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视域下工程师的社会地位

【主持人语】伴随智能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深度影响与数字中国的纵深发展，如何将新科技成果尤其是智能技术运用于社会运行的治理活动即技术治理，如何以技术的包容性提升数字福祉进而通向美好生活是探索智能向善理论体系构建必须思考的两个重要议题，治理的有效性与技术设计的普惠性则是回应上述两个议题的关键要素。基于此，刘永谋教授等的《技术治理视域下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一文从技术治理的角度，归纳对工程师社会地位的既有理解，指出中国工程师应以“为国服务”为核心意识形态，高度重视社会责任的中国特色的“工程师服务论”，强调通过再治理来防范工程师治理权的过度扩张；闫宏秀教授等的《数智时代的技术拒绝问题及其消解》一文指出技术拒绝的危害在宏观层面体现为引发结构性失权、中观层面诱发技术信任危机、微观层面造成个体效能感缺失危害，并以门槛型、权限型、系统性三重技术拒绝类型的划分、内在逻辑的揭示与伦理困境的阐释为基础，提出以共生伦理重建人与技术之间的连接可能性，消解技术拒绝。

本专题为“基于治理与普惠共进的智能向善理论体系构建”，转载自《长沙大学学报》第40卷第1期。

【本文摘要】在技术治理的视域中，主要有三种对工程师社会地位的既有理解：“工程师革命论”主张工程师领导社会，“工程师反叛论”强调工程师追求阶级自觉，“工程师工具论”认为工程师只是掌权者的工具。不同于上述观点，中国工程师以“为国服务”为核心意识形态，极为重视社会责任，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工程师服务论”。同时，为防范技术治理社会中工程师治理权过度扩张，必须对其进行再治理。这需要加强工程哲学研究，强化对工程师尤其是工科大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以制度方法对工程师越轨行为进行侦测和纠错，特别是要关注特殊的社会工程师治理权问题。（闫宏秀，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技术治理 （以下简称“技治”） 是指将新科技成果尤其是智能技术运用于社会运行的治理活动。21 世纪以来，当代社会已然成为技治社会，技治与法治、德治一同成为公共治理领域最重要的治理制度。在技治活动中，工程师 （包括自然工程师和社会工程师） 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技治专家中的主力军。工程师与社会之间、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社会的技治活动中，工程师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真正做到“为国服务”？中国作为举世公认的工程大国，反思工程师社会地位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指导中国工程师队伍建设、推动工程技术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工程师与社会的三种关系

工程师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工程师群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享受的待遇，相应被赋予的权力以及相应被期待并规范的责任等内容。在技术治理视域中，对工程师社会地位的既有理解主要有三种，即工程师革命论、反叛论和工具论。革命论主张工程师领导社会，反叛论强调工程师追求阶级自觉，工具论认为工程师不过是掌权者的工具。下文将结合典型学者的观点和历史实例进行阐述。

（一）工程师领导社会

将现代科技完全视为先进力量的进步主义者，很容易将运用科技力量与完成实践活动的工程师视为最先进的革命阶级，因而主张工程师想方设法掌握社会领导权，进而将整个社会引向更高级的阶段。这种观念可以称为“工程师革命论”，而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家当属凡勃伦。

资本主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观点，并非伯利和米恩斯原创。在 1921 年出版的 《工程师与价格制度》 中，凡勃伦就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提 过 类 似 主 张 ， 称 之 为 不 在 所 有 制 （AbsenteeOwnership）[1]29-34,37-44,51。他认为，大型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运用，导致任何个体均无法独自操作它们，机器的所有者、制造者和应用者分开，所有者不直接生产、操作机器成为所有权制度的基础，此即为不在所有制。

1967 年，在 《现代公司与私人财产》 英文修订版序言中，伯利和米恩斯的技术决定论观点显露雏形。他们将“公司革命”视为某种反私有化的趋势，认为其根源在于大公司对新技术的大量应用。由于技术在客观上难以被完全私有或集中掌 控 ， 所 以 技 术 的 应 用 逐 渐 被 削 弱 了 私 有 性质[2]23-27。不过，在该书正文部分，其论证逻辑依旧是由经济集中引发的。凡勃伦在论证工程师掌权时，是把管理者作为工程师来理解的，而伯利和米恩斯强调的则是管理者的组织和协调职能。凡勃伦提出的“工程师革命”观点，激发了泰勒的经理人扩权思想，对后续工程师掌权的激进理论影响甚大。凡勃伦身为技术决定论者，坚信技术发展是现代社会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在他看来，被工业系统主导的现代社会，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设备，需要专业知识才能操控运行。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程师是唯一有能力高效驱动工业系统运转的群体，然而，企业的最终决策权却牢牢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以利润而非生产效率为目标，因而不断与工程师产生冲突。为了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资本家甚至会制造“有意的低效”，破坏技术和生产的发展[1]8-9，25-26。凡勃伦认为，生产与商业之间的矛盾，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权力也将从资本家手中逐渐转移到工程师手中，此即他所谓的“工程师革命”。不过，工程师革命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暴力革命，而是资本家在认清“社会客观规律”之后，平静地将权力交出。

凡勃伦所称的工程师涵盖科技人员、技术专家、工业经济学家，以及工业管理专家 （即高层管理者）。在设想中的工程师革命之后，凡勃伦构想由工程师组建各级“技术人员的苏维埃”，以此科学、高效地运转整个社会。届时，工程师将作为统治阶级领导社会，与管理者、知识人携手共进、协同合作。这与德鲁克所主张的管理者温和地领导工程师的观点截然不同。与泰勒相比，凡勃伦明确提出，工程师要从资本家手中夺权。

凡勃伦坚信，工程师革命在当时已经拉开帷幕，技术统治论社会即将成为现实。因此，他号召工程师树立阶级自觉意识，主动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进而领导革命进程。不过，他同时强调，革命成功之后，唯有工程师而非工人阶级能够担当领导阶级的重任，因为工人缺乏科学运转工业社会的能力。历史上，凡勃伦的理论曾激起 20 世纪 30 年代的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的热潮，工程师成为该运动的主力军。这一运动一时间声势浩大、如火如荼，但很快就在40年代衰落。

（二）工程师追求阶级自觉

认为工程师能够“领导”甚至“统治”社会的观念显然过于夸张。实际上，尽管工程师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更多的社会治理权，但远未跃升为社会领导阶级，而只是作为当代民主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因而，有一些温和的思想家提出，工程师的起源与国家的军事需求紧密相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形成了独立的专业意识和职业理想。经过漫长的努力，工程师有望摆脱对统治阶级的依附，追求自身的“阶级自觉”和“阶级诉求”。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工程师反叛论”，美国工程史学家莱顿便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

工程师反叛论认为，工程师的诞生源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权力需要，他们最初以军事和战斗人员的身份出现在军队之中，但很快扩散到民间，成为与国家主义相对独立的民用工程师群体。随后，他们又陷入与商业主义的较量中。这里所称的“国家主义”，指的是工程师对国家和统治阶级的依附关系；而“商业主义”，则是指工程师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依附关系。这两种主义均对工程师的独立性构成压迫。为此，工程师组织起来，试图按照工程的专业要求，独立开展工程活动。

莱顿显然不赞同工程师革命论，他将工程师问题视为已有体制下科层制矛盾的体现。在 《工程师的反叛》 一书中，莱顿聚焦于 19 世纪下半叶至“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工程社团史，将其描述为 一 段 美 国 工 程 职 业 主 义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ism） 与商业主义在科层制中的斗争史。他认为，美国工程职业主义演变为激进的技术统治论，是其在美国受挫的重要原因。莱顿指出，工程师在工作中经常面临科学与商业的两难选择。 “工程师问题的核心在于职业自主与忠诚于科层制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勤勉工作和掠夺本能之间的冲突。工程师不太可能成为革命者，因为这样的角色违反了职业主义对于精英的约束，况且革命也不能消除问题的潜在根源。”[3]2在莱顿看来，工程师通过独占专业知识谋求自身利益，而资本家则希望他们为商业目标服务。面对商业和专业的冲突，资本家的策略是“收买”，通过让大部分工程师进入管理层，瓦解他们的职业认同，确保其对商业的忠诚；而工程师们则通过组建工程社团，培育专业意识形态，团结工程师群体，并努力发展工程职业主义。工程职业主义的形成，实际上是持续的技术变革推动的结果。

遗憾的是，美国工程师的此次“反叛”是 “未遂”的尝试：新生的工程职业虽充满进步主义的力量，但在与商业主义一次次的较量中，其逐渐软化和分化，最终还是商业逻辑战胜了专业逻辑。莱顿认为，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美国工程师需要增强职业身份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意识，在当代社会发挥“忠诚的反对者”的作用，如此，工程职业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冒险精神和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领导力量[3]。

笔者认为，莱顿的观点局限于美国的情况，忽视了国家力量，尤其是国防军事对工程职业长期且不间断的影响。因此，缺失国家主义维度的工程社团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美化”。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纯粹由进步冲突所主导的工程师“黄金时代”。面对国家主义的诉求，工程职业主义无法像处理与商业主义的关系那样，与之进行谈判或妥协，其只能接受某种意义上的“碾压”。

（三）工程师作为权力的工具

将工程师视为国家权力工具的观点，笔者称之为“工程师工具论”。对此，赞扬者肯定工程师对国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批评者则指责工程师沦为权力的帮凶或走狗，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强化阶级统治。无论如何，在工程师工具论者眼中，工程师与核心统治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但他们终究依附于国家主义的力量，可被视为统治阶级的“外围”，而非独立的政治力量。

然而，若将工程师视为权力工具，对统治者而言，就存在“工具”是否好用的问题。统治者可能会淘汰那些不合用的工程师，转而培养俯首帖耳的工程师。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便出现了所谓的“工程师换血换代”现象。对此，格罗克霍夫曾进行过总结[4]。他认为，早期俄国工程师的产生与发展，基本情况与西欧、北美类似。受德国工程师联合会影响，1866 年，工程师团体俄罗斯技术协会 （Russian Technical Society） 成立。到 20 世纪初，俄罗斯工程师的职业化程度和社会地位都已很高。很多工程师批评俄罗斯教育中人文主义教育的缺失，格罗克霍夫将其视为工程师职业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十月革命后，列宁政府尊重工程师，让他们在经济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同年，组建了全俄工程师联盟 （All-Russian Union of Engineers），1926 年更名为全苏工程师协会 （All-Union Association of Engineers）。 然 而 ， 1929年左右，形势急转直下，斯大林解散了协会，并在 1930 年处决了许多顶尖工程师，这一事件史称“工业党审判”（Trail of the Industrial Party）。斯大林非常不满工程师的自我觉醒，他认为协会的罪状包括切断技术人员与工人的联系、拉帮结派、精英主义色彩浓厚等。于是，他全面整肃苏联的工程师，指责他们帮助和参与了怠工、破坏活动以及其他的反革命活动。

在 《被处决工程师的鬼魂》 一书中，格拉汉姆以著名工程师帕尔钦斯基 （Peter Palchinsky） 为例，深入探讨了斯大林上述做法的逻辑及其对苏联国运的影响[5]34-36,41-43,67-68,73。在经济计划、工业化、泰勒主义以及工程理念等方面，帕尔钦斯基多次公开表达与苏共高层不同的意见，甚至主张科学技术塑造社会的作用比共产主义的作用更重要，认为 20 世纪是技术的时代，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时代。斯大林认为他不仅对工业化路线存在异议，还有夺权的野心，于是将其秘密处决。格拉汉姆概括了斯大林清洗“旧工程师”的两大影响：一是导致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大量流失。他们或离开生产岗位，不再考虑工程的社会经济问题，或选择避入更为宽容的科研院所。二是导致对工程的理解变得狭隘，使得苏联工程教育避免涉及工程的政治和社会正义问题，在智力上显得贫乏，对社会无知，政治上单调，伦理上无力。这些忽视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新工程师们”不仅掌管了苏联的工业，还成为苏共新一代领导人，成为既有经济政治秩序的坚定支持者。格拉汉姆认为，这正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格罗克霍夫和格拉汉姆的观点虽有很多可商榷之处，但斯大林改变了列宁对待工程师的政策这一判断，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学界的分歧在于：苏联“工程师换血换代”现象究竟是极权统治的结果，还是必要的社会重塑，以及斯大林的做法是否“过头”。这必须结合苏联的历史语境具体分析，在此不赘述。

二、中国特色的工程师服务论

在工程大国中国，工程师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掌握的权力和相应的责任，均与上述三种既有理解不同。其一，与“工程师革命论”那种激进地主张工程师领导社会的观点不同，中国工程师爱党报国，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对国家事务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他们非常愿意服务国家战略要求和社会建设大局。其二，与“工程师反叛论” 描述的情形相悖，中国工程师没有经过大规模的独立自觉阶段，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也不是阶级自觉。其三，不同于“工程师工具论”将工程师单纯视为“权力工具”的看法，我国各级政府在工程建设中十分尊重并认真聆听专家意见，鼓励他们助力工程科技创新、项目决策规划。概言之，中国工程师以“为国服务”作为自身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极为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有关工程师社会地位的理念，可称为“工程师服务论”，并可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对工程师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进行中国化阐释，赋予其更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制度特色。

（一）工程师主动为国服务

一些西方学者简单用苏联的研究结论来“套” 中国的情况，但中国工程师的产生和发展状况与苏联有根本性差别。首先，从历史脉络看，中国工匠受朝廷和官府的强有力控制的传统可追溯至先秦两汉时期，且这种情形延续至今。在近现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工程发展历程中，很难察觉到科学与商业冲突所引发的科层制困境对中国工程师产生的影响。倘若存在某种现代中国工程师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应是“学而优则仕”与“工程报国”两种思想相互交替、彼此张力作用下的产物。前者是“货与帝王家”的封建传统的延续，后者是在与西方先进文明碰撞时，因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出来的使命担当。

其次，中国工程师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独立自觉阶段，且始终与国家权力、国家主义保持着强相关的紧密关系。中国工程师最为关心的问题不是阶级自觉问题，而是在专业领域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目标的问题。最后，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工程师的领导与引领、选育与培养，绝不是简单将他们视为“权力工具”。因此，上述提及的三种对工程师社会地位的理解模式，并不适用于分析中国已有的工程师发展历史。中国工程师的职业意识形态始终是在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维度上建构的，笔者称之为“工程师服务论”。

在 《红色工程师》 一书中，安舟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融合形成了“又红又专”的“红色工程师”群体。清华大学出身的技术干部被视为其中的典型，他们兼备政 治 资 本 和 文 化 资 本 ， 掌 握 了 中 国 的 实 际 权力[6]8,244-245,263,267-274。在安舟看来，一方面，工程师属于权力的工具，为政治目标服务；另一方面，工程师在服务国家的过程中获得部分权力，进而跻身统治阶级行列。安舟据此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偏离了社会主义，走向了技术统治论的制度。但实际上，将“红色工程师”的出现作为中国基本社会制度发生改变的证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安舟套用分析苏联情况的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工程师问题，属于严重的误判。虽然自詹天佑时代开始，现代工程师就已在中国出现，但数量一直很少，很难说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阶层。准确地说，工程师在中国大规模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中国培养的工程师群体，可以说直至改革开放后，他们才真正形成规模。在新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类似斯大林时代“新旧工程师”“换血换代”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安舟对中国工程师发展状况产生了根本性误解。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开展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来国家也承认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扩大化的问题。不过，这一运动存在两个关键特点：其一，它并非专门针对工程师群体；其二，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是否接受和支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与苏联旨在打压业已成熟的“工程师自觉意识”有着本质区别。

可见，中国工程师大规模出现之初，便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自觉将自身目标融合于国家目标。今天，许多工程师走上了领导岗位，在行事风格上会展现出某些自身特点，比如追求效率，但他们不会以效率为单一标准，盲目地在各个方面推进大规模的科技工程，而是会综合考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等诸多因素；并且，从根本上看，他们始终坚持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服从国家整体的战略规划。中国工程师总体上只是能动的执行者，而非最终的决策者，他们服从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将 “为国服务”作为自身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中国政府历来信任和重视工程师群体，这也是工程师群体“为国服务”意识占据主流的重要时代背景。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作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队伍的重要内容，对工程事业予以高度重视，对工程技术人员关怀备至。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重要会议、场合以及考察调研中精心部署，引领广大工程师创造了一系列大国重器、超级工程，取得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这一论述充分肯定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征程中工程师队伍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明确提及，要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在“国家工程师奖”首次评选表彰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加快建设规模宏大的卓越工程师队伍”。“国家工程师奖”奖章整体呈国徽的形状，外围的“旗帜”图案寓意着获奖者发挥模范引领作用，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奋斗。

概言之，我国高度重视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培养，激励工程师和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同时关注产业工人，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加快建设公共实训基地和工匠学院，注重提高技术工人的待遇。这些举措充分彰显了我国对工程师群体的重视和培养态度，而工程师也自觉服从于党的领导，主动服务社会建设。

（二）工程师积极担当社会责任

我国对工程师的重视与信任，体现在对工程师的表彰与培养、领导与引领方面。这些体制特征，正是我国工程师以“为国服务”“爱党报国” 为主流意识的重要原因。中国特色的“工程师服务论”，本质上是工程师-社会和谐论，其显著特点是极为重视工程师的社会责任。工程师的社会责任，既涵盖外部社会与公众对工程师角色的定位，也包含工程师自身责任观念的觉醒。中国工程师社会责任观念的觉醒，受到西方工程伦理传入的影响，“责任论”的萌发与工程伦理的历史演进趋势相一致。

在工程领域，工程师无法仅依靠工程方法去解决社会背景下和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在工程设计中尤其需要人文科学的帮助。按照哲学家卡尔·米切姆 （Carl Mitcham） 的看法，西方工程伦理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五个主要阶段[7]215-230。第一阶段为酝酿阶段，工程师团体的伦理准则以口耳相传和师徒相传的形式传播，强调忠诚或服从权威。第二阶段，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开始有了明文规定，成为推动职业发展和声望的重要手段。忠诚要求被明确定义为对职业共同体、雇主和顾客的忠诚。第三阶段，工程伦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效率上。20 世纪上半叶，其强调通过完善技术、提高效率来取得更大的技术进步，但这可能让专家治国的理念成为为特殊利益集团辩护的理由。第四阶段，工程伦理聚焦于工程师的社会责任。二战之后，反核武器、环境保护、反战和民权运动等风起云涌，要求工程师把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到首位。20世纪 70年代，工程伦理教育在西方高校受到重视，工程伦理研究与实践迅速兴起。第五阶段，进入 21 世纪初，工程伦理的社会参与问题越发被重视。之前的“个人主义的工程师伦理”，主张工程师以专家权威身份决定工程方案，而仍在发展中的新的参与伦理，则强调社会公众对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发表意见。

21 世纪以来，工程伦理从对工程师“单向” 的忠诚、权威、效率、“个体主义”要求，转变为强调工程的社会参与和对话，呼吁工程师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福祉考量。鉴于现实中的确存在工程师与权力“合流”甚至“勾结”的现象，以及工程师唯利是图的风险，工程师的社会责任问题在世界各国受到重视，中国也不例外。近二十年来，随着西方工程伦理观念的引入，工程伦理问题开始受到中国学界和工程界的关注。2007 年，首届国际工程伦理学学术会议在浙江大学举行，其标志着国内工程伦理研究开始起步。西方工程伦理观念的传入和我国现实的工程需求，从内外部共同催生了各界对工程师履行社会职责的期待。

在中国，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工程师，始终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科技强国，是我国一脉相承的战略路径。“工程师服务论”的运作逻辑在于，作为国家培养造就的科技人才，工程师需要发挥多重能动主体的作用，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在我国科技救国、立国、富国、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贡献力量。

工程师是我国工程科技创新的能动主体，在工程的设计、建设和实施过程中，他们秉持工程服务论的初心，怀揣爱国报国的使命感，具备审慎的系统伦理思维。例如空间技术专家戚发轫，他一生的工作经历了几次大的转行，每次都坚决服从国家需要。他大学学的是飞机制造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去研制火箭；35 岁时，被“点将”参与研制东方红卫星；59 岁时，又改行做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他将国家的需要视为个人志愿，把国防建设、为强国做奉献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桥梁专家茅以升、“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等大国工匠，面对国外的高薪聘书时，都毅然选择回国报国。

我国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着力涵育敬业奉献、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团结协作的精神。他们主动察觉工程风险，积极建言献策以助力决策；工程实施自觉遵循科学、民主与法治的管理原则，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为行动准则。工程师是我国工业文明的创造者，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我国工程师建造了众多精品工程，铸造出“嫦娥”“北斗”“天和”“蛟龙”等一批批 “国之重器”；同时，他们积极探索在工程活动中如何改进工艺、降低成本、实现清洁安全，回应社会乃至国际对我国工程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的质疑。工程师作为我国新兴产业的开拓者，敢于勇于突破国家“卡脖子”技术难题，自觉瞄准国家产业安全的重大急需。在工业革命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和产业分工格局时，工程师全方位助力“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变，使得盾构机穿山遁地、航空发动机捷报频传、天河超算多领域应用、人工合成淀粉实验成功，并在基础原材料、超导材料、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科学仪器等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工程师是我国美好家园的建设者，他们怀揣工匠精神，致力于改善民生福祉。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薛峰将自己定位为人民的建筑师，强调老百姓身边的小事才是大工程。智能家电、电子设备、飞机、铁路等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北斗组网等产业前沿突飞猛进，这些都是我国工程师服务社会的创新成果，其提升了工程师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和社会地位。概言之，为回馈国家和社会大众的期待，中国工程师秉持伦理操守，坚定造福社会。

三、工程师治理权再治理

为了让我国工程师更好地“为国服务”，发挥其专业所长，必然要赋予他们建议权、执行权等相关权力。然而，为防范技治社会中工程师治理权过度扩张的情况，必须对工程师的治理权实施再治理。这一再治理本质是对人的治理，需要从多个维度协同推进。首先，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要加强工程哲学研究；工程哲学作为一门探究工程本质与规律的学科，只有深入厘清工程运作的内在规律，立足于时代发展和工程范式的变革，才能为跨学科、大规模工程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真正推动工程实践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其次，在软约束方面，要加强对工程师，尤其是工科大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工程伦理教育是将社会责任“内化”于工程师意识的关键环节。工科大学生作为未来工程事业的主力军，他们的伦理素养和责任意识直接关系未来工程的质量与社会的福祉。通过系统的伦理教育，能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在未来的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再次，仅有软约束是不够的，还必须从硬约束层面入手，以制度方法限制工程师治理权，并对越轨行为进行及时的侦测和纠错。最后，对于特殊的社会工程师治理权问题，必须给予高度关注。随着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趋势日益明显，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师群体应运而生。他们广泛参与到实际社会工程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其决策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深远。因此，必须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治理权问题，制定专门的规范和监管措施，确保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既能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又能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一）加强工程哲学研究

在当下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工程实践和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帮助工程师深刻全面地认识工程活动的本质及其复杂性，进而树立起对自身工作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以系统性思维负责任地开展实践，加强工程哲学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且必要。具体而言，需要明确工程哲学研究什么、由谁来研究，以及用什么方法路径推进研究。殷瑞钰、李伯聪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工程界和哲学界开展跨界合作创新，构建了工程哲学理论体系的“五论”框架：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工程本体论、工程方法论、工程知识论、工程演化论[8]。加强工程哲学研究，需要对工程在技术设计、决策管理、建设实施和完工验收各阶段所呈现的一般性问题进行哲学反思。不能将工程单纯地简化为单一技术维度的操作和应用，而应从根源上剖析工程活动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境等多个维度的互动关系。同时，还应积极推进对医学工程、航天工程、铁路工程、网络工程等具体工程的哲学研究，厘清工程与工程师的运作规律，明确工程师的权力界限。例如，在框定工程师的权力界限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探讨工程师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角色和机制问题，研究工程师的建议权和执行权等权力赋予问题，明确工程师在“公众理解科学”等方面的责任，剖析工程师越权甚至出现专家极权现象的原因，以及探讨工程师权力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外部侦测纠错机制等。

工程伦理研究作为工程哲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是工程师治理权进行再治理的重要基础。从本质上说，其核心在于强调工程师的社会责任。唯有先在理论层面明晰工程伦理研究的对象、问题和规范，明确工程中的责任界定、评价标准、沟通方式以及本土化议题，才能为工程服务论实践中的责任落实提供理论指南和行动依据。为了“让工程中实现更好的使用和更多的便利”，明确“什么是更好的工程”，需要加强对如下问题的研究：其一，工程伦理的基础理论，其涵盖概念界定、特点分析、研究方法以及学科定位等；其二，工程伦理发展史和典型的案例；其三，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和伦理准则；其四，大型工程实践的伦理考量和伦理学家参与；其五，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设定、内容规划、方法选择、实施策略，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模式，以及与工程界在教育方面的合作等；其六，工程建设的公众参与与沟通机制，包括大型工程的舆论沟通、伦理传播与误解消除等；其七，中国工程伦理，其涉及中国工程伦理的地方特色与国际化发展，中国工程伦理的现状评估、问题剖析和对策建议，中外工程伦理理论和实践的比较，以及中国大型工程的伦理问题与提升路径等。

明确了上述理论问题后，还需积极推动工程界和哲学界的相互学习、相互渗透和跨界合作。将工程师精益求精、注重细节和勇于创新等特质融入工程哲学的研究中，促进跨学科对话和多视角补充，以完善理论细节、丰富理论形态。要坚持工程哲学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并重，关切工程实际，通过访谈调研工人、同行、政府、投资者、民众等工程活动主体，获取一手资料。同时，工程哲学研究的内容也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工程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优化。

（二）强化工程伦理教育

在软约束的范畴内，强化针对工程师群体，尤其是工科大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必须把对工程哲学和工程伦理的理论研究落到实处。一方面，要从外部着手，构建起对我国工程师群体的强力规范体系。这一体系既要涵盖舆论监督，让社会舆论成为监督工程师行为的重要力量；又要把工程伦理要求深度融入工程制度与规范之中，形成一套完整且具有约束力的外在规范，以此约束工程师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将工程师的社会责任论“内化”于工程师的自觉意识当中，使之成为当代工程师意识形态的核心基石，让工程师从内心深处认同并践行社会责任。

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求加强与工程活动相关的人文主义教育，尤其是工程伦理方面的教育。首先，工程伦理教育要帮助工程师深刻理解工程活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使之能跳出狭窄的专业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性质；其次，工程伦理教育要让工程师明确意识到自身肩负的特殊社会责任，将自己视为社会一员，自觉将专业追求置于社会福祉的规范之下。实践证明，工程教育不仅承担着国家调控工程师群体的关键任务，更是培育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途径，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效益与现实价值，为社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工程人才。

改革开放 40 多年间，中国的大规模工程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伦理问题和争议。2018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转发<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方案>及说明的通知》《关于转发<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知》，明确提出工程类研究生必须掌握相关的人文社科及工程管理知识，尤其要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和工程伦理规范，并明确规定 “工程伦理”为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修的公共课程。

当然，仅仅有文件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工程伦理具体的研究、教育和实践还需要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大力推进，尤其要得到中国工程界和工程师的重视。在中国，工程教育要大力弘扬 “为国服务”的理念，帮助工程师跳出基于专业效率、单位利益和个人私利的狭隘视角，站在社会福利、人民福祉和民族复兴的高度来审视自身的工程活动。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要时刻把人民福祉和国家利益作为衡量专业活动的标准。中国工程伦理教育还必须结合中国工程的实际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例如将“两个结合”融入工程伦理教育。一方面，应深度融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以及科学精神，以系统且专业的方式引导工科大学生在学科知识学习与工程实践探索中，精准把握“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义与利”的工程价值取向，以及工程实施过程中“即时效用评估与长期代际风险防控” 等关键辩证关系。同时，将工程实践中出现的道德失范、违规操作等典型负面行为作为鲜活反面案例，组织学生进行深度批判性剖析与学习，充分发挥其警示教育效能。另一方面，要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工程伦理思想资源，促进工程伦理教育的本土化，将“因势利导”“制器尚象”“藏礼于器”“以道驭术、道技合一”“和谐共生”“利民实用”等理念融入课堂。要发掘、重构工程实践中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将本土的模范工程、超级工程等正面案例融入教学设计。要激励工程师和工科大学生匠心追梦，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观念，在工程活动中实现个人价值。

（三）及时侦测和纠错权力越轨行为

以上是软约束的举措，在硬约束方面，应该以制度方法限制工程师的治理权，并对越轨行为进行侦测和纠错。工程事务具有极强的专门性，必须由具备科学教育背景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主导，因而需要赋予工程师较大的权力。工程师能够作为政治力量，以顾问身份参与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公共交通等公共事务的决策制定；或是凭借其专业能力转入政治领域，成为技术型官员；或是作为智库力量发挥关键作用。工程师参与治理有其益处，但在政治和公共治理活动中，其不可能不出现错误。因此，对于诸如工程师裁量权过度膨胀，或是治理运行背离科学准则、损害民主价值等情形，需构建错误出现时的止损与纠错常规机制，以此终结越权现象并实施相应制裁；更要防止出现其滑向极权主义、官僚主义或形式主义的极端情况。

列宁和斯大林均非常重视泰勒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注意培养“红色工程师”，之后苏联的领导人均给予拥护共产主义制度的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以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但是这些专家并未依照科学运行原则来治理社会，而是采取官僚主义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布热津斯基的研究[9]，很好地支持了“苏式伪技术治理 ” 的 观 点 。 他 认 为 ， 苏 联 共 产 党 干 部（apparatchik） 是专事政治和统治职业的，当他提升到一定的高位，就要接受集中的专门提高政治和意识形态水平的教育，学习处理经济和技术管理问题的知识，为各行业专家在意识形态目标的框架下提供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在他看来：其一，苏联的政治权力掌握在职业共产党人手中，其目标是意识形态的；其二，工程师如果进入职业政治领导序列，就必须以意识形态逻辑而非科学技术逻辑来执政；其三，专业工程师并非政治领导，必须遵循职业共产党领导设定的意识形态方向。格拉汉姆对苏联“工程师换血换代”现象的研究[5]63-68，77也从侧面说明：苏联专家实际上屈服于官僚主义的统治。后来，苏联开始培养绝对服从的“新工程师”，但仍然警惕专家的举动，以至于工程师即使面对不科学的决策，也不敢提出异议。

对工程师治理权的再治理，要确保工程师治理接受社会主义民主制的持续引导与约束。一方面，要防止工程师过度专注于专业和效率，以知识和真理的名义肆意行事；另一方面，要防止工程师在扮演政治角色时，忽视民主声音，放弃专业性，陷入官僚主义泥潭。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决策权全部制度性地赋予专家，而应只将部分的建议权和执行权交给工程师。并且，在部分赋权后，工程师也需要受到非政治权力的制衡，受到来自社会大众、有关机构和伦理委员会的监督，同时，综合运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元控制形式作为辅助补充。对于具体的工程议题和社会事务，还需要保证参与专家在知识背景上的全面平衡，注重补充人文视角[10]。

（四）格外关注社会工程师治理权问题

对于特殊的社会工程师治理权问题，必须格外关注。社会工程主要指运用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卫生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改造社会的控制活动。对社会实施完全而总体的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局部的、某个侧面的、一定程度的控制始终存在。从事这些社会工程事业的工程师即社会工程师，例如一些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职业经理人、金融专家、精神病专家、城市规划师、社会学家等。不同于大学教授和媒体知识分子，他们直接参与实际社会工程的设计和实施。

20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日益向自然科学靠拢，社会工程师随之大规模出现。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大量使用模型、计算机模拟实验、统计技术。社会工程师同样接受过基本的自然科学基础教育，坚信将自然技术运用于人类事务当中是有益的。按照奥尔森的看法，世纪之交以来，社会工程师的权力正在超过科学工程师[11]179-180。他们拥有的知识被称为社会技术，形式上与自然科学技术类似。在一些治理情境中，严格的区分既做不到，也没有意义。一些工程的目标融合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很多大型工程更是需要两者同时运用与配合。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病毒学、传染病学、临床医学和生物化学等自然技术，在筛查和治疗病人、研制疫苗和对症药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公共卫生学、管理学、运筹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等社会技术，则在隔离人群、共享信息、调拨物资和维持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社会工程直接作用于社会成员，因而其与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直接，社会工程师也更容易受到权力集团的拉拢。因此，对社会工程的利弊权衡，以及对社会工程师权力的约束，不仅不容忽视，而且应该加以有效的实施。社会工程尤其是总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社会工程，其风险极大，因而受到当代思想家强烈关注，比如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 都激烈地批评了社会工程企图。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社会工程给予肯定。埃兹拉希就指出了社会工程的正面意义：“纵然社会研究有非民主的用途，但社会科学也为增进自由-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和惯例提供了一些最为有力的意识形态资源。”[12]214通过对 1957年至 1973年美国工程师历史的研究，维斯尼奥斯基指出，包括社会工程师在内的工程师，并非完全是“军工复合体”的服从者，而是具有批判意识的人；他试图对社会上工程师滥用权力的情况进行回应[13]4-5。总之，社会技术、社会工程和掌握社会技术的社会工程师都有其作用。社会工程师的权力问题是社会工程师问题的核心，需要在具体治理情境中认真研究、格外关注，以防范权力失控的风险。

综上所述，将技术治理视域中对工程师社会地位的三种既有理解和对苏联的研究结论套用到中国，是不合适的。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师服务论”，其本质上是工程师-社会和谐论，内涵是中国工程师以“为国服务”为核心意识形态，特点在于极为重视社会责任，运作逻辑是工程师以多重能动主体的角色践行社会责任。

与“工程师革命论”激进地主张由工程师主导社会变革不同，中国工程师自觉接受党和国家的领导，积极服从并贯彻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主动投身社会建设，并不拥有最终决策权。同时，也不同于“工程师反叛论”着重强调工程师追求阶级自觉，中国工程师始终与国家权力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们最为关注的并非阶级自觉问题，而是自己的专业能否服务以及如何服务于国家目标等问题。更不同于“工程师工具论”认为工程师只是掌权者的工具，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工程事业、关心爱护工程人员，尊重聆听专家意见，注重对工程师的表彰与培养、领导与引领。在众多领域，工程师凭借其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助力工程科技创新、项目决策规划。

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师服务论”的运作逻辑是，我国工程师发挥多重能动主体的角色，作为我国工程科技的创新者、工业文明的创造者、新兴产业的开拓者、美好家园的建设者，积极践行社会责任论，实现工程与社会、工程师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为防范技治社会中工程师治理权的过度扩张，必须对其进行再治理。这需要从如下方面合力推进：深化工程哲学的理论研究，强化工程伦理教育，及时侦测和纠错权力越轨行为，特别关注工程师社会治理权问题。如此，才能让工程师在工程实施和技治活动中，更好地做到为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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