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书山千万重之间的……人与书

《书山九重》，姚峥华著，山西人民出版社丨汉唐阳光，2026年4月版，280页，68.00元

那天突然接到胡洪侠的微信语音，说他家姚老师的又一部新书出版了，出版社要给我寄，因为书里面有专门章节写到了袁老师、林老师和我等人。顿时让我既高兴又有点惶恐不安，因为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她把我也写到了书里。前几天收到出版社寄来姚峥华《书山九重》（山西人民出版社，选题策划“汉唐阳光”，2026 年 4 月），当然马上翻阅，随即就在微信通话中与大侠、峥华大呼小叫地笑谈了好一阵。开心之后再从头细细阅读，深感这本十几万字的“小书”的分量实在不轻。

著名出版人、藏书家刘苏里写的序言题为“依旧是书生”。开头就说作者手快，最近几年作品迭出、不断升级——“写作意境，渐入深水暗流，也厚重不少。这本新集，是个例子。”（序言，第1页）之前我当然也知道姚峥华写的“书系列”，但是没想到已经出版了十一种这么多。看书末的附录，赫然在目的是：《书人·书事》，海天出版社，2014年。序：胡洪侠；《书人小记》，海豚出版社，2015年。书名题写：杨照；序：毛尖；《书人依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书名题写：钟叔河；序：马家辉、张家瑜；《书人肆记》，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书名题写：张大春；序：杨照；《书人为伍》，岳麓书社，2017年。书名题写：初安民；序：俞晓群；《书犹如此》，大象出版社，2018年。序：李辉；《书人陆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书名题写：王稼句；序：黄子平、薛冰；《书风八面》，译林出版社，2023年。书名题写：徐俊；序：韦力；《书人有七：思想的活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 年。书名题写：扬之水；序：张冠生；《书人久长》，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书名题名：陆灏；序：陈丹燕、陈保平；《书山九重》，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书名题名：董桥；序：刘苏里——光看这书名题签、作序的名单，已然是一道耀目的当代文化风景线。最后这部《书山九重》被作者称作收官之作，但是她说了，“九”之后可以重新出发。这是对更多的书人和读者的承诺，是必须期待的。

刘苏里继续说：“是书九篇，涉及九人。……九人大体上都算标准的知识人，知识人与文人不同，知识人不只有知识，还有‘意见’，包括思想、态度、立场，甚至见识。”（同上）“九人”是对“书山九重”的解释，重要的是关于“知识人”这个概念，他认为“知识人”在“知识”之外还要有思想、态度、立场，甚至见识。这当然是对的，是否都能做到那是另一回事。他还“发现”这九篇主角都是男性，而且桑梓之地皆在长江以南，觉得有点好玩儿。当然，我同意苏里说的，这是偶然。我相信峥华在选择与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性别、年龄和地域的考虑。苏里接着就说姚老师在书中分别抓住他所熟悉的每个人的某些要点，读之后可能会发现，“这组老少群像的共同特征，说到底，‘毕竟是书生’”（同上，第2页），都知道来自周一良先生的书《毕竟是书生》，这很有一种氛围。苏里的最后陈词是：“书生-知识人，这个复合构词，概括了中国文化人的千年宿命。姚老师用心触摸到这个脉络，试图呈现给读者，是本集最大看点。”（同上）触摸到并试图呈现“文化人的千年宿命”的脉络，这是关于该书“看点”的干脆利落的断言。这是苏里兄一贯的风格。

从“序言”跳到“后记”，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作者的意图。在“后记：一个圆满的句号”中谈到在这个“书人系列”中《书山九重》显得尤为重要：“思量来思量去，我选了九位重要的书人：袁伟时、钟叔河、林贤治、葛兆光、钱钢、叶兆言、李公明、熊培云、张志安（以年龄排序）。由人及书，或由书及人，本着‘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则，记录、阅读、沉淀、理解并努力还原他们的思想片段及学术观念。尽管有的只是侧面或是只言片语，但此番的‘立此存照’，或许会在历史的变动不居和潜移默化中展现出某种‘真实’的力量。”（269页）关于写作的对象、原则、方式和意图交代得很清楚，“立此存照”与在历史中展现某种真实的力量，这话的分量可是很重。作为资深媒体人和专栏作家，姚峥华对“由人及书，或由书及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和捕捉能力，身兼阅读者、访谈者和思想者的多重身份令她对书与作者的认知和判断有独特的识见，而专栏作家的身份则让她找到既从容又充满激情地进入文本写作的独特方式。

我想峥华之所以会十几年执着于“书人系列“的写作，是因为对阅读事业的极端热爱和真诚思考，因而在对知识界、思想界创作状况的关注中总有敏锐发现，对作品的价值有近乎本能的判断力，这就是从资深媒体人到文化研究者的成长路径。另外，作者的性灵与文思在南方的耀眼艳阳下光彩怒放，在简洁、平实的叙事中更有文思翩翩奔涌于笔端。

还应该留意的是，在最后感谢出版社和“汉唐阳光”的时候，峥华谈到选择出版社的想法：书人系列的每一本书都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初衷是试图通过一个作者的小书系，“从出版社、装帧设计、编排、纸张印刷、序跋、书名题签、编辑、运作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察看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中国出版业的风尚演变。事实证明，这个像田野调查，又像行为艺术的个人试验，是一个颇有效的见证方式”（328页）。这想法的确很有意思，真的是我所想不到的，而且即便想到了也会因其实现的高难度而只能作罢。姚峥华能够如此实现，当然是那个圆满的句号中很有意思的一笔。不过在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峥华能够实现把不同的出版社一个个前后连接起来，使同一系列中的每一本书都是出自不同的出版社，这种系列性和独特性的出版方式，我想在这里肯定有大侠的一份功劳。

至于说到感谢“汉唐阳光”，在我看来这可不是一般的感谢。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时有各种发现，由此会感到这种感谢的意涵很深，分量不轻。

书中第一篇讲中山大学校园里的袁伟时老师，是全书中篇幅最长、分量最重的一篇。开头自述其写作过程，可以看作是作者最拿手的写作方式：“尽管只是有限的一次私人访谈、一次课堂对谈、几次茶余饭后的闲聊，以及邮件中的信息互通和文件传递，但一字一句的在场记录，是最真实的思想回放和最宝贵的史料留存。我庆幸自己当时的勤奋和手快。时隔八年，再回想，再努力，也无论如何无法还原尔时的场景、气氛、对话和细节。”（第4页）这的确是做媒体人锻炼出来的本事，真实的思想回放与宝贵的史料留存，这就是“立此存照”的基本目的。但是，作者并非只是有闻必录，而是更有深度的思考和梳理：“按时间顺序将记录分成几篇文章，尽可能让脉络清晰，叙述有条理。我也保留了一些对环境、心理，以及时空关系、前提、话题、音调的描述，力图再现语境。因为如果语境缺失，人们将很难理解其背后的社会面貌、政治生态的意义。”（同上）表述氛围，再现语境，凸显其中的社会与政治意义，这是专栏作家的所擅长的。“学者风骨，家国忧思。在历史的变动不居中的真情实感”（封面推荐语）很好地表述了该书所欲表达的语境与意义。

写袁老师的这篇信息量很大，想来令我惭愧的是，认识袁老师的时间比峥华长得多，接触的机会也多得多，但只是写过两篇袁老师的书评。峥华把与袁老师在中大校园的六次会面娓娓道来，其中有一次我也在场，但是很多细节都不记得了。那是在中大西门对面的一家小餐厅，在峥华的笔下，“袁老师最好玩的是喜欢咧开嘴笑，像个天真无邪的少年，一切历史烟云于他面前都消散无痕。不一会儿李公明伉俪来了，一进门就振臂高呼袁老师，那种振奋的精神把整个包房都照亮了”（33页）。这种形象、生猛的文笔在书中随处皆是。然后整理了一篇袁老师的自述，又写了一篇自己眼中的袁老师，把很多经历与思想都梳理得比较清楚。

第二篇《钟叔河未了的心愿——由〈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说起》很有第一手史料的价值。因为事关钟叔河与吴学昭因杨绛先生两封信件的公开而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以及三联书店2024 年出版的《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没有收入钟叔河致钱、杨的信，而姚峥华在钟、吴两位之间当了信使和记录者，亲见了他们对待名人信件在立场、态度、着眼点上的不同（65页）。钟叔河先生很希望给后世留下一些参考文献，“但钟先生致钱杨两位先生的信，是否还存世，目前尚不清楚。钱杨两位先生给钟先生的信，能否公开出版，也依旧是一个谜”（87页）。

第三篇《林贤治：因为不满意，所以有话要说》，题目就很有林老师的风格。文章的开头就讲了它的来源。姚峥华在路上问林贤治一个问题：一直在写书人系列，但是写到现在觉得很迷茫也很困惑：“这些轻飘飘的东西又有何意义呢？”林贤治对她说：“不，只要你觉得不满意，那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会轻飘飘。”（91页）这话听起来有点难解，下面接着的这段话在书中没有加引号，应该是峥华的忆述：“只要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环境，不满意不认同不妥协不苟且……觉得有话要说，有问题要问，有结要解开，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有力量。进了地铁站，这些声音一直在耳边回响着。”（91页）这是关于写作的分量和意义——从文学创作到学术研究写作——的最好诠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满意、认同、妥协、苟且了，想不轻飘很难。

姚峥华发现，破坏、政治、扭曲、掩盖、记忆、灾难、身份危机、自由、信仰、精神饥渴、困境、独立、思想尊严、死亡、奴役、恐怖、价值理念、平等、正义、弱小、存在、绝望、反抗、异化、介入……很多关乎政治、关乎思想的词汇，频频出现在林贤治的书中（92页）。如果认真做一个词频统计，在这些词汇中还可以发现在他心目中哪些是最沉重的概念。林贤治说，“等到年岁渐长，阅历增加，内心为问题所苦而意欲倾泄……试图使用较为精确的逻辑语言去描述、探索、判断所经见的世界，往往陷入困境，有时甚至感到绝望。在这一意义上说，写作实际上也是一种‘绝望的反抗’。”（92-93页）这是对于前面所讲的只要不满意，写出来的东西就有力量的更深刻的论述。“林贤治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首先在于发现良知，恢复痛觉，是道德对知识的介入和改造。知识分子有真假两种，对权势者的态度是分辨他们的一个基本标准。”（98页）这的确就是我认识多年的、一直没有改变的林贤治。

第四篇《在葛兆光的全球史观下“打通”》开头就让我很有同感：“每年元旦和春节，我们都会收到葛兆光、戴燕老师共同制作的新年贺卡。”（119页）我的微信里就有，只是我没有像峥华那样想到要将这些贺卡下载，打印，下次见面时请葛老师、戴老师签名。

以“打通”作为阅读和理解葛兆光治史的重要特征，确是有道理，也可以说明峥华阅读之用功和思考之邃密。在她的梳理下呈现了六个“打通”：一，打通关于“中国”的想象；二，打通一人一派的理论框架；三，打通权力精英的历史记述；四，打通历史主义观念；五，打通全球史叙述方式；六，打通旧史实新概念。应该说，这几个“打通”是否都很贴切、很精准，还可以在阅读葛著中继续理解和思考。

谈到在阅读中理解和思考，我想起读葛兆光的《且借纸遁: 读书日记选 1994—201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的收获。关于子安宣邦的《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葛兆光先是肯定了《东亚论》有些论述是很不错的，如关于日本需要通过把中国文化“他者化”才能具有和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立品格，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面对中国文化时的复杂心态。然后通过阅读《读书》编辑部组织的子安宣邦座谈会的记录，提出了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促使我重读子安的这本《东亚论》。更有意义的是，在这则读书笔记与评议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时下学界风气、现象的敏锐洞察和理性评析。葛兆光说，“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一是中国学者因为追逐潮流哗众取宠而乱跟时尚，完全不考虑具体的历史语境；二是在对话中失去立场，而被对手方同质化，从而成为应声虫甚至是跟屁虫；三是因为‘影响的焦虑’和‘权力的声音’而结成朋党，更党同伐异、互相乱捧，变成圈子主义。”（《且借纸遁》，183页）这是写于二三十年前的话，说得非常准确到位。还有他读《哈维尔选集》、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等，从其读书札记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把书本与现实打通的——也可以说是把学术与思想打通的。

既然反复说到“打通”，于是想到的是书与人之间的那种“打通”。没有一个读书人会真的是大海上的一个孤岛、天空上飘荡的一朵孤独的云，无论如何总是在与其他读书人、写书人的相互交流中成为真正的读书人。书与人的缘分也是这样，不会被阻隔。美国专栏作家巴斯贝恩（Nicholas A．Basbanes）被称为“关于书之书的权威作者”，他的《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一》（杨传纬译，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讲述了很多书与人相遇的故事。一开始作者就谈了一件事：当他几经周折在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找到那套1914年版的《佩皮斯图书馆描述书目》的时候，发现它还处于书页没裁开的原始状态。从它被购藏进馆已经过去了八十一年，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位阅读者。将近一百年，“为的就是将来某一天某一个人也许需要读到它”（《为了书籍的人》，12页）。在欧洲书籍史的圣地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到处建筑物上都有一个纹徽，刻有铭文训辞：Succisa Virescit——意思是“被击倒后焕发新的生命”。这不就是对人与书之间共通的命运最好的描述吗？

回到关于“毕竟是书生”的议论，还有“学者风骨，家国忧思。在历史的变动不居中的真情实感”的议题，站在“书山九重”之上可以遥望海峡那边的多重书山，可以同样从“书与人”的视角打通相连的时代血脉。想起的是尉天骢的《回首我们的时代》（INK印刻文学，2011年），该书是作者自2007年开始为《印刻文学生活志》所写专栏的结集，谈他所认识的台湾地区近现代文坛二十三位作家的文心与人情，读起来像是一部感性的现代文坛精神谱系。作者回忆那些亲历的人与事、书与信札，以温润的文笔绘声绘色地勾描出同时代人中那些值得珍惜的交往与友情，以及那些折射时代光影的探索与彷徨。文章中讲述的二十三位作家中有台静农、高阳、俞大纲、杨逵、程兆熊等前辈，也有朋辈如唐文标、王祯和、黄春明、陈映真等，两种维度的“回首”正好概括了从战后台湾走过来的文坛两代人，让读者带着今天的思考重新阅读和认识他们。在我看来，“回首”并非因为怀旧，而是要在人与书重重叠叠的记忆中前瞻，激励真正的读书人、写作者继续回答在时代风浪中“何以自处”的毕生之问。

讲到台湾地区的读书人，想到在台北的一些书店、特别是二手书店的店面中看过的一些有关买书、读书和读书人的箴言，似乎是重重书山中的令人会心一笑的弹幕。在罗斯福路三段333巷4号2F雅舍二手书店的楼道里有一张招贴：“自己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固然是卖书人语，但也戳到了买书人的痛处：书价贵，居室小。在和平路派出所的巷口转进去，走到永康街附近就能找到有名的蠹行旧书店。在书店门口的一块白板上面用黑字写着：“像我这样的人，/ 在这样的时代/ 和环境，没有饿死/已算万幸/殷海光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从这透露出来的是一种读书人的另类心情：在这样的时代里还能读点书，是万幸了。

风雨时代中的读书人，总有一种关怀是难以割舍的。萧公权的《踏莎行辛巳寒食》词曰“倦眼余花，悭晴薄絮。东风乍送黄昏雨……”甚得朱自清激赏，评曰“秀雅可诵”。而我更喜欢的是词前的作者题解：“辛巳寒食，郊行遇雨，归写此阕。觉风声雨影犹在襟袖间也”（汪荣祖、黄俊杰编《萧公权学记》，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5月，165页）。风声雨影，这是读书人无法割舍的情怀。无论何时何地，拢在襟袖间的风雨声影任是如何潇洒也难以抖落。

回到我们的“书山九重”。姚峥华对钱钢的状态的描述很令人感佩：“多年来，钱钢潜心于话语分析，对新闻业态的关注和研究持续，发声并未停止，话语里依然充满乐观充满期待，尽管他曾因一个媒体人的担当而去职，但他愿意‘去塞求通’，反观历史，对照当下，调整步伐，重新出发。”（155页）钱钢有一句话说：“你们做研究时，哪怕是一页草稿纸，也不要轻易丢弃，先把它放进抽屉里，5年，10年之后，它也许忽然就‘活’了。”（162页）这是从媒体人到专业研究者的经验之谈，也是从日常生活到历史见证的真实存在。有点让我感到惊异的是，姚峥华在谈论钱钢的纪实作品议题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话：“议题之外，我深深感受到，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大时代的‘场’。”（167页）说得很有深意。我马上想到的是读过的陈柔缙那本《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三联书店， 2011年），作者说：“时代不专属于谁，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记忆不能只靠几座古迹和英雄书上的几个人，故事不计大小，都值得流传。谁又能预料哪个故事会在哪个心灵发光与发热呢？”（《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第4页）也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时代的“场”谁也无法“缺席”，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场”的自觉意思。要是有的话，那种“在场感”一定是双重的：一重是当下的、现实的，另一重是未来的、进入历史的。说到进入历史这个议题，应该说到写叶兆言这篇了。当叶兆言在深圳的新书座谈会上与大侠对谈的时候，峥华认为在大侠眼里，叶兆言的《璩家花园》是一部惆怅之书：“怎么说呢？大侠这一代人，亲自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正在或已经消失的历史。现在，沧海桑田的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往往还没来得及走进未来，就已经成了历史。没有哪一代人能有他们这一代人的机会：目睹自己经历的生活迅速变成历史……所以，惆怅。”（195页）这段话真令我深有感触，我和大侠是妥妥的同代人，都有这种钻心的历史感，虽然我未必有太多的惆怅。

有“在场感”的人往往也是懂得“坚持”的意义的。这就正如峥华写到叶兆言的时候谈到的那个问题：写作对于他来说，本身就是写不下去的，但是越是写不下去就越是要坚持写。“而于作家而言，‘坚持’二字是非常重要的。”（192页）对于写作者来说，“坚持”的确是很重要的。峥华说他几十年来保持一个姿态、一种写作习惯，就是“不断地写”（同上）。我真的很能理解和感受到那种“坚持”带来的乐趣。我的在“上海书评”的“一周书记”写到今天这一篇，是第八百八十六篇，从2008年7月6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正式发行第一期以来，快十八年了，已经写了约四百一十万字，介绍或引述的书籍有两千八百多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叶兆言讲的那种“坚持”的乐趣。

写熊培云的“信仰”问题，可能是九重书山中最具内在精神性的议题。“我是有信仰的。”熊培云这么写。“你的信仰是什么？”姚峥华好奇地问。有点游离，没有明确答案。于是她一直猜想所谓“信仰”在熊培云的表述里会是什么。“借助他所提供的环境场景、历史现场、政治事件、人物故事、文献引用……大概可以明白他的指向——他的出发和他的抵达。用他的话讲，‘这种信仰所涉及的是我为何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大意是按内心的意愿生活。但，这个不算是信仰，应该算是理想。”（223页）我认为最后这个判断大致是对的，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认同。

那么，第九篇谈张志安的时候，他的惊人的穿梭、工作可以看作是达到“按内心的意愿生活”的理性状态。他的精力、才华、成就感总是会让很多人羡慕，也会让很多人感到鼓劲的，虽然时下也会有人用“卷”来调侃一下。对于最后一期《东方早报》，他的点评让我受到启发：“1. 再好的报纸，停刊都是宿命，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个世界没有‘永远’，我们在有限生命中可预见的是网络链接关系、万物互联时代。2. 报纸停刊，若有惋惜的话，在于曾经的社会责任、专业价值和新闻品质能否延续。这一点，看澎湃新闻的实践和文化已有传承，大可不必过虑。但类似《上海书评》这样的小众产品能否存在，则不大乐观。3. 澎湃新闻终究是媒介融合的另类，资本驱动本质上短期内是资本补贴，未来若能探索出可持续盈利模式，那将是更令人欣慰的事。总之，致谢曾经的《东早》（《东方早报》），祝福继续的澎湃！”（257页）但是说到《上海书评》，也让我感到有点担忧：如何才能坚持下去呢？

最后，也谈几句峥华写我的那篇《“周书记”李公明的行为艺术》吧。说实话就如林贤治老师说的那样，看到峥华写自己的文章而感到既感激又惶恐。“我才发现，微信好友里，不知啥时候‘ak47’（李公明的微信名称）已‘阵亡’。大侠说，新名称是‘ak48’。ak47 是突击步枪。想来，ak48 是其升级版吧，一样能精准扫射。”（201页）说得太对了！

然后，“我专门跑到他的书单里，一本本过目。……我从书目中发现了他的关注点、他的阅读取向，或是说他的立场——面对黑暗，举起步枪，瞄准。这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决定了阅读的品质。延展开来说，也是一种介入式的阅读。”（208页）是的，还是那支步枪！那么为什么是“行为艺术”呢？除了她引述我讲过的，几十个人在街上举着《不对》的封面就是一次行为艺术之外，文章最后说：“如此，这几十年，他读书，他记录读书心得，尤其是坚持‘一周书记’，则可以算是一个人的行为艺术——一种高贵的坚持。”（215页）这又回到了叶兆言讲的坚持。从步枪到行为艺术，还有什么更能激励一个普通读书人的想象和实践的呢？真是太感谢了！

站在这九重书山之上，我相信读新闻的、学文学的、读历史的、读哲学的……都可以在这九重书山中找到自己的菜和家园。说起来，关于读过的书，我算是写过不少阅读札记了，但是关于认识的、一直觉得很值得写的人，却很少动笔。这时姚峥华的“书人系列”似乎在喊我“你要动笔了！”加拿大藏书家、文集编纂者、翻译家、散文家和小说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有一句名言：“我们阅读的书塑造了我们”，这是关于书与人的关系的最好诠释。可以补充一句的是，我们的写作也塑造了我们。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阅读和写作就是基本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的识别标记。无论时代曾经如何风雨、未来如何AI，只要想到世界上还有别的读书人和写作者，人不会彻底绝望，于是就会动笔。