿子。那接下来的皇帝该谁当呢？在帝制时代，这是天字号的大事。你可能会说，哲宗临死的时候怎么就没留下句话来呢？他一指定，不就啥问题都没有了吗？死得再急，还至于一句话都留不下来吗？

不妨来捋一下当时的过程。

根据当时枢密使曾布的记录：这一年的正月里，哲宗的身体就不好，经常上吐下泻的。大臣们一直求见，都见不上。到了正月初十，哲宗终于召见宰执大臣，戴着帽子，坐在椅子上，跟大臣们讨论了一下治疗方案，比如艾灸什么的。还讨论一下要天下大赦，为皇帝的健康祈福。皇帝病成这个样子，宰执大臣们不放心，当天晚上大家没敢回家，都住在了宫里。

正月十一，哲宗又召见了大家一次，这次就没坐椅子上了，就在御榻上披着被子坐着。但是精神明显不错，还跟大臣们客气呢。大家说，我们每天来探望您的病体，能见一面就行，您就千万别忙着起来换衣服、戴帽子什么的。哲宗说，那怎么行？礼数不能缺。大家说，君臣就是父子，一家人，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转过天去，正月十二，大臣们再进宫，发现升座的，已经是皇太后了，一边哭一边说，就在今天的凌晨，皇帝已经驾崩了。你看，就这么突然。

那哲宗为什么没有提前指定接班人呢？身边的大臣为什么也不提醒他？还是因为太年轻了嘛。

当年宋仁宗没有儿子，大臣们就反复劝他要早立皇子，但那毕竟是仁宗40多岁的时候，大家才开始着急这事儿；还有，宋神宗虽然也是英年早逝，但是在生命最后那个阶段，他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所以，大臣们建议立太子，神宗也就答应了。

而哲宗就生一场病，才25岁的人，大臣们就建议他指定继承人，这不就等于主动提醒皇帝“你快不行了”了吗？这怎么说得出口呢？

好了，这一年正月十二的早上，大宋朝就遇到了这么一个继任皇帝人选未定的状态。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后来史家津津乐道的名场面：大家开会的时候，宰相章惇就说了，按照礼法，应该立简王当皇帝。简王赵似，是和哲宗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向太后说了，简王岁数小，按长幼次序，应该立端王。你看，两个人就这么顶上了。

该轮到在场的其他大臣发言了，大家说，你章惇又没跟我们商量，凭什么你说了算啊？这事儿得听太后的。太后说端王就是端王。于是，最后就定了端王。章惇也只好不吱声了。

据说，章惇说话态度特别横，《宋史》上甚至还记了这么一句，章惇说，端王这个人轻佻，他当不了皇帝啊！章惇这一句话不要紧，在重大关头站错了队，这可就把自己的政治前途，还有这条命就断送了。

但后人读历史读到这里，往往会击节赞叹！对啊，章惇看人多准啊！端王是谁啊？就是赵佶啊，宋徽宗啊。轻佻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端庄、不稳重、不负责啊。

徽宗要是不轻佻，他能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吗？他要是不轻佻，他能把个踢球的高俅提拔成太尉吗？他要是不轻佻，他能在江南搞什么花石纲劳民伤财吗？他要是不轻佻，他能天天躲在宫里写字画画不理政务吗？他要是不轻佻，能跟什么金朝搞什么海上之盟，拿战争当儿戏，最后葬送了大好江山吗？他要是不轻佻，至于造就了“靖康之耻”，让人扼腕叹息吗？

后来《宋史》的作者就说了，好可惜啊，如果当时章惇起作用了，成功地阻止了徽宗继位，这后来什么金兵南下、靖康之耻，不就都没有了吗？

对啊，我们还没到1127年的靖康年间呢，我们现在还在1100年，我们就怪你章惇：你那么能干、那么横，哲宗皇帝那么信任你，亲政以来一直用你当宰相都没换过，你都看出来端王不行，你都敢当众说出来了，你怎么就没能成功阻止端王变成徽宗呢？

现场复盘

我们先来分配一下责任。整个北宋王朝灭亡，这个责任人和肇事者毫无疑问是宋徽宗

可是现在我们还在1100年，这一年 谁让徽宗上台当了皇帝呢？这个责任，这个肇事者，我们可就要追问你章惇了。你怎么就把他放上去了呢？你不是特别横，你觉得不该是他嘛，为什么你失败了？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回答这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元符三年正月十二那天上午，到底发生了什么？

哲宗是凌晨去世的，一大早，向太后召见群臣，说国家不幸啊，皇帝走了，他又没有儿子，下面咱们该请谁来当皇帝啊？章惇马上就接过话茬，说话的声音又大又不客气，厉声说，按照礼法应该立简王赵似。

我们按一下暂停键，问一个问题：先不说章惇为什么主张简王，我们先问，你章惇为什么说话这么横？国有大丧，太后在上，有话好好说，你喊什么喊？谁给你的自信？

章惇因为名列奸臣传，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能流传下来，所以我们无从得知他当时到底怎么想的。但是可以推测，这个时候的章惇应该有三个心态。

第一，这个理儿不是明摆着的吗？哲宗皇帝死了，他没有亲儿子，那父死子继是不行了，那就兄终弟及，在弟弟里选。而他的兄弟里面，只有简王赵似，跟他是同母的，都是朱太妃生的，关系最亲、最近。那当然就是立简王啊。哲宗走得急，没留下话来，如果让他来决定，那甭问啊，肯定也是简王啊。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吗？章惇态度坚定，这首先是因为他觉得占了理儿了。

第二个心态，他应该也是有一点私心的。哲宗亲政之后，一直用章惇当宰相，信任是没得说的。如果他这个时候再力挺简王成功，那不仅对下一任皇帝有“定策之功”，他还顺带搞定了一个人。谁啊？就是朱太妃啊，哲宗和简王的亲妈啊。章惇辅佐了她的一个亲儿子，再力挺了她的另一个亲儿子，那朱太妃成了双料的太后，那她的地位立即水涨船高。在宫里面有了这么个政治盟友，章惇这个宰相也就可以顺顺利利地继续当下去了。所以，章惇态度坚定，也应该是基于立这场泼天的功劳。

章惇应该还有第三个心态。在宋朝的政治传统中，士大夫，尤其是宰相，对皇家的事儿是有很大发言权的。你要是看过我们《文明之旅》的第一期，应该知道这么个故事：当年的宰相吕端为了保宋真宗继位，拼着得罪李太后，居然把李太后派来的宦官锁起来了，抢马吃车地让真宗上位。真宗都坐上龙椅上了，大家该磕头了，吕端说慢着，待老臣上前看看，走上台阶，掀开帘子，看了看坐在那儿的人果然是赵恒，这才退下来，正式走流程。这是不放心谁啊？当然就是李太后。这样的事儿，在大宋历史上是一再上演：寇准为了保仁宗继位跟刘太后斗，韩琦为了保英宗的皇位和曹太后斗，蔡确为了保哲宗的皇位和高太后斗，等等。好像大宋朝的宰相，在这种间不容发的历史关头，都应该有这份挺身而出，勇斗太后的自觉。

章惇这个时候之所以那么不客气，应该是在心里先把向太后当成了假想敌：咱们大宋祖训，对后宫和外戚干政，都是很防范的。我先把主意拿了得了，免得你一个妇道人家生出什么枝节。

还有一点，你想，按照当时人的政治经验，一个太后，从来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突然成了国家的最高话事人，心里肯定是紧张得很。上一任的高太后，再上一任的曹太后，虽说是垂帘听政，但其实，对外朝的宰相都是非常依赖的。所以，这一刻，章惇应该也是觉得，自己就是当年的韩琦、司马光这样的朝廷柱石，说话声音大一点，口气肯定一点，也没什么错啊。

如果你看过我们前面1097年的那期节目，对章惇的性格也应该有所了解：绝顶聪明、极度骄傲、为人尖刻、作风强硬。他此刻有这样的表现，一点也不奇怪。

那章惇想的，有没有道理呢？这就是他这种性格的人的问题了：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想，把手头那点道理越琢磨越有理，缺乏换位思维，琢磨他人心态的能力。我们一条条地来看。

首先，你章惇讲的礼法，就一定对吗？

向太后就说出了另一番道理：哲宗死了，他没有儿子，所以法统就回到了他父亲神宗这里。如果从神宗的儿子里论的话，我是神宗的皇后，我没有儿子，神宗所有的儿子都是庶出，哪有什么亲疏之别？哲宗死了，自然是在神宗所有的儿子里面按照长幼次序这么排啊。现在神宗的几个儿子里面，最大的申王，但是申王眼睛有毛病，当不了皇帝，往下就轮到端王。所以，我挺端王。

你听出差别了吧？章惇所谓的礼法上的道理，是从哲宗这儿论，哲宗走了，应该由他最亲的同母弟弟继承；而向太后的道理，是从神宗这儿论，哲宗走了，应该是神宗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继承。

那到底谁更有道理呢？

虽然宋朝特别讲究伦理分寸，但到了南宋的时候，100年后，有人拿这个事儿问理学大家朱熹。朱熹就明确站在了向太后这一边，他说，章惇不懂礼法。你看，至少章惇认准的道理不是唯一的道理。

好，我们再来看章惇的第二个心思，他可能想结盟宫里的朱太妃。你一听就知道，这和向太后之间，就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了。

站在向太后的角度来说，她是绝不可能让简王，也就是朱太妃的另一个亲儿子继位的。道理很简单：哲宗在的时候，向太后是哲宗的嫡母，朱太妃是哲宗的生母，按照礼法，向太后还能稳稳地压朱太妃一头。这个关系有点像清末的慈安和慈禧，慈安是同治皇帝的嫡母，慈禧是同治皇帝的生母，虽说两宫并尊，但是慈安还是比慈禧地位高。

但是请注意，如果朱太妃的另一个儿子又当了皇帝，在那个时代，母以子贵，两个子要是都成了皇帝，这母得贵成什么样？朱太妃在后宫里的地位现在是仅次于向太后了，那再贵一下，不就要超过向太后了吗？后宫里脆弱的平衡可能就被打破了啊。所以，对向太后来说，挡住简王，就是挡住自己的厄运，这是没有什么让步空间的。

那她为什么要挺端王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端王赵佶的生母早就去世了。端王上台，没有这个太妃那个太妃在后宫里跟向太后争权力。而且赵佶的生母当年的地位非常低，生了赵佶，升了职才是个“美人”，在宋朝后宫的地位是第七等，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强大的外戚势力可以依靠。再加上赵佶非常机灵，知道自己是个无依无靠的小可怜，所以当王爷的时候，就对向太后非常尊敬。

现在你明白向太后的处境了：不能让简王上台，这是绝对的底线；而让端王上台，这是要争取一下的最佳结果。你看，就这么点心思，我们隔了900多年都能看清楚，而你章惇身在局中，那么聪明的人，你还看不明白？你跟向太后杠，这是在与虎谋皮啊。

我们再来分析章惇心态中的另一个因素：他会不会有点宋代宰相的英雄情结？要像当年的吕端、寇准、韩琦一样，力挽狂澜，拦在干政的太后女主面前，立一桩不世之功？宋代士大夫不是有一句话吗？你们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啊。今天，我就是要做做你们老赵家的主？

如果章惇这么想，他也是低估了做英雄的难度。

吕端、寇准和韩琦，在事到临头的时候，确实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但你不仅要看到他们和太后对着干的姿态，还要看到他们的背后是什么？是先帝的意愿和当朝宰相群体，甚至整个士大夫群体的坚定共识啊。吕端力挺真宗，是因为真宗已经是正牌的皇太子；寇准力挺宋仁宗，不仅因为仁宗是太子，而且还是为了防止刘太后女主干政；韩琦力挺英宗和神宗，也都是稳稳地站住了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的立场。

而再看章惇呢？别说整个士大夫群体了，就连朝堂里区区几个宰执，他也没有统一共识。

正月十二号上午，章惇和向太后呛呛起来了。旁边的曾布马上表态：第一，章惇的意见没跟我们商量过，只能代表他自己。第二，皇太后说得对，我们听皇太后的。曾布是谁？他是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弟弟。他和章惇一样，都是当年王安石赏识的人，是变法派的干将。前几年，哲宗亲政，章惇回来当宰相，那任命的诏书还是曾布写的，把章惇夸得跟一朵花似的，两个人的关系按说应该融洽才对，但是到这个时候，两个人实际上已经形同水火。章惇作为宰相，没团结好人啊。

宰相群体里还有两个人，蔡卞和许将。蔡卞是后来权相蔡京的亲兄弟，还是王安石的女婿，是章惇多年的老同事了，在新党里面的资历也非常深；许将的资历比较浅，不怎么说话。但是，这两个人，无论是老到的蔡卞还是青涩的许将，章惇一个也没搞定。这两个人都跟着曾布表态：是，该听皇太后的。

宰执群体一共四个人，三个都反对你，章惇被彻底孤立了，只能败下阵来。

整个这个过程，发生得非常快，现场可能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大宋朝后面几十年的命运就这么定下来了。章惇估计也纳闷，我浑身是理，怎么就没说赢呢？

章惇之误

从我们刚才分析的三个因素，你可能也看出章惇为什么会输了：他既不理解别人的道理，也不在乎别人的利益，更不主动和别人达成共识，这么缺乏同理心的人，在政治博弈中怎么可能赢？

有个史料，把我给看乐了。

那是在向太后垂帘听政之后的一个多月，有一次，向太后跟宰相们说：我这垂帘听政，也是不得已啊。我都不怎么识字，怎么管理国家大事啊？她还举了个例子说，我最近看了一份边疆的奏报，我才认得那个睁眼瞎的“瞎”字。向太后说这话的时候，曾布和章惇都在场。你猜他俩人怎么回应的？章惇说，“太后圣明，你处理事情非常明理啊，何必非得识字呢？禅宗的六祖慧能不就不识字嘛？”而曾布的说法是，“太后太谦虚了，您怎么可能不识字呢？”

你说，这两个回答，哪个水平高？

章惇的本意，很明显是想捧向太后：我都把你比作六祖慧能了，够意思吧？但是他太缺乏同理心了，他不理解这个时候向太后到底想听什么话。

我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比如有人说，我长得太难看了，所以，那个场合我还是别去了吧？我要是对他说：难看怕什么？好多难看的人都去了呢。他能爱听？正确答案只能是说：你太谦虚了，你哪儿难看了？所以你看，曾布的回答就符合人之常情：您太谦虚了，您怎么可能不识字呢？对啊，没听太后说吗？我是看边疆奏报的。没准她还想显摆一下自己看文件的水平，提醒宰相不要小瞧自己呢。

你瞧章惇这情商，他不输谁输？以上说的是章惇的性格问题。

章惇为什么没能拦住宋徽宗上台？其实我们还可以反过来，再看看向太后和曾布这边做对了什么。

你可能会说，向太后赢，就因为她是太后啊，哲宗皇帝一死，她就是国家的最高话事人了，当然说什么就是什么。没这么简单啊。别忘了我刚才举的吕端和韩琦的例子，在这种关头，太后的身份，并不占绝对优势。如果桌面上只有各自对礼法的理解和各自的私心私利，向太后和章惇的赢面是差不多的。

我们还是回到正月十二号那天的会议现场。在刚才那段争执发生之后，向太后又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牌，她说，先帝——就是刚去世的宋哲宗——曾经跟我说过啊，这端王啊，又有福相，又能长寿，又仁义又孝顺，跟其他的几个王都不一样。

这是啥意思？这几乎就等于是在说，哲宗生前最看好端王，就差说——端王继位是哲宗钦点的了。这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武器。你想，章惇主张立简王，除了礼法上的原因，就是因为简王是哲宗的同母兄弟，合理推想，如果哲宗亲自指定接班人，应该就是简王。而现在向太后说了，哲宗生前最看好的是端王。这就把章惇的那个潜在的理由给驳回了。

在正月十二的朝会现场，每个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句话说错，都可能对自己后面的政治生命造成致命影响。所以大家都在紧张地计算：我要在哪边站队？任何一边添一个砝码，都有可能让局势的天平彻底倾斜。向太后掏出来的，就是这么个砝码：哲宗生前就看好端王。

你可能会说，哲宗真的说过这句话吗？哎，这就是后宫里人的一项独特优势了。她们女眷，天天在皇帝身边，她们说听见皇帝说了，而且就跟我一个说了，你何从反驳呢？千万不要小看太后这个角色。她的地位不仅来自和皇帝的血缘关系，还因为，她有先天的后宫信息优势。

比如说，元祐年间，苏轼被提拔成翰林学士，当时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就告诉他：提拔你当这么大的官儿，其实是先帝也就是神宗皇帝的意思。当年神宗在宫里，经常看你的文章，一边看还一边说呢，奇才啊奇才！只不过呢，先帝突然驾崩，来不及起用你而已啊。我用你，也算是还先帝的一个心愿。

老太后几句话就把苏轼说哭了。这一肚子委屈啊：当年的乌台诗案，苏轼肯定是觉得神宗记恨自己啊。没想到啊没想到，神宗原来在背后居然这么评价自己，这是多大的知遇之恩啊？又委屈、又感动，能不哭吗？

问题来了：神宗是不是背后真这么夸过苏轼？谁也不知道。高太后作为神宗的亲妈，她老人家这么说，别人无从反驳，只能信。你发现没有？说先帝背后说了你什么话，这是后宫女主的专属政治工具。

还是回到这一年：向太后说哲宗背后看好端王，也是用了这个太后的独门武器。这张牌的实质是什么？它不是个道理，甚至不是一个事实，但它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载体。在场的人未必真信，但是，这给了自己支持向太后一个新理由，一个能公开复述、能自我免责、能让别人也跟上来的理由。你们不是在支持我向太后哦，你们是在支持哲宗生前的决定哦。在这种间不容发的时刻，这一点点理由足够让局势马上明朗化。所以，这张牌打出来，章惇立刻知道大势已去，只好不吱声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儿也有意思。这场谈话结束的时候，曾布在日记里面记了一笔，说刚才发生的事儿，在场的上百人站在帘子外面，大家可都听见了。曾布还不放心，又跑去找两个人，一个是入内都知梁从政，一个是押班冯世宁，这是在场的两个地位最高的宦官。曾布问他们：刚才那场会议发生的事儿，你们都听见了吗？两个人都说，听见了听见了。

曾布这是在干什么？是测试听力吗？当然不是。他是在巩固共识：大家都听见了，你们可是现场共识的一部分啊。看过我们1098年那期节目的人都知道，这叫“共同知识”：不仅你知道，你也知道别人都知道，别人也都知道你知道。这就砸实了，不可逆转了。

向太后和曾布的这一套操作，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形成共识的方法：如果暂时没有共识，那我就抛出一个新的议题，让大家围绕这个议题形成新共识。

这个地方我们不妨掉个书袋：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写过一本书叫《冲突的战略》。它里面就把这种形成新共识的方法称作“聚焦点”。什么意思？

简单说就是，在很难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们不妨想一想，有没有特别“显眼”的点？不是因为我同意这个点，而是因为我猜你会选这个点，我猜你也会猜我会选这个点，那就选这个点，大概率，我们会达成共识。这个点就是“聚焦点”。

举个例子，我们俩打电话约几月几号在北京见面，然后电话就突然断了，也没有别的办法能联系上，而这个见面又特别重要。怎么办？那我就在那一天的中午12点在天安门广场国旗下或者金水桥边等你。大概率我们俩能碰上头。为啥？因为我猜你会选这个点，我猜你也会猜我会选这个点。这个点是北京最显眼的点嘛。

再比如，谢林在他的课堂上还举过一个例子：在正面和反面两个选项中，大家选一个，选哪个面的人多，这些人就获奖。那甭问啊，一定是选正面的人多，而且获奖。为啥？按说正面、反面的概率应该一样啊。不对，在人类文化中，对“正面”的评价要高一点点。不是我喜欢正面，而是我猜更多人会选正面，所以我也选正面。

谢林提出的这个“聚焦点”理论，是想解释为什么人类在很多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迅速达成一致。

这其实也可以解释政治博弈中的很多现象。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场景：向太后突然说，哲宗皇帝生前夸端王“有福寿且仁孝”，这就是一个聚焦点。它给了每一个站队者一个台阶：我不是为向太后站队哦，我也不是为端王站队哦，我是“遵从先帝”。就在这一瞬间，章惇就兵败如山倒。

而曾布追着宦官再问一遍“你们都听见了吗？”，这是在把聚焦点升级为共同知识——从“她说过”变成“我们都听见”。

宋徽宗上台，就这么变成无法更改的事实。

共识之辨

今天我们回顾宋徽宗上台的过程，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

很多人以为政治领袖就应该像章惇那样，有能力、有信念、有胆魄，领导他人往自以为正确的方向走。但是，从刚才那个例子里你也看到了，章惇这样的往往反而是失败的政治家。

那政治博弈中的赢家什么样？19世纪的一个法国政治家洛兰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他说：“嗨！我是他们的领袖，那我当然得跟着他们走。”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啊。真正的政治家是先判断：当前情形下的公众的共识在哪里？先跟住这个共识，然后再看看怎么往前引领，试着建立新的共识。所谓政治家指引方向，那是宏观结果。在微观上看，每一个政治家都是这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拱的过程。

我们以前讲过美国总统林肯，从大方向上讲，他当然是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但是，你看他的具体行动过程，每一步都非常小心。甚至南北战争都开打了，他废除奴隶制的范围，也仅限于反叛的各州。换句话说，只要你不脱离联邦，是不用废奴的。林肯非常清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才是硬道理，这比什么废除奴隶制的理想重要多了。林肯说过一句话嘛：对于政治家来说，民心、舆情、公众情绪，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共识”，就是一切。有了它，万事可成；违背它，一事无成。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段子：有一批民权运动家劝说罗斯福执行某一项政策。罗斯福说，好，你说服我了，我想这么做，现在出去让我不得不这么做。这话真是妙啊。作为政治家，我同意你的观念，但是，如果你不能制造民意的共识逼我一把，我怎么行动呢？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了，中国古代政治中，为什么总会出现什么“三推三让”，连那些主动篡位的皇帝，都必须要搞这一套。这不是什么虚情假意，三推三让，是建立广泛的共识的必要过程，然后政治家才能在行动上跟进。

我们还是回到元符三年正月十二那天，我们来看看，朝堂会议之后，宋徽宗的政治亮相动作。

前面说了，宋徽宗，此刻还是端王，他在皇室里的地位非常边缘，母亲死得早，自己又爱玩，哪儿能想到有一天能染指皇位呢？这一天，按说，哲宗皇帝身体不好，你身为兄弟，还不得天天进宫探望？他这一天居然请假了，没来，真是心大啊。

早上朝会定了让端王接班，赶紧派人去找他。终于找到了，他进门的时候，还一脸懵呢，看谁都一通鞠躬作揖，连对宦官都鞠躬，态度谦恭得很。

向太后说了，我们商量好了，要立你当皇帝。端王吓得直摆手，不行不行，申王比我岁数大，让他来。我不敢当。向太后说，申王眼睛有病，就你了，可不能推辞啊。就这么推让了半天，端王终于穿衣戴帽，摇身一变，成了宋徽宗。

他坐到御座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让章惇附耳过来，如此这般，交代了几句话。什么事儿啊？他说，我这个皇帝的位置虽然坐了，但是大主意我不能拿，得让向太后垂帘听政。

这几句话听在大臣耳朵里，毫无道理嘛。你多大了？19岁了。哪有19岁的成年男子当皇帝，太后还垂帘听政的道理？

但是徽宗不管，说我刚才已经和太后说好了，她老人家已经答应了，我也谢谢她了。现在我的继位诏书不还没写好吗？来，把太后垂帘听政这事儿写进去。

大臣们跑去问向太后。太后说，嗨，皇帝那么大岁数，又挺聪明的，他的事儿哪儿用得着我管？大臣们说，他求你垂帘听政，说你已经答应了啊，他还谢谢你了。向太后说，哎，这不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吗？他一再求我，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冲我磕头，我只能答应呗。

元符三年的最初的政治格局就这么定下来了：赵佶当皇帝，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也就是垂帘听政。半年之后，向太后撤帘，还政给徽宗。算是扶上马、又送了一程。

你看向太后和徽宗这两个人，虽然他们都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但是在这一轮互动中，他们俩人都体现出了非常好的政治直觉。

19岁的皇帝，不该再有太后垂帘听政了，这是道理。但是，所有人心里也都清楚：端王，昨天还是个爱玩爱闹的边缘王爷，现在靠向太后力挺当了皇帝，你有能力当得好吗？这个疑虑，人人口中无，但又人人心中有啊。这就是这个阶段的政治共识。

徽宗虽是政治小白，但他能立即感受到这个共识，那就先认下来，承认我不行，让实际享有权威的向太后实至名归，先垂帘听政。等将来我的权威建立了之后再说。所以，他在那么慌张的情况下，还能非常坚定地请太后垂帘。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行动。

反过来看向太后，她的表现也很在线。在和章惇的斗争中，她虽然赢了，但是对手还在啊：宫里有个朱太妃，外朝有个章惇，这两个人要是联手，说不定给新皇帝出多少难题呢。既然现阶段政治权威的共识是在我身上，那我就把责任担起来，先垂帘听政，等徽宗皇帝的权威建立起来了，共识发生变化了，我再还政也不迟啊。

所以你看，政治共识这个东西，是随时都在点滴变化的，是随处都在微妙流动的。向太后和宋徽宗这种政治直觉很好的人，不会枯守哪个具体的道理，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盯着这条变动不居的河流，不断地判断共识、承认共识、引导共识。这就是政治家的本领：不是坚持道理，而是把某个理由变成所有人都能跟上的公共坐标。

最后引用一句电影导演李安的话吧。作为著名导演，李安会主动搞一些电影技术的创新，比如试验那种每秒120帧的电影。但是，他说，“我并不是想拆掉天堂的篱笆，只是想把边界再往外扩一点。”

你看，这是一种更明智的姿态。行动者，并不一定是离经叛道者、规矩破坏者，可以是：跟大家商量——我们要不要一起把这个篱笆往外扩一点啊？——等共识达成了，再行动也不迟啊。

这就是我在公元1100年，为你讲的一场政治博弈的故事。咱们1101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给你读一首秦观的词，《点绛唇·醉漾轻舟》。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

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

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你可能奇怪，这首格调婉约的词，跟本期节目有啥关系？它跟章惇有关系。

章惇当上宰相，开始大规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黄庭坚、秦观都在其中。秦观先贬杭州，又贬郴州，接下来是雷州。就在这段被赶出朝堂，一路颠簸的日子里，秦观写下了这首词。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今天这期节目里的朝堂博弈，章惇不是输了嘛，要不了多久，章惇也会被贬。贬到哪里？一样也被贬到了雷州。

这首词，秦观写的是自己的命运，它也成了章惇的命运，他们最终走向了同一片“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

不记来时路，在朝堂争斗里越走越远的章惇，会不会心里，也有这一声叹息。

致敬秦观秦少游，致敬每一个不忘记回望来时路的人。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曾布撰，顾宏义点校：《曾公遗录》，中华书局，2016年。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

（宋）司马光撰：《涑水纪闻》，中华书局，1989年。

[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华夏出版社，2019年。

[美]伊沛霞：《宋徽宗：天下一人》，理想国，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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