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学习时光：关于河池高中的个人记忆

                                                                         王正绪

河池高中，或曾在更长的时段里被称为“河池地区高中”，对于诸多师生和他们的家人、朋友而言，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段有关国家、地理与个人命运交汇的历史。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进这所学校时，并不知道这个学校——和全国上下许多其他学校一样——与诸多宏大历史脉络是连接在一起的。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地高是努力学习考上大学的地方，也是郎朗的书声，是清晨操场上密密匝匝跑步声。但许多年后，当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更宽广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河池这个城市以及河池高中，我们才明白，这所学校以及它赋予我们的青春岁月，并非孤立的个人经历，而是大山深处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深刻注脚。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河高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鲜活的部分。

本文从个人经历的视角，试图建构这所由三线建设工程而设立的城市里建设起来的中学——一所正式意义上的“重点中学”——的一些历史和对它的一些记忆。相信我的同学、老师、校友以及许多在类似的年代和学校里学习过的学生和工作过的教育工作者，也有一些类似的或相关的记忆与感受。在本文中，我对河池高中有时会称她当年的“河池地区高中”或“地高”的名字。另外，如无特别说明，文中的“河池”指当时的县级河池市、也即现在的河池市金城江区。当时河池地区尚未设为地级市，所以文中有时也会使用“河池地区”的名称。另外，如果文中出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类的字样，一般指的是上世纪的相应年代。

大山深处

河池位于广西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完全是大山大水的喀斯特地貌。这片区域既没有足够的河谷与平原地带可以支撑较大规模的定居社会和经济活动，也因险峻的地形而无法与外部世界联通。实际上，完全是由于地理（地形、水系）的原因，从秦朝修建灵渠、开始经营岭南以来，这片当年称为“百越之地”的地区的西半部、也就是后来一些朝代里称为“广南西路”或“广南西道”的地区，其经济和人文重心一向是沿着沿桂林—柳州—南宁—交趾这一条走廊展开。的确，整个八桂大地只在柳州、来宾之间有一片相对开阔的平原地带，即柳江平原；另外块相对开阔的平原地带就是南宁的周围，可以称为邕江平原的。

因此，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广西地区的经营，一向主要集中在柳州和邕州（南宁）两片区域。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的故事家喻户晓——我们小时候也看过黑白的电视剧《柳柳州》，而今在柳州的柳侯公园还可以凭吊他的衣冠冢。如今，柳州市政府在柳江边上“确认”了一处据信是柳宗元当年创作了“千山鸟飞绝，万尽人踪灭”的《江雪》一诗的地点，立了柳宗元的塑像。但事实上，《江雪》是柳宗元贬居湖南永州时所作，而处于岭南中部的柳州在冬天出现大雪天气的概率也是很少的。相反，柳宗元在柳州时写下的“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等诗句，才更准确地体现了岭南的气候与风物。

但柳宗元的故事从反面说明了河池在当年化外之地的角色。也就是说，在唐代，柳州已经是中原政权治理岭南的重要据点，而河池还是山岭中土著部落生存之地。罗城人应该都熟悉于成龙的故事，当年热播的关于于成龙治理罗城的电视剧显示，即便到明朝，国家政权要有效地控制罗城，依然是十分困难。而河池（今日的金城江区）、南丹、天峨等地方，则是比罗城更远离中原王朝的有效管理的地方，而这一切均是因为这里山岭密布、交通困难。

在河池市各区县中，宜州是个例外。地理上，宜州已经属于柳州—来宾平原的一部分——至少是这个平原的边缘地区。因此，宜州相当于是柳州片区的扩展地带，唐代就已经设了宜州，元代在宜山设庆远司、明代则设庆远府。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宜山近代化进程也更容易受到桂林、柳州等城市的影响，这也才有母校河池高中的前身，1905年设立的庆远学堂。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已经提到，从柳州向西北沿龙江逆流而上，过了宜州后往河池（今金城江）、南丹、天峨方向，已经属于美国学者詹姆士·斯科特（James Scott） 所界定的 “Zomia 区域”。更不用说，从这里继续往西北去的贵州南部地区——如今贵州的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已是全国人民熟悉的旅游佳地，因着这里美丽的风景和多彩的各族文化（包括美食与服饰）。但是，整个“Zomia”区域（包括越南西北、老挝北部、缅甸北部、中国的云南、桂西北、贵州、四川西南的广袤山地世界）在古代乃至近代一向是“国家”和当代的“现代性”难以延伸的地方。就现代中国而言，这里也构成了中国的重要战略纵深区域，而我如今所在的浙江大学也因此在抗战期间西迁与这片区域结了缘。现在浙江大学面积巨大的紫金港校园里，有两条主要道路分别被命名为宜山路和遵义路，就是为了纪念浙江大学当年曾经在桂北的宜山县和贵州的遵义坚持办学的历史。

因为我党领导的百色起义的缘故，许多人对“百色”的名字更加熟悉。实际上，虽然百色与河池一样同样位于桂西北的大山区里，但由于受益于右江相较红水河或龙江河的航运条件，古代的百色比河池地区更容易与河谷平原地建立联系。与龙江河谷串起金城江—宜州—柳州一线类似，自南宁所在的邕江平原溯右江而上，经田阳、田东抵达百色构成了一条走廊。这条走廊因河谷相对开阔、交通较为便利，，也就有了斯科特笔下“国家”’更容易控制的条件。当近代化的影响从广东传播到邕宁平原地区以后，其向百色方向扩展的程度就远超过从柳州向河池、黔南方向扩展的程度。即便如此，当时从南宁到百色的交通的便利程度依然是有限的——邓小平从南宁到百色去指挥起义的时候，沿着右江水路，从南宁到百色走了7、8天时间才到达。

柳州—宜州—河池这一“龙江走廊”与百色—南宁的“右江走廊”之间，虽然直线距离不远，但却被高山阻隔，无法联通。于是，桂西北的政治地理中，呈现出一种颇为独特的格局：柳州—宜州—河池的龙江河谷是一条轴线；南宁—百色的右江河谷又是一条轴线；而两者之间则被大山大河所阻隔带。今日河池市里各个区县，在近代社会之前，实际上是属于三个经济社会区域的。宜州、金城江（过去的河池县）、南丹、天峨，是属于柳州—宜州片区，其中天峨可以说是这一片区的最远端；东兰、凤山、巴马，是属于南宁—田东—百色片区；都安、大化属于南宁片区。

这造就了与河池高中近现代史上的两个事实。其一，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化的冲击首先到达柳州、南宁等地，再从柳州、南宁分别向宜州方向和百色方向扩散。百色—田东片，也即右江区域，就兴起了由地高伟大的校友、中国革命早期优秀的领袖韦拔群在东兰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组建了百色起义中重要的武装力量。河池高中因此具备了伟大的革命传统精神，而后来的河池地区也就有了东兰、凤山等地光荣的农民革命、红军革命历史。

其二，百色起义之后，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示，红七军要进取柳州、桂林等重要城市，因此需要从右江区域转入龙江河沿岸区域，沿河池—宜州方向前去攻取柳州。红七军跨过了红水河，选择了河池镇作为集结、整训的地方。今日河池高中所在的金城江区的河池镇留下的红军标语楼和近年来新建的红七军整编、阅兵纪念馆，市区的民族公园里的河池革命纪念馆、金城江公园里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和韦拔群的雕像等，就成了当代河池性格的重要构成部分。

国家建设的力量

真正改变河池山水阻隔状态的，是 1959年新中国新修建的黔桂铁路的开通。黔桂铁路线打通了柳州—宜州—金城江走廊与贵阳直接的交通，又通过贵阳又与昆明和大西南的成都、重庆区域相连。因为这条铁路线的联通，金城江和宜州特有的大山里有少量的河谷平原的地理条件，使河池成为理想的三线建设城市（参见我在此文中的介绍）。金城江——东江——宜州这片山间狭小的空间因此成为国家“小三线”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节点。1965年，由当时属于柳州专区的宜山、罗城、环江、河池、南丹、天峨六县以及百色专区的的东兰、巴马、凤山三县，南宁专区的都安县，组建河池专区（后改为河池地区）。金城江镇作为河池县（1983年改为河池市）的行政和经济中心，成为河池地区的中心。有了河池地区，也才有了后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池地高的建立。

尽管河池地区以及后来的河池市无论在人口总量、经济规模、土地面积上，在全国范围内远远算不上突出，而且至今河池对大多数国人来讲依然名不见经传，但河池地区的组建却是理解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精彩案例。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具有一种突出的能力。那就是，国家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能够在一块原本国家力量薄弱的地方，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是“凭空”地建立起完备一套国家机构和经济社会体系。其主要做法就是，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可以从各地现有的机构中，调动足够的人员，到一个新的地方组成一套完整的党和政府的班子与队伍。

河池专区新组建时就是这种方式。当时选定金城江作为新组建的河池专区的地委和行政公署所在地后，地委和行署的各部门主要工作人员，都是从广西区内其他地、县、市原有的工作人员中调动过来的。厂矿、企业的设备、员工，有的是整个厂从外地搬进来的。除了党政机关和工矿，还需要配备各类社会性机构，如邮电局、供销社、百货公司、医院、书店、招待所、文工团、广播站台、公共交通、长途客运等，而这些机构的骨干，也都是从广西区内其他地县市调过来的。因此，金城江的人口、城市规模在很短的时间里急剧扩大，各个大院、办公楼、商业楼宇（如百货公司、邮电局、新华书店、汽车总站）迅速建设起来。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已经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地高读书时所看到的金城江（县级河池市的市区），如当时主要的新建路和南新西路这两条大街，当时市区里的主要单位、机构、商店、公园等。但实际上，当年我只作为一个学生在这里读高中，大多数时间是“关在”当时位于城市边缘的地高校园里，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和观察是少的。后来很快就离开这里去上大学，更不用说后来我又在国外读书和工作了许多年。反而是近十余年来，我假期间常常回到这个城市，从而不断地发现它各种物理构成上的“历史”。比如它的“老街”部分，比如那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的六甲镇里的街道和单位。

如今我走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常常会想象它们“当年”是什么样子。因为即便从我初到这个城市的八十年代后期，离它因为三线工程成为一座新城市开始建设也已经有二十多年来。因此，它在成为一座新建城市之前是什么样的、三线建设如何把它建成了它后来的样子，等等，我并没有亲自经历过，但这些反而是我最喜欢想象的。例如，每次经过老街片区旁边的老街码头，我常常想象当年的金城江居民如何从那个码头下到江里游泳。或者，当年从宜山到金城江之间不知有没有客船、货船来往，会不会有船在此靠岸。又如，当年的火车站的建设如何带来了江北地区的建设、“江北”“江南”概念的形成，第一座龙江大桥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如何把江南和江北连在一起，改变了金城江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等等。

来自五湖四海

因为三线建设而新设了河池地区，要在金城江几乎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崭新的地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体系。因此，特别是在地区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工作的，大多数是外来的“移民”。只不过这些“移民”是由国家组织与安排，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地级行政单元而贡献自己青春和职业生涯的“移民”。若干年后我回想起来，我们在地高念书时，同年级的那些来自金城江的同学，多数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我们这一届多数是1973年出生的。这出生年份，就大体反映了他们父母与河池相关的人生轨迹——这些父母多数是1965年后之后1-2年内来到河池，随后也在这里成家。第一个孩子，大约就是此后3-5年内、也就是1968-1970年间出生。那么，1972-1974年间，也差不多就是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我了解的，当时地高教音乐的盛尊萍老师，他父亲就是组建河池专区时从柳州调到河池，参与创建河池汽车总站的。她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就是1968年出生。而我们班上的黎晓玲、熊松、李靖、李晓波以及同年级不少其他同学，都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父母也大体是六十年代中后期从外地调到的金城江。

仔细想来，当时班上来自金城江的同学，如果不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那么他（她）的父母大体不是1965年河池专区设立期间就到了河池的那一拨。我们班的熊曼、陈茹岚，是家里的老大，而他们父母都是1980-1981年前后到的河池。我的好朋友张晓曦的父亲是地区文工团的团长，他在家里也老大，因此我推测他父亲到金城江也应当是晚于1965年的，不过我还没有机会和他求证。

和组建新的河池专区的人才队伍类似，河池地区高中在八十年代初组建时，学校的第一批教师也有许多是从河池其他各县调动来的。例如，我们的语文老师张民慧和当时任副校长的谭杰明夫妇，当时是从巴马师范调过来的。地高开办之后，才会逐年有从河池师专（现河池学院）、广西师范大学等学校新毕业的学生加入。即便如此，此后的年份里，依然有从河池地区里其他单位调进来的老师。例如，我们快毕业时开始担任校长的何东丰校长，就是从环江调过来的。

张民慧老师、谭校长夫妇和我的父亲还有一段重叠的经历，也体现了国家主导的人员向大山区输入的做法。我们是四川人，但父亲毕业时正逢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学毕业后是鼓励要到祖国的边疆去。当年所有分到广西的大学生在南宁分配好在区内的工作去向后，又全体送到若干个军垦农场去锻炼。我父亲去的洞庭湖一个军垦农场，与谭副校长在同一个军垦部队。两年锻炼结束后，他们坐的同一辆卡车离开洞庭湖，回到广西后各自去往自己的单位报到：我父亲去了天峨，而谭校长张老师夫妇去了巴马。当我在地高上学后，和父亲说起我们的张老师，他跟我说起了他们这段共同经历。

许多老师、校友都知道或听说过我们班（地高37班，1988年入学）的熊曼同学。她是地高历史上著名的优秀学生的突出代表。我到了地高和她同班，后来听与我一起从天峨考来的黄承同学说，熊曼也是天峨的。假期回家我问起我的父亲，得知原来熊曼的父母亲和我父亲是同一年分到天峨县的大学毕业生。那一年他们一共5-6位大学生分到天峨，我还在我父亲的相册里看到过他们的合影，照片的空白处写有“扎根天峨”四个字。那是六十年代末。熊曼的父母应当是八十年代初调到了金城江。最近一次回金城江，参加朋友的饭局，碰到了一位朋友，他的父亲也是当年一起到天峨的几位大学生之一！

同一张照片里也有我小学、初中同学谭海岚的父母，后来也调到了金城江。谭海岚同学离开天峨搬到金城江是我们初一、初二的时候，也就是1986/1987年左右。海岚后来也到地高读书，在46班。海岚在家里也是老大，这也印证了我刚才的推理：我们地高那前后一两届的同学中，如果自己不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那么父母很可能就不是1965年那一拨到的金城江。

说地高就要提到一直在宜州的河池师范专科学校（河池师专，现河池学院）。地高刚组建的几年，新来的毕业生有不少是来自这个师范专科学校。按照国家的政策，师范专科毕业生，应当承担初中的教学工作，要有本科学历的毕业生才能承担高中的教学工作。但那是人才稀缺的年代，师范中专毕业教初中、师范专科毕业教高中的情况还是很普遍的。那些年地高有不少新加入的老师是河池师专毕业的，包括高一担任我们班主任的英语老师黄萍和另一位英语韦秋淳老师等。当然，地高有很好的政策，让这些老师入职后有机会到大学进修，取得本科级别的学历——黄老师和韦老师都广州外国语学院进修过。

不过，河池师专作为河池地区各中学主要的师资来源学校的事实，就构造了全地区范围内的一种“教育人才共同体”的现象。若干年后我才理清楚，我们初中好几个老师如教物理的骆青老师、化学樊仁相老师、数学仇润生老师——当时都是很年轻的老师——都毕业于河池师范专科学院，因此也和地高的一些老师曾经是同学。2022年夏天，我时隔多年在天峨县见到骆青老师，才说起来，他在河池师专的时候和黄萍老师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是铁哥们儿。而在2023年斩获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广西作家东西（田代琳老师），也是和骆老师以及黄萍老师等同时在河池师专读书的。我在天峨中学读初中时，田老师还指导我们成立了“春笋文学社”。我们初中毕业去去了地高，不少留在天峨读高中的同学，后来也考进河池师专，毕业后又在天峨或其他河池县市成为了中学的教师。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地高新入职的老师就逐渐都是本科毕业生了。如今的河池高中以及河池市内其他各县的高中，教师队伍的应该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现南宁师范大学）等校毕业的人才共同体，在同一片喀斯特的大山大水之间接续耕耘。

教育与国家建设

办教育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新组建的河池地区是大山里国家建设的一个焦点，教育建设自然是重要一个维度。我觉得大概是我小学三年级左右的时候，父亲应该是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地高的消息，对我说：“将来你要考这个学校。”也就是那前后不久，同学们依稀得知同班的龙光忠的哥哥到金城江读书了。原来，他大哥龙光敏是地高开办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那一届一共两个班。后来他大哥考上了广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分回了地高当体育老师。后来龙光忠自己和我、王丹谊等人初中毕业也考到了地高，那是后话。

回想起来，大概我父亲自己毕业于我们四川老家的西昌地区高中，因此对“地区高中”这一制度的特殊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当时广西区内大概每个地区只有一所重点中学，大体都叫某某地区高中。地级市南宁、柳州、桂林的重点高中更多些。我记得我哥在初中毕业考到南宁读中专后，快到了我姐姐中考的时候。我们在小县城里只知道有“地高”，这时我哥从南宁来信说，有几所高中比地高还好，我记得他列了广西师大附中和广西民院附中。但是，在河池地区的考生，唯一能报考的只有河池地区高中。对我们而言，南宁、桂林、柳州的重点中学只能是仰望的存在。当然，如果以升学率等指标比的话，河池地高升并不见得比这些学校差，甚至好过它们中一些学校。

若干年后我考上了大学，但只是录了我报的第二专业志愿。到了学校一了解，我报的第一专业志愿在广西的两个名额，都录的桂林的学生（好像是桂林一中的）。而跟我一起另一个录到我们专业的广西考生，和我同学、同宿舍了四年的陈海峰同学，则是来自柳州高中。

当时名震全广西的还有著名的柳州铁路局一中。铁路系统在中国长期有半军事化的特征，它的中小学教育业自成体系。我在天峨读初中的时候，金城江铁路中学的一位同学来我们班插班，一个学期后插班结束回了金城江。当时我们还觉得，她回金城江后也应该会考地高，这样到地高又可以和我们继续做同学。后来才知道，她在金城江铁路中学初中毕业只能考柳州铁路中学（金城江机务段属柳州铁路局的下属单位）。和铁路系统内部的学校类似，金城江许多厂矿都有自己的子弟学校，这是那个年代的企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地区高中既然是服务整个河池地区以及作为小三线城市的金城江，我们班上也就有韦林东、何春艳等许多来自河池和金城江厂矿的同学。

但是，河池地区高中最主要的学生来源，是十一个县市人民的子弟。我们读书的时候，学校每年有两个民族班，全部名额用于招收少数民族同学。另外的两个普通班、两个扩招班里也有不少少数民族同学。我记得某一年看到过学校的一个资料，好像说全校90%以上的学生都是壮、瑶、仫佬、毛南等少数民族。我自己出生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们家是冕宁县安宁河谷地带的汉族地区），后来又在桂西北各民族聚居的大山深处长大，这对我后来理解社会和国家以及我的学术立场有很大的影响。若干年后，我看到小学生课本里的《我多想去看看》《大青树下的小学》《走月亮》等课文时，总是不由自主地为我们多民族和谐团结的国家而自豪。

恰同学少年

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没多久，进入“二〇〇〇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那时候，全社会对知识的追求达到空前高度。我们小学时候，哥德巴赫猜想与陈景润的传奇故事，追求科学技术进步的梦想强烈地激发着全国人民。河池地高也不例外，学好文化、追逐科技的光芒，照耀着地高的学子。我们进校是1988年9月份。当年毕业生录取高校的榜单贴在校门口的橱窗里，对我们形成强烈的刺激。榜单上名列第一的莫海定，我记得好像620分（那时候满分应该是710分），以全广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

后来，高年级的同学还经常在宿舍里惟妙惟肖地模仿学校党总支黄书记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河池地委，奖给莫海定同学，三百元啊！”。那个时候的三百元，可能相当于一个老师大半年的工资，的确是一笔重奖！我们一起从天峨考来的韦斌同学，同住一个宿舍，给我们讲他读过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同学的事迹，激发我们以那些少年大学生为榜样。

当时地高似乎形成了不成文的传统，每一届最厉害的同学首选中国科技大学，然后才是清华、北大。1991年，我们班熊曼以全广西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生物学系。到了科大，她科大的学生津津乐道称为“广西女状元”。不过，那时候财经类的专业已经开始热了起来。我临近毕业时心仪一所经贸类大学。不料，高考结束后各校在广西招生指标发布，该校理科在广西只有一个招生名额。后来我选择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志愿报了国民经济管理（当时叫国民经济计划）。紧跟我们之后，地高1992年高考第一名唐智斌则选择了金融类的中国金融学院。

在地高的学习，勤奋是第一要义。晚饭后，同学们都是早早到教室上晚自习。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后，学校开始晚自习的铃声才会响起。每天早上天不亮、教室还没有开灯，就有同学到教室里，点着蜡烛学习；晚上，教室熄灯了，也还有同学留在教室里，点上蜡烛继续学习。学校立校110周年时，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年地高纪念集，书名就叫《百年烛光》。那时每周法定的休息日是礼拜天，但我们礼拜六晚上、礼拜天上午，也都会在教室学习，只是每周日下午大概休息半天。

但在那样进展的学习氛围中，也还有对文学、艺术的追求与享受。我现在还能记得一些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的文艺副刊之类的栏目读到过的散文、译文。武侠小说自然很多人传着看，有时候宿舍熄灯了还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看。那时候流行的席慕荣的诗歌，同学们互相传抄。一个周末，我借了晓玲同学带到学校的她姐姐的诗词手抄笔记本，不仅读了许多席慕蓉的诗歌，也第一次读到了（也抄写了）许多宋词名家的作品。现在想来，我还没为此跟晓玲的姐姐说过谢谢。

我对地高的记忆，除了紧张的学习，就是浓郁的体育锻炼风气。这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体育崛起的背景相呼应的。中国女排在八十年代的五年冠、体操王子李宁（广西柳州人！）在世界体坛上的精彩表现、1984年奥运会、1986年、1990年亚运会中国队出色的成绩等，激励着全国人民。地高也开展丰富的球类、田径活动。我从高一下学期起，每天清晨提早起床做田径训练；下午不是打篮球，就是在练短跑、跳远之类。那时我自己阅读田径教练员教科书，每一周给自己编写训练计划，每天严格完成。我们37班体育十分出色，在高一时校运会男子4X100就得了全校季军（全校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六个班）。我是短跑的主力，个人100米项目拿过铜牌，也平过跳远的校运会记录，同时负责我们班4X100米接力第四棒、4X400米接力第一棒。高三时我们4X100、4X400自然是双冠、双破校运会记录。我记得我们4X100跑出了47秒1还是47秒几的成绩，平均下来每一棒11秒多。

那时候校园面积还小，没有足球场。出于同学们的安全等考虑，学校禁止踢足球。但是同学们对足球的热爱实在难以压制。我们班的莫非、38班的李军、牙广义、罗继包、39班的陈童等，还是经常会在硬地篮球场踢球。学校的食堂没有桌椅，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同时也做开全校大会、文艺晚会的剧场。在风雨天，也就有同学在早上天未亮的时候在里面锻炼。我有一次早上和同学们在里面踢球，被学校抓了，写了检讨。当时的政教处主任韦德亮是我们体育老师，也是同一级40班的班主任，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

爱好体育不仅使我锻炼了身体，也和爱运动的同学们形成了深厚的友谊。那些年一起打篮球、一起跑接力、一起代表地高参加地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的运动达人有许多，包括莫非、丁勇、奉勇、麦缨等等，到现在我们也还经常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吴振东、龙光敏、韦德亮几位老师都带我们训练过。在修订本文时，传来吴振东老师因病去世的消息，特此缅怀。

   学校的文艺活动也十分丰富，此处篇幅不够，可能要另外写一篇详细的回忆了。每年的元旦和高三学生毕业，必定有一次全校的文艺晚会，而中秋之类的节日，一些班上自己也会举办文艺晚会。我记得班上第一次文艺晚会，全班女生集体表演了诗朗诵，舒婷的《不，我们不相信！》。我这小县城来的学生，第一次了解到这位当代诗人。我和晓玲同学主持了高一下学期那一次的学校毕业毕业晚会（即“欢送”25-30班那一届毕业班的晚会）。

另外不得不说的是，我们高一、高二两次代表学校参加地区的合唱比赛。比赛是在当时的金城剧场，那也是我们在城市郊外校园里专心学习的日子里少有的进到市里的机会——这个剧场大概两年前彻底拆除了，现在那里已经建成了高楼。

应该是高二那年的比赛结束，已经是晚上，我们徒步走回学校，还带着参加合唱比赛画的妆。走到半路碰到了学校派去接我们的、平时给食堂采购蔬菜、肉类、米粉、粮食用的小卡车，于是集体乘卡车回到学校。那个时候，教育路沿线十分荒凉，在夜里四周都是黑漆漆的。

当时指导我们合唱的盛尊萍老师，心灵手巧，自己裁剪给女同学做了漂亮的红裙子，而把边角布料做成男生的蝴蝶结。当年的新年晚会，教师们表演舞蹈，还跟我们借了男生的玫瑰红蝴蝶结给参加表演的男老师用。那次老师的舞蹈表演，一些老师应该还留有照片吧。而我们合唱团回来后在某个大晴天在校园里留下几张漂亮的合影，特别合唱团成员里我们班六个男生、11个女生的合影，历来被同学们、校友们称赞。这两张合影，如果学校的校史馆还没有收藏的话，希望有人能够交一份过去——本文末附图四为其中之一。

结语：大历史背景下的地高和我们

今天的河池，高铁穿山越岭，高速公路串联东西南北，金城江机场形同建在高山顶上的航空母舰。喀斯特大山区的地形仍旧险峻，但交通与信息技术已经使它和外部世界无比的联通。而河池作为一个美丽的山水城市，正在为愈来愈多的人所了解、欣赏。回望河池高中以及河池这座美丽的城市，河池专区的组建、三线建设的布局、地高的诞生与发展，这些并非零碎的地方性事件，而是边缘的山区建设现代国家的宏大工程的一部分。我们是幸运的，成为了这个大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也因此有了当年点着蜡烛自习、天亮前在校园操场上奔跑的经历。

如今，我们许多同学早已离开了金城江。但是，地高校园里的铃声、课堂的朗读声、校园外稻田的味道、还有校园外那条小河里、河畔的竹林，周六下午家住金城江的同学骑车回家、周日下午骑车返回校园时熙熙攘攘的场景等等，一定镌刻在许多同学记忆的深处。即使是那些在校园里没机会认识或没有记住名字的隔壁班上下届的同学、没有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甚至不同年代的校友们，我们也都因“地高”这个名字而深深相连，也都一样心怀感激。

【作者简介：王正绪，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博士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本文为2025年12月参加庆祝河池高中建校120周年征文活动所作，原标题为“大山里的国家建设：放大历史视野回望河池高中”。作为小三线建设口述史发表时，有小修改。】

附：河池地区高中老照片

一、 八十年代的河池地区高中校园。图中用红线圈出的部分即为当时的校园；面向读者最前方的一栋长条矮楼（房）是当时的食堂，也兼做大会堂。（图片来源：网络）

二、八十年代的学生宿舍（图片来源：网络）。我高二、高三分别在这栋楼的二楼、顶阁楼住过。住二楼时候应该是住在正中央楼梯右边第二间；高三时候似乎住在顶阁楼（正中央顶部凸起的部分，应该是图中左边的凸起部分那一间，室友有陈剑、江南、王志刚、覃海军等人）

三、八十年代时学校全部的教学楼（图片来源：网络）。左边应当是学校第一座教学楼，右边是第二座。我们班高一时候教室是右边楼顶层（四层）左起第一间。教室外面、楼梯间结合部，有一个向外探出的露台，同学们经常在那里聊天、俯瞰校园。露台身后是学校的广播室，播音的同学有钥匙可以单独“享用”，别的同学十分羡慕。左边教学楼没有拍全（可对照图一，能完整地看到这栋黄色的教学楼），向前凸起的其实是在这个楼正中部外接出来的三层小楼，当时是教师们的办公室。一楼是体育组老师办公室，二楼是英语组老师办公室，三楼似乎是政治、地理、历史组的办公室。语文和数学、物理、化学教研组因为规模比较大，是在教学楼二层用了完整一个教室做办公室。

四、1988年秋天，参加地区合唱比赛、河池地高合唱队中来自37班的成员合影（图片来源：作者自存）从左到右：前排：石湘玲，朱玉芳，黎晓玲，陈茹岚，何春艳中排：吕莉，卓欢，谭红霓，熊曼，陈凤鸣，韦震玲后排：本文作者，黄承，陈泽军，江南，覃勇，王志刚

五、高中二年级时37班同学1990年春季学期在河池镇流水岩瀑布郊游（图片来源：作者自存）左起前排：黎晓玲，熊曼，张岚，何春艳，黄秀荣，卢玉华，朱玉芳，覃卫平，何柳春站立者：张晓曦，黄红宝，本文作者，梁朝勋，覃海军，韦国胜，周丹勤，刘若愚，韦林东，韦革，黄丹，吴松涛，李晓波，覃勇，余革林，黄承，焦东宁，闭郁，覃源逢，蓝苗苗。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小三线今昔”2026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